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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的模范

王荫圃

芦沟桥事变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拯救民族危亡，我党先后在武汉、西安、兰州、南京、重庆等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在各重要城市派驻了党中央的代表。一九三七年十月，林伯渠同志受党中央派遣，担任了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延安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联络副官，在林老和伍云甫处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着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开始，我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面前，还有些拘谨。过不多久，我就被这位满头银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首长的举止言行所感动。我觉得他老人家丝毫没有那种“大人物”的威严，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下级关怀备至，给我的印象是：他不只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也是一位慈祥恺切的长者!林老有做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在西安的当权者谷正鼎、熊斌、蒋鼎文等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西安这一地处西北门户的战略重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时光易逝，一转眼就是四十多年了，但件件往事，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突破封锁线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给陕北解放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在贫瘠的陕北地区。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封锁，顺利地把各项物资运往解放区，林老想办法接触一切同情革命、主张抗战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为我们办事。这样，尽管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急需的物资还是一批批地运进了陕甘宁边区。 　　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就设在西安，下辖五个医疗队，其中两个医疗队在延安。大队长万福恩是我在燕京大学预科班的同学，抗战以前，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很同情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一心抗战的精神。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林老以后，林老高度赞扬了万的抗日立场，并亲自登门拜访，进一步向他宣传抗日的道理。同时，还多次把万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作客，以诚相见，热情接待，使万深受感动。后来万对我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象林老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我非常敬佩!”以后，万福恩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提供了不少方便。一次，我们从河南洛阳买了一批奶牛，花了好大气力运到临潼时，发生了武装特务的捣乱，阻止将奶牛运往延安，并打伤了押运的警卫排长白天顺同志。为了解决矛盾，林老给万写了求援信，他立即同当时在延安的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想出了一个办法，由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出面，给我们开出了通行的路条。意思是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医疗队买的。这样，保证了这批奶牛顺利通过封锁线。 　　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在陕北种植棉花。但当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允许，棉种是禁运入境的。于是，林老便派人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磋商，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杨原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开始国共合作时，林老就做了他的工作，所以他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在这以前，他曾陆续给延安运去了不少西红柿种和他们培育的玉米良种。林老曾不断写信鼓励杨，赞扬他是团结抗战的榜样。杨每次到西安，林老都要热情接待他。一次，杨亦周在交谈中告诉林老，国民党当局要他当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因他是一个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愿担任专门跟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老便趁机开导他：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跟共产党作对就是嘛!他任职一段时间后，国民党当局大概看出了他反共不力，便撤了他的总干事职务，改任了西北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老要求从三原县调运三十大车棉种到边区的信后，马上让我方拟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经他批复，顺利地将棉种运到了陕北。 　　开辟交通线 　　党中央和各个办事处之间为了加强联系，除了用电台外，有时还要靠邮递传送。但是，在蒋管区内邮政工作弊病多，往往不可靠，比如从延安寄往重庆的油印本《论持久战》、《解放》半月刊和其他宣传品，大都不能收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老先是让我跟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联系，让他们的马车队跟我们捎带，虽然比较安全，但很不及时；于是，林老又叫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同西安民航机场联系上，终于把各种宣传品又快又准地送到重庆。 　　把从各地购来的物资，由西安转运到延安，还得经常借助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利用这个交通线为我们服务，林老经常教育我们多想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做列车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了解，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出的羊皮筒子很感兴趣，我们向林老汇报后，他及时指示从贸易处拨出一批羊皮筒子给他们。这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西安铁路局有个姓毕的运输科长，有正义感，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不少事。后来，他母亲死了，林老亲笔书写挽联，派伍云甫处长和我专程送去，参加吊唁，使他深受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去太行山前线，这位毕科长给他特地安排了一列专车。我们从洛阳买回一批土布，他马上让我们装车，安全运抵解放区。汽油是国民党控制得很严的物资，他也为我们运去不少。 　　开展反摩擦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在西安的当权者更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全党特务化”的口号，对八路军办事处严加封锁、处处盯梢，在我们的驻地附近设立了二十多个特务据点，无数便衣特务，化装成拉洋车的、修皮鞋的、卖纸烟的、收破烂的，还有的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扮装成商人；有的拄着文明棍，戴上黑眼镜，扮装成学者。这些人象苍蝇一样在办事处周围转来转去。他们可以随意绑架我们的战士，扣押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逮捕我抗大派往各地的抗日干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摩擦。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林老始终镇定自若，运用不同的斗争策略，领导我们开展着紧张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天，我们接到一个化装成卖纸烟的内线送来的情报，得知一批由我们办事处介绍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咸阳附近被扣押了。林老和伍处长简单地商量了一下，指示我挂上中校军衔，立即乘坐办事处的小轿车，带上警卫赴咸阳。汽车开到离咸阳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押送青年学生的一支国民党军队。轿车猛地在他们身边刹住。我从车里走出来，那个连长见我是个中校，忙举手敬礼。我严肃地指出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扣押人，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那个连长果然被吓住了，乖乖地把扣押的青年学生交还了我们。 　　记得还有一次，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陈希愈、张越、杨清华、李克坚几位同志，从延安学习结束返回晋冀鲁豫边区时，行至咸阳附近，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了，被关进了天水行营。这一情况，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陈希愈等同志说服教育了行营中一个姓李的小勤务兵，才把他们被扣押的消息送给了我们。当时，天水行营主任是程潜，过去与林老共过一段事，有一定的交往，林老便亲自去行营找程潜交涉，程当即答复释放，还写了一份亲笔手令。林老拿回这份手令，马上派我去行营接回被扣押的六位同志。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林老都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利用早年在国民党内工作多年和原是国民党元老的影响，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国民党左派，他们公开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阵线。长期以来，这些人士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总之，林老是一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今天，我们缅怀往事，学习林老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真负责、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对于进一步广泛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人士、海外侨胞，积极投入四化建设，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