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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话当年——忆伯渠同志

李世璋

人生易老，转眼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随着记忆力减弱，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唯有那些戎马倥偬的峥嵘岁月，那些曾和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同事，仍在我的脑际萦回。尤其是北伐战争以来我最敬重的上级——林伯渠同志，尽管他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     　　我很早听人说，林老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五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那时候，林老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思想是崇拜康梁的。十月革命后，他在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林老的堂兄林修梅将军，受他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前夕就提出了“亦兵亦工、亦兵亦农”的口号，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谭延闿出任湖南总督的时候，林老当上了省财政厅长，后因段祺瑞大举进攻湖南，林老辞去了职务。离职时，他两袖清风，对人民的钱财分厘不取。林老这种清正廉洁的品德，在湖南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在参加孙先生的葬礼时，我和林老见面了，也就这样相识了。那时，我在北大读书，也算是青年运动的活跃分子。不久，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我在北京站不住脚了，就去广州找党央中，恰好黄埔军校需要了解北方情况的同志，就叫我去了。 　　我到广州时，林老还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五月十五日，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用阴谋诡计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林老不能继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了，他受共产党的派遣，转到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是支杂牌队伍，蒋介石就根本瞧不起。担任军长的是程潜，他是林老的老友，辛亥革命以来，多次共过事。因为需要政工人员，我被林老要去当了秘书。 　　如何把这支杂牌队伍整顿好？林老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首先，建立了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军部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师、团也设有同样的组织。林老亲自兼任了党团书记。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林老经常下到基层做宣传鼓动工作，反复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教育官兵为什么当兵，为谁打仗。由于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教育，同时严格了军事训练，从而提高了第六军的素质，逐渐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 　　北伐途中，林老始终跟着部队一起行军。到达长沙时，第六军被编为攻击武汉的总预备队。由于叶挺部队打下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第六军奉命屯军平江、浏阳、醴陵一线，准备攻打江西。一九二六年中秋节前后，第六军攻克了南昌。 　　攻克南昌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曾拟定了攻打皖南、南京的计划，计议以主力略取南京，肃清长江中下游军阀的残余势力，以一部进窥平汉路，一部向津浦路迫进。同时拟定了作战方案，在兵力上也进行了统一部署，由第三军支援第六军夺取南京。当时，第六军屯守南昌，北有孙传芳部，南有方本仁部，形势极为不利。蒋介石见到这支由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逐渐强大，非常害怕，暗中不让第三军支援第六军，任其孤军奋战，企图借反动军阀的力量将它吃掉。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第六军伤亡很大，不得已移军到九江进行整顿，并陆续补充了一批兵源，其中多数是招募的工农青年，加之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部队很快恢复了元气。不久，第六军沿江东下，在第二军的支援下，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一举攻克南京，一时威名大震。 　　当时，帝国主义极端害怕中国革命成功，与蒋介石狼狈为奸，制造了南京事件。就在第六军攻克南京的当天下午，停泊在下关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联合美舰343号、345号，炮轰南京，造成城内两千多军民伤亡，破坏房屋无数。当时，年轻的官兵不怕事，主张开炮还击。一阵猛烈的炮火压住了敌舰的火力，迫使帝国主义要求停火谈判，并要我方保护他们的侨民上船。我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要他们的舰只撤退到下关以外。可是，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反诬共产党人林祖涵为“宁案要犯”，和各帝国主义对林老实行联合通缉。 　　实际上，林老当时根本不在南京，正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老当选为军委秘书长。当时，大量事实使武汉国民政府看清了蒋介石日益暴露的反革命面目。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包括一部分中间派，一齐展开了反蒋斗争。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派林老去南京截获蒋介石归案。到南京后，林老先找我询问情况，我将蒋介石派何应钦部偷进南京、占领高地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林老说：“我就为此事而来，随身带有讨伐蒋介石的空白命令。”他要我先对程潜进行试探。当时，武汉政府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程潜一定会同意反蒋的。当晚十一点，我去见程潜，向他进言：“蒋介石早已不怀好意，我们不准备不行，要先下手为强。”程潜却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打下南京很不容易，南京是自古以来的名城，只有曾国藩一个打下南京，还没有其他人打下过。谅想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搞我，我也不愿做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人。”我把上述情况向林老汇报后，他连连摇头，深为程潜犹豫不决而惋惜!第二天，林老还是去见了程潜，晓以大义，慷慨陈词，但他仍是犹豫不决，要求与林老同去武汉进一步商谈。狡猾的蒋介石从南昌经南京去上海时，并未在南京登岸，只是在舰上召见了程潜。 　　程潜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与林老同去武汉后，蒋介石收买了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剩余的部队被何应钦用武力解决了，当时，程潜还不知道。待他从武汉返回南京抵达芜湖时，得知自己的部队已被蒋介石吃掉，已后悔莫及了。 　　由于林老在第六军中政治工作获得成功，在北伐中他们屡建战功，本来党中央对这支部队抱有很大希望。正当一九二七年武汉形势危急时，陈独秀与林老同去找程潜，要进行一次秘密会谈，我把地点安排在很僻静的汉口友谊街第六军办事处。他们三人会谈，陈独秀提出打算把第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考虑到当时军内缺乏骨干力量，准备挑选一批中下层指挥人员，派往苏联海参崴培训，当时程潜同意了。派谁带队合适呢?程潜征求林老的意见，林老认为我做政治工作比较适合，推荐了我。后来，由于宁汉分家，蒋介石用阴谋手段解散了第六军，这个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林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当时，我匆忙赶到武汉，找林老和周恩来同志都没找着，只见到了叶挺、贺龙、谭平山，谭平山要我跟叶挺走。当时我不知道要举行南昌起义，见郭沫若要张发奎派车送他去永修北岸，我要求同去，打算找林、周谈联络第六军旧部的事。张的秘书李民治(即李一氓)告诉了张，张因我与谭平山发生过冲突，不让我去。起义打响后，我才知道林老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一路上，随部队溽暑远征。起义失败后，有消息说林老已从香港潜回上海，我去上海找他，他又去了莫斯科。 　　林老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嗣后，他又以年近半百之躯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对林老的这种崇高革命精神，向来都是无限钦佩的。 　　一九三七年夏，党派林老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他拜会程潜时，我有机会见到了分别达十年之久的林老。当时，他穿一身延安土布制服，虽则白发盈鬓，但精神矍铄。当时，程潜要我去他那里工作，林老也同意我去。于是，我又跟了程潜一段，直至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放风出来要捉我，我才离开程潜去西安找林老。林老严肃地对我说：“你虽然离开了军队，还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帮助抗战，要认真做程潜的工作，不要让他倒蒋。’我遵照林老的教诲，又去了程潜那里。当时，蒋介石指名不许我留在第一战区，便跟着程潜到了重庆。刚一到，我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了。几次进行传讯、威逼和利诱，但我并未屈服。以后，我以生病为由请假休息，经程潜通融，我住到了乡下，同谭平山、陈铭枢等一起，共同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即民革的前身)。当时，王昆仑、冯玉祥也参加了。 　　此间，林老经常往返于西安和重庆之间，我见林老的机会也很多。周副主席和林老多次指示我，要注意做争取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但要讲究策略，不要太暴露。     　　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后不久，程潜做了湖南省政府主席。这时，林老指示我暂停做青年工作，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军事策反工作上。我与程潜有多年的友谊，他也痛恨蒋介石，这时我做好程潜的工作是有利的。当时，程潜在湖南只有四个保安团的兵力，后来陈明仁去了，打着“反共”的旗号，把武装力量扩充到十万人，随即准备起义。林老问我：你是否有把握策动程潜起义？我说：问题不大。正值程潜、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林老要我劝说程潜坚持竞选。不料这时美国人插手了，要程潜放弃竞选，暗中支持李宗仁，蒋介石则坚决支持孙科。竞选结果，李宗仁当选，程潜气愤极了，决心反蒋。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还迟迟未动，林老比较着急。为了促使程潜早日起义，林老、周副主席要我速去湖南找程潜，给了我三天准备时间，可三天未到，程潜在湖南起义的通电已传来北京，中央立即电告程潜，要他速上北京参加新政协。程潜抵京这天，毛主席、周总理、林老一道前往车站迎接。参加湖南起义的四百多人，一律都安排了工作。回想起来，湖南生灵免遭战争之害，林老从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我曾向林老表露：由于我长期在国民党内工作，脱离了党的组织，深表遗憾!林老却热情鼓励我，他说：“这没有关系，比如我，还有很多共产党人，都在国民党内干过事嘛!”不久，我回到江西，参加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林老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回响。林老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德，不仅继续鼓舞着我们这些进入暮年的老人，也将激励着革命征途上的千千万万青年奋勇直前!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