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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同志在西安

谭 冰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是出入于延安的门户，又是国民党统治西北、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大本营。这里，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尖锐。林伯渠同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进行着我党的工作。 　　(一) 　　林老的斗争艺术是很高超的。有一次，林老到国民党天水行营开会。一些顽固派在会上攻击诽谤八路军搞摩擦，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太多，青训班办得又大又乱。林老听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面拿起笔记本把他在邠州、长武、旬邑一带查访所得的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的调查材料一五一十摆了出来，一面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摩擦实在不应该。八路军的将士在前方英勇抗战，流血牺牲，边区只留两万多人。而贵军把四五十万大军摆在边界线上，今天挑衅，明天偷袭，究竟是谁在搞摩擦呢?”这有理有据的驳斥，弄得那些顽固分子面面相觑，无言答对。林老看着他们微微一笑，继续说：“刚才还有先生提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青训班的事。云阳镇的安吴堡青训班现在是办大了。办事处呢?更是车水马龙人多了，这些诸位都说得很对。”林老把话锋一转：“安吴堡青训班是蒋委员长亲自同意的。他让把青训班办在外县，我们照办了。如果诸位嫌人多太乱，不如就象贵军那样，把学校办到城里，大家共同来管理，这样更好。有人嫌八路军办事处人太多，这个问题也好解决。贵军不是每个师都有一个办事处在西安吗?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八路军三个师，可以设三个办事处。这样，平均每个办事处也就不会那么多人了。请诸位考虑。” 　　主持会议的人长长嘘了一口气，他怎么敢把八路军办事处分成三个，把青训班搬进西安呢?太可怕了!不容再考虑下去，就赶忙收摊子，嘴里不住地说：“还是保持现状，保持现状。” 　　(二) 　　林老与顽固派坚持斗争，又善于联络团结国民党内同情我党抗日的人士。 　　武功农学院的院长是林老的学生，对林老特别尊敬，也很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帮我们办过不少事。有一次，延安光华农场乐天宇同志来西安买菜种，林老让他到农学院去办理。恰好院长不在，代理院长杨亦周接待了他。杨看到林老的亲笔信，非常客气。在他的帮助下，乐天宇同志如数买到了各种菜种。 　　从此林老与杨亦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杨亦周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他为我们买了不少重要物资。后来，国民党让他做西北三青团的负责人，他还专门来到办事处，听取林老的意见。杨以后做了西北农本局的局长，又帮助我们做了很多事。一九三八年，延安需要大量棉籽作种子用，林老就让办事处中校副官王荫圃同志去找杨亦周想办法解决。棉籽需要量很大，容易引起国民党注意。杨亦周一方面嘱咐王副官去准备大卡车，一方面办手续。他说：“车开来后，你装完棉籽就快走，拖上半天我再上报，即使让上面知道了，东西也已运走了。”他就用这种先斩后奏的办法，帮我们买了几十万斤棉籽，并完全送到延安，解决了很大问题。 　　林老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的同时，还深入到文化教育界。他常常到抗日群众团体、学校以及知名的社会贤达那里去，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争取社会各阶层理解、同情和支持。 　　在统战工作中，林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在细小的问题上他也一丝不苟。当时，国民党派了不少职业特务和收买的地痞流氓，装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办事处周围活动，有拉人力车的，收破烂的，也有小摊小贩模样的。他们都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吗?不是。而办事处一些个别同志出于感情的义愤，找机会痛打和嘲笑了这些装扮成洋车夫、小摊小贩的特务。对此，林老向同志们进行了耐心说服，说明这样做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后来，同志们改变了策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天水行营的后宰门一周一次的特务系统对办事处监视的汇报会记录，都有人把它偷偷塞进办事处门里来，使我们掌握了大量情况。 　　(三) 　　林老对办事处的同志们是十分关怀的。陈行建同志是个干部，平时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同志们有意见，私下议论他。一次正好被林老听到，林老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这些毛病，要改。但你们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他在工作上肯干，常常为写材料加班熬夜。你们睡觉了，他还在写东西。这一点精神是你们几个所不及的吧。要帮他改缺点，也要多看他的优点。”后来林老又亲自找行建同志个别谈话，指出他的缺点，并帮助他找出改正缺点的办法，使这个同志进步很快。 　　革命烈士杜汉三的女儿杜国英被接到办事处时仅十几岁。林老在生活上、思想上经常关心她，常常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要她好好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还亲自教她学文化。为了培养她，林老让她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块工作，一块上街宣传演出。林老还让她参加办事处初级文化学习班，并常让她抄写文件，练习毛笔字。杜国英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抓得不紧就撑不住了，林老就拉着她的手和蔼地说：“怎么就不行了呢?你爸爸开始搞革命工作时比你还小几岁，可他就比你认真多了。你可要好好学习，不然就不象一个烈士子女了。”过了一段时间：林老看到小杜学习上思想上有了明显进步，就让她进抗大继续学习深造去了。 　　林老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仍然抽出许多时间帮助我们青年战士学政治学文化。林老每星期都要给大家作一次报告。林老很会讲故事，如：广州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港澳暴动、北伐战争、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五次反“围剿”的故事等，使青年的战士受到很大教育。林老还把我们警卫、勤务、饮事班的同志组织起来识字，每星期给我们上四节课。其他同志组成高级班、中级班、初级班学习文化，也由林老亲自辅导。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很想吃花生，便到大门口外买了五分钱花生，捧在手里兴高彩烈地往回走。刚进大门口，就听见林老那熟悉的脚步声：我一紧张，忙把帽子摘下来，将花生放进帽子里，然后把帽子往头上一扣，赶忙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拿出本子来写字。林老来到我们中间，他见我正写字，就高兴地问我：“小鬼，今天认了多少字?”我慌忙站起回答：“报告，认了十个。”林老满意地拍了拍我的头。这一拍，帽子里的花生直响。林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忙把头低了下来。林老亲切地说：“要好好学习，不要乱吃外面的东西。”他还严肃地嘱咐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捣鬼。事后我才知道，那个杂货铺是特务开的。从此，我再也不去那里买东西了。 　　(四) 　　林老在办事处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是最年长者，也是职务最高者，担负的责任最重。他常常为了工作，不是早出晚归，就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可是他的生活始终同一个普通干部一样。他吃在大灶，住在一间仅有九平方米的小房里。林老生活一贯俭朴，现在我们纪念馆里还保存着林老的那个眼镜盒。这个眼镜盒是一九三七年在西京眼镜店买的。用了几十年，盒子外面的包布早磨破了，露出了铁皮。它跟着主人，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来到首都北京，一直到林老去世。 　　林老爱吸烟，但从不到街上去买，而是抽自己种的旱烟叶，他风趣地把这种烟取名为“兰花烟”。 　　由于国民党的刁难，办事处活动经费极为短缺。当时林老是办事处的党代表，又是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他们每月发给林老一百多元钱，可是林老分文不拿。每次他签字后，钱就直接拿到救亡室作为办事处的文体活动经费。在林老的支持下，办事处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尤其是篮球打得很出色。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陇海铁路局来约我们赛球，有些同志产生了害怕情绪。林老知道后，就把我们参加赛球的同志集合起来开了一个会，说：“这是我们作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好机会。打球当然要争取打赢，但一定要态度和气，就是对方输了，他们也会感激我们的。”林老的话，使球员们明确了赛球的目的。比赛的那天，林老也到场观看。我们给对方球队准备了开水、凳子。他们见我们很客气，也十分高兴。这场球虽然我们赢了，但他们感到很满意。后来国民党制造摩擦，到处抓我们的人，但西安火车站却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 　　(五) 　　一九三九年，我在办事处加入了党组织。记得那时预备期是两个月。我是勤务员，组织上调我去机要电台。后来党支部把我和林老编在一个党小组。我接受林老帮助，教育的机会就更多了。林老虽然是领导同志，但仍然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小组活动。每次党小组开会林老都按时参加。如果他有紧要的公务不能来，总是同党小组长打招呼，看能不能推迟或另改其它时间。如果他外出，也要向党小组长请假。林老平时按时交纳党费。他在办事处每月有五元钱的津贴，他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党小组一共五个同志，组长是救亡室的主任江浩同志。全组就数我文化水平最低。每次开会时，我只能说一两句，就再说不出来了。为了让我多锻炼，开会时，林老经常点名叫我先发言。过了不久，党小组进行改选，林老提议选我当组长，其他同志也举手表示同意。我连忙说：“不行不行!”林老鼓励我：“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在任党小组长期间，有许多工作都是林老手把手亲自教我的。当时小组长每月要根据支部的计划制定出本小组的工作安排。我文化水平低，要写出书面的东西有很多困难。林老经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细心地教我，指出当月工作的要点，帮我制定出全月的工作安排。同时还帮我学文化。大约过了半年时间，我就可以简单地写几条了，再经过林老的指导、修改，然后拿到小组会上讨论通过。在林老的关心和帮助下，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