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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恢复党的县委

马文瑞

1933年冬，当我离开神府，返回葭县的时候，神府游击队(特务队)已经行动起来了。等到分头出去组建武装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开了一次特委会议，汇报了各区建立武装的情况，并研究了恢复各县党的县委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我、张达志、高长久等。陕北原先好多县都有党的县委，但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县党的县委垮台了。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大都只有区委。如绥德县委，这个在1927年秋就建立起来的老县委，一直坚持活动，一度曾代替绥德地委领导各县的革命斗争，但因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于1931年春解体了；榆林县委也是在1931年党、团组织发动“红五月”活动后的“榆中事件”中被迫解体。后来虽然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陕北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尚未得以恢复。至1933年冬，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加强各县党的领导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到了陕北特委的面前。所以，这次会上决定首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几个县党的县委，并在其他条件业已成熟的县新建县委。 　　当时，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也只有个区委，直属陕北特委领导。会议决定首先恢复葭县县委，并派我去搞这项工作。我当即到曹家坬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确定成立新的县委，由高长久同志担任县委书记。绥德组建县委是我同张达志一道去办的。这次前去的路上还遇到一点麻烦。两个人一道从葭县出发前往绥德南区的铁茄坪。路过绥德义合镇时，出乎预料地遇到了敌人。原来安定县游击队在附近刚刚行动过，敌人派出一个连驻义合防范。当时我们身上带着文件。两个人都化装成小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背着褡裢。只是文件没在褡裢里放，是装在裤腿里，用腿带儿扎着。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是敌人，退出去也来不及了，我们就去馆子里吃饭。其实是想躲避一下，商量对策。两人买了饭，坐在馆子里不紧不慢地吃着。白军的士兵也有来吃饭的，看见我们这两个小商人，也没有理睬，也没有盘问搜查。我们发现敌人很麻痹，就大胆穿过镇街出了城门洞，走到了铁茄坪。 　　铁茄坪村在绥德县城南二十几公里的无定河川，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多数都姓崔。崔田民、崔田夫就是这个村的人。还有个崔文运，是崔田夫的哥哥，这是个很好的同志。崔田夫和崔田民大革命时期就在村子里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大约于1928年建立党、团支部，所以绥德党的工作转入农村后，铁茄坪一带党、团组织一直坚持活动，党员干部比较坚强，特委据此确定在这里成立新的县委。不料我们刚到铁茄坪，又遇到了敌人。原因是我们的游击队把国民党狗腿衙役杀了九个半(其中有一个没杀死)。那天是腊月初七，清涧解家沟正遇集日,豪绅衙役们来收粮收款，逼得很凶，闹得鸡犬不宁，当地群众一致要求游击队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于是二支队的白雪山等人连夜出击解家沟，当场捉杀了九个半狗腿衙役。敌人闻讯惊慌失措，于是派兵四出搜捕。铁茄坪离解家沟不远，平时早已有“闹红”的传闻，所以也成了敌人搜捕的重点村之一。我们见敌人来了，就急忙上了山，在村子的脑畔山上坐了半天，眼看着敌人走了，才下到村里去工作。 　　铁茄坪这一带我过去下乡时经常来，许多村里的群众都认识我。崔田夫家我去得最多。他家境很贫穷，傍山有两孔烂窑，没有土地，全家的生计全靠老崔给财主家揽工维持。老崔白天出去给地主揽工，晚上则穿一双没屁股鞋，披件烂袄子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家总是吃高粱*(左米右查)子稀饭和些发黑的苦菜。去得多了，和他家里人都很熟。所以崔田夫的老婆一见我就说，她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听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开玩笑说是我把白军惹引来的。后来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成立新的绥德县委，并推举崔文运(人称大老崔)担任县委书记。 　　建立绥德县委的任务完成后，我们要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了，肚子也饿了。我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提议到他家里吃点饭，借宿一晚。张达志同意，两人便进村去找。不巧刘九功没在，他的老婆本来也认识我，但见两个饿汉进了门，嘴噘起很不高兴，显然是害怕我们吃她的饭。没办法，我们只好再走。走到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逗得我一路不停地笑。两人摸黑走到四十里铺拐沟里的雷家崄村，饿得实在不行了。这个村的地主家养了一个晋剧班，戏班正在唱戏，周围有些卖吃食的。我们想买的吃点东西，可两个人身上只带几毛钱，只好每人买一碗熟面吃了，连夜赶回特委机关。张达志回家去了，我住在葭县曹家坬，处理特委日常工作。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