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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十章 “为霞尚满天” 第六节 几次重要讲话

《马文瑞传》编写组

马文瑞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后期，年事已高，但仍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关注党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带领研究会围绕这些重大问题继续开展工作。他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上的几次重要讲话，就是突出的体现。 　　一次是1998年11月6日的讲话。这年1月，中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提出加大工作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江泽民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表达了中央对夺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坚定决心。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根据中央的部署，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举办了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会。马文瑞在会上作了《抓紧反腐倡廉，促进改革开放》的讲话。 　　马文瑞在讲话中谈到反腐败形势时，认为我党在改革开放20年来，一直重视反腐倡廉，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没有完全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他谈了腐败现象六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与他9年前给中央写信，反映党政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所列4条相比，腐败的面更宽、程度也更深了。例如讲到干部使用方面的腐败，过去还只是讲“德才作参考，关系最重要”，现在则讲有的领导干部“因卖官而成了大款”，群众讥讽为“不跑不送，靠边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过去讲有的干部“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现在则把“经营得好的企业半卖半送，亏损企业则抹掉银行贷款，从而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某些党政机关、缉私队伍、带枪的人，勾结种种不法之徒，组成了走私的运、护、销一条龙”，出现了“穷庙富方丈”现象。过去说“摆阔气，讲排场，请客送礼习以为常”，现在则出现了“用公款赌博、嫖娼、包养情妇”，“对大款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却冷若冰霜”。总之，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有的，现在发展得更严重了。摆了这些情况，他再次尖锐地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我们党就会蜕化变质，从为人民谋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为少数剥削者谋私利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 　　在讲话里，他深刻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长期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消极影响，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乘隙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等社会历史原因外，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党本身存在的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党的三大作风等，这些本是我们无产阶级特有的优势，是拒腐防变的有力保证。这些年，上述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被丢掉了。他明确指出，“错误思潮的核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腐败评功摆好，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诱发腐败行为，制造腐败的温床；更重要的是它肆意歪曲和抹黑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各个方面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使有这种情绪的人拼命捞钱，指望一旦在我国发生像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剧变时，摇身一变为资本家，去尽情享乐。这些都严重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因此他说：“自由化思潮是腐化现象的思想根源，腐败现象是自由化泛滥的社会基础。它们是长在党的肌体上的两个毒瘤，互相作用，互为因果。”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是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大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的人却错误地总结了过去‘左’的教训”，“根本取消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的突出表现。”二是“方针政策导向遭到扭曲”。他认为最突出的是提出所谓“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是同我们党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他指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意思是要辨别和划清一下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两种改革开放观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是我党一贯主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中国“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问一问“姓公姓私”，不过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通俗说法。不问“姓公姓私”的实质，就是要把公有制“改革”成私有制，搞私有化。因此他说，搞“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势必使危害社会主义、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自由泛滥，使在‘改革’的名义下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三是“党的组织纪律松懈废弛”。加强纪律最根本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现在不少党组织既缺少集中，又缺少民主，造成了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说了算，乃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弊病丛生，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和反腐败斗争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 　　马文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腐败产生的原因，作了透彻而全面的分析，无论是对反腐败，还是对加强党的建设，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值得重视的。他在讲话中提出几条反腐倡廉的对策：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坚决刹住国有企业私有化之风，严格杜绝党政机关经商，认真整顿党政机关等，对行政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的这个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共鸣，并很快传开，一些刊物纷纷要求全文发表或摘登，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一次是在昆明延安精神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1999年9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昆明举办了经验交流会。之所以选在云南，是因为几届云南省委都重视对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在省委的支持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出了不少好经验。各地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都希望马文瑞能到场讲讲话。昆明地处云贵高原，海拔一千九百多米，虽然马文瑞以前去过，但现在年届耄耋，心脏又有毛病，加上其他病症，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马文瑞却满怀信心：“不要紧，顶多偶尔吸吸氧，带个氧气瓶就行了。” 　　9月9日上午，他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把延安精神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讲话。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一是如何把延安精神推向21世纪。 　　谈到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他回顾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结合自己的体验，指出：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精神财富，是新中国建设的政治优势，是我们跨进21世纪的强大精神支柱。他告诫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的阴谋能否得逞，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特别在于我们能否把党建设好。“因此，弘扬延安精神，把我们党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定要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怎样才能把延安精神推向21世纪?他提了三条。一是“结合党在每个时期的重要工作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他以“三讲”教育为例，“这是中央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的极好时机”。他强调在“三讲”教育中注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说：“我们可不可以有针对性地宣传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使之对当前的‘三讲’教育有所帮助呢?我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这样做。”二是“走向群众，走向青年”。要采取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把广大群众吸引到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来。而在群众中，又要以青年为重点，因为“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三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弘扬延安精神”。他认为“法轮功”事件是个深刻教训。“法轮功”那样粗俗的唯心主义歪理邪说，之所以能迷惑那么多群众，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同我们有些主管者不争论、不宣传、不批判的做法是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发展唯物论、无神论，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批判蛊惑人心的邪说。“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去占领，这是不易之至理。”他指出，我们在正面宣传延安精神和体现延安精神的革命历史、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时，必须批判背离延安精神的种种错误言行，才能真正把延安精神落到实处。 　　马文瑞对延安精神的这番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在新世纪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着实际指导意义。 　　1999年，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声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反对“法轮功”、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三大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2000年5月1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前夕，马文瑞在“纪念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又作了《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较长的重要讲话。 　　他首先对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十年来的工作做了一个简要总结，也是为他十年不同寻常的努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在开会以前，他就以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提出在会后辞去会长职务。但他的讲话重点不在于此，而是放在通过弘扬延安精神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 　　弘扬延安精神怎么就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呢?他指出，这是因为二者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第一，“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以延安时期为代表的一贯的优良传统”。他说，当时，我们每开展一项工作，首先向群众讲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方针、政策，随时解决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解决妨碍群众发挥其积极性的种种矛盾，从而保证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连才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也迅速转变立场，掉转枪口同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他认为，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时期并没有过时。思想政治工作属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思想和政治又是灵魂、统帅，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现在，有的同志只讲‘服务’，不讲‘灵魂’、‘统帅’、‘生命线’，因而多少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他的分析，既说明了一些人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因，也实事求是地针砭了时弊。他联系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其中心一环，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乱中实行私有化，在乱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就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二，“宣传延安精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优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本身就是今天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而说明了宣传延安精神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致性。 　　针对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够理想的问题，他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处理好，这就是“的”与“矢”、“破”与“立”、“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他用辩证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他说，“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有的放矢，这就不仅要弄清‘的’，对准‘的’，而且要取得‘矢’，掌握‘矢’。这个‘矢’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分析和解决自己与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联系当时的实际，他不仅说到了“的”，更是强调了“矢”的作用，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对于“破”与“立”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观点，强调二者是辩证统一，只有批评错误的东西，才能坚持和发展真理。他结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现实，指出除了“法轮功”，各种歪理邪说还有不少，“例如，那种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的理论，那种在政治上鼓吹实行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那种在思想上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其危害性比起‘法轮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危害最大的是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因此对这类言论，都必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来消除影响。否则，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的局面是很难扭转的。而“言”与“行”，他认为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运用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要有针对性，但更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如果说得到，做不到，就会大大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力量。“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台上他说人，台下人说他，这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所说的，应当是自己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东西，应当是自己衷心热爱并赖以生活的东西，应当是自己感受真切并深刻铭记的东西。只有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完美地统一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他的这些意见，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分析的突出例证。他紧密结合现实，不回避问题，敢于言人所不能言或不敢言，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马文瑞的讲话再次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宋平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听了讲话，会后在同马文瑞的交谈中，几次称赞“讲得好，抓住了要害”。50年代曾同马文瑞一起赴苏联参观学习过的黑龙江省委离休干部王兴华，听省里老干部称赞马文瑞的讲话，趁到北京参加会议之机，向马文瑞秘书要材料。秘书给了他后两个讲话的材料，他看了激动不已，连夜打电话说：“想不到马老这么大年纪，还能作这么深刻的讲话，十分佩服!”以后，《中华魂》、中组部《党建研究》也刊载了这个讲话，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