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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十、主持陕西省委工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马文瑞

省委当时抓经济工作，着重抓了两件大事情，一件是制定大的战略方针，再一件是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项目。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经济建设同全国一样，也是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局部地区虽有所进步，但问题也不少，从陕北、陕南农民群众生活困难状况可见一斑。全省除关中灌区外，大多数农村还是靠天吃饭，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尚未起步。有些方面统计数字虽有增长，但总体发展很不平衡。工业经济的增民，主要是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实现的。但企业的经营管理十分薄弱，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废除了，生产秩序混乱，生产效率极低。到1976年，全省约有1/3的企业亏损，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全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萎缩，远远达不到设计能力。“三线”建设经济效益更低。相当一部分企业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造成巨大浪费。据省银行统计，从1966年到1979年，陕西省基本建设中报废及无效工程损失浪费的数额，多达10亿多元。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多，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变化。面对这种局面，我感到确立明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很重要。“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我很同意这个口号。先前，城市着重搞工业，农村着重搞农业；后来确定，全省各地(市)县，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农业方面，既抓粮食生产，又抓副业生产；工业方面，既抓县办工业，又抓乡镇企业。在陕西农村经济振兴的起步阶段，省委特别注意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1979年时，全省社队企业零零星星，效益很低，在工农业生产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辩证地看，它既是农村经济的最薄弱之点，也是发展潜力很大的一个尚未开辟的经济增长领域。因此，我曾集中一段时间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如平原地区农村的乡镇企业如何发挥和利用交通便利、距离大中城市较近的优势领先发展?大中城市近郊地区已经办起的乡镇企业如何借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业技术设备的辐射带动，提高技术质量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贫困偏远山区的乡镇企业如何因地制宜、利用资源优势尽快起步?为此，我曾到西安、咸阳、宝鸡所属的一些县区考察，同地、县、乡镇负责同志一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计划，指导工作；还为已经办起的一些乡镇企业牵线搭桥，排忧解难。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省乡镇企业发展迅速。长安县的乡镇企业，带头实现了产值过亿元；宝鸡的乡镇企业也充分利用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业的优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咸阳、汉中、延安等地区也都形成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格局，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如礼泉县袁家村水泥厂，三原县元吉电器厂、美乐公司，大荔县东雷村纺织厂，长安县前进电器厂等等。到1984年时，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8.5亿元，增长为26.6亿元；总收入由7.7亿元，增长为25亿元，企业个数由4万来个猛增到14万多；从业人数由55万增加为110多万，大体上都增加了两三倍，可谓三分江山有其一，成为全省农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时，各地地方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连工业基础落后的延安地区都形成了“南煤、北油、中轻纺”的工业布局。 　　在抓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同时，省委也注重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业在全省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陕西原先工业基础很差，我到陕西时，工业门类大体上是两大块，一块是纺织工业，再一块就是军工(包括大三线)，工业布局很不合理。对此，省委首先着眼于工业布局的优化调整。当时，投资和积累、消费比重也有问题，主要是：总投资中，工业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工业内部投资则“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积累过大，消费过小”，且这种状况仍在发展。如1978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56.4%，而轻工业仅占3.8%；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比重由上年的33.1%，上升到36%；消费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66.9%，下降到64%。年末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中，农业占26.6%，工业占73.4%，其中重工业占47.7%，轻工业占31.7%。这种比例不协调的情况严重影响着陕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1979年开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省委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上作了大的调整。总的趋势是降低基本建设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其中1979年到1981年停建缓建项目162个，仅1981年比1980年就压缩投资7.18亿元，使基本建设一度膨胀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同时，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主要增加了轻纺工业、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投资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如轻纺工业，陕西原有的纺织工业，都是建国初期和“大跃进”时期建起的工厂，设备陈旧，产品结构不合理，加之受原料供应和价格限制，效益有限。因此，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开发新产品的任务很大。我们注重了投资比例向轻纺工业的倾斜，同时注意加大非生产性项目的投资比重。从1979年到1983年，完成投资10.7亿元，使全省总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5.6%上升到1983年的10.1%，几乎增加了一倍；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也增加将近一倍，基本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1984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33.8%，轻工业占28.7%，重工业占37.3%，结构趋于合理，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省财政收入由1980年的13亿元，提高到1984年的20亿元。 　　在抓纺织工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省委还抓了军工企业的民用品生产。国防工业，不归地方管，没有利润可上交地方财政，而吃喝穿用、衣食住行又需地方承担，地方上有的同志认为有害无益。我为此曾召集会议讨论，讲了陕西军工企业规模较大、门类齐全，科技力量雄厚、设备工艺比较先进的优势，要求地方的同志改变观念，重新认识国防工业同地方发展经济的关系；要求军工企业注意生产民品，每年搞几个亿的产值，逐步发展。在军工企业上级部委的领导和省委的帮助、促使下，陕西的军工企业如黄河机器制造厂、长岭机器厂、西安光学仪器厂、兴平柴油机厂等先后生产出黄河牌彩电、冰箱，长岭阿里斯顿冰箱，华山牌照相机，渭阳牌摩托车等市场急需的民用产品，其中有的成为国家名牌产品并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通过省委和全省人民几年的努力，陕西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到1984年，全省粮食、畜牧业、林业都有较大发展。工业生产总产值由原先的96.48亿元，上升到150多亿元。农业总产值从36.21亿元上升到121.71亿元。使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产值，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15—16位，比西北4省区，西南的云南、贵州、西藏，华东的福建、江西，中南的广西，华北的内蒙古等都高一些。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由1980年的785元增加到1985年的1092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142元，增加到1985年的295元。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几年，是建国以来陕西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 　　为了增加经济的发展后劲，省委抓经济工作的第二个着重点，是一些基础设施和城市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 　　西安火车站，原先又旧又小，旅客多的时候，候车室盛不下，只好在广场上待着；旅客上下车走露天的天桥，连个遮风挡雨的顶子也没有。我主张重新设计，重新修建，至少要与西安的地位相适应。资金困难，就向铁道部交涉，花了2000万元，修成了东西长142米，纵深52米，高26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4层新车站。由于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今后发展需要，所以十几年后也不会有落后之虞。 　　西安飞机场，原先在西城门外，等于在城里。噪声很大，飞机起落，半座城都不得安宁，群众意见很大。加之规模太小，很不适应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打算修新机场。恰好空军在咸阳有个教练机场，如能改为民用，地理位置很合适。省里有关部门曾同空军交涉，空军司令部不同意，只答应把临潼军用机场让给地方。1983年，我亲自跑到咸阳实地考察以后，就给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理由，要求把咸阳空军教练机场让给地方。空军司令部知道此事，也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表示不同意。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过了一年，我再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复讲非这个地方不行，并且说明，在宝鸡地区的凤翔县有个机场可以给空军使用，还讲到如同意的话最好能批国务院办理。这一次，小平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要空军让出，修建咸阳国家一级机场。小平同志第二次批示以后，空军仍不执行，后来我又给小平同志反映此事。小平同志对他们说：“我是军委主席，我作了决定，必须执行。”这样，空军才让出。这个命名为西安咸阳机场的新机场，按国家一级机场标准设计，占地7500亩，投资1.7亿元，主要由国家计委拨款。1987年8月20日破土动工，1991年12月10日正式启用，1992年7月对外籍飞机开放，成为国际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300万人次，是陕西最新的大型现代化设施之一。记得1989年我回到西安时，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陪我到机场看了看，机场的同志高兴地说：“马副主席，没你的话，咱这机场修不起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央对陕西工作是支持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这个一级机场就修不起来。 　　三是修筑城墙公园，开发旅游事业。西安的明代古城墙是全世界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至今已500多年。以前没有很好地保护，更没有很好地利用，形成断断续续，破破烂烂，留之难看，拆之可惜的景况。有一次西安市市长张铁民同志跟我到农村搞调查，路上我对他说：“咱西安光把城市绿化、美化好还不行，还要考虑补修城墙，因古城较完整，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此后不久，《陕西日报》总编辑张光同志给我写了封信，建议修建“城墙公园”。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能发挥西安特色，又把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就把西安市的何承华、张铁民两同志找来商谈，确定修建西安城墙公园。他们说主要困难是没有资金。我说采取两个方法来解决，一是向国务院申请要一点(当时听说给了杭州一大笔钱)；二是动员各方面人员搞义务劳动。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我就给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写了封长信，请求拨款。赵同意并指示城建部办，结果拨了3300万元专项资金。当时又有人说“当务之急不是修城墙，而是生产建设”。我还是坚持要修。我觉得修城墙公园，发展旅游事业也是搞经济建设，而且是发挥了自身优势。于是成立了领导机构，我亲自担任名誉主任。这项工程是建国以来陕西省最大的综合性市政建设工程。从1983年开始动工，补砖、堵漏、整修门楼堞垛、补接豁口，打通原先被违章建筑堵塞的马道，同时对臭水沟似的护城河和城墙与城河之间的环城林也进行整修改建。西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组织了义务劳动。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初步修成了集城墙、城河、环城林带为一体的环城公园。今天来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成为我国一个著名的人文景观，给这座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古城增添了光彩。 　　第四件事是黑河引水工程。西安工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日益紧张；城墙公园在建设，周围树也植了，护城河也要水。于是决定引黑河水进西安。黑河是秦岭山中流出的一条河，水质好，水量充沛，距西安约80公里。我带着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实地考察了两次，发现的确是一股好水，长期没很好利用，很可惜。而且据当地群众反映，一到雨季，黑河发大水，把周至县一些好地都冲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和西安市的负责同志一起合计，决定治理黑河，引水入城。我同跟我一起作过考察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商定了初步的工程方案，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期工程先搞个拱坝，把自然水用明渠引到西安，每日可引水20万吨，一期工程投资几千万元就可以了。第二期工程完成后，每日可引水60万吨。但在我1984年冬离开陕西时方案还未搞出，因而未能实现。我到北京之后，还曾替陕西说话，争取投资，列入计划。后来，这项工程由国家计委报国务院批准，总投资5.1亿元。1987年8月1日动工。整个工程包括一个容量1.6亿立方米的水库，89公里长的输水管道，以及日供水60到80万吨的水厂。目前已取得显著效益，西安水荒已基本缓解。 　　我在陕西工作的那一时期，还修了陕西体育馆。西安原来有两个露天体育场，没有体育馆，许多体育比赛项目不能举行。我主张修，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在我的坚持下，1980年动工，在南城门外修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体育馆，1984年9月底竣工。总面积1.6万平方米，有8000个座位。这个体育馆的建成，给西安增色不少。许多重要的文体活动和大型集会都有了理想的场所。特别是现场直播文体活动，给西安的开放增加了一个窗口，也改变了西安的形象。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