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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与关怀——回忆林伯渠同志

刘 英

我同林老的最初接触是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那年我从国内到莫斯科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林老、徐特立、吴玉章同志等几位老人编在特别班学习。他们学习很用功，攻读俄文虽然有困难，但能跟得上。因徐老原是我在长沙女师学习的老师，徐老和林老是挚友，关系很密切，有时我去看望他们，总鼓励我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 　　我一九三三年回国。在江西瑞金见到林老，当时苏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张闻天同志，林老在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国民经济部任部长，不久又出任财政部长，我任少共宣传部长。林老抓财政工作很忙，常到下面了解情况，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工作做得很出色，想方设法保证前后方的供应。林老平易近人，有长者风度，大家都愿意同他接近。我因和林老早已熟识，故带去他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和教益。他要我注意教育青年干部，要讲得通俗易懂，外来干部特别要善于团结本地干部。     　　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林老和我们编在“鸿章纵队”，下分后勤、卫生两大部类。后勤部管长征途中的供给，卫生部管伤病员护理。林老担任总供给部长，他不是简单地跟着行军而是一边走路一边工作。每到一个地方，要打土豪、筹粮食，还要把没收的东西分给部队和群众。当时我编在林老领导下的地方工作部，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反复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然后把没收的东西分给部队和群众。做这项工作很艰苦，一到宿营地，林老就叫我们去做调查工作，走一处宣传一处，四面八方一传开，群众就不害怕了。到了遵义后，就有人愿意参军了。由于林老工作认真负责，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尽管运输队减员大，但沿途都有兵源补充，我们的物资没有丢掉什么，基本保证了前方的供给。 　　在长征路上，林老毫不例外的同大家一起睡地铺。当时我很年轻，四周都是男同志，林老见我是女青年，很照顾我，要我在他身边工作。一路上，我们打土豪得到的衣服、毯子，林老再三叮嘱都要分给当地群众，只有布匹才当做军需品留下来。 　　林老对我们女同志很爱护，见我们的衣服破烂了，便将打土豪搞到的灰卡叽布，特地给我和蔡畅大姐、刘宣君、王观澜等，每人分了十一尺，正好能做一套衣服，我们高兴极了，找到裁缝裁剪好，宿营时就自己做。     　　闻天同志长征出发前带的一床薄被子，胜利到达陕北后还珍藏着。后来，我给他拆洗，发现里面缝了一块驼绒。闻天说：“这是林老给我的，长征路上就多亏有它。别的东西可以丢掉，这块驼绒无论如何不能丢，留下做纪念。”现在这块驼毛已经作为纪念品，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了。在延安，我常到林老住的窑洞里去看望他，他特别热情。初到延安，我没被子盖，告诉了林老，他说给你一块布，还给点棉花，你自己去做。 　　一九三八年底，我同贺子珍、钟赤兵、蔡树藩四个人第一批去苏联治病，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林老很关心我们，留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帮助办好一切手续，还解决了衣服问题，可以说对我们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解放后，闻天同志和我都被分配作外交工作。一九五一年闻天同志担任驻苏大使期间，林老曾到苏联治病。我们能够有机会重逢，觉得特别亲热。他和闻天同志有时长谈达几个小时，交谈的内容多是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林老当时还在病中，然而交谈中他却很少说及自己的病情。 　　一九五五年闻天同志任外交部副部长，回到国内后，我们也总是常抽时间去看望林老。我们彼此都谈得来。这种交往直到庐山会议之后才被迫停止。但是，我们心中一直是怀念他的，深为痛惜的是他在病重期间，我们无法去探望他，听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哀悼。  　　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