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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八、在劳动部长任上 “大跃进”对劳动工作的冲击

马文瑞

1958年的“大跃进”，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普遍愿望，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对“大跃进”，开始我是赞成和拥护的。后来观察实际情况，觉得有问题，许多做法简直是急躁蛮干。正如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劳动工作正是受这股泛滥开来的浪潮冲击较大的一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劳动计划、劳动法规制度，统统被看作是解放生产力的障碍而置之不理，以致直接和间接给国计民生造成重大损害。 　　(一)1958年增加职工2080万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当年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内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就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上山找矿挖煤，砍树炼钢。有的地方把门上的铁皮拆下来炼钢。到处建土高炉，连机关大院都日夜四处烟火，名义上炼了多少钢铁，实际质量很差。与此同时还兴起各行各业的“大办”：大办电力，大办交通，大办农业等等，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这种完全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蛮干，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从人力浪费方面看，仅1958年一年，就增加职工2080万人。 　　职工人数的猛增，不仅使工资总额支出和商品粮供应远超出国家的负担能力，而且也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妨碍农村生产的发展。因此，随后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 　　附带提一下，在“大跃进”浪潮冲击下，技工学校也跟着“大办”起来。到1961年底，全国技工学校达到2021所，学生54万人(1957年末才有技工学校144所，学生6.5万人)。这些新建技校，绝大多数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1962年以后经过整顿，大批技校停办，最后只保留370所。这一办一停，也造成很大浪费。 　　(二)批评并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 　　“大跃进”中，随着浮夸风而来的，是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比较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差别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要考虑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此后，在报刊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年9月开始，一些报刊发表批判计件工资“流弊”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来势迅猛的取消计件工资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取消计件工资的有230万人，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生产工人的比重由原来40%下降到14.1%。 　　继取消计件工资之后，生产奖励制度又被认为是“钞票挂帅”、“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产物”。许多奖励制度就是在“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钞票挂帅”的口号下被取消了，而且还取消了一些合理的津贴制度。 　　取消计件、奖励和某些津贴制度，降低了职工收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为此，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于1958、1959两年，给企业职工发了半个月标准工资的“跃进奖”。随后又逐步恢复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 　　在取消计件工资、奖励制度的同时，一些地方还试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的分配制度。主要在农村人民公社试行，在“大跃进”中新建的钢铁、煤矿企业的新工人中，也比较普遍地试行；个别老企业也有试行的。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由于工资部分比重小，使部分职工收入降低，同时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热情，后来都相继停止试行了。 　　(三)因工死亡人数倍增 　　“大跃进”中，广大职工群众生产不计条件、劳动不计报酬，表现了极高的劳动热情。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拼体力、拼设备，违章作业的现象；生产秩序特别是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被严重破坏。一些领导人员违章指挥，工人连续苦干，有的就吃住在车间，人不能休息，设备带病运转。因此，“大跃进”期间出现了厂矿企业伤亡事故的高峰。以1957年国营县以上企业因工死亡人数为100，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到4.48倍，1960年又增加到5.92倍。有的煤矿，为了创高产，不按规定打支柱、测瓦斯、探水，造成井下坍塌、堵塞，通风不良，瓦斯积聚，以致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从1959年至1960年的两年间，连续发生徐州大黄山煤矿瓦斯爆炸，死亡43人，伤23人；抚顺胜利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4人，伤33人；河南梨园煤矿胡沟分矿瓦斯爆炸，死亡91人，伤23人。特别重大的事故是，1960年5月7日发生的大同老白洞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死亡684人，矿长、党委书记也死在井下，整个老白洞矿全报废了。事故发生时，我正在海南岛视察。李富春同志突然打电话来，要我赶快去山西大同处理煤矿安全事故。去了一调查，就知道问题就出在“大跃进”上。当时矿上一味强调生产进度，不讲安全，安全设施出了问题一无所知。事故发生后，一些同志认为是政治事故，怀疑一个总工程师搞破坏。后来查清是责任事故。在职工大会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讲话，我也讲了话。我说：“你们的愿望是加快生产进度，搞生产‘大跃进’，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死亡这么多的职工群众，生产长时间恢复不起来，这不是‘大跃进’，而大跃退了!”这些话在当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看待。散会以后，同去的同志小声对我说：“马部长，你可不敢这样讲。”我说：“已经讲了，不能算错。” 　　…… 　　“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战线浮夸风甚盛，一些地方报亩产上万斤，“卫星”四起，“火箭”满天。1958年粮食生产的确不错，但由于忙于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丰产不丰收。“大跃进”不但使农业、工业受损失，商业也受了损失。那时有个口号叫做“大买大卖”。一次，我到云南视察工作，云南省劳动局局长陪我下乡，遇到一座大荒山，他指着那座山说：“马部长，您看见了吗?那座大山我省供销社买下了。”我听得莫名其妙，就问他：“买这么一座大荒山有什么用呢?”他说：“为了实现‘大买大卖’据说这是上面提的口号。”结果是花钱买了个无用的东西，闹成了笑话。总之，“大跃进”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实际上是盲目冒进。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