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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在陕甘省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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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甘省委书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陕甘省。朱理治任省委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曹力如任秘书长，李富春兼任组织部部长(后由欧阳钦接任)，李景林任宣传部部长(同月由李一氓接任)，张策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蔡畅任妇女部部长。省委班子的配备，可谓阵容强大。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后为李生华、朱开铨)，副主席朱开铨，土地裁判部部长朱开铨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马锡五，财政部部长张慕尧，粮食部部长王朴、副部长刘培植，内务部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部长王子匀，工农监察部部长任泽义，保卫局局长郑自兴。少共陕甘省委书记白治民。
省治所在甘泉县下寺湾。
甘泉县大部分地区是黄土梁状丘陵地带，梁沟之间高度落差常达二百多米。在一马平川的高原上行走，原野坦平，忽而会面临深谷，地面陡然下切一二百米，俯瞰谷底，河流村庄林木道路田畴井然又是一重天。洛河蜿蜒，由西北向东南流贯县境中部。洛河川道是县内主要的农耕区，桥富峪为洛上川，下寺湾为洛中川，王家坪为洛下川。陕甘省成立后，设立了甘洛县苏维埃县治。
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中来自中央红军的李富春、萧劲光、蔡畅、李一氓，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朱理治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他诚恳地向中央提出：“李富春同志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比我强，请求安排李富春同志当书记，我做他的副手。”中央没有同意朱理治的清求。①
李富春年长朱理治七岁，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也是一个真诚谦和的老大哥式的人物。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入团，一九二二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他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政委(军团长彭德怀)。
李富春对职务的安排没有丝毫的不满，十分尊重朱理治，与他真诚团结同心协力努力工作，使朱理治非常感动。②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直到李富春一九三六年二月奉调离开陕甘参加红军东征。③朱理治在与李富春的共事中受益甚多。
担任军事部部长的萧劲光，年长朱理治四岁，也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儿二〇年入团，一九二一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再赴苏联，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〇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闽鄂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闽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他曾在闽西苏区肃反中被监控，后困黎川事件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并被判刑，幸得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保护才未被杀。长征开始时安排了工作，在遵义会议中撤销了原有处分，后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型干部。他是四川成都人，一九二六年入党，北伐战争中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主任。在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中担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做文化统战工作。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上海成立，他是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到中央苏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在“二苏大”上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蔡畅更是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老大姐。她长朱理治七岁，湖南湘乡人，一九一九年随其兄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入团，一九二三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和李富春结婚，婚后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成为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一九二八年去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并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一九三四年二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在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做民运工作。这位老大姐对朱理治非常友善和爱护，尊重这位年轻的省委书记，支持他的工作。
朱理治认为：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照顾原有的干部。④他以这种心态和谦逊态度，团结起省委一班人，很快就使工作有了起色。
陕甘省成立时辖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鄜县(今名富县，下用今名)、中宜六县和陇东的华池、庆北、新宁、合水、新正、曲子、环县、静宁、赤庆、定环十县。⑤全省呈南北窄东西宽的长带状，横亘在陕西省中部，西起甘肃陇东，东抵秦晋交界的黄河，北面依托着陕北，向南直逼渭河平原。它是抗击西安之敌的前沿地区，又是陕北苏区的南方屏障。
陕甘省委的工作任务是明晰的。在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已明确规定：总的任务是巩固并扩大苏区，向关中和陇东地区发展；在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支持与配合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⑥
在敌情方面，敌高桂滋部、井岳秀部都在陕北地区。陕甘省面对的主要是国民党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刚从鄂豫皖“剿共”战场上来，虽经劳山之役和榆林桥之役的沉重打击，仍然自恃训练有素和装备良好而兵骄将狂。
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西北“剿匪”，有一个由少量部队投入到几乎全部投入的过程。就张学良和王以哲等高级将领而言，对蒋介石有一个从尊崇迷信、无条件服从，到失望和猛醒的过程。此时的朱理治全然没有想到，在半年之后自己会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并且对这支军队的历史性转变施以强有力的推动与促进。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国民政府令：于学忠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是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该军当时驻扎在华北天津、保定一带。六月十四日，于学忠到武汉向张学良请示“剿匪”事宜。(张学良一九三四年二月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驻武汉。)其后，东北军陆续入陕。七月二十二日，张学良抵达西安，二十七日，以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剿匪”会议。与会者有：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陕北“剿匪”总指挥孙楚、副总指挥李生达(晋军)、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副师长李藩侯代)、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会议对今后各军联络“进剿”计划进行了商讨，决定：积极完成碉堡政策，实行稳扎稳打的方法，由陕、甘、晋、绥、宁五省联合“围剿”红军。⑦这就是前文所述的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第三次“围剿”的开始。
十月一日在劳山之役中被红军歼灭的一一〇师，团长以上无一人生还，使张学良非常痛苦。张学良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爱国军人，受着东北沦丧的痛苦的煎熬已经四年之久，他的部属没有战死在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国土的疆场上，却纷纷倒在国内战争中，矛盾困惑和种种无奈纠缠在一起，噬咬着他的灵魂。
在蒋介石眼中，陕北“剿共”步履维艰，“匪势日炽”，眼看着江西共军与鄂豫皖等处共军经过一年远徙已接近甘陕，大有合股之势，他紧张而且焦虑。国民政府于十月二日颁令：特派蒋中正(介石)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晏道刚任参谋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通称西北“剿总”)设在西安。以朱绍良、于学忠、杨虎城分任一、二、三路军司令。所辖部队含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朱绍良的第三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辖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骑兵军)。总兵力二十余万人，其中东北军超过了十万人。
十月二十五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在富县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个高福源，后来成了帮助中共扭转西北局势的关键人物之一。
十一月五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陕甘省委、任命朱理治任省委书记的这一天，历史上演了极富色彩的两幕：
在南京，紫金山下，石头城中，张学良和于学忠正在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三次大会，会场上花团锦簇，暖意融融，党国大员们衣冠楚楚，周旋揖让。
在陕北，洛河之滨，象鼻子湾村，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在策划直罗镇战役，土窑洞外寒风呼啸，他们棉衣褴褛，冻得不住地跺脚搓手，哈气成冰。远处雪野上，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正在策马赶来。
这一回，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又将迎来一场更加惨烈的失败，半个月后他们又损失掉整整一个师。
为了夺取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朱理治和李富春率领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紧急动员，投入到筹粮、筹冬衣、运输、提供民夫、组织担架队等各项备战支前工作中。
首先是粮食问题。参战的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部和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部总兵力达八九千人，千军万马迅速向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和张村驿、东村一带集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士们吃饱了肚子才能打好仗。就食，成了最急迫的问题。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后方，要求：各纵队就地取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的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⑧
七天至少需要粮食八九万斤，而到战役发动实际上相隔了十三天，包含民夫和担架队在内，至少需要粮食三十万斤。除了从陕北省紧急调运外，主要是在陕甘省筹集“就地取食”。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甘泉和富县一带地广人稀(据一九九〇年资料，经过五十多年的人口增长，每平方公里亦只有三十人左右)，粮食作物以玉米、谷子、糜子、芥麦和小麦为主，虽然塬区土层深厚、耕性较好，川道多淤土、比较肥沃，但是产量甚低。⑨
在朱理治和李富春领导下，陕甘省委采取派出全体干部和党团员，在全苏区各地分片包点的办法，筹集粮草，用各村的石磨和碾子日夜加工粮食，迅速集中。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革命战争，纷纷拿出自家的粮食，支援红军。军粮很快就筹齐了。中宜县送来了二十余万斤粮食，⑩富县筹集了二十万斤，(11)完全满足了战役的需要。
第二是冬衣问题。十一月的西北，天气已很寒冷。相比较而言，红十五军团中的原红二十五军冬衣问题已很突出，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则困难更大。萧劲光晚年回忆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出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棍子。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像个叫花子，也真不过分。”“当时没收了土豪一批羊毛毡布，还发给我一块棕色的，我自己动手，把它裁成三个筒子，一个做身子，两个做袖子，缝成一件毡衣……彭德怀同志看着我那样子，在一边偷偷笑我。我发现他在偷笑，便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于是我俩开怀大笑。”(12)下寺湾的基层苏区干部和村民后来回忆说：“中央红军很恓惶，穿的衣服乱七八糟，新的少，多数都破破烂烂，穿的草鞋，有的连烂草鞋也没有。有的脚冻肿，有的冻烂，有的用破布把脚缠住就当鞋穿。我们一见很心疼，不少人都哭了。”(13)因此，毛、彭、周等在十一月九日致博古的电报中说：“现在气候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十五天内送一千名新战士来。”(14)
朱理治、李富春、蔡畅等动员干部和党团员在筹粮的同时，还要加紧筹集和赶制冬衣，赶做军鞋。仅仅肤施(今延安)和红泉(今延安南部和甘泉北部)两县在战前和战后的六十天中，就送来了棉衣八千套、帽子八百顶、布鞋八千双、土布袜子八千双。(15)原富县套洞乡苏维埃主席袁占鳌回忆说：“省军事部长萧劲光的脚大，妇女们照我们村脚最大的张义中的脚，给他做了一双鞋，但还是太小穿不上去。后群众重给他做了两双大号鞋。”(16)
在保证红军战士吃饱穿暖的同时，上千个担架队组成了，并且进行了战前训练。还在富县的张村驿、上柳池、照八寺、槐树塬建立了四个接待站。(17)
陕甘省委对备战工作的领导是坚强有力、卓著成效的。
二、直罗镇战前晤见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朱理治在甘泉县下寺湾接到毛泽东派通讯兵骑快马送来的要他去富县套洞塬开会的亲笔信。(18)他经过二百多华里的驰驱，于十六日抵达套洞塬，与毛泽东会合。(19)这是朱理治与毛泽东的首次见面。
套洞塬位于富县中部，是有名的富县四塬(羊泉塬、交道塬、寺仙塬、套洞塬)之一。这里是典型的陕北高原沟壑区，川塬相间，沟壑纵横，塬面破碎，河道弯曲狭窄，是富县的主要农耕区之一。从套洞镇南行三十多华里是坐落在葫芦河边的张村驿镇。若西行三四十华里，便是处于葫芦河上游的直罗镇了。此后不久，朱理治和李富春把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迁到了套洞塬。(20)
此时，发起直罗镇战役的决定已经形成。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21)会议议题与陕甘省委密切相关。
毛泽东与朱理治的首次会面，是愉快融洽的。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在许多党内重大问题上，他们谈得很深。毛泽东向朱理治谈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过，谈了一月间在贵州省遵义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的情况，还把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22)拿给朱理治看。(23)
朱理治仔细研读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着重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理治看后对毛泽东说：“我拥护这个决议。而且，我认为当时中央不只是军事路线错了，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的。”接着，他列举了自己在白区工作的经历加以说明。
毛泽东静静地听这个比自己小十四岁的年轻的省委书记说完后，说：此事中央没有作过结论，不能谈。朱理治多年后忆及此，写道：“他这种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24)
朱理治还坦诚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汇报了陕北肃反的经过和所犯的错误。十八日，毛、周、彭致电张闻天和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电报中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25)
十八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在张村驿举行。朱理治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今黄陵)、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今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26)
直罗镇是富县西部的重要集镇，位于富县至甘肃庆阳的陕甘川道之上，紧傍葫芦河，川地狭窄，南北两面群山连绵。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十一月二十日下午进至直罗镇。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发起进攻，战至下午二时，歼敌大部。此时，东西两路援敌分别从富县县城和黑水寺向直罗镇迫近。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一〇九师残部，坚决阻击自富县西援的敌一一七师；以主力向西迎击敌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和一〇六师。
十一月二十三日，对于东北军来说，是个荣耀和灾难同时发生的日子。在南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张学良、于学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觥筹交错之间是一派志得意满。在西北，向东驰援的一〇六师仓皇西撤，在张家湾被红军歼灭了一个团；困守直罗镇的牛元峰一〇九师晚间强行突围未果，陷入了绝境中。
战争是个奇妙的舞台。同日，已经胜券在握的毛泽东，竟然在行动时走迷了路。他次日午后二时致电聂荣臻，说：“我们昨日迷路走到石咀子来了，今日在此未动。一及十五军团之追击队统由你指挥，望相机处置一切。”(27)
二十四日，红军一鼓作气，全歼敌一〇九师。敌师长牛元峰在逃遁无望时，令副官将他打死。至此，直罗镇战役结束。
此一胜利，迫使敌五十七军退回了陇东，敌六十七军退出了富县，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也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礼。
其间，陕甘省人民群众为胜利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直罗镇之役，东北军方面自然是另有一番说辞，却也反映出了部分真实。十一月二十四日，驻扎在陕甘交界处太白镇的夏树勋团长致电上峰：“牛(元峰)昨日早八时，在直罗被毛、彭、徐匪万余人击溃。军长(指董英斌)率一一一师、一〇六师今日转进太白，并陆续向合水集结。”同日，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致电张学良：“毛、彭以主力八千余人，分三纵队，由张家湾向我猛扑。我军奋勇抵抗，激战两小时，双方伤亡无算，我六一七团损伤尤重。其孔营几尽覆没。师恐陷于孤立，乃令我先头部队在太白镇占领阵地，以图挽回残局。但匪仍继续向我猛冲，幸我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致伤亡枕藉、尸横山野，卒将顽匪击退于六七里之外。匪受创至巨，而我亦伤亡颇甚。此次战役之烈，为剿匪以来所罕见也。”(28)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陕甘省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三、土地政策调整与组建红二十九军
朱理治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土地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健全政权机构、大力发展武装的工作中。
一九三六年三月，以贾拓夫为书记、秦善秀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张邦英为副主席、江华(黄春圃)为军区司令员、陈国栋为副司令员的关中特区及其所属的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改属陕甘省领导。(29)
陕甘省成立后，土地革命仍然遵照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但时间不久，中央土地政策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改变的是对富农的政策。连带也部分地改变了对地主的政策。作出改变之前，张闻天专电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十二月一日复电回答：“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毛泽东在同意富农可以和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而不是分坏地的同时，又指出：“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了产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30)十二月六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十五日，《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内容增加了：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31)
新政策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政策的偏颇。
十二月九日，朱理治偕同彭德怀、林彪、程子华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从前方北上，去安塞开会。他们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而策马飞奔，时而并辔缓行。就在这一天，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他们联袂北行的起因是，毛泽东十二月五日致电张闻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 (32)这才有了安塞之行。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毛泽东八日电后，按照约定于十日抵达安塞。大家久等毛泽东不至。十四日接毛电报说他已于十三日到瓦窑堡。 (33)于是，大家一起北行前往瓦窑堡。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在张闻天的住处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34)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问题。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二十三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35)二十五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决定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认清当前“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要把握革命领导权。(36)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报告强调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37)朱理治出席了这次会议，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38)
十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苏区红军游击队整编成三个军：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兼、政委朱理治兼；(39)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
红二十九军组建的过程很长。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的电报中，通报了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预计至一月份可扩大到一千五百人；要求陕甘红二十九军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40)
接到命令后，陕甘省委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抽调了宜川独立营的两个连，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成立了四个连，以红二十九军的名义在羊泉塬、中宜地区活动。到一九三六年三月，红二十九军才正式在富县套洞塬成立，担负了南线根据地的巩固和向东发展的任务。(41)
朱理治以很大的精力抓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注重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在筹粮、筹衣和支前工作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战后不久就发展了新党员三千多人，(42)以党员为骨干，发动和团结起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使陕甘省苏区日益巩固，蓬勃发展。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是农历丙子年的正月初一。白雪皑皑的套洞塬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气。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分散住在群众家中，朱理治和李富春等省委负责人和群众一起过春节。
当地民俗与南方大异。除夕中午吃大米饭，却有个奇特的名字，叫“隔年捞饭”。除夕夜家家点上灯笼，用长木杆挑着，正对着窗户悬于窑沿。在院子里燃篝火，放爆竹。年夜饭吃臊子面，饭后开始“熬年”，也就是全家人围炉夜话，几乎通宵不眠。正月初一鸡叫头遍即起，先拜财神，再拜灶君，在屋内放一个爆竹“开门炮”，然后打开门庭，男主人带着男孩提上香烛纸马，到村前村后庙上烧香。同一时刻，四面八方的爆竹声响彻高原雪野。太阳升起时，全家吃饺子，有一两个饺子里包着铜钱，吃着的相信会有一年的喜气和财运。然后才是走村串户互相拜年。家家户户窗户上新贴的剪纸窗花，争奇斗巧，精美绝伦。乡亲们都来给朱理治、李富春等人拜年。热腾腾的软米油糕，香喷喷的黄米茶食，浓酽酽的米酒，欢声笑语中豪爽的西北汉子在酣畅醉意中猛地吼出来的高亢激越的秦腔，把节日搅得红红火火。(43)
就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电报来了。张闻天致电彭德怀、杨尚昆转李富春：“因罗迈(李维汉)病，决调你随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朱理治同志留原职不动。你的任务面谈。”二月二日，即正月初十，电报又至，是张闻天发给周恩来的，询问：“富春是否已动身?”(44)
朱理治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别离，与李富春和蔡畅大姐的别离特别让他依依不舍。李富春这一去，不久就参加了东征，东渡黄河，鏖战山西，他再回陕甘时，朱理治的工作已经变动了。
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朱理治最早参与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是月，周恩来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〇六师(师长沈克)的工作。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军和驻甘泉的东北军达成协定：双方互不打枪。(45)
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贾拓夫，通报有关东北军一〇五师最近的活动情况，并指示他们做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46)
朱理治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首先做了邻近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所辖一〇七师的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与该师师长刘翰东建立了联系(刘为辽宁丹东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朱理治还给该师参谋长写信，那人也姓朱，朱理治在信中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能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下层统战工作也很快推开，朱理治安排两个连的红军去与东北军联欢，替东北军在苏区购买一些给养，使双方感情日益加深。在蒋介石逼迫东北军进攻红军时，双方约好唱双簧，假打一下，应付蒋介石。(47)
不久，毛泽东约见朱理治，听取了朱理治的工作汇报，表示满意和放心。(48)
要说清楚中共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必须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说起。高福源，字少卿，辽宁营口人，一九〇一年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一九二三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以学习刻苦深得王以哲和张学良的赏识。毕业后任少校团附，不久被调回东北讲武堂，进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深造，亲历了九一八事变，并深以不抵抗为耻辱。一九三三年三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举国声讨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行前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以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其中，王以哲任第六十七军军长，辖一一二、一〇七师及炮兵营，高福源任军部上校参谋处长。同年秋，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赵镇藩升任军参谋长，团长职由高福源接任。次年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作战。入陕未久即被红军俘虏，被押送瓦窑堡进入训练班学习。共产党人对高福源以诚相待，请他参观红军，观看红军演出的话剧和演唱抗日歌曲，使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触动和变化。
十二月中旬，彭德怀将高福源要到前方，亲自做争取工作，(49)与他谈了两天一晚，并让他进入甘泉城中与守城的东北军接触。几天后，高福源出城来见彭德怀，说关键在于张学良，只要张学良知道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50)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张学良到洛川接见高福源，决定与中共谈判，并于二十一日在洛川会见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商谈合作抗日，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前方东北军与红军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一月三十一日，老同盟会会员、原曾任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带着和亦与张学良关系甚深的阎宝航、杜重远联名给张学良写的建议书，抵达西安。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而消耗实力。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逐渐被镇压下去，日本的势力日趋巩固，不能再等待下去。现在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有利于整训部队，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的机会到了。高崇民到西安时，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未归。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问明了高的来意后，慷慨地说：“我若不是军人，我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工作!”(51)
爱国将领王以哲是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一八九六年生，从小目睹日、俄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立志救国。十六岁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成绩优异。毕业后不久即投入奉军，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从排长、连长、少校营长，升到团长，以军事学养深厚和善于韬略而闻名军中。一九二六年任张学良卫队队长、卫队旅少将旅长，后该旅扩编为师，他任中将师长。他注重培养人才，辅佐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卓有成效。他的许多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王以哲是个坚定的爱国军人，与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爱国进步人士结为好友，抗日意志坚定。一九三二年，他任参谋处中将处长兼一〇七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任第六十七军军长。高福源从红军中返回后，就是他秘密安排高去见张学良，传达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
其后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多次接触、谈判、权衡利弊、折冲樽俎，此处不一一细述。总之，四月九日，张学良、王以哲和中共秘密党员刘鼎乘飞机抵达了肤施(今延安)，是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在一座天主教堂内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现在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研究。双方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52)
朱理治最初是以陕甘省委书记、红二十九军政委的身份参与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的。因为陕甘省既是陕北的屏障，又可以成为陕北与西安之间的桥梁。
三月五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联署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两省省委负责人，指出已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订立了口头协定，从三月五日起实行。协定有四条：(一)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公路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驻肤施、甘泉两城之六十七军部队所需之粮秣等物，可以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区与白区之间的通商。“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电报还要求只能将电报的内容口头传达，不得出布告。(53)显然，自此南线无战事，只是还要瞒着蒋介石。
三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十九军政委朱理治、军长萧劲光，告以王以哲要派兵到甘泉县城换防，我方已同意，并指出：“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王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于我们亦无大妨碍。”(54)
甘泉，这座以城西南美水沟水质甘甜而得名的洛水之滨的小城，其实已经孤悬在红色区域之中了。
朱理治深知，如果没有强大的红军和巩固的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了基础，必须使自己强大到不容对方忽视，才会有稳定的联合，休战往往要通过作战来促成。
朱理治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投向陕北之北秦晋绥交界处的神木和府谷地区。
三月十四日，朱理治致电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北中央局，报告：“(甲)据神府苏区派人来说，自葭、芦以北二十里之沙湾、高家坞、桑沟、大坪已恢复。从南至北一百余里，从东至西一百里，共二十余区。我红三团正月后有相当发展，收枪十余支。 (乙)神木驻晋军骑兵一团，神店井(岳秀)敌约两营，葭县(今佳县)敌情不明。(丙)我本日占领店头镇，并击溃由乌龙铺来店头镇换防的两连人。根据以上情形，为开辟米(脂)东、葭西、神府苏区，使二十八军作战有后方，我意即进至乌龙铺以北，二日在闫家坪行动，红三团在闫家坪以北行动。如何即告。(丁)米脂独立营行动不明。”(55)
红二十九军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刘志丹、宋任穷领导的红二十八军是强有力的支持和策应。
中共中央致力于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三月十八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和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欧阳钦，指示：依目前我们与东北军的关系，我们决不组织或同意在东北军中的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56)
然而，从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到统一战线、化敌为友，必有曲折、反复的过程。在谈判桌上的承诺，有时是不全都算数的。四月九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四月十三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贾拓夫并告彭德怀、毛泽东，称：东北军正以主力在关中地区“围剿”红军，企图配合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电报命令陕甘、关中两苏区红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运动，以钳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北进。(57)
四月十四日，朱理治和萧劲光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韩城人民上月爆发游击战争，共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四五十人。一夜之间，收缴民团土豪的枪支八九十支。唯因指挥有弱点，四个大队均被击散，另一个大队现在隐藏中。(二)陕甘游击支队到了韩城。所到之处，群众分粮抗捐斗争随起，替支队放哨，热烈慰劳抗日支队。当地党的工作在农民、民团、学生中很有基础。正动员游击队与两处民团哗变，并配合支队用油印机翻印我们的抗日宣言，随处张贴。(三)由于支队未能主动采取游击战术，个别领导同志动摇，因此未能与当地游击队和民团暴动取得联络，在敌人近三团兵力威胁之下，退回到苏区来，只在那边留下新建立的几个游击队与四个抗日的支队。(四)现在正组织一个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准备继续去韩城。如情况允许时，拟以较大队伍再去。”(58)
为了改变许多领导人通过不同渠道做统战工作，政出多人、难以连贯、难于协调统一的现状，四月十四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同时，彭、毛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告以：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59)
自此，周恩来成为中共对东北军做统战工作的实际领导人。
五、从秘密停战到三位一体
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停战实现后，原本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陕甘战场上，出现了两军相峙又互不侵犯的奇特景观。
后来，在前线发生过这样喜剧性的一幕：东北军奉命“进攻”红军，士兵们总是枪朝天放，觉得太过于无聊，正好红军阵地旁有一块西瓜地，结满了一个个还没有成熟的西瓜，东北军士兵们集中火力英勇地朝一个个西瓜瞄准射击。红军不干了，说，你们破坏了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得赔偿。东北军爽快地赔了瓜农一些钱。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剿共”大业，其实此时已经开始土崩瓦解了。
停战刚实现时，朱理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着和与战的两手。
四月十七日，朱理治在致张闻天、周恩来并转告彭德怀、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了对在部分干部中日渐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的担心：“(甲)敌一〇七师十五日全部开到尖兵前，有百余不带武器之便衣队为向导，见我们游击队及群众，亦不逮捕，驻于麻子街甘泉大道之两旁。今日有一团开到劳山，麻子街至劳山均修筑碉楼工事。据说一〇五师日内来接防。(乙)敌方答应我们与群众责问的口实是：(一)进攻苏区非其心愿，因胡宗南师在后监视他们。(二)他们是北上东进，联合红军出察哈尔抗日，经苏区乃协同借道。(三)修筑楼堡乃应付蒋介石。(四)仍望我们和他们合作，卖粮给他们。同时，他们亦召集苏区群众会议，说他们亦抗日，和红军一样保护群众利益。(丙)大道两旁大标语及传单都贴了，惟因敌情不清楚，兼之地方武装未能执行命令，因此在鄜县(今富县)所布置之处，袭击敌人均未见发动。严重的是，郴县工委仍存在和平共居观念，并影响到群众中间。 (丁)布置：(一)利用现在接近上下层的机会，揭破蒋介石的欺骗。要求他们立即从筑垒与进攻红军，转为号召官兵起来反对汉奸命令，驱逐法西斯蒂，打出抗日旗子。(二)在敌人前进时，延安独立营及红三团并配合赤卫军，骚扰与打击之。(三)加紧在群众中进行动员，反对党内和平共居观念。”(60)
朱理治反对和平麻痹思想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还和萧劲光一起下达了命令：对于东北军在苏区修筑碉堡的举动，坚决地予以制止，同叫，制止又是有分寸、讲技巧的。四月十九日，朱理治和萧劲光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以“我们正布置打击筑堡垒部队，动员游击队、赤卫军日间去骚扰，夜间去拆毁破坏。同时，正利用外交关系从上至下公开或秘密地进行谈判，进行解释，宣传和争取工作。经过情形续告。”(61)
四月二十一日，朱理治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是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报告与东北军既动武又讲和、既是敌人又是朋友的现状，也报告了地主豪绅乘机向群众反扑的情况：“甲、(一)昨日，第二支队在甘(泉)洛(川)小劳山拆毁碉堡一个。(二)中(部)宜(川)游击队三日前在洛川到鄜县大道上袭击民团，得枪六支，俘虏一人。(三)十八日，(红)二十九军在宜川击溃冯部出来筑碉之一团一营及两个骑兵连，敌死亡六十五名，俘虏人枪各一，子弹四百发，炸弹四十颗。(四)鄜县羊泉四日召开群众大会，到四百人，并有东北军代表演说。群众当场有十七人报名当游击队，当场募捐慰问东北军，故东北军代表出面致谢。甘(泉)洛(川)今日召集两个区的示威大会。(五)近四日印发一万三千张传单与大标语，并将《斗争报》等分送给(东北军)各长官，东北军对之甚欢迎，对贴的传单，亦不撕毁，唯政训处见之即涂坏。(六)延安四日前有十九名白军带三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支步枪，逃向安塞子长，声言需到远处缴枪，近则怕我们送他们回城。乙、(一)现在，一〇七师已将甘泉大道两面之三区一个乡、四区两个乡、五区两个乡、六区整个占领，进行户口调查，将过去两个保长放出，不许群众自由行动，拿群众门板及耕具筑碉架桥。豪绅地主回来向群众强迫收租，强迫群众将所有余粮卖完，群众恐慌日益增高。前小劳山郝军打了四个炸弹，将编保甲团的人赶去。(二)与一〇七师师长及参谋长进行文件及代表来往。对方已允许不再前进，要我们现在动员群众帮助(购买)粮草，恢复市集。但我们要对方必须制止政训处编保甲。他们日间筑碉，我们夜间拆掉。我们与政训处冲突时，他们采取和解态度。一一七师三个团与我们均有来往。一二九师在鄜县，未有行动。粮食由彼方及我方各派两人下乡收集，唯彼方要求粮草太多，无法供给。丙、张谈昨日到鄜县，欧阳(钦)仍在鄜县作党与军事部的代表。少共书记代表省委，前日在高家哨。甘洛县委，萧(劲光)与我昨日回来。明日，(李)一氓去肤施，根据二十一日来电布置工作。”(62)
电报活画出了和中有战、谈中有打、双方既培养和增进友谊、又顽强地纠缠角力的复杂局面。朱理治在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地制止东北军构筑碉堡围困苏区，坚决地打击地主豪绅的反扑，坚决地反对蒋介石安排在东北军中的政训处的一切反共行为。
第二封电报是朱理治和萧劲光致周恩来电，就苏区建设和开辟陇东提出具体的建议：“我们对关中布置提出以下意见：甲、宁县、新正地方应归合为一个地区指挥部之下，暂在合水、太白大道线以南及宁县、正宁县以北为活动地区，积极向宁县、正宁、盘克活动，以继续领导和扩大该地带斗争及游击运动，并利用庆阳、合水敌人兵力薄弱之机会，有时转入庆阳以南，在西峰镇、庆阳大道间活动，并创造苏区。乙、集中红一团三个独立营及二十九军之一团，挺出耀县、同官、宜君大道以西地区，在耀、同、中大道活动，并寻求有利条件，消灭敌之一部，以迟滞敌之前进。丙、另以三水、淳耀武装，统一在一个地区指挥部之下，挺入到三水、淳耀敌人深远后方行动，以牵制敌人和继续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省委决定劲光今日去甘、洛布置军事，数日后回来。”(63)
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实施后必将推动陕甘苏区大幅度地向西、向南发展，改变西北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中共中央很快就有了回复，同意朱理治和与战交错使用的策略，也同意对国民党政训处以及地主豪绅反扑的严正立场。四月二十四日，张闻天、周恩来给陕甘省委发来指示电，指出：对于骚扰苏区的白军与豪绅地主，必须坚决打击之。应发动群众捕捉回家收租并捣乱之豪绅地主，而枪毙之。对政训处派出收编的保甲人员，应逮捕严办。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知所畏惧，而不敢取闹。(64)
接到中央复电的当天，朱理治、萧劲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报告已于十天前用陕甘省政府与军事部的名义作了打击卖国贼捣乱抗日后方的政治动员，与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的联欢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65)
在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的掌握、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对战与和两手的运用上，朱理治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也表现出了高超的运作技巧。这位二十九岁的省委书记兼军政委，风华正茂，英气勃发，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斗争中谋求发展。
朱理治写了一篇谈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的文章，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在山西东征前线的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立即写信给朱理治，表示赞成，并给以鼓励。(66)
在中共中央集体领导和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还向张学良发出忠告：“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并且如约派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67)张学良对刘鼎优礼有加，把他安置在张公馆中，对外的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
同月，由杨虎城资助出国留学的王炳南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从德国回国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一九二五年在三原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一九二九年受杨虎城资助去日本留学，后转德国留学。几乎同时，王世英也从陕北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十七路军与红军互不侵犯问题。至五月，杨虎城与红军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从此，中共与西北军的全面合作的关系开始确立。
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出：(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实行外交公开。(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四月二十六日，张闻天给朱理治发来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发给朱理治和萧劲光的，指出：(甲)对于蒋介石联日防共行动必须有更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愈猛烈，则愈能分化他们。(乙)要切实的、善意的向东北军解释，如果现在不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推进构筑封锁线，对于东北军是极不利的。(丙)请你们把每一形势的变化迅速告诉我们，以准备必要的策略的转变。第二封电报是发给朱理治并转张浩 (林育英)的：过去同东北军的暗中协商，仅限于上级长官，现在如继续这种方针，而对于中下级长官与士兵采取敌对行动，则对于东北军上级长官有利而对于我们则不利。张闻天进而指出：“现在所要改变的即是把这种协商的方法一直推行到中下级军官、士兵中去。”(68)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采纳了朱理治和萧劲光二十一日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的建议，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关中、华池、赤安(即保安，今志丹县)、三边地方部队会合南下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以西行动一时期，牵制并打击北进的敌人。(69)
同日，周恩来电告陕甘省委：如东北军离开公路抢粮、收租、保护豪绅，则以武力劝阻，严惩东北军政训处人员。(70)
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张浩、贾拓夫、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黄春圃(江华)，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跳出敌人围攻圈外，以转向西北，配合华池、庆北、赤安、三边各地方部队，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为主要发展方面。(71)
同日，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作具体的工作指导：“党必须推动与组织东北军内部的抗日积极分子，到他们自己的部队内活动”，对于这些人，尽可能让党的负责同志同他们谈话，对他们心中的问题与活动方法，给以详尽的透彻的解释。“丝毫不要放松在东北军内部所发展的细胞核心，并绝对注意秘密工作的原则。”(72)
同日，张闻天、周恩来接到彭德怀、毛泽东的来电，得知：因东征的红军在山西受阻，拟西渡黄河回到陕北，然后在陕西、甘肃发展。(73)
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理治、萧劲光与张闻天、周恩来之间往还电报各一封。先是朱理治、萧劲光致电张闻天、周恩来，详细报告了工作进展和下一步的对策：“(一)黑水、中洛与鄜县之间的敌人在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我们则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我意可与一〇六师第二纵队进行一定条件的谈判，在军事上给以相当让步，即允其在黑水寺、太白大道之间通行。另，我方取得更能接近对方官兵的机会，进行争取工作。(二)原因：甲、以我方在中洛、鄜县现有兵力，只能牵制、骚扰、阻迟其前进。要完全阻止其在黑水与鄜县道上筑碉堡线，非现有力量所能胜任。乙、如能做到与敌军相互采取友谊协商关系，则很便利政治的争取工作，利用在一〇七师中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一个月之内即可能做到全部争取过来，至少亦可在敌军中建立起我们的几个堡垒。丙、如与敌军处在敌对交战状态中，争取工作不能很顺利地进行。(三)始终加紧战争动员工作，在协定未成立前，用战争和坚壁清野等方法给予敌人困难，阻止其前进。他们的各部队更容易与我们订立一定条件的协定，之后，用武力来监视协定的执行，阻止与我友谊协商的部队，同时，掩护政治上的争取工作，来达到保护陕甘苏区的目的。如何?望复。”(74)
复电当即就到了。张闻天、周恩来在复电中说：“与东北军之一〇五、一〇六师，及其二纵队亦可进行友谊协商，其条件为容许其在中、宜、洛、鄜大道上交通，而反对其构筑黑水寺到鄜县的碉堡，并反对其向张村驿、直罗镇前进。不成则我更有力的打击其二纵队北进。”他们强调指出：“争取工作，不论协商成与不成，都应加紧。”(75)
五月一日，朱理治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报告东北军调防和筑碉堡的动向；与一二九师师长谈判情况为双方规定互不侵犯，部队若前进须事先相互通知。朱理治建议在红、宜、延安成立一个中心县委或特委，归陕北省委管。(76)
五月三日，朱理治致电周恩来、博古，报告对延安敌军的策略。(77)
五月四日，朱理治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报告红二十九军行动计划及对东北军一〇五师、一二九师的争取工作，并报告李一氓将由延安北上，请陕北省委为保证李的安全而布置警戒。(78)
形势发展很快，朱理治的工作岗位又面临着重大变更。
五月七日这一天，在陕甘苏区、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处、日本东京同时发生的三件事，都极具典型的象征意义。
第一件事是，朱理治在这一天接待了西安地下党向陕甘省委送来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叫周建屏，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周建屏原籍江西，一八九〇年生于云南宣威，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任滇军某旅参谋长，后辞职，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曾任红十军军长、红十一军军长，中央红军长征前赴上海治病。他了解上海党组织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情况。此次来陕，他先到西安晤见张学良，然后来苏区。张学良托周建屏带口信给周恩来，周建屏生怕耽误了军机，请朱理治给陕北发电报报告。于是，朱理治以《张学良托周建屏向周恩来转达数事的意见》为题，发出了一封长电：“(一)周建屏同志从上海来，因上海与张(学良)有关系，故周经张(学良)处进苏区时，(张)托周向周恩来同志面谈数事，因恐失时效，故行电告。(二)张托建屏转达：第一点为，蒋有令，直属四个师军队由黄河西渡，会合杨虎城向上推进，要求我们以(红军在)山西牵制，以防西渡，言下之意在于恐蒋杨联络对张。第二点，希望我方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北，如回陕北，恐有六个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利。第三点，蒋命张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同时由延安进至瓦窑堡。张以构碉应付计，只要道。我方允许他从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至延长之线建筑碉堡，如返回，允予通过。谈至此，王以哲来。王谓如为我方着想，在黄河边筑碉对我有不便处，最好只筑工事，由延安至瓦窑堡一线。张此次要道，如恩来允许，则谓不久彼为要道与恩来见面一谈。(三)周(恩来)要的子弹，彼决供给一部。给予之办法有：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运子弹，我方去夺取。谓此法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B、彼派一师兵进攻瓦窑堡，我方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彼取此而留下子弹。彼谓此法较安全。 (四)以上为张托建屏转告之正式谈话，下则为便谈，其言如下：上海、南京大传谣风，说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蒋最近又派来大批政训人员，实则监视他。他又说，他不怕蒋监视，因他有部队。彼又谓，蒋决定王(以哲)进至洛川，如不来，刘(多荃)必怀疑他。他希望我们不要逼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一下，印了许多，现在外方很怀疑，说东北军为什么和红军的口号一样。(五)恩来要求之地图，彼已准备好同样的两份，一份已交周(建屏)带上，一份恐他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设法送。(六)如与彼谈话，地点及化装，均约定由周(建屏)面告。(七)以上由周面达，朱代草此电。”(79)
这件事象征着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演戏给蒋介石看。
第二件事是，张学良在这一天从西安自驾飞机飞至韩城，与杨虎城晤面，商谈“活路事件”的处置和善后问题。事件的起因是：高崇民、栗又文(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毕业，四月经刘澜波和南汉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于二月间编印了一本叫《活路》的小册子，内收高崇民写的《抗日问答》、栗又文写的《抗日军费问题》、孙达生写的《论西北的形势》和《整顿东北军内部》四篇文章，宣传联共抗日，封面为东北三省简图，名字的含义是“只有联共抗日才是一条活路”。《活路》经张学良审读，在杨虎城支持下印刷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红军总政治部曾将其中高崇民写的《抗日问答》大量翻印，广为散发。蒋介石得到密报，严令查办。国民党特务决定逮捕高崇民。杨虎城得到消息，立即将高崇民送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中隐藏起来，并且命令警卫部队如遇特务搜查，可以武力抵抗。张学良和杨虎城此日在韩城共同决定，由刘多荃负责护送高崇民避居天津。(80)
这件事象征着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已经从政治利益的趋同演进到了政治诉求和理念的趋同。
第三件事是，日本上院议员三上参次这一天在贵族院发表演说，狂妄宣称：“皇室之尊严，非但在国内须绝对保持，即在国外也无二致。”“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体之尊严，莫此为甚!此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81)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轻侮和凌辱，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异常激愤，组织了“三上事件交涉委员会”，派员分赴日本各地，联络华侨，一致对日抗议，并请中国驻日使馆严重交涉。消息传到国内，再次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结在胸中的怒火。
这件事向全体中国人昭示了一个道理：不抗日，国恒亡!
①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②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③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79页。
④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⑤《西北革命根据地》，第10、669页。
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3页。
⑦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85页。
⑧《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6页。
⑨笔者2003年2月在陕北的调查和在甘肃庆阳至陕西富县一线的考察访问。
⑩中共富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一方面军在富县》；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到延安》，1986年8月印行本；《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11)《富县志》，第331页。
(1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1页。
(13)中共甘泉县委党史办编：《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甘泉》。
(14)《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7页。
(15)《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3页。
(16)中共富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一方面军在富县》。
(17)《富县志》，第399页。
(18)关于套洞塬地名的沿革，《富县志》无载。朱理治《往事回忆》和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皆作“套洞”，而《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聂荣臻年谱》皆作“套通”，以朱说和陕说为是。今其名已不存。《聂荣臻年谱》(周均伦主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有注释说：“套通，今名北道德。”
(19)关于会面时间，据毛泽东1935年11月13日电报和朱理治《往事回忆》判定。
(20)《富县志》，第325页。
(21)《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7—488页。
(22)此决议于1935年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确曾印发。
(2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2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25)《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8页。
(26)《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8页。
(2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28)《张学良年谱》下册，第934—935页。
(29)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刘凤阁主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9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28页；《西北革命根据地》，第10页。
(30)《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3—494页；《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0页。
(31)《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6—497页。
(32)《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4页。
(33)《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7页。据《毛泽东年谱》载：毛8日到王家坪，11日到安塞，13日到瓦窑堡。毛过安塞时，他约来的张闻天等人都在安塞，他未停，直接去了瓦窑堡。
(34)关于瓦窑堡会议的参加者，历来说法不一。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张闻天年谱》皆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13人，只排序稍有不同。
(2)《王稼祥年谱》(徐则浩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说，工稼祥因伤病发作，肠穿孔，患脓毒败血症，高烧摄氏40度，不得不住在瓦窑堡以南三五里的红军卫生学校医院治病，未能出席12月17日至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3)《子长县志》作14人，多了会议记录者欧阳钦。
(4)《任质斌传》(国家文物局项目，宋霖主持，未刊稿)认为，会议记录者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主编的任质斌。任质斌说，担任记录的是邓颖超和他两个人。他说会议记录应当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查一下笔迹便知。
(5)《红都瓦窑堡》(姬乃军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亦作13人，与第一种说法相异的是，没有邓颖超、吴亮平，有杨尚昆、欧阳钦。
余不一一列举。
本书传主朱理治在他的《往事回忆》中说：“12月，我又参加了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亲自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的报告。”按：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于12月23日作的是军事问题的报告，未涉及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论及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的内容。
以事理论，朱理治是陕甘省委书记，又特地被召到瓦窑堡，是应当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在各说中皆无其名，不知何故。从他的《往事回忆》可证：他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35)《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07页。
(3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8—289页。
(37)《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00页。
(3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6页。
(39)萧劲光和朱理治的任职据《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01、521页；朱理治：《往事回忆》，《萧劲光回忆录》，第192页。另，《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02页的记载与此相异，作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当为萧劲光和朱理治的继任。
(40)《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01页。
(41)《萧劲光回忆录》，第192—193页。
(42)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5页。
(43)2003年春节在延安与延安市委党校刘光胜、延安革命纪念馆任勇及当地群众的交谈；参见劲挺：《延安风土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富县志》，第492页。
(44)《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6、299页。
(45)《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02页。
(4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2页。
(4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6页。
(4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6页。
(49)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50)《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51)高存信：《先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白竟凡、鲁煤编著：《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52)《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1页。
(53)《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7页。
(54)《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21—522页。
(55)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西北中央局的电报(1936年3月14日)。
(56)《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08页。
(57)《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1—312页。
(58)朱理治、萧劲光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4月14日)。
(59)《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35页。
(60)朱理治致张闻天、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4月17日)。
(61)朱理治、萧劲光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4月19日)。
(62)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4月21日)。
(63)朱理治、萧劲光致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4月21日)。
(64)《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5页。
(65)《张学良年谱》下册，第996页。
(66)《朱理治自传》(1944年11月28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6页。
(67)《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2页。
(68)《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6页。
(69)《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3页。
(70)《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2页。
(71)《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3页。
(72)《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7—318页。
(73)《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3页。
(74)朱理治、萧劲光致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4月29日)。
(75)《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8页。
(76)朱理治致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5月1日)。
(77)朱理治致周恩来、博古的电报(1936年5月3日)。
(78)朱理治致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5月4日)。
(79)《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02—1003页。
(80)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参见杨拯民：《回忆西安事变前的几件事》中的部分叙述；《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03页。
(81)《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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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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