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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陕北肃反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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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安驿会议前后
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紧接着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除了原先参战的二十多个团、四万兵力之外，又增调了东北军的两个军七个师、宁夏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参加“围剿”，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人。重点仍然是“清剿”陕北苏区。十五万大军压境，敌焰器张。西北红军主力只有五千人，游击队四千人。这是一场双方力量过分悬殊的战争。西北苏区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八月下旬，刘志丹率西北主力转移到延川县境内的文安驿，作短暂休整。
刘志丹得知朱理治的到来和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后，他专门派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张达志去永坪，请朱理治和郭洪涛来文安驿给连以上党员干部做报告。①文安驿是个小镇，在永坪东南六七十华里，穿过南坪川就到。
这是朱理治与刘志丹的首次会面。刘志丹真诚地表示了对朱理治来西北主持工作的欢迎，特地把自己身佩的手枪赠送给朱理治。②
八月二十七日，文安驿会议召开。朱理治传达了“中代”和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传达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精神，共传达了三个半天，还组织大家讨论。
接着，朱理治和郭洪涛出席了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的会议，和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岗等指挥员在一起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
朱理治和郭洪涛提出应首先攻取瓦窑堡。③刘志丹等人认为对瓦窑堡只能“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主张红军主力“只能去南线，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④”
经过争论，最终会议决定：首先攻取瓦窑堡。⑤
九月一日，⑥聂洪钧千里辗转抵达永坪，另一个代表刘祚夫因故未来。这一天，朱理治和郭洪涛刚好从文安驿返回永坪。与聂洪钧同来的是他新婚的妻子宋涟。宋涟是河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永坪后负责机要工作。⑦
聂洪钧的到来，使得张庆孚问题迅速激化起来。
张庆孚是七月下旬从陕甘边抵达永坪的。⑧他坚称自己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中央代表。西北工委的同志带他来见中央代表朱理治。一见面，他就对朱理治说：“你是叛徒!”朱理治问他凭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中央既然派我来，就不会又派你来。”⑨应当说，张庆孚的质疑是有道理的，首先，既然派了自己来，怎么会又派一个省委书记来呢?其次，他在上海亲历亲闻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党的负责人叛变的事太多了。
尽管张庆孚带来的密信，怎么弄也显不出字来。但朱理治知道他是同志，就先将他“中央代表”的事搁置，等上级来了指示以后再说。后来，陕甘边方面工作不顺利，朱理治考虑到自己不懂军事，张庆孚毕竟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又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就安排他担任了西北军委副主席，处理一些军委日常工作。这样相安无事了一个多月。
九月一日聂洪钧来到后，告诉朱理治，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是派来做文化工作的。张庆孚得知后，非常愤怒，说聂洪钧是叛徒。聂洪钧说，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告诉我的。张庆孚说，上海临时中央局一定也是出了叛徒。朱理治见张庆孚大闹不止，无法劝说，不得不下令把他扣了起来。
张庆孚被扣后更加焦急。他对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说：“你赶快去告诉刘、高把二十六军拉走，要二十六军和西北工委宣布独立。”张秀山觉得事态严重，立即向朱理治作了报告。朱理治大为震惊，决定绝不能任其发展，就下令把张庆孚软禁了起来，严加看管。⑩在其后不久的肃反，张庆孚因为“假中央代表”问题，受到了逮捕关押和审讯。(11)
直到一九三六年，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到了陕北，朱理治才得知了原委。原来，聂洪钧说的是事实，张庆孚说的也是事实。张庆孚是经由王世英安排来陕北的，在王世英与他谈话时，他起先不想来，后来同意来了，就提出了任职方面的要求：当中央代表，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客观地说，以他的资历，作此种要求也可以理解。问题出在谈话时敌情紧急，而张庆孚在上海做交通工作时间久、知道关系的人很多，王世英怕他出事，急欲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就敷衍地答应了他。紧接着，王世英专派中央交通局负责人陈刚跟在后头追他作解释，不料陈刚追到半路却因急事折回。(12)
小事改变大历史，这样的例证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如果不是张秀山忠诚，历史的推演就会是另一个样。张庆孚铤而走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认朱、聂有问题，在主观上是为了保卫革命事业。但在那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他策动红二十六军“拉走”、“独立”，就完全把自己置于死地了。
然而，朱理治还是相信他是同志，只是软禁起来，没有严厉处置他。西北军委日常工作，改由聂洪钧主持。
九月二日，聂洪钧召见军委参谋部侦察情报科科长高朗亭，让他传达命令：西北红军主力攻取瓦窑堡。
九月三日，刘志丹率团以上指挥员进至瓦窑堡郊外黑山梁和米粮山西南高地，勘察地形。在现场的高朗亭后来记述道：“看到敌人在瓦窑堡城郊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山寨相连，个个都能构成相互支援的火力网，密无死角。城外寨外都有梅花陷坑相套，连接成梅花套环，围绕城寨。梅花套环宽约三五十公尺不等。每个梅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部分金属刺数十枚。全部梅花陷坑，又都在碉堡的各种火力控制之下。刘志丹同志观察后，愤慨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完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随即征求一同勘察的各指挥员的意见，问怎样打法?兵力怎样部署?使用什么器材?各团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西北代表团规定这样的硬性任务，会把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毁灭掉，会把全军指挥员(按：似应为指战员)白白地伤亡完，这个任务不能执行。刘志丹同志说，我看也不能打，还是要另寻战机。刘志丹同志下山来到前总营地郝家川，召集各团军政指挥员们共同研究。”在研究中有人建议打横山，“众人议论了一番，刘志丹同志最后决定：奔袭横山县城”。(13)
九月九日，刘志丹率部进至横山县鲁家河一带。十一日凌晨三时，红军攀云梯登城，云梯太短，而且是用独竹竿套接而成，攀上人多，把竹竿压弯反转，战士们即掉了下来，反复几次，被敌人发觉。偷袭不成，转为强攻。激战至下午，因部队伤亡太多，主动撤出战斗。(14)
瓦窑堡未打，攻横山未克。郭洪涛埋怨红二十六军不打瓦窑堡，同时对朱理治说，他和某某人谈话，觉得这次战斗没打好，里面有鬼。(15)朱理治未作追究，但在心中对刘志丹和高岗等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此时，长征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陕北。九月中旬，《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发布，通报红二十五军九日已到永宁山，热情洋溢地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即将到来的会师，要求准备举行欢迎大会、庆祝会，并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以冲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受到西北苏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次日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
二、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成立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朱理治生命史中的一大转折。
红二十五军是鄂豫皖红军的一支劲旅，组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同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红二十五军属红四方面军建制。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坚持斗争。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三十日组建完成，辖七十四师(由原二十七师改编)、七十五师和一个特务营，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全军约七千人。一九三三年九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途中，遭敌截击，省委和军长吴焕先率领大部到达鄂东北地区，仍保留红二十五军番号，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一部返回皖西地区，重建红二十八军。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皖西会合，于四月十六日在河南商城东南豹子岩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三千余人；九月，程子华到达鄂东北传达中央军委指示；十月，进行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直辖四个团。十一月开始长征，十二月进抵陕南。一九三五年四月粉碎杨虎城四个旅另一个团的第一次“围剿”，误歼杨虎城部所属由中共控制的警备第三旅；七月粉碎东北军八个师和杨虎城、肖之楚等部共三十一个团兵力的第二次“围剿”，全歼敌警备第一旅。七月中旬由陕南出发，西进甘肃。八月，吴焕先牺牲。九月，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九月十五日进抵永坪。
永坪会师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 (简称中央代表团)成立，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中央代表团是西北苏区最高领导机构。
九月十七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在永坪召开联席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和徐海东、戴季英等三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
(一)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组成。朱理治兼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李景波任秘书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崔田民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不久由戴季英代理)。
(二)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兼，供给部部长白如冰。
(三)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
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政治部主任周碧泉。下辖三个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是：陈锦秀、常玉清；韩先楚、王集成；郎献民、刘震。
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杨森，后田守尧；政委张明先，后张达志。下辖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是：黄罗斌、黄罗斌兼；郭宝珊、马佩勋；康健民、高锦纯。
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后崔田民，参谋长任浪花，政治部主任李宗贵。下辖两个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是刘明山、李宗贵兼；李仲英、王国昌。
全军团总兵力约七千人。
地方军事组织则有：神府独立第三团、米西游击队、陕北第一军分区、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原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高岗不再在军委任职。在中央代表团讨论分工时，朱理治提议刘志丹继续任军委主席，理由是：刘志丹是本地人，在部队中有威望，在地方上有名望。他同时提议聂洪钧负责政府工作。聂洪钧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是派他来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的，而且他本人也愿意做军事工作。(16)
最重要的职务由中央代表团的三个人担任，程子华任军团政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朱理治任省委书记。
朱理治以巨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陕甘晋省委的组建和工作开展中。
陕甘晋省委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工委、陕北第一分区区委，并且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瓦窑堡、靖边、延川、延长、延安等八个市、县委。(17)最大范围时，领导二十六个县委(工委)、市委，其中佳芦、永红、韩城县委和赤安县工委、瓦窑堡市委五个是后来不久新建的，韩城县委在国民党统治区。(18)
省委成立后，在朱理治的领导下，党建、扩军、建政、查田、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鼓动宣传等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朱理治的施政理念、建政构想、工作方法等等，至今仍然具有殷鉴作用。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印发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的通知》颁发。文字简明，便于操作，一共四条。第一条指出：“工作计划，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之内的工作目标与尺度。没有计划，便会使工作紊乱，抓不住中心，并失去检查工作的尺度。所以每一党部、党团，每一部门，以至于每一个工作同志，都应当有工作计划。”第二条指出：“这一计划，是省委的本身工作总的计划，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应该用来代替省委各部门与各级党部订出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应该用数字的领导方法代替你们规定详细工作的数目字，因为这会阻止各级党部的积极性与自觉性。”第三条指出：“计划的每一条文应当规定明确，不要把数目字订立得太高，无法完成，这会成为一种开大炮的工作方法。”第四条指出：“我们要做到一星期、三天，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检查一次工作，反对过去一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敷衍，做出了计划之后，便不管了。”
在此份通知之后，示范性地附上了一份《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含战略任务、工作尺度两块，第二块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一)组织六千个担架队、运输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建立健全军委会的参谋部、政治部、新兵训练处。建立健全情报网。改造伤兵医院。完成军分区的建立，统一指挥游击队与赤少队。(三)检查各县与团特委、政府、工会、妇女部与省委各部扩红冲锋月执行情况，保证完成与超过计划。(四)每一军区建立一个红军独立营，每一中心县委完成一个连，使游击队发展到六千人。建立延长、延安、绥德、靖边、横山的警备队，建立工事和电话网。加强宜川的工作。 (五)颁布赤色戒严条例，进行肃反工作。(六)组织收获队，武装保护秋收，准备布置查田运动。(七)苏维埃、军委会立刻做出五个月的经济计划。一个月内再做红军冬衣八千套，准备一万石粮食，准备征收土地累进税。(八)十月革命节前完成中心县乡改选，准备选举省苏代表大会选举。(九)组织轻骑队检查政府工作，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十)成立省工会筹备会、全省雇农工会代表会，成立省互济会筹备会，完成几个县的妇代大会、检查共青团、儿童局工作与贫农会工作转变情况。(十一)建立反帝拥苏大同盟，成立回民、蒙民工作训练班，派突击队去西安、韩城、蒲城等处成立白区工作部。(十二)布置两城地方暴动。(十三)布置抗日反蒋工作，健全军委会破坏部。(十四)成立分区委，解决南区、神府问题，扩大巡视员，开办训练班和军政干部学校，充实《西北斗争》，建立若干省委直属区，创造一个模范支部，实行省委机关人员的军事化和劳动化。 (十五)深入反右倾取消主义，印发专号，做出六个支部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
通知要求“你们应当根据这一计划，订立一个月的或一个半月的工作计划，交一份给党委。同时要每半月给省委一次检查工作的报告，结束时作一总结报告。”
十月一日，《陕甘晋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大纲》颁发，共十四条。规定“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衙役以及一切剥削分子不得加入”，除此以外，凡十四岁以上至二十三岁以下者，无论男女将一律加入少年先锋队。二十三岁以上至三十五岁者，一律加入赤卫军，但妇女不加入。为克服过去之散漫现象，重新进行编制，按照军事组织法，赤卫军以班、排、连、营、团、师为系统，少先队以小队、分队、中队、大队、总队为系统，皆按三三制编成 (一营三连，一连三排等等)。暂定每个乡成立一个赤卫军营、一个少先队中队。规定“赤卫军、少先队都是战斗的队伍，参加战斗行动时，年小和女子不能参加行动与战斗的均留后方。担任后方戒严、警卫、警报等工作”。特别重要的是最后一条，“红军所到之处，得能直接指挥赤少队”。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体现。
十月三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颁发。
同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进行粉碎第三次“围剿”宣传周及检阅赤少队工作给各级党部和党团的紧急通知》颁发。省委宣传部出刊《新西北》，省苏政府把《工农大众》改善充实起来。
同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庆祝红十五军团消灭南方战线上的敌人主力与夺取瓦窑堡中心城市的空前大胜利的紧急通知》下发。消灭敌主力是指劳山战斗大捷。
十月五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扩红工作的通告》颁布，对扩红方法进行了细致入微、操作性非常之强的指导。
十月十五日，《陕甘晋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选举法与苏维埃组织条例的决定》颁发，对乡、区、县、省四级政权的建立和健全作了具体的规定。
同日，《陕甘晋省苏维埃筹备委员会通知第二号——关于苏维埃选举条例与组织条例的决定》颁发，进入部署实施阶段。如果不是搞错误的陕北肃反，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就要成立了。
革命战争始终是首要的任务。
新的西北军委和陕甘晋省委成立后，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十五军团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在聂洪钧作原则性报告后，高岗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了攻取横山、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的意见，他认为敌高桂滋和井岳秀部好打，而且能占领绥德和米脂这两个陕北最富裕的地方，又可以与神木、府谷连为一片。刘志丹第二个发言，同意高岗的意见。第三个发言的徐海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当前的任务不是发展苏区，而是如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应当向南取攻势，打击进犯的东北军。接着发言的程子华和郭述申都同意徐海东的意见。(19)
意见一时无法统一，两方都要朱理治表态。——多年后朱理治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写道：“由于两方面都坚持各自的意见，逼得我这个外行做结论。”——朱理治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并进而分析说：东北军向北攻势凶猛，长驱直入深入苏区，几乎一天进驻一个城市，建议包围并佯攻甘泉，切断敌交通补给线，迫使延安之敌回头增援甘泉，我军打其增援。
朱理治话音刚落，刘志丹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提了一个极好的建议，说延安南三十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刘志丹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劳山。
大家统一了意见，部队马上行动。(20)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一〇师三千七百多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初步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这种在讨论工作时产生不同意见和争论的现象是正常的，高岗的目的同样是克敌制胜、发展苏区。
劳山之役第二天，十月二日，瓦窑堡守敌弃城逃跑。当日，红军进驻瓦窑堡。
三、陕北肃反的酝酿
肃反是肃清反革命的简称。西北苏区是最后一个开展肃反运动的苏维埃区域。要说清楚陕北肃反，还须从源头说起。
全国苏维埃区域的肃反运动最早是从一九三〇年中央苏区打AB团，肃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开始的。将中央苏区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各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
AB团是蒋介石、陈果夫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间在江西南昌策划成立的一个“以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为目的的”的反动组织。取名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摧毁后，原本就为数很少的成员皆作鸟兽散，再也没有恢复，也没有重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AB团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后已不复存在，更没有打入共产党内部。(21)
改组派是国民党上层的一个政治派别。一九二七年“七一五”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后，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与控制，于一九二八年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争权夺利，并积极策动各派军阀进行反蒋，故被称为改组派。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打入共产党内部。(22)
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由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嬗递而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人坚持反蒋反汪、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平民革命，实行平民政权，策划反蒋武装斗争。邓演达被捕牺牲后，该党积极参与和组织抗日反蒋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参与发动福建事变，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失败后解散。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才在香港复党，并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举黄琪翔为总书记，由章伯钧主持工作。第三党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从来没有派人潜入苏区发展组织，更谈不上在苏区进行破坏活动了。(23)
社会民主党案更是人为炮制的一大冤案。一九三一年一月，闽西苏区新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李、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在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这些知识，是普通的红军指战员不知道的，高级干部也很少有人能弄得清楚，群众更是如听天书。(在很多地方，苏维埃被民众误认为是“一位姓苏名叫维埃的同志”。)在纪念大会上，当报告人说到李、卢是第二国际领导人、社会民主党党员时，一个没有国际共运知识的叫吴拙哉的青年和几个同样没有此类知识的战士，像呼喊别的拥护口号一样，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在苏区，开大会时配合报告内容喊口号，以营造热烈气氛，是普遍的现象。喊错了口号，本不足怪，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却抓住不放，小题大做，大肆逮捕，严刑逼供，结果屈打成招，胡乱供出闽西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后来发展到各个苏区都抓“社民党”。(24)
造成以上一系列冤案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在党内开展了大反布哈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党内大搞“清党”和肃反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国内原因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手段，开展党内斗争。
中央苏区整肃AB团始于赣西南，一九三〇年五月开始，九月进入高潮，迅速波及全苏区。在开始的短短四五个月时间里，一个于都县仅在于南地区就捕杀“AB团分子”一千余人，于北地区也杀了一千余人，城关杀害二百人。再看三个县，万泰县杀害八百多人，吉安县杀害九百多人，寻乌县杀害高达三千五百多人。(25)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布《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凭空编造出了AB团的“组织系统”是：“全国总团部、各省团部、各地总团部、县团部、区团部、支部、小组”，“在各团部之下设秘书处、军事科、组织科、暗杀科、交通科、审查科、经济科”，如此庞大的“系统”，全靠炮制冤假错案来填满。各地全凭主观臆断、猜测、推想、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残酷拷打，来审讯来办案。这个《通告》甚至提出了两个“杀无赦”：一是“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二是“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26)在中央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
肃AB团，开始仅仅是因为“工作消极”、“表现不好”就捕杀，后来竟发展到凡是上茶楼、下馆子的，在偏僻地方说说话的，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私下谈恋爱的，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说牢骚怪话的，消极怠工的，不愿开会的，夜间乱说梦话的，三三两两在一起交头接耳的，等等，都被视为AB团分子而遭捕杀。(27)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在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黄陂进行了第一次军中肃反，照搬赣西南肃AB团那一套，十天左右就在“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杀了约两千人”，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人数仅四万余人。
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苏维埃政府三十五个执行委员有半数以上被错杀。新红十二军的连以上干部有半数以上被错杀。连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也险遭杀害。解放后清查统计，被错杀的人数是六千三百五十二人。(28)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同样残酷。“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29)一九三一年九月，肃反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地区展开，一大批红军高级干部被扣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肃、被杀害。红四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六个团长、四个团政委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长、连指导员被杀害，再加上皖西北军事委员会等部门，包括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姜镜堂在内，共被“肃清”、“淘汰”了约两千人。(30)总共杀害的人数虽未见统计，但团以上干部可知的有：军级十七人，师级三十五人，团级四十四人。(31)
时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是一个忠诚勤勉的妇女工作干部，被捕后经受酷刑，被杀害。(32)六安县委成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被杀得只剩下两个炊事员。六安县独立团班以上干部及老战士被杀害二百多人。霍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除少数勤杂、炊事员外全部被捕，被杀一百九十多人，县独立团亦被杀害二百多人。商城县干部战士被杀害二千一百五十多人。霍邱县被杀害干部战士一千三百多人。英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及各部负责人连同八个区委书记、半数以上的党支部书记被杀害。光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一百余人除几个警卫和炊事员外全部被捕，大部分被杀害。罗南工委书记和罗山县独立团团长等一千五百九十七人被杀害。(33)
在湘鄂西苏区，接连四次大规模的肃反持续了两年多，肃反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持，逮捕了两千多人，红三军(由红二军团改称)军长贺龙险遭加害，政委万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孙德清、继任参谋长唐赤英皆被错杀。红三军共辖三个师，第七师三任师长孙德清、王一鸣、叶光洁先后被错杀，政委李剑如(后任第九师政委)被错杀；第八师师长段玉林、政委柳直荀被错杀；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参谋长王炳南被错杀。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被错杀。杀到后来，夏曦谁都不相信了，只相信他自己，竟下令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34)
陕北肃反，在以上背景之下发生。
朱理治到西北没有想到过要搞肃反运动。他力图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努力。
陕北肃反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有文章说：“在两军会师之初，那些刚从远方来的战友不明真相，难以判断是非。朱理治同志则利用职权，以大帽子压人，使得联席会议只能一边倒，只能和朱理治同一个口径讲话，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容不得丝毫答辩。这次会议，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种把错误统统归罪于朱理治的说法，延续至今。
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
“远方来的战友”是指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郭述申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红二十五军是一九三五年秋到达陕北永坪镇的。到永坪前，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按：应为警备三旅)，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对张汉民和他队伍里的党员是错杀了，是沉痛的教训。二十五军的同志是从鄂豫皖来的，鄂豫皖的同志原来执行了王明路线，犯了‘左’的错误，杀张汉民等是把鄂豫皖的错误做法带到了陕南，没有调查研究，认为都不可靠。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35)时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程子华一九四二年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二十五军陕南处决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他有不少学生在二十六军，这是我、徐、郭、戴对二十六军内部混入反动动摇分子，已有成见。”(36)
红二十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它也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指令。他们长征来到陕北，带来了好经验，好作风。同时，也带来了错误处理张汉民的“左”的材料，带来了对陕西党、西安党和红二十六军的严重的不信任。而这对于已经处于矛盾之中的西北党内关系，起到了进一步催化和恶化的作用。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远方来的战友”中有些人，曾经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残酷迫害甚至杀害过无辜的红军将士和干部群众，徐海东等一大批忠勇将士都遭到过他们的迫害。他们把鄂豫皖苏区肃反的那一套，带到西北来了。就在长征抵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三千三百名指战员中，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的，还有三百多人。(37)
永坪会师后，朱理治和聂洪钧与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人座谈中决定的。(38)座谈中详细谈及了红二十五军处决张汉民的事，而此时红二十五军领导者坚信杀张汉民等人是正确的举措。
张汉民是山西稷山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〇年考入新绛中学。一九二四年到陕北安边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先后任杨部教导营副队长、炮兵营副营长。一九二五年冬，在陕西三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四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犯陕，张汉民在三原抗敌立功。西安解围后，中共西安地委决定由魏野畴负责举办军事政治队，任命张汉民为队长，曹力如任秘书，军政队在很短时间内为党培养了近百名干部。张汉民亲自介绍吴岱峰、李作梁等人入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介绍了二十多名官兵入党，建立了炮兵营军支，他任军支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张汉民以“共党嫌疑”被捕，他坚不吐实，获释后返回原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春，他重返杨虎城部，历任杨虎城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任用阎揆要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军官。一九三一年秋，他派军中党员给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送去子弹和情报。一九三二年警卫团先后驻防西安、彬县、旬邑，此期间他为党搜集情报、掩护同志、输送物资，并使警卫团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日益增多。是年冬，杨虎城命该团尾随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地区，到达汉中。张汉民与中共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联系，赠送武器支援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春，他两次派军中党员张含辉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准备发动起义，公开打出红旗。红四方面军领导认为他暂留杨部较为有利。其后，驻防汉中的胡宗南多次向蒋介石密告警卫团私通共产党，张汉民靠杨虎城保护方得安全。是年秋和一九三四年春，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汪锋和新任特委书记刘顺元，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被敌人追捕时都到张汉民部隐蔽，同志们都戏称张汉民部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至一九三四年年底，全团二千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二百多人。警卫团副团长魏书林是共产党员，下辖三个营的营长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全都是共产党员。十六个连中有十个连成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单独成立了党支部。连、排、班长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张汉民希望有机会把队伍拉到陕甘边去，与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共创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初一，张汉民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已到商县一带，他非常振奋，立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前去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红二十五军负责人说了一些困难，如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联系，医药器材也极度缺乏，希望得到支持。张汉民闻讯，立即派人送去已有的物资和军用地图，并派党员去上海和西安购买电台与药品等。一周后，红二十五军转入湖北境。二月下旬，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升任旅长，辖七、八、九三个团。三月二十三日，杨虎城任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电令张汉民部阻击又自鄂入陕的红二十五军。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去红二十五军联系，一面率七、九两团向镇安前进(八团留在西安)，尾随红二十五军。他向党团员交代：“如果遇到红军，要枪朝天，打空弹。”四月九日接近柞水县九间房时，阎揆要报告：似有红军埋伏。张汉民认为早已经与红二十五军有约在先，而且相随已非一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正在布置警戒，准备宿营时，突然四周枪声大作。因为张汉民预先交代过“枪朝天，打空弹”，警备三旅很快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汉民等人被俘。
张汉民说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说明了军中一百多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说明了与中央军委、陕西党组织、西安党组织及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的联系。许多共产党员也站出来作证明。但是，令张汉民至死也想不明白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和他的一大批战友被红二十五军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他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二岁。十年后，中共七大召开时，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39)
处死张汉民和警备三旅中一批共产党员的长征路上的肃反，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掌握的。(40)这一大冤案，后来被中共党史学界称为“九间房事件”。(41)
七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吴焕先在《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民国]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陕西党内、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中都有他的布置)。”报告还说：“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报告还紧迫地提出：“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党无真正党员。”(42)
朱理治听了红二十五军负责同志关于“法西斯蒂分子”和“法党”已经打入陕西党、西安党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通报后，极为震惊。“远方来的战友”的介绍，与“中代”、上海临时中央局情报工作负责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交代相符合，而且，“敌情”更加严重。
座谈会商定：立刻开始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朱理治对程子华等人说：“幸而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与我们(就)危险极了!”(43)
陕北肃反的大幕即将拉开。上级向朱理治和聂洪钧交代的斗争对象是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等，并说刘志丹对党是忠实的，只是很右。红二十五军的介绍就非常严重了。一场悲剧已不可避免。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等人将经受磨难。
朱理治十年后在延安说：“红二十五军从陕南到陕北来时，路上有一个张汉民的部队跟踪他们，后来张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说他是共产党，归西安党领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们听说西安党有问题，因此路上就把张汉民解决了，张汉民做了俘虏，他说他与刘志丹、高岗有关系。红二十五军把张汉民杀了，并将张部下面其余同志及赤色群众也杀了。同时我怀疑刘、高有问题。我们六个人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红二十五军同志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44)
其后不久在陕北肃反中经受磨难的张秀山，晚年回忆说：“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
以上所述，才是启动陕北肃反的真正的主因。
肃反机构在朱理治来之前就有，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设有保卫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有肃反委员会。但此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前的任务了。在陕甘晋省委之下，设了政治保卫局。
在酝酿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提议由戴季英兼任，理由是：戴已被确定担任陕甘晋省委委员、西北军委参谋长；他在鄂豫皖苏区搞过肃反，有经验；而且，在处理张汉民事件中，已经了解了反革命在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布置”的情况了。另外，朱理治还考虑到从外来的干部中产生，可以较少成见，更加客观与公正。
徐海东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戴季英这个人意识不好，太过专横。(45)程子华、郭述申也发言同意徐海东的意见。(46)结果，改为任命崔田民为局长。后来，朱理治与郭洪涛商量，都认为崔田民确无肃反的工作经验，仍然想使用戴季英。他们再次征求程子华意见，程子华说：“如必要时，只能任副局长，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47)于是，戴季英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
朱理治没有忽视徐海东、程子华和郭述申的意见，为了加强对戴季英的领导，一再向戴交代：“审讯人时，一定要有郭洪涛同志参加。”(48)政治保卫局是省委下属机构，郭洪涛是省委副书记，这个制约性的安排是稳妥的。
戴季英，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与组织领导黄(安)麻(城)起义。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总指挥。一九二九年任黄安县委书记，十二月当选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他当选为委员。五月，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原地坚持斗争。十一月任重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一九三三年四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兼七十四师政委。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参加长征。他在陕北肃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陕北肃反的开始和停止
九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朱理治“以为这样布置，绝无出错之理，没想到，结果还是出了大错”。(49)
十月一日
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50)
是日，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前文已提到过的黄子文、被指为张慕陶与黄子文的交通员的江旭、反对查田运动的李西萍共五人。(51)
戴季英带领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自鄂豫皖苏区，他们有肃反的“经验”。
郭洪涛见戴季英在审讯时并没有叫上自己，思想上有了顾虑：“我是地方上的人，为什么在审问的时候也不要我陪审?是不是怀疑我?是不是口供里供出了我?”“听说宋涟抄口供也非常秘密，口供我向来没有看过，也没有找我研究过，我对这事觉得奇怪，组织上不相信我了。我怀疑是不是把我也供出来了。”郭洪涛决定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主动过问肃反的事。(52)
此日，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大捷，歼东北军一一〇师三千七百余人，击毙该师师长何立中。
十月二日
戴季英向朱理治报告：“审讯时未经用刑，黄子文、张文华等人即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蔡子伟等十三人。”(53)戴季英未说真话，他审讯时用了酷刑。十三人除了蔡子伟已经被捕外，唯有张秀山在后方。戴季英已经派人逮捕了张秀山。
当朱理治检查发现戴季英没有按照他的规定请郭洪涛参加审讯时，非常生气，责问了戴季英。戴季英回答：“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肃反审讯只能军委主席一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54)确实，鄂豫皖苏区肃反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保卫局的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凌驾于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保卫局决定，逮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的负责人联系，更不征得他们的同意。保卫局就凭口供和“辗转口供”来捕人杀人。(55)
朱理治此时对戴季英已经难以控制了。
此日，国民党军弃守瓦窑堡。郭洪涛去瓦窑堡领导接收工作。
戴季英向朱理治报告：“张秀山也供了。未经拷打，是自己招供的。”(朱理治后来了解到，张秀山虽经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但坚决拒绝作任何伪供。)(56)
朱理治深知保卫局逮捕张秀山是一件大事，不仅仅是因为张秀山是原红二十六军主要负责人、原陕甘边特委书记，他还是原西北工委宣传部部长。从党内思想斗争范围变为敌我关系，性质全变了。而且，供出的刘志丹、高岗、杨森这些重要领导人眼下还都在前线带兵，弄不好要出大事。朱理治急忙写信派通讯员火速送往瓦窑堡，交给郭洪涛，要他星夜返回永坪。(57)
郭洪涛接信，连夜骑马疾返永坪。赶到朱理治住处时，戴季英也在场。(58)
郭洪涛听了情况介绍后，说：“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是反革命。”(59)
朱理治非常意外!因为，向他提供刘志丹和高岗种种错误和可疑材料的人，就是郭洪涛。(七年后，郭洪涛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说：“我就是对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好嫉妒人家，忌恨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讲高岗、刘志丹的坏话，这主要是在朱理治来了以后，我供给这些材料以后，朱理治就不相信高岗、刘志丹了”；“认为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朱理治问我右派是怎样来的，我说右派都是通过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刘、高是右派反革命，我说他们是右倾取消主义”；“他们最大不过是一个封建集团，私人结合，不是反革命”；“我说他们错误是有的，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他们本身也不好，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60)值得庆幸的是，在最后的时刻和紧急关头，郭洪涛还是守住了底线。)
朱理治非常愤怒，说：“过去你说这些人可疑，现在有了口供，你又说不是。”(61)他还严厉地说：“现在就把你捆起来!已经有了证据，你还说他们不是反革命。”(62)朱理治让郭洪涛看了一些口供笔录，郭看后仍很怀疑，但再也不敢说什么了。(63)
十月三日
郭洪涛离去时，已经是二日下半夜了。朱理治立刻去叫醒正在永坪养伤的程子华，两人一起旁观了戴季英审讯张文华、蔡子伟。他们开始不承认，吊起来打就供认刘、高是右派反革命，放下来又不承认。戴季英主张立刻逮捕刘、高。朱理治说：“不行。这是他们被吊起来以后讲的。而且，不可解释的是，刘、高消灭过白军，创造了红军。”戴季英说：“他们创造红军、创造苏区的目的，就是消灭红军、消灭苏区。像过去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人都是这样的做法。”(64)
(这里提到的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红军高级将领。季振同，河北沧县(今沧州)人，一九〇三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在行伍中升至旅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和赵博生、董振堂一起领导了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红军红五军团总指挥，同年四月准备赴苏联学习。五月以“企图叛变”的嫌疑被捕，一九三四年夏被杀于江西瑞金九堡大山中，时年三十一岁。旷继勋，贵州思南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年初被以“通敌”罪名关押，六月在四川通江洪口场被秘密杀害，时年三十八岁。许继慎，安徽六安人，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参加北伐战争，战功显赫。大革命失败后至皖西组织武装。一九三一年一月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四月调任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一九三一年十月在白雀园肃反中被杀害，年仅三十岁。三人都是错杀，后皆平反昭雪。)
“创造红军是为了消灭红军，创造苏区是为了消灭苏区。”戴季英的认识偏差和谬误，此时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朱理治只好以中央代表团书记的身份做“结论”说：“材料尚不充实，须再搜集以慎重处理，决定等刘、高回来(再说)。”程子华同意朱理治的意见。戴季英只好同意。(65)
朱理治和程子华出了审讯室后，朱理治把郭洪涛刚才说的话告诉了程子华。程子华说：“连郭也不同意，那么此问题必须慎重，须说服其同意才好办。”(66)
程子华问朱理治：“如果前方发生问题，谁负责?”朱理治说：“可以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67)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我去前方是以北面对敌作战，须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是和红军向长武、三水一带行动，继续以甘泉为基地，向鄜县、洛川方面打击敌人，既可保卫苏区，又可调敌北移，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两个任务。”(68)
事关重大又情况紧急，只有让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程子华亲自去前方，才是稳妥的办法。朱理治急令调来担架队，抬着不能行走的程子华去前方通知刘志丹回瓦窑堡。然后程子华留在前方和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等一起掌握部队。
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人员的严刑逼供下，口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口径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军搞兵变，等等。(69)
朱理治听了戴季英的报告，弄不清楚口供是真是假，但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就赶过去亲自审问了张文华、蔡子伟、黄子文、李西萍等人。虽然朱理治不准用刑罚，但四人口供与戴季英说的一样，而且相互一致。 (朱理治后来知道，他们被打怕了。有戴季英在侧他们更加不敢改口。)(70)
这时，戴季英向朱理治提出：“反革命气焰高涨，要杀几个来镇压一下。”朱理治不允许，说：“杀哪一个都不行。如果杀了右派反革命，刘、高等人是他们供出来的，杀了他们，这案子将无法搞清楚。如果杀的不是真正的右派反革命，则更不应该。”朱理治还严令：“一个人不准杀。从前方押回来的人，一个也不准审。”(71)
朱理治找郭洪涛前来商议，告诉郭今天凌晨程子华已去了前方，决定把刘志丹调回来后就软禁在省委机关里。他和郭商量好，到时候就公开告诉刘志丹：你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暂时不要出去。(72)
朱理治对郭洪涛说，还应该把高岗也调回来，先把刘、高监视起来，等待问题搞清。郭洪涛担心这样做会使原红二十六军军心不稳，对朱理治说：“把他们两个监视起来，红军就会出问题。”朱理治说：“不监视起来，将来他们(在前方)暴动起来，出了乱子怎么办呢?”(73)
十月四日
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并且要求前方高度重视部队的稳定，“防止发生突然事变”。(朱理治后来反省说：“这句话就闹出大乱子”，“这封信一发出就出了乱子”。(74))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75)
(朱理治后来才知道，戴季英在这封以朱理治的名义写、又不给朱理治看的信中，确凿地说“已确定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76)还凭逼供所得的材料，开列了逮捕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到后方来。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把这封信交给了毛泽东。(77))
十月五日
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迁驻瓦窑堡。朱理治亦随迁瓦窑堡。
是日清晨，程子华抵达前方红十五军团军团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与聂洪钧、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会合。程子华对刘志丹：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
刘志丹一行策马北返，驰驱二三百华里，傍晚时分进抵安塞县真武洞。此时已是人困马乏，刘志丹下令就地宿营。不意与奉戴季英之命送信到前方的通讯兵相遇。(78)不知道是通讯兵不知底里只是出于对老首长的信赖与尊崇，还是已经知道真情出于对老首长的同情，总之，他不顾规定，把信给刘志丹看了。(79)刘志丹看完信，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兵安全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瓦窑堡了。刘志丹决定：不宿营了，连夜赶路，前往瓦窑堡。
信中所写“已确定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让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如雷轰顶，如箭穿心。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一行人在浓重如铅的夜色中策马飞奔。这是一次悲壮的行程。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八，次日就是重阳，西北苍凉浑莽的高原之上是一钩冰冷的新月和繁星闪烁的耿耿天河，霜重露冷，秋风肃杀，战马嘶鸣。
十月六日
凌晨，刘志丹一行抵达瓦窑堡。他没去省委，也没有回就在沙家巷的家。他派警卫员魏德去找郭洪涛告诉郭自己已回到了瓦窑堡，然后，径直去了西北军委。戴季英很快就得知了，派人把刘志丹带到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坦荡地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80)
郭洪涛赶到西北军委。西北军委秘书长范子文说，刘志丹已经被戴季英带走了。郭洪涛赶到政治保卫局要见刘志丹，被戴季英拒绝了。(81)戴季英还要逮捕魏德，郭洪涛要求保释，获准。郭将刘志丹已被扣的情况告诉了朱理治。(82)
戴季英把刘志丹关押在原汇川通商号的院内。(83)然后来向朱理治报告刘志丹在半路上看到信的事。
朱理治大觉惊诧，他想：“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84)他更加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前方，程子华读了戴季英以朱理治名义写的信，转身把情况告诉了与他同住一屋的徐海东。徐海东问：“这事是有具体材料，还是戴季英审问的口供?如若是戴季英审问的口供，那是不可靠的。”刚讲到此，高岗被捆绑着押进来了。高岗进门就说：“海东同志，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程子华训斥高岗。高岗不服，与程争吵起来。徐海东走开，在门外流了一会儿眼泪，无话可说。(85)
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人一起被拘捕，被捆绑着押往后方。高岗原与郭述申同住一屋，郭述申外出办事，再回来时高岗已经被押走了。(86)
也在前方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来写道：“事已到此，刘(志丹)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87)
而在瓦窑堡，戴季英把刘志丹关押后，又擅自以朱理治的名义给前方程子华写信，信中说：“我们将后方关于肃反问题的长信送你，行至蟠龙时，被刘(志丹)私截拆阅，即赶赴永坪，直到我处，要党对其审查考虑。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88)(后来朱理治了解到，戴多次以自己的名义与在前方的程子华通信，而自己根本不知道。他责问戴季英为什么这样做，戴答非所问地说：“鄂豫皖军委主席是代表团书记。聂洪钧同志是这里的军委主席，我以为他是代表团书记。”朱理治更加认识到，此人确实意识不好。(89))
刘志丹被捕后，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六岁的女儿刘力真被抓进了管制队，经受磨难。(90)
十月七日
戴季英拿来一封信，给朱理治看。信中写道：“兹奉中央代表团书记煌岗之命，押送该犯刘志丹回后方，如该犯中途逃脱，得便宜行事。”信末没有署名。煌岗是朱理治在西北党内常用的化名。“得便宜行事”就是：可以随机处决。朱理治不知道是谁人所写，后来曾查问过，但因为没有造成后果，就没有继续查下去。(91)
朱理治已经怀疑那几个人的口供了。如果口供是真实的，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那么，他看到要抓他的信怎么可能回来?有这样自投罗网的反革命吗?有这样明知阴谋败露还回来找死的反革命吗?完全不符合逻辑。再者，以刘志丹在军队和群众中的影响，他如果反抗起来，局面必定大乱，他却坦白地说看到了信，回来要求党审查自己!这不是证明了他是清白的吗?朱理治决定亲自审讯张秀山，因为，张秀山是被审讯过的人中唯一拒绝承认刘、高和战友们以及自己有问题的人。(92)
——审讯张秀山，使朱理治如同梦魇猛醒。
张秀山是陕北佳县(后属神木)人，一九一一年生，一九二八年考入榆林中学，一九二九年入团，同年转党。一九三〇年起在宁夏、甘肃一带从事兵运工作。一九三二年五月参加靖远兵变，同年秋赴上海学习。回陕西后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从连长、指导员、团政委一直升到四十二师政委、兼陕甘边特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五月调任西北工委宣传部部长，才二十四岁。
朱理治带着郭洪涛同审张秀山，也用了刑。张秀山宁死不招供，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厉声呼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都是好的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黑牢中，在敌人的屠刀下，大多能做到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因为，那是对敌人。但是，在党内斗争中，在组织面前，像张秀山这样视党性良知高于生命、宁死不讲违心的话、在严刑逼供之下也绝不乱招乱供的干部是不多见的。他的精神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使朱理治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朱理治出了审讯室就对郭洪涛说：“肯定是弄错了。”(93)他又对郭洪涛说：“这里恐怕有冤枉吧!”郭洪涛没有作声。(94)
朱理治已经完全不相信戴季英了。他把戴季英审讯过的几个人逐一审了一遍，发现：他们被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人打怕了，完全是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为了扭转这个极为被动的局面，朱理治以省委的名义写了一份《自首条例》，油印了若干份，还加盖了省委的公章以昭信守，发给他们，要求他们说老实话，如果诬害一个好人要枪毙，如果隐瞒一个坏人也要枪毙，说老实话可以自首，给安排工作，但党籍不能保留。结果，全部翻供。黄子文、蔡子伟承认参加过右派，但是与刘志丹、高岗等人无关。(95)
是夜，朱理治彻夜不眠。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肃反是错误的，但是，他已经认识到肃反中发生了错误和偏差。他给前方写了关于肃反问题的指示信，第一部分说蔡子伟、黄子文已经现出了反革命原形，证明肃反是正确的，肃反已经取得了胜利；第二部分强调不准指名问供，不准用肉刑，不要把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准乱杀，要采取自首政策，除了顽固不化的反动首领必须加以消灭之外，一律允许自首；第三部分说右派反革命利用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人)的名望进行活动，这个机会主义是党内的封建集团，在二十六军里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必须将他们的错误在党内进行坚决深刻的教育和解释。(96)
同夜，朱理治鉴于戴季英意识不好、作风极端恶劣，不将此人调离保卫局，就无法正确处理案件，于是写信给前方要将郭述申调来后方，取代戴的工作。(97)
十月八日
天刚亮，朱理治就派人叫来了郭洪涛，要他立即赶到前方去，要求前方停止捕人。朱理治说：“我已经决定，第一，后方不再捕人；第二，后方不再审讯被捕同志。你去前方找程子华等同志商量，停止肃反。调崔田民同志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按：此时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委。”(98)显然，朱理治最担心的是原红二十六军的稳定。
郭洪涛还没有走，朱理治又接到程子华前方来信。信中说前方已经停止捕人。说他五日到前方，此前，前方部队已经开始肃反，抓了一些人，干部战士意见很大，他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命令执行肃反任务的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朱仰新停止捕人，要求迅速派干部来前方。(99)信中还指名要郭洪涛去前方。(100)
郭洪涛临行时，朱理治要他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张的反革命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朱理治又说：“放了人，我肯定要挨骂。我宁愿挨骂，也不做昧良心的事!”(101)朱理治还说：“子华同志讲理，只要说服子华同志(同意停止肃反)，就可以顺利解决了。”(102)
郭洪涛走后，戴季英又来报告，说西北军委里的朱子休、高朗亭等五个人要暴动。朱理治感到如果真的暴动或者大闹起来，局面会更加乱七八糟，无法收拾，加上口供供出的六七十人名单中也有朱子休和高朗亭等人在内，就下令把他们扣了起来。(103)
此日，在前方被拘捕的高岗等人被押送到了瓦窑堡。至此，被捕关在瓦窑堡的，除了十月一日所捕五人和稍后逮捕的张秀山、张庆孚外，还有刘志丹、高岗、杨森、惠子俊、杨琪、刘景范、习仲勋、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朱子休、李启明、赵启民、孔令甫、胡彦英、高朗亭、朱奎、王居德等共约六十余人，绝大多数是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领导干部。(104)
由于有朱理治的严令，刘志丹、高岗等从前方押回来的人皆未受到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人员的审讯。但是，他们受到了殴打虐待、受冻和挨饿等折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记述了自己的亲身遭遇——
时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回忆说：被捕后被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押送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里，脚下踩到一个同志，互相问谁呀，“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互相说话的‘规矩’”，“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105)
时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第二三二团政委兼团长的黄罗斌回忆说：我和七十八师师长杨森一同被诱捕，“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我们这些为革命忠心赤胆，在对敌斗争中出生入死的勇士们，顷刻间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106)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107)
时任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马文瑞回忆说：一到保卫局“就被戴上脚镣。该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晚上睡觉翻身时要报告，不然脚镣一响，门口哨兵就进来用刀背子砍。吃的是沤谷米饭。还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108)
戴季英又来报告：虽然先捕的几个人都已翻供，但是保卫局又从马佩勋、张文舟、李启明处得到了新材料。朱理治立刻前去亲自查问，然后，严肃地批评戴季英说：“这是靠不住的!”(109)
朱理治到保卫局去见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告诉他：“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出了刘、高和你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好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但是我保证党一定会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并送了棉被给他们。(110)朱理治命令戴季英：“从前方押回来的人，一概不许审!”(111)
进行了八天的陕北肃反，由于发动者自己发现错误而下令停止了。停止的标志是：前后方皆停止捕人、停止审讯、停止杀人；后方始终没杀过一个人，而且准备放人。肃反停止了，但是还未被纠正。中共中央抵达后，才纠正了肃反的错误。
是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还完全不知道陕北苏区的情况。陕北肃反停止十一天之后，中共中央抵达吴起镇。(112)毛泽东在吴起镇首次听到关于陕北肃反的情况反映。
但是，停止肃反的决定遭到了戴季英的反对，他坚持认定刘、高等是反革命，不肯放人。朱理治“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弄得不得下台”，他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程子华的来信。只要程子华表示同意或者告以前方没有刘、高、张的反革命证据，他就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但是，前方始终没有信来。直到二十七天后，朱理治在下寺湾与郭洪涛见面才知道：郭到前方与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崔田民等商谈(聂洪钧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在道佐铺)后，一致同意朱理治的意见，并且立即复了信。朱理治却始终没有收到这封信。原来，信被戴季英扣起来了，致使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被继续关押，受到了虐待和折磨。(113)
十一月五日，王首道奉中共中央之命到瓦窑堡接管保卫局，戴季英仍然极其顽固地认定刘志丹和高岗等人是右派反革命。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后，由中央党务委员会释放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114)
陕北肃反是错误的。在此后的几十年，朱理治不断地检讨、自责。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发后，中央要求各有关地区和有关人检举揭发高、饶反党的问题。在高岗自杀身亡后，朱理治在《向党中央的声明》中写下了这样两段话：“(我)领导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在肃反中误将刘志丹、高岗和陕北一批有功绩的干部逮捕了起来，造成对革命极可痛心的损失。”“最后证明刘、高等同志完全是冤屈的。”(115)真可谓光明磊落。朱理治更在晚年写道：“陕北肃反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对此，我一直是内疚的。我决不能因为高岗以后搞反党阴谋而减轻自己的错误。”(116)——这是一种境界。
朱理治自责苛严。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将陕北肃反与中央苏区肃反、闽西苏区肃反、鄂豫皖苏区肃反、湘鄂西苏区肃反作一个比较研究的话，不难发现，它有五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第一，持续时间最短；第二，损失最小；第三，由领导者自己发现错误并自行停止；第四，领导者从来不文过饰非；第五，整个肃反后方没杀一个人，实为苏区肃反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造成这五个特点的原因，除了领导者的党性良知之外，主要地是他们的务实、理性和善良。
八天陕北肃反，影响了朱理治一生。
五、陕北肃反的纠正和处理
在中央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并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进抵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之前，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还完全不知道西北苏区的存在。
因此，在此八天之前，即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时，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打通与国际的联系，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17)
在哈达铺，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从当地获得的近期国民党报刊中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西的活动和中共在陕、甘保存、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中央常委立即商议决定：改变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红军落脚陕北。(118)
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进抵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在这里停留了十一天。此期间，毛泽东听取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龚逢春关于西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汇报，龚反映了陕北肃反问题，并认为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119)
二十二日，中央派贾拓夫携带无线电台，率一支红军作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李维汉随行。(120)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一九二六年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三年省委遭破坏后，他赴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后随中央红军长征。他熟悉陕北情况。
其后，毛泽东还接待了红十五军团派来联络的同志，并且致信徐海东、程子华。(121)
三十一日，(122)在前方得知中央红军已到吴起镇的程子华和郭洪涛，在赶去迎接的途中，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了贾拓夫和李维汉。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郭洪涛向他们汇报的内容：“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123)这个内容，显然没有反映出瓦窑堡从十月八日起已经停止捕人、停止审讯、准备放人的情况。历史推演的溪流，在这里打了一个漩。贾拓夫和李维汉当即电告中央。中央接电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2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张闻天、博占、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与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会面。谈及肃反问题时，程子华认为，不能说肃反全弄错了，并且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125)郭洪涛说：“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后方已停止了审讯、捕人，前方也停止了捕人，但被捕的人尚未释放。我是反对逮捕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126)张闻天和毛泽东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127)
三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记录所列为：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参加者：王稼祥、凯丰、李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李维汉。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苏区和红军历史与现状的汇报。郭洪涛再次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128)听完汇报后，张闻天说：“一般看来，在中央代表团方面，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现在问题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基本肯定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工作。(129)周恩来的发言更趋稳妥：“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随后中央成立董必武等五人委员会负责此事。(130)
同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九人组成，毛任主席，周、彭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张闻天、博古率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毛、周、彭率部队南下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围剿”。
四日，(131)朱理治赶到下寺湾。这时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他是在瓦窑堡接到程子华和郭洪涛派人送来张闻天要他去下寺湾开会的信后，赶往下寺湾迎接中央的。瓦窑堡距下寺湾三百多华里，尽管朱理治日夜兼程，还是迟到了一天。
自从十月八日派郭洪涛去前方要求程子华和聂洪钧停止肃反、后方准备放人之后，朱理治一直没有收到郭洪涛的来信，不知道他与程子华等人商谈的结果。在离开瓦窑堡时，朱理治为了防止戴季英胡搞，特地当着马明方的面，向戴交代说：“不许审人。如果一定要审，必须要有马明方同志参加才行。”(132)
朱理治赶到时，毛泽东已经率红一军团南下了，周恩来也正准备南下。他向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李维汉汇报了工作。朱理治坦言：“这次肃反有错误。刘志丹和高岗等人不是反革命。”又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当时，中央正在做干部配备工作，朱理治提出：戴季英肃反盲目，作风蛮横，不宜做保卫工作。中央同意了。(133)
当日晚，朱理治专门向博古汇报陕北肃反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汇报时，旁边炕上躺着张闻天、李维汉。朱理治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案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志丹、高岗及二十六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博古问：“下一步怎么办?”朱理治说：“放!我们原先即准备取得前方一致意见后放。”博古又问：“放了，扯皮不扯皮?”朱理治说：“扯皮是要扯的，我希望能够回去当面解释并道歉一下。”博古说：“你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况紧张，马上要打仗了，部队没有粮食，你留下做筹粮等项工作吧。”朱理治把肃反的相关材料交给了博古。(134)博古说的要打的仗，是指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举行的直罗镇战役，此战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二天(五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朱理治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张闻天指出：现在陕甘地区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区，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作“占据重要地位”，目前省委“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要扩大苏区，向关中及陇东地区发展。会议还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135)
会后，郭洪涛和贾拓夫先行回瓦窑堡，布置接待中央工作。张闻天、博古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非战斗人员向瓦窑堡进发，同行的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
朱理治没有回瓦窑堡。他留在了下寺湾，筹组陕甘省委，配合反“围剿”战争。他发现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并且下令停止了肃反，却没能参与纠正肃反错误和处理肃反的善后工作。
关于陕北肃反，后来衍生出了戏剧性的一幕。
《王首道回忆录》写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136)因为王首道在其后不久以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的身份参加了对陕北肃反的调查和处理工作，所以，他的叙述被视为真实史料，被广为征引。也因为“刀下留人”在戏剧舞台上都在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出现，悬念强烈，扣人心弦，生动传神，所以流传极广。现在几乎所有的写陕北肃反的历史著述或者文艺作品，必定有毛泽东“刀下留人!”的急迫呼声。
其实，这句话的确切性是大成问题的。
最早在吴起镇向毛泽东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问题的人，是龚逢春。他是陕西城固人，原名永禄，字福畴，一九〇八年生，一九三〇年入党，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一九七八年在北京逝世。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中也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非常重视他的汇报，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即派王首道等到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一百余名干部。”(137)
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龚逢春本人。龚逢春在晚年写下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他去见毛泽东是由总政治部地方部的同志引见的，未言有保卫局的王首道在场，他也记下了毛泽东当时说的话。他写道：“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的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138)
龚逢春记下的毛泽东说的话，虽然远远不及“刀下留人”那样精彩生动，但却是真实可信的。“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的表态是稳妥的。毛泽东不会未经调查研究，刚到一地就对重大问题轻易表态。龚逢春救刘志丹心切，如果毛泽东当即说“刀下留人”，不但可证领袖的英明，他也会更受鼓舞，不可能不记。
从历史事实看，第一，说毛泽东“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即派王首道等到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一百余名干部”是不真实的。派王首道等人去瓦窑堡不是在吴起镇，而是在十几天之后在甘泉县下寺湾。第二，作出此重要派遣的是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常委领导集体。第三，说广大干部群众“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也是不真实的。当时在全党总负责的是张闻天(洛甫)，中央常委依次是“洛、博、毛、周”或者“洛、博、周、毛”。第四，毛泽东在吴起镇没有说过“刀下留人”，到下寺湾后就更不可能说了。因为他在下寺湾听取了详细的汇报，知道了在二十几天之前就停止了捕人、停止了审讯、在后方瓦窑堡从未杀人、并且准备放人了。
“刀下留人”因其具有强烈的戏剧色彩，今后还会流传下去。对此说，《毛泽东传》有录，注明引自王首道；《毛泽东年谱》无载。
十一月五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接管保卫局。戴季英捧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人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并且顽固地坚不认错。王首道等与被羁押的刘志丹等人会面了解情况，并作调查，等候中央处理。
七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在博古的领导下，中央党务委员会(五人组成：主任董必武，成员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军委代表张云逸、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地方代表郭洪涛(139))于当日下午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朱奎、王居德、高朗亭、王家娃共十八人。(140)
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141)这封电报是在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发出的。毛泽东和彭德怀于七日抵达红十五军团军团部所在地甘泉县道佐铺，(142)周恩来稍后到达。他们会见了朱理治、徐海东、郭述申和已在下寺湾见过的程子华、聂洪钧，了解了陕北肃反的详细情况。
二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共三项：(一)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们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他们戴着“红帽子”混入苏区政权和红军，散布右倾取消主义，利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进行破坏活动。(二)“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三)目前具体工作：1．继续开展与深入反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思想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最后消灭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2．立即改组省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的领导，保障肃反工作中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执行。3．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4．继续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不放松对“左”右倾向的斗争，以集中力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肃清反革命派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143)
三十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戴季英以及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杨和亭等五六十人。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王首道报告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宣读了《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44)
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议。决议全文如下：“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的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145)
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并报经中央批准，大部分被捕者获无罪释放。最后召开了公判大会，由董必武主持公判，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被判了刑，李西萍被判处死刑。(146)
李西萍是陕北肃反从开始到纠正的全过程中，唯一在瓦窑堡被处死的人。在执行死刑时，毛泽东亲自到场，以示对肃清反革命的严正态度。
陕北肃反后来留下了两大公案，一是杀害了两百多人，一是在瓦窑堡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人。
首先，陕北肃反错杀了多少人?现有相关历史著作、辞书都表述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干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或“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致使二百多人被错杀。”这个数字最早出现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对此，六十多年来无人提出异议。
已有定论的是：在陕北肃反全过程中，后方(包括永坪和瓦窑堡)没有杀过一个人。(147)错杀发生在前方。
主持前方肃反的是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他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因病逝世，逝世前任粮食部副部长。二〇〇五年，他的家属在整理他生前保存的资料时，发现在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文件的末页，聂洪钧写有一段批注：“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呢?我却除了江旭的妻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148)江旭是十月一日被逮捕的五个人之一。
聂洪钧质疑的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事件的基本事实，应当弄清楚。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位被错杀的党政军干部都应当留下姓名，受到纪念，不能任由他们在历史上湮没。这是道义。
第二，有文章说在瓦窑堡已经挖好坑，准备活埋人。如果不是中央到来，后果不堪设想。这一说法在六十多年前就在延安引发起激烈争论，至今没有平息，也应当弄清楚。
对此本书在下面相关章节中将专予述及。
①张达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1页。
②访问朱佳木记录(2007年2月4日)。
③观点相异的当事人，在这一点上说法一致。
④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
⑤观点相异的当事人，在这一点上说法一致。
⑥时间的判定依据有二：一是《聂洪钧回忆与文稿》说到永坪后不到半个月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而红二十五军9月15日抵达，则聂抵永坪当在9月1日之后；二是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说聂洪钧9月2日向他布置任务，则当在9月2日之前。故判为9月1日。
⑦《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⑧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
⑨《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⑩煌岗(朱理治)：《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刊《西北斗争(革新号)》第3期(1935年10月11日)；《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1)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张庆孚是个性特别鲜明的人。据他本人说，在中央抵达，释放包括他在内的被捕者后，博古等在保卫局前院大厅中摆了两桌酒席慰问大家，他对博古说：“你没实际工作经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领袖。”在那样的场合不言谢而出此语，是很特别的。
(1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3)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
(14)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
(1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16)朱理治：《陕北工作经过》(1963年9月12日至11月14日谈话记录)。
(17)《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第176页。
(18)《西北革命根据地》，第7页。
(19)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63年3月21)。
(20)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8页。
(21)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中央苏区史》，第947—951页。
(22)参见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页。
(23)张磊主编：《中国农工民主党派》，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86页。《中央苏区史》，第994—1002页。
(25)《中央苏区史》，第954、1015页。
(26)《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639—650页。
(27)《中央苏区史》，第956页。
(28)《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9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30)昌浩：《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
(3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3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99、105页。
(3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234—235页。
(34)《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62页；《贺龙年谱》编写组编：《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164页；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35)郭述申：《陕北“肃反”的一点情况》，《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50页。
(36)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38)《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39)周益三、张守宪、李正义：《张汉民》；吴崇信、梁星亮主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406页。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张汉民早在 1945年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尽管早已查清了张部是中共实际领导的军队，但是许多长征史著述仍然把张部称为“敌”，而不加说明。在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期间，某权威部门编著出版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史，对这一重大事件取回避态度，无一字述及。《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作以下表述：“3月下旬，我军主力东返葛牌镇。陕军警三旅紧追不舍；4月9日，我军在九间房进行伏击，将警三旅基本歼灭。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第62页)
(40)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64年1月28日)。
(4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彬、王克荣主编：《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42)据抄件。
(43)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4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4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
(46)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47)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4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
(4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
(50)关于开始时间。《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表述为“10月初”。本书时间的确定系根据多种资料相互考订后得出。不一一注明出处。
(51)《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59年11月23日)。
(52)《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5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5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
(55)《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233—234页。
(56)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59页。
(57)《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与郭洪涛回忆同。
(58)《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与朱理治回忆同。
(5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郭洪涛回忆录》，第74页。
(60)《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61)《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62)《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6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6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65)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与朱理治《往事回忆》同。程电说此次审讯的是张秀山，属误记，朱理治曾多次为此作订正。
(66)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与郭洪涛说法同。
(6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68)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69)《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70)《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71)《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7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73)《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
(7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7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页。
(76)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77)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78)关于相遇地点，程子华在1942年给中央的电报中引用戴季英在拘捕刘志丹后以朱理治的名义写给程子华的信中的叙述，写作蟠龙，属误记。程、戴对陕北地情尚不熟悉。此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传略》(李振民、姚文萋、张守宪执笔)，《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6页。按：蟠龙在另一条川道上，与真武洞直线距离达25公里之遥。
(79)据徐海东1955年3月5日致朱理治的信中所说，后方来信皆写明收信人，其他负责人是不拆不看也不主动询问的。这一封信是写明交程子华亲收。以事理推断，刘志丹是严守纪律的人，只能是通讯兵主动拆开让他阅看的。
(80)《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81)《郭洪涛回忆录》，第75页。
(8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魏德一作王德。
(83)《子长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页。
(8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与郭洪涛回忆同。
(85)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55年3月5日)。在写此信的半年前，高岗已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
(86)郭述申：《陕北“肃反”的一点情况》。
(87)《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18页；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88)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8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页。
(90)同桂荣：《刘志丹故事片断》。刘力真后改名刘力贞。访问刘力贞、张光记录，2007年5月6日，梁星亮陪同访问。
(91)《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9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93)《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与郭洪涛回忆基本相同。
(9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9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96)《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9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页。
(98)《郭洪涛回忆录》，第76页，与朱理治回忆同。
(99)程子华：《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的几件事》；《郭洪涛回忆录》，第76页。朱仰新一作朱仰辛。
(100)《郭洪涛回忆录》，第76页。
(101)《郭洪涛回忆录》，第76—77页，与朱理志回忆同。
(102)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1页。
(103)《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04)关于被捕人数，大部分史著均称“一大批”。有具体数字的有以下几种说法：(1)赵启民说四十多人；(2)张庆孚说五六十人；(3)《子长县志》说六十余人；(4)朱理治说，根据口供开列出的逮捕名单有六七十人；(5)习仲勋说幸存者一百多人。本书取《子长县志》说。王居德，一作王聚德。
(105)赵启民：《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
(106)黄罗斌：《在“肃反”中的遭遇》。
(107)习仲勋：《红日照陕甘》。
(108)《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109)《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在发言文本中，马佩勋作马丕雄，张文舟作张文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为此作了订正。
(110)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访问朱佳木记录(2007年2月4日)。
(111)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0页。
(112)《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0页。
(113)《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页。
(114)王首道：《忆纠正错误“肃反”和党的民族政策》。
(115)《朱理治同志向党中央的声明》(1955年1月21)。
(116)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3页。
(117)《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73页。
(118)《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67页。
(119)龚逢春：《在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
(120)《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1页；《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2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121)《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2页。
(122)时间的判定，据郭洪涛回忆说在中央到达前两天。
(1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0页。
(1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0—371页。
(125)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126)《郭洪涛回忆录》，第93页。
(127)《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2页。
(128)《郭洪涛回忆录》，第93页。
(129)《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2页。
(1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郭洪涛回忆录》，第93页。
(131)时间判定依据：毛泽东4日南下进抵桥家庄，朱理治未见到毛泽东；但朱理治参加了5日的中央会议，所以朱当于4日到达。
(132)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页。
(13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2—563页；《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34)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3页。
(135)《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3页。
(136)《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137)《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283页。
(138)龚逢春：《在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
(139)《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74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2页；《子长县志》，第46页。另，《王首道回忆录》所列五人中无张云逸、郭洪涛，有博古、刘向三，属误记。
(140)《子长县志》，第46页。《张闻天年谱》11月10日条作：“迅速释放了被错误肃反冤屈的刘志丹等十多位同志。”两种说法是一致的。
(141)《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8页。
(142)此地名《陕西省地图集》有载，《毛泽东年谱》和李维汉的回忆录皆记录正确，反倒是陕西人郭洪涛误记作“稻左堡”。
(143)《六大以来》下册，第372—373页。
(144)《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3—284页。
(145)《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年11月30日)。
(146)《郭洪涛同志谈陕北肃反情况》(1981年5月20日)；朱理治《往事回忆》说被判刑的人中无蔡子伟，有江旭。
(147)关于陕北肃反中后方未杀一人。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上，朱理治作此申明，时无异议。在1945年7月10日在延安召开的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朱理治再作此申明，并回答质疑。解放后有老干部著文说在瓦窑堡发生过杀人和活埋人，并且有历史著述辗转抄录此说。为此，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59年11月3日作出的《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作出审查结论：“朱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
(148)《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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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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