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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田 夫

时序匆匆，转瞬林老逝世已经近二十六个春秋了。二十六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这位敬爱的革命老前辈。饮水思源，回顾我在革命历程中每一分进步，都是和林老对我的教育分不开的。几十年来，林老的言传身教深深刻在我心中，成了指导我不断前进的指针。 　　我和林老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成都认识的。当时，林老和吴老(吴玉章同志)、王明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我就读的协进中学是党在成都活动的一个据点，被进步人士称赞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此时，我已入党，是积极分子之一。在林老他们到蓉城时，校长谷醒华率领我们去机场迎接。党组织还组织了欢迎大会，召开了座谈会。欢迎大会在春熙路青年会篮球场举行，由林老、吴老、王明先后讲话，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兴旺发展情况及党领导敌后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攻击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游而不击”等谬论，宣传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座谈会在当时我党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车耀先伯伯开的“努力餐”餐馆举行，会后还聚了餐。我和学校的许多师生参加了这些活动。之后，我和几个相好的同学，曾几次去拜访林老，要求他帮助我们去延安，喜获允诺。从此，我和林老建立了通讯联系。为避免特务注意，他嘱我去信写“田贞元”收，林老来信亦用这个化名。时至初冬，林老汇来二十元钱，叫我买两套军服，一旦重庆办事处的车到蓉城即可北上。不久，办事处的车到蓉城，通知我次日启程，我即报告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光腾同志。经组织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公开请假，无充足理由；不辞而别，学校可能借故开除。当时，国民党已很注意协进中学，千方百计想加以控制。出走结果，势必影响党在学校进一步开展活动。为服从大局，我服从了党的决定，暂时留下，并将缘由函告林老。 　　我和林老第二次晤面，是在一九三九年五四青年节之后。“五四”那天，我们参加了中共成都市委和青委组织的隆重的火炬游行纪念活动。那时，日机经常空袭蓉城，学校宣布停课，拟迁校新繁县龙藏寺。正在这个时候，林老、吴老、王明又一次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后经成都北返。这样，我和林老又重逢了。这时国民党排除异己，反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有死灰复燃趋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和刁难，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忧心忡忡。因此，前往拜谒请教林老他们的进步人士，络绎不绝。我和黄玉贞、樊朝信、张若晨等几个要好的同学，几乎每天去林老处请教。记得大家向林老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抗战的前景如何?抗战能坚持到底吗?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局面如何?国共两党还能继续合作，共同建国吗?有无打内战的可能?林老很理解大家忧国忧民的心情，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最后，林老斩钉截铁地说：“大家放心，不管形势如何恶化，共产党是作好两手准备的。希望大家为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这次重逢的日子里，我们和林老接触频繁，他很担心我们的安全，怕引起特务注意，便介绍我们与朝阳大学教授陈传纲同志、法学家王汝琪同志认识，说以后你们可多请教大哥哥、大姐姐。林老还关切地说，有人问你们时，你们就说是我的干女儿，这样，特务会有所顾虑。林老对我们的爱护，可说是用心良苦，无微不至，使我们很受感动，更加深了我们对林老的敬爱。 　　在林老的帮助下，我渴求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三九年七月，我正在四川自贡市家乡度暑假，接林老从重庆来信，并附寄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招生简章，命我速去蓉城等车。我告别了家人，抵蓉城借居在车耀先伯伯家。八月上旬，重庆办事处的大卡车抵蓉城，经办事处带队同志介绍，同车的有徐克立同志、苏菲同志、杨烈同志，还有一位“特殊人物”米勒医生(德国人)，大家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密友。林老托带队的同志带来两份八路军的臂章和胸章，一份指定给我，胸章上填写的姓名是林秉文，职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文书。另一份是给另一同学樊朝信的，因她家里阻拦未能成行。为珍惜这份合法通行证，车崇英同志安排了另一个渴望去延安的男同学李高平和我们同往。 　　八月八日从成都启程，八月末我们从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热情接待了我们。正在整理行李时，忽听有位女同志来问谁是林老的亲戚，叫林秉文。我惊奇地应声站出来。她微笑着对我说：“我叫熊天荆，林老有信来，托咐照料你，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熊大姐听我口音是四川人，似乎疑惑不解，问我和林老是什么亲戚。我答是他的干女儿。熊大姐“噢”了一声，意思说原来如此。林老为满足我到延安学习的愿望，真是操尽了心啊!这难道是偏爱某一青年吗?当然不是，而是体现了林老一心为革命认真负责的精神，对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主动关心爱护。 　　十月十日，我们终于踏上久已神往的延安圣地，我和徐克立、杨烈都进了“女大”学习，苏菲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林老从国统区回到延安，我们重逢在革命大家庭中，兴奋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在欣喜之余，林老严肃而慈祥地提出“约法三章”。林老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必须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严格要求自己。要求你做到以下三点：第一，通过学习，树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对党的信念坚持始终；第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第三，专心致志学习理论，武装头脑，锤炼本领，不到二十五岁不谈恋爱。这种慈父般的深情厚意，殷切期望，感人肺腑，我毅然接受了，表示坚决照办。林老满意地笑了。 　　在延安学习期间，每逢假日，我们都到林老那里去。经常去的有：林老的长子林秉贻同志，朱老总的儿子朱奇同志，还有朱明同志、朱晓林同志。林老利用见面的机会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给我们讲历史，讲革命故事，用他史诗般的丰富经历，来启迪和教育我们。我们在林老直接抚育下成长，不断提高觉悟。如果说，我们能为党做一点点工作，也是林老抚育栽培的结果。 　　我在一九四○年，调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我很满意这一分配，因为可以在林老领导下工作，况且和林老同住在一个山头上，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教诲。林老要求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政治理论书籍，涉猎文艺小说，为使我能安心读书，还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看书。林老喜欢听京戏，和我同在建设厅工作的金玉同志会唱京戏，有时周末约了金同往。林老听她清唱京戏，还不时用手在膝盖上打拍子，带湖南腔轻声哼唱京戏，逗得大家笑得弯腰屈背，林老也乐了。 　　林老对我的工作十分关心，生怕我处理不好人事关系，耐心地教我如何处理上下级、同志之间和工作上的矛盾。他提醒我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具有无私无畏的气质，要是非分明，襟怀坦白，虚怀若谷，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样，就能团结同志。上下级之间，要互相信任和尊重，对有才干的领导，就向他学习，领导能力差一点，大家就应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任务，取长补短，用集体的力量做好工作。要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切忌做了一点点工作就沾沾自喜，滋长名利思想。岁月逝去四十多年了，这些谆谆教导，始终是我行动的指针。 　　我一九四一年调延安县政府工作，林老热情鼓励，支持我，说这是锻炼本事，丰富经验的好机会，他即兴挥笔书写了诗经上的名句：如山如河，令仪孔章。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坚定信心，努力学习，不嫉害，不求备于一人，事情定能办好。 　　林老对他的小儿子相持(现名林用三)要求很严格，从幼儿时期起，就提防他滋生干部子弟优越感。为此，他在一九四二年，把仅两岁多的小相持送到延安县来，托我就地找阿姨照看，让相持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使之从小耳濡目染，懂得农民是怎样生活、劳动的。林老每月将他的粮油定量送来。县领导一再说，一个小孩吃粮有限，要我转告林老不必送了。林老说，这是制度规定，我应首先遵守。坚持每月照送。小相持在县里经常背着双手学爸爸走路，学得逼真极了。县长刘秉温、县委书记王丕年常逗他玩，开玩笑叫他“小主席”。我一次无意中告诉了林老，把林老也逗乐了。然后，他严肃地说：这样不好，这种玩笑开不得，无形中会给幼小的心灵上刻上超人一等的痕迹，有害相持的健康成长，你转告县里同志，别开这种玩笑。同时，把相持叫到身边教导说：“以后别人叫你‘小主席’，你不能接受。人家问你长大做什么，你说到基层锻炼去，当一个乡政府的文书。”果然小相持回到县里，就向人说：我爸爸说了，你们叫我小主席，我不能接受。我长大了要当乡文书。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同时都受到了教育。 　　林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不忘群众疾苦。一九四三年春，林老、谢老(谢觉哉同志，任边区参议会议长)、高自立同志(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来延安县休养了三个月。当时，我患肺病吐血，亦在县里休养，有机会朝夕相处，经常随同林、谢二老、高自立同志去附近村子，走访群众，了解生产形势和生活状况，对需要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当即告诉县里抓紧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群众对边区政府主席亲自下访，深为感动，赢得了群众高度赞誉。林老不仅重视调查，也很尊重别人的调查资料。曾记得一九五○冬，我参加全国妇联工作组赴上海工作三个月。回京后，我去看望林老，谈及此行工作情况，林老兴致勃勃地倾听完后，要我将工作组整理好的材料送他一份。并说上海妇女工作很有起色，夸奖章蕴同志(当时华东区、上海市妇联主任)有魄力，有才能，是党的一员女将。那时林老国务繁冗，还对妇女运动如此关心，我很感动。 　　我在县里，响应党的号召，常到基层去，林老对我的行动很满意。叮嘱我下去后，既要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又要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既要引导群众克服落后的东西，又要适应群众生活水平，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同群众结为知音。他欣然为我题词：“师群众，勤调查，智欲圆，行欲方。”寥寥数语，高度地概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观点的精髓。这幅题词至今还悬挂在我家墙壁上，鞭策着我，循着林老指引的航向前进。 　　林老正气浩然，旗帜鲜明。对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毫不留情，忠贞不渝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一九四三年夏，全党整风，按中央精神，目的是整顿党风、文风、学风，排除三风中不健康的因素。这是对党员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作风教育，本来是正常的。但康生却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案。其老婆曹轶欧(延安县委副书记)秉承康生的意旨，在县里大搞逼、供、讯，大批同志被打成“特务”。我也被列为重点人物。曹轶欧对我进行逼供时，竟胡说我偷了林老的机密文件，寄给敌人被截获。还胡说，有关我做坏事的材料有几箱子之多，说是林老看了这些材料，认为我是“特务”无疑。从此，我失去自由，与林老中断了联系。一九四四年春调我到延属专署工作，听候甄别结论，仍不让我过组织生活，不收我的党费。直至一九四五年，一天我去新市场，路过边区政府山下，凑巧遇见高自立同志，他问我去看林老没有?我答因尚未摘掉“特务”帽子，不便去看望。高自立同志当即批评我这种想法不对。他说林老很关心你，曾向李景膺(地委书记)、曹力如(专员公署专员)打听你的情况，你应当面去向林老谈谈，以解林老惦记。说完硬把我拉到林老处。林老问我结论作了没有，这一问，我满腹委屈涌上心头，好象什么东西噎住喉咙，说不出一句话来，伤心地哭了。半天才很有情绪地说了一句：我的结论没有法做了。林老问，为什么?这样，我才冷静一些了，倾诉了曹轶欧所说的一切。林老听后非常气愤，说岂有此理，纯属捏造，根本没这回事!你去找曹轶欧，要她公布材料。他们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凭空编造谎言，这是党纪不容许的。你去上告，上告到西北局监委直至中央监委，直到解决问题为止。临走时，林老又说，你回去请负责甄别的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按照林老指示，向西北局监委递了申诉书。监委经过两个月调查核实，作了结论：“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这完全是林老给了我勇气，是林老拯救了我，使我一生难忘。在十年浩劫中，在被关在“牛棚”里接受莫须有的审查的困难日子里，我是多么地思念林老啊!     　　林老虽身居高位，是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他事事以身作则，从不特殊，总是以普通服务员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始终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穿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内衣、内裤更是如此。一条棉裤好几个补丁。按制度两年换发一套新棉袄，他总是放弃领取，说省领一套，就能多解决一个同志的困难。他穿的棉鞋，毡里磨损，不暖和，给他领了一双新的，但他看见朱奇同志穿的鞋破了，就把鞋送给了朱奇。林老发觉唐亮(即区棠亮，林老的秘书)棉鞋露了脚跟，交给我几元钱，叫我买一双鞋以我的名义送给唐秘书，至今，区棠亮同志也不知道鞋是林老送的。林老这种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美德，很值得我们学习。 　　林老对国际友人，也是满腔热忱，关怀备至。当时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同志，巴苏华医生(印度人，抗战胜利后回印度)，林老只要有一点好东西就会想到他们。比如国统区回来的同志，带给林老一点红锡包、大刀牌香烟，白糖、咖啡之类的东西，林老都毫无保留叫我送去。有时，我想给林老留点，尤其是烟，因林老也吸烟。林老总说我抽旱烟不是很好嘛!这些同志都是了不起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放弃了舒适生活，支援我们抗战，不顾个人安危，情愿和我们同甘共苦，是难能可贵的。当我送给马、巴二人时，他们高兴得如获珍宝。平时，他们也吸纸卷旱烟，有了好烟，舍不得一下抽光，两人互相制约，只是在饭后才吸一支。至今，马海德同志回想到林老的关怀，还不胜感叹。 　　林老十分尊重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对一针一线都非常珍惜。林老有一小布口袋，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物品，有的是他拾到的小扣子或小布头等。每当林老拾到一件小物品，我们就漫不经心地说俏皮话：今天收获不小，“万宝囊”又增添了一份财富了。林老听了总是温和地说，你们这些小鬼呀，不知天高地厚，不懂艰难困苦，没有爱惜物资的观念，那里知道一针一线来之不易，它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啊! 　　解放后，林老对我要求仍然很严格。一九五○年我从东北调全国妇联工作。我和林老四年没有见面了，到北京后就兴奋地去中南海拜望林老，这次见面，畅谈了阔别之情，见林老健康无恙，我很高兴。林老了解了我几年来的情况，也高兴，勉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告辞时，林老说：“你仍乘公共汽车回去吧!不是没有车送你，这样，影响不好。我们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从我内心说，自然有车送送也好，但听了林老的话，我高兴地答应了。 　　林老对我的爱护，情同父母，恩重如山。林老的教导，我将永远铭刻心中，传给后代子子孙孙，以此作为我对林老永久的深切的怀念。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于北京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