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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十、主持陕西省委工作 拨乱反正

马文瑞

当时，全国的大势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党的工作的重心由搞政治运动转入经济建设。根据陕西的实际情况，我觉得首先一步要进行拨乱反正，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清理清算，不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中陕西是个重灾区，仅武斗就打死了数千人，干部被打死逼死也有上千人，老干部被打倒的多，冤假错案多，而拨乱反正的步伐比较缓慢。现实的状况是，干部群众的思想颇为混乱，来信上访，请愿静坐的人很多。各级负责同志讲，冤假错案太多，告状上诉的闹得他们无法工作，也无法休息，甚至无暇吃饭、睡觉。的确是不搞拨乱反正不行。 　　当时，省委负责同志除章泽外，都是新调来的。于明涛、李尔重、姜一、严克伦等同志，我去时已经在任。吕剑人同志本来在新疆工作，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就提出不想回新疆，我来陕时，他一再要求回陕工作。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经中央批准他也来陕西省委工作。后来，张方海同志亦由中国科学院调回陕西省委工作。这就是当时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另外，对省委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些调整。常黎夫同志(原省委统战部部长)担任省委秘书长，杨文海同志(原西北党校及陕西农科院负责人)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调黄植同志担任(是我给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同志打电话调来的)。以上常、杨、黄三同志都为省委常委。白文华同志是宋任穷同志推荐来的。白来后，先任常委，后曾担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省政府方面(当时称省革委会)，原来中央的意见要我兼革委会主任，我表示不兼为好，提议由于明涛同志担任，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原组织部部长宋友田调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个别调整。对那些在“文革”中表现不太好，群众不满的另行安排了工作，同时派一些表现好的同志代替工作。原省委组织都副部长周雅光就是这时派去任汉中地委书记的。 　　在调整配备省、地领导班子的同时，省委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拨乱反正问题。我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联系实际讲清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提出：“思想上清理，组织上清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要求各级都做传达，先统一思想认识，后贯彻执行。当时我还具体强调了逐一清理陕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一、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中“左”的错误，以及对陕西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确的。因反对批判胡耀邦同志而遭到打击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同志和省、地、县的一批干部，都应予以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二、“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后来发展成的集训班，把原西北局、省委机关的一批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平反。三、“四清”运动中提出“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又接过这个口号，大搞清队扩大化，打击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实践证明，陕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这两个“不彻底”的估计和采取的一系列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要把“四清”以来错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统统纠正过来。四、解放前的陕西地下党是好的，把陕西地下党组织说成“叛徒窝子”、“第二国民党”、“红旗党”，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正名。 　　当时陕西有所谓“三副”：吴桂贤(原副总理)、胡炜(原副总参谋长)、姚连蔚(原副委员长)。十一大期间，我们一批“文革”中被整下台的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这些人下来了。吴桂贤回到陕西，安排到国棉一厂任党委副书记、胡炜撤了职；姚连蔚原来说有严重的问题，关了起来，由严克伦同志负责审查了好久，认为他的问题不很大，只是个造反派头头，后来就释放了。 　　经过艰苦努力，“文革”中全省发生的6487起重大事件基本查清落实，作出了结论。省、地、县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思想、组织清理，撤销了1000多个靠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和打砸抢分子的县级以上的领导人职务，对9109名“三种人”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党员进行了党纪处分，被开除党籍的有1256人；5776名各级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全省平反冤假错案19万多起，恢复了1170人的党籍、4765人的公职，纠正了“反右倾”运动错误处理的2900余人的问题，“四清”运动错误处理的8691人的问题，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8100多人全部进行了改正。给“四清”、“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的6万多农户改正了成分，给长期劳动守法的11.3万名地主、富农摘掉了帽子，把1.5万名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此外，还相继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和对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大量甄别平反，在全省形成了大气候。特别是“文革”期间把陕西地下党定为坏组织，牵扯到许多地下党的老同志，不少我都认识。我亲自过问，彻底平反了这一冤案，肯定了地下党的工作。记得当时我曾经讲过，连李先念同志1946年率中原解放军突围到商洛、去延安，都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由商洛一站站护送到延安的，李先念同志说，在陕西地下党的掩护下，有一种身在解放区的安全感，怎么能说它是个坏组织呢?由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量很大，大家齐心协力，日夜操劳，集中干了几个月，把各地各部门突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以后此项事情由突击进行转入正常工作。这样一搞，情况就变了。各级班子很稳定，很团结。广大群众的情绪也好了。以后来信来访、请愿静坐的很少了，各级干部的工作也好做了。 　　当时还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干部作风。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过去的一些好传统、好作风丢掉了，积重难返，也不是一下能彻底扭转。省委成立了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开展了“三招三转一住”问题的清查清理。 　　所谓“三招三转一住”，是指招工、招干、招生和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工人转干部、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和住房问题。这些方面，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很普遍、很严重，群众意见很大，对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突出的隔阂。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就下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不光是这类问题本身的清查清理难度大，阻力也很大。因为这些问题是以权谋私的产物，要解决就必须触动某些“掌权者”。所以有的同志，甚至包括一些地委的负责同志都认为“人家别的地方都没搞，就咱们陕西搞，这是土政策”。我说“土政策并不错，必须干到底”，坚持清查清理不动摇。我还在各种会议上反复讲，统一各级领导同志的思想认识，坚定各级党组织端正党风和干部作风的信心和决心，并经常要求组织部门积极去抓。因为组织部门是管干部的，在各级干部中有很大的权威，组织部门与纪检部门配合起来抓，容易抓出实效来。这项工作从1980年春天开始，到1982年底，全省上下下定决心抓了三年，真正卓有成效。这件事干得很得人心，党风和社会风气有了很大转变。1982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就陕西抓清查清理“三招三转一住”问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在配发的《编者按》中写道：“中共陕西省委坚持不懈地抓整顿党风的做法，给人以启示。尽管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中有一些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威信，但是只要各级党组织决心大，采取有力措施，坚持党的原则，不讲情面，不徇私情，认真处理，端正党风是可以较快地取得成效的。”陕北的群众说：“共产党终究还是共产党。” 　　当时，陕西面临的社会秩序的治理整顿任务相当艰巨，西安市的问题更为突出。市委第一书记王林1979年2月临调离西安时给我汇报：第一是小偷特别厉害，把公安部副部长都给偷了。第二是交通秩序很乱。第三是脏，不讲卫生。这一时期，习仲勋同志到西安来过一趟，讲西安是“尘土飞扬，令人痛心。” 　　面对这种状况，省委下决心进行治理。王林同志走后，调陈元方同志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我让市委专门开会研究治理方案。首先要求狠抓城市卫生的治理，完善各种卫生设施，形成制度，赏罚严明。记得省委机关大院，由于检查发现卫生不合格，也受过雁塔区的处罚，并在《陕西日报》上曝光。当然这是事先我同意的。领导机关要作表率，不对就改嘛!干部们都动起来，我也拿起扫帚扫院子。同时加强城市绿化，栽了许多树、植了许多花，使西安这座原先“尘土飞扬，令人痛心”的城市，变成了一座以卫生、美观而小有名气的城市。当时外省一些城市也来西安参观学习，学西安的绿化，学西安的卫生。对此，何承华同志、张铁民同志功劳很大。市长张铁民事必躬亲，真抓实干，在西安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因病逝世后，西安的干部、群众深切怀念他，写了悼念文章、报告文学，并拍摄了电视连续剧《铁市长》。人们至今还怀念他们的“铁市长”。 　　西安的小偷很猖獗，在公共汽车、电车上被偷的事屡屡发生，外地人说西安是座“贼城”。职工上班，门户安全也没有保障。“法不严，给宽不知宽。”我下了决心处理。经开会研究，决定抓两千小偷，取消其城市户口，送到劳改农场改造。结果大张旗鼓地抓了一千多人，情况就大变了。案子大大减少，群众有了安全感。由于我的讲话在基层中作了传达，小偷中间传出话说：“唉呀，马文瑞这么厉害!这么整还了得!”我则心想就是要这么整。这项工作我亲自过问，亲自抓，我就不相信没办法。共产党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有办法，对几个小偷就没办法吗?事实证明办法还是有，关键看是否认真去抓。 　　我到陕西后，拨乱反正搞了几个月，思想基本理顺了，人心稳定了，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