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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曹家坬会议

马文瑞

快过春节了，有一天郭洪涛同志、李铁轮同志来了。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他们来的，并明确指示，郭参加党特委领导工作，李参加团特委领导工作。他们二人按照常学恭告诉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在曹家坬同我接上了关系。我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前来曹家坬开会。过了几天，大家都来了。由郭洪涛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郭在传达中讲，北平开了个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崔逢运、鲁贲、常学恭和他们二人(郭、李)参加，北方代表也派人参加了。实际上那个会不能叫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前面讲过，崔、鲁二人由于在米脂事变后不辞而别，曾被特委决定开除党籍，他俩当然不能代表陕北党、团组织。常学恭是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后来留下了，再没有回来。北方代表的秘书李华生在联席会上讲了许多。郭、李带来了上级的文件。那时的党内文件几乎全是油印的，字很小，刻印得很工整清晰。郭的传达和文件中有一条是批评我们陕北特委右倾，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马明方和我不同意这些批评，认为讲得不切实际，没有根据。实际上，在这几年中，尤其是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的革命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不但抵制了“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大胆地开展武装斗争，扩大和新建了几支游击武装，使许多村庄实际上由我党党员掌握。同时，各县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健全，这一切都是在特委的领导下取得的，坚持在陕北的特委成员及各级党的负责同志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以，对这些不切实际的批评，大家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此外，郭的传达，第一，讲到北方代表指示，由他担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并强调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第二，讲到北方代表指示，陕北特委要继续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强调开展游击战争应该搞兵运、拉兵变，有这种配合，才能更好地开展。这一条指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以往进行的兵运工作几乎都失败了。高志清骑兵旅，我们派进去不少人，过了一段时间都跑回来了。井岳秀部队有个教导营，我们也派进去一些同志，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后来在准备举行武装暴动时被敌人发觉，多数被抓、被杀。王贵宾同志即是在那里被捕后牺牲的。这两处搞兵运工作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三边新编的杨虎城的一个警备骑兵旅(旅长名谷连舫)，不久前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参加进去。那些同志我大部分认识，于是会上就确定我到三边去做兵运工作。给我的任务是，指导我们的同志加紧工作，必要时把队伍拉出来。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把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并继续按照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扩大和新建游击武装，开辟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联会等革命组织。会议决定按照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由郭洪涛担任了特委的组织部部长，马明方改任宣传部部长，我仍任团特委书记，北方代表派来的李铁轮担任团特委宣传部部长，崔田民仍任团特委组织部部长。会后，我按照特委的安排去三边搞兵运工作，郭洪涛、李铁轮等人随特委机关一块儿到吴堡县的樊家圪坨一带开展工作。 　　谈到兵运工作，这里顺便讲一点有关的情况。陕北党组织对兵运工作是一向重视的。早在1929年红石峡会议上，陕北特委就提出了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灰色的和红色的。白色的即党组织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工作，力争能组织兵暴或兵变，这样既瓦解敌人的力量，又可用以建立自己的武装。灰色的即派人去做土匪的争取工作。陕北当时的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啸聚山林的土匪势力比较强大，如后九天的土匪，不但人多(有1000多人)，而且枪也不少，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这些土匪中的多数人是贫苦农民出身，因生计所迫不得已才落草为寇的。这些力量如能争取过来，加以改造即可为我所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党组织曾向后九天杨庚武部派了赵文蔚、谭生彬、张宗孝等同志去做工作，只可惜这股力量后来被井岳秀部属高双成收编，杨庚武等逃出来投奔了我陕甘游击队。后来杨在瓦窑堡附近的一个村子进行争取土匪的活动中被敌人发现杀害了。红色的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实际上，陕北特委在1932年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前，一直注重白军工作，并先后派遣了大批的党团员、进步青年到井岳秀、高志清及驻甘肃、宁夏的石子俊、王子元等国民党部队去当兵，发展党员，争取武装力量。从1928年到1932年，党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了一些秘密支部，并发展了若干地下党员，先后领导了一些兵变活动，但由于得不到地方党和群众的密切配合支持，都失败了。这些，为我们以后做好此项工作提供了经验教训。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