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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十一章 丹心永在 第一节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98年6月8日，马文瑞去北京医院例行健康检查，B超发现右肾下部有一实性占位性病变，6月12日经CT检查得到证实。后经专家组多科会诊，认为是肾肿瘤，其性质很可能是恶性的。鉴于他已高龄，且伴有较重的全身性疾病，特别是慢性心肾功能不全，专家们经反复讨论，认为他难以承受手术治疗，决定采用以增加免疫力为主的保守疗法，并征得子女们同意。马文瑞感到体力下降明显。他仍坚持天天散步，可双腿乏力，步子越来越慢，散步的距离越来越短，住院检查和治疗越来越频繁。 　　1999年秋，马文瑞在主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一次常务理事会时，提出自己年龄大了，精力不济，明年换届要推选一位新会长。 　　200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以召开“弘扬延安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的形式，隆重纪念了研究会成立10周年。会后，马文瑞再次提出了换届选新会长的问题，建议大家充分酝酿：“会长可从外面请，没有合适的，可从会内选。”常务理事会接受马文瑞的意见，讨论了几次，仍难确定人选。11月1日，常务副会长杨波、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幼枚上家里找马文瑞汇报。杨波说：“大家的意见，最好能找到一个威望高的老同志来担任。提出了几个人选，都没有把握。”马文瑞看他们一副为难的样子，最后说：“那就再酝酿吧。我原想年内卸任，不行就担任到明年春天。”杨波、郑幼枚正希望他能再担任一段，听了这话，如释重负，欣然同意。 　　此后，马文瑞不顾自己身体日益衰弱，仍常坚持出席和主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议。他的女儿们见他开会回来时行走艰难、一脸疲惫的样子，非常心疼。2001年5月，延红、晓力、小玫三姊妹联名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副会长写信，讲了父亲的病情，请他们尽快让他从会长的位置解脱出来。几位副会长商议后，由杨波找马文瑞秘书转达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很关心马老的健康，但现在马上要开代表大会，不能换了。工作我们尽量多干，不麻烦或少麻烦马老。” 　　这次换届，马文瑞再次当选会长，直到去世。不过此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主要由常务副会长杨波、于明涛等主持，开会通知马文瑞秘书代为参加。马文瑞理解他们的好意，但始终高度关心研究会的工作，有重要活动，尽可能参加。此外，他还应约为一些报刊杂志写文章，中心还是宣传延安精神。 　　他应《中华魂》杂志之约，为该杂志2001年第一期写了题为《让延安精神在新世纪再铸辉煌》的文章，并为他们书写了“把延安精神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题词。在文章里，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回顾了20世纪人类从社会生产力到社会制度在曲折发展中的巨大进步，展望未来，对新世纪社会主义取得更大胜利充满信心。他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可以相信在新的一百年，不仅科技将得到更快的发展，生产力将得到更大的提高，人类的思想也将得到新的解放，社会制度也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共产主义思想将被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得到更大发展。时间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科技进步是社会主义的支持力量。那种因暂时挫折而对社会主义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人，将证明是完全错了。”针对今天的现实，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教育好我们的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如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使延安精神成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他明确指出，把延安精神当作精神支柱的人，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不了的，“我国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变，就是最好的证明，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打破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 　　马文瑞把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当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矢志不渝宣传延安精神的根本动力。因而他坚信，“只要使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忘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再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进而影响世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稿事先征求过马文瑞的修改意见，他感到这个《决定》好，很有必要。文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延安精神，但文件本身就是党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体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就是要协助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0月1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学习座谈会，他坚持出席，并以《夺取新胜利的好武器》为题，谈了自己学习的三点体会。 　　一是要“发扬优良学风”。 　　他联系自己1937年进抗大，才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精神食粮”，“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武器”，于是刻苦学习，并按毛主席讲的，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大有收获的经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要认真，二要联系实际。他指出现在有些干部“陷于文山会海，忙于应酬往来”，“甚至耽于酒绿灯红”，调查研究也往往是“坐着车子转，隔着窗子看”，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他以自己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党的性质，来说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革命时期脱离群众，革命就有失败、个人也有牺牲的危险。现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性质就会发生蜕变”。然而现在在某些干部看来，“似乎手中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没有群众无足轻重”，他们有的只凭听汇报，看材料发号施令，有的嫌贫爱富“傍大款”，对基本群众的冷暖漠不关心，“这是极其危险的现象”。他认为，《决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三是要“保持一身正气”。 　　他说：“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丢掉了这种精神，“就是丢掉了灵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滋长蔓延”。他批评了那种说起腐败现象来“义愤填膺”，而落到自己头上又“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的现象。他主张在清除腐败、端正党风问题上，“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不左顾，不右盼，老老实实地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马文瑞的讲话实实在在而又紧密结合实际，看似平易却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在《中华魂》刊载后获广泛好评。 　　这次会本来备有午饭，马文瑞因新患痛风，食物多有忌口，加上身体虚弱，他坚持到上午会议结束就匆匆走了。 　　2002年三四月间，江泽民去陕西考察工作，对延安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和阐释。他指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觉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再次强调要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马文瑞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高度评价，将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理解延安精神，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我们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要借此东风，进一步做好研究和宣传工作。 　　4月1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学习江泽民论延安精神座谈会，理事、顾问等有四十余人出席。马文瑞到会讲话，在强调对江泽民讲话精神要“深刻认识，高度重视，认真贯彻”的同时，要求把已在进行的“延安精神进校园、进课堂”的活动扎扎实实开展好，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座谈会，作进一步推动。他还提出编写新的延安精神教材，组织延安精神宣讲团，向中央党校建议，开延安精神一门课。这些都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他当场点名负责落实各项具体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筹备，两个月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了“延安精神进校园、进课堂”座谈会。马文瑞体质又有所下降，走路步子更加缓慢。他还是坚持出席会议，并作了《把延安精神进校园进课堂工作推广开来》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在他指导下起草，经他修改后定稿的。会议工作人员担心他坚持不下来，建议代读一部分，他谢绝了，讲话当中还不时撇下稿子作些说明。 　　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引用江泽民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这也是马文瑞把延安精神进校园进课堂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紧的根本原因。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他着重讲了要做到三个“结合”：“系统进行宣讲和相机开展活动相结合”，“学习延安精神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相结合”，“提高思想认识与认真付诸实践相结合”。在讲到最后一个“结合”的时候，他特别引用了清华大学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组织“求是学会”的话，他们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从改造自身的缺点、弱点开始，要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要长期地、一贯地用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的信仰作出注释。”马文瑞肯定这种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二是它的实践性，“就是要认真实践，力戒空谈，在实际行动中见成效，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见成效”。他强调了学习延安精神付诸实践的重要性。 　　马文瑞上午讲了话，下午又准时到会，听取一些学校领导和学生的发言。他对来自基层的声音怀有最大的兴趣，认为是了解实际的好机会，为此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衰弱和疲劳。 　　2003年初，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曾庆红、李长春等书面报告了工作。当年3月，曾庆红、李长春分别作了重要批示。曾庆红批示道：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十三年，积极主动而又卓有成效地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地方与部门应继续关心与支持研究会的工作。李长春的批示是：延安精神是我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并不断赋予时代内容，使其发扬光大。 　　马文瑞看了他们的批示，对他们的肯定与支持，深感欣慰和鼓舞，李长春批示中提出“不断赋予时代内容”的问题，引起了他和研究会同志们的深入思考。正好《中华魂》杂志约他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于是就写了《紧密结合实际，大力宣传延安精神》一文，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文章中说，要使延安精神与时俱进，深入人心，在新时期大放光彩，“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宣传延安精神要紧密结合实际，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现在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和政治教育活动(如以往平息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开展‘三讲’教育，当前防治‘非典’的斗争等等)。”他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的重大斗争来宣传延安精神，而是要让延安精神在现实重大斗争中发挥作用。这就“要下功夫研究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研究不同斗争的不同情况，来确定我们的宣传重点，不断改进我们的宣传方法，提高针对性，从而使更多的人们能够和乐于接受，把延安精神变为他们活生生的思想和行动。” 　　在这段时间，马文瑞除了倾注大量心血，继续参与主持和指导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对其他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也给予高度关注。 　　2001年4月，马文瑞在北京医院住院时，何载来看望他，说起自己多年做扶贫工作，了解到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甚至软弱涣散的问题，给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马文瑞看了报告的复印件，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还应向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反映。他不顾医生“不宜劳累”的警告，亲自动笔，给江泽民、胡锦涛写信，并附上何载的报告，建议中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工作进行“整改”，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减少乡村干部，改进干部作风。 　　马文瑞的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在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有关部门结合全国精简定编工作，精简了乡村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马文瑞多次听人讲到，河南临颍县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好，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很有特色，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去南街村看看”成了他的一大心愿。 　　2001年10月24日上午，马文瑞来到了南街村。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热情接待了他，向他汇报了约一个小时，介绍南街村的情况。他们从“玩泥蛋起步”，“玩面蛋发家”，现在有十几个村办企业，年产值十几亿元。他们成功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及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等。王洪彬讲得生动、幽默，马文瑞听得认真、仔细，还不时插话。王洪彬汇报完，说“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马老批评”时，马文瑞说：“你汇报的立场、观点都对头，很好!”他还特意问了外地来村工作的9000人的待遇。王洪彬说：“外地来村工作的，待遇与本地职工大体相当，吃、住都由村里供给，工资略高一些。村里职工每月250元，外地的平均350元。”马文瑞满意地说：“你们对外来人没有歧视，做得好。”王洪彬说起他每月工资拿250元，村长也是如此，马文瑞高兴地笑了：“你们是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好哇!你们可叫南街公社。”王洪彬说：“请马老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吧。”马文瑞欣然给他们题写了“南街公社好”几个大字。马文瑞谈到，有些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出现了老子当书记，儿子当副书记，有可能出现家族统治的问题，王洪彬立即表示：“我们不会，我们坚持党委集体领导。” 　　会后参观，马文瑞此时走路已不大方便，便坐车游览了宽阔平坦的村大道，大道两旁一排排整齐的居民楼，就是村民的住宅。他还下车，走进居民楼参观了一家农户：三室一厅，冰箱、电视、电话以至空调，都由村里统一配给。据在家中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介绍，家里用的水、电，吃的粮食、蔬菜，节假日商品，都是村里免费供应。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村民医疗，费用都由村集体包了。村里还有各种文娱、体育设施，设备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马文瑞感到，过去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为的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南街村圆满地实现了，感到十分满意。临别，他叮嘱王洪彬说：“你们要有信心，还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搞好生产，这是硬的。要把南街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他还和大家在村中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 　　马文瑞在南街村只停留了一上午，却从这里看到了一种共同富裕的成功模式，一天都处在兴奋之中。 　　2003年8、9月，陕西连续下了大暴雨。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渭河、泾河等发生大洪水，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房屋，使灾区人民受到巨大损失。9月12日马文瑞因病重最后一次住院，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一向心系群众的他十分着急，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灾情，并拿出3000元钱，让她捐给灾区人民。他还请陕西籍及在陕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与刚从渭南灾区来的同志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研究当前陕西抗洪救灾工作和进一步向党中央、国务院紧急反映这次陕西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他把大家研究的情况综合起来，9月20日向中央作了反映。他的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10月10日回函说，胡锦涛、温家宝、回良玉等及时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陕西救灾工作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增加了救灾后重建资金，并对信里提出的三门峡水库和渭河水域综合治理问题，交由水利部予以统筹研究，于今年年底前报国务院。 　　马文瑞对党和政府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勤政务实、雷厉风行的作风由衷地赞赏，也对自己为陕西灾区人民尽了一点心力而稍感欣慰。然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他处在病危前夕，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的最后努力啊! 　　马文瑞晚年对国家的生态建设极其重视，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2003年2月3日，他就曾给温家宝写信，把国家民航局同志写的《关于充分利用飞机灭蝗、播草、造林治沙，大力建设内蒙古生态防线的报告》转上，得到温家宝的重视，批转有关部门研究。11月17日，处在病危状态中的马文瑞，签署了给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后一封信，内容是他近年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中心意思是“要处理好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能源建设的新路子来”。里边还涉及支持陕西要求，“调整延安榆林两市现行煤炭天然气原油资源税适用税额”的问题，以加强当地生态建设。 　　马文瑞的信报上去，胡锦涛、温家宝于11月21日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和同志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认真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资源税率也得到提高。当他们的批示反馈回来，马文瑞已处于昏迷状态，再也不能满怀欣喜地阅读他们寄来的复印批件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马文瑞为了人民江山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发展，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未来，殚精竭虑，吐尽了最后一缕丝。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