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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西安事变前后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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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博古、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邓发等参加会议，会议主题是周恩来作军事形势和组织问题报告。会议决定把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朱理治调出。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东工委)，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李涛、边章五等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朱理治任秘书长。①
当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成败转折的历史关头。在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国民党全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共产党和红军力量寡不敌众，再加上自身的失误，致使南方苏区全部丧失，红军相继被迫转移到了西部和西北，红军兵力损失大半。中共中央进抵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中央军等重兵扑向西北，会同西北五省军队，企图全歼红军，再一次形成了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态势。
毛泽东一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毛泽东还分析说：“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这才有了红军向东渡过黄河，东征山西，背靠陕北苏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②自二月二十日东征后，在山西境内鏖战了七十五天，取得许多胜利，也蒙受了重大损失，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四月十四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作战时左胸中弹牺牲。四月二十八日，在山西前线的彭德怀和毛泽东致电在陕北的周恩来：“因在山西受阻，红军拟西渡黄河在陕西、甘肃发展”，③红军于五月二日返回了陕北。固守陕北一隅当然不行，于是就酝酿着西征。五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就是为了“配合西征，开辟根据地”。④
同时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则是开辟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正是在这一战场，在半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五月十八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而举行西征。在重新规定的战斗序列中，红二十九军政委仍然是朱理治。⑤
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⑥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回到瓦窑堡。
朱理治没有随军西征，他住进了周恩来居住的瓦窑堡前河滩中央军委大院中。
这是一个在陕北不多见的庞大院落，整体是坐东朝西，紧挨着大门的高大宽敞的枕头窑是军委的会议室，进大门迎面是一排很气派的十一孔窑洞，南起第四和第五孔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所与会客室，其他九孔是工作人员的住所，⑦朱理治住在其中一孔窑洞中。
朱理治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他们两个人在基本性格特征中有许多的相似。朱理治完全适应周恩来的严谨周密、一丝不苟、高度务实的工作作风，也完全适应周恩来超负荷运转、没日没夜工作的作息时间。
瓦窑堡是一个繁华的大镇，它西距安定县城三十余华里，地处李家川河与秀延河的汇流处，始建于元朝初年，“地当三川口，依山为堡”，是边塞要冲上屯兵设防之所。后渐成城郭，有“天下的堡，瓦窑堡”的美誉。此地盛产有烟煤，故陕北民谚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张闻天和刘英住在下河滩田家院。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东征前住在中山街孙家院，东征返回后住在前河滩田家院。刘少奇原住老城铁狮巷，但他已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了。
周恩来的工作极为繁忙，中央东工委的日常工作由朱理治主持。他们配合默契，工作效率极高，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
五月二十三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李维汉、邓发、张浩、李富春、朱理治、萧劲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东北军工作和陕甘工作，由朱理治作报告。⑧
朱理治报告后，张闻天发言指出：“抗日组织要抓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适宜。”“目前对五十七军要加紧工作，对他们采取策略要在苏区好好解释，要说‘两个部队都是抗日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⑨
毛泽东发言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⑩毛泽东始终看重第五十七军和该军军长董英斌，其实，在牛元峰部被歼后，张学良盛怒之下已撤了董英斌的职，董携眷闲住西安，不愿与外界接触。继任的军长缪澂流反共倾向明显。事实上，在东北军中，以王以哲为军长的第六十七军，因为王以哲思想进步，工作基础最好。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周恩来发言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11)
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朱理治是文件起草的主要参与者。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周恩来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部，后被习称为西北军。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提出，开拓了统战工作的思路。其后，周恩来陆续将中共在东北军中的统战关系，介绍给了前方将领，强调今后对东北军是争取，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12)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不断有激动人心的消息涌向“红都”瓦窑堡。五月二十九日，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随后发表《为最近时局紧急宣言》，要求当局立刻“对日宣战”。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发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六月一日，“两广事件”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宣布反蒋抗日，要求“迅予改颁军号，明令部属北上抗日”。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驻绥德和清涧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有配合进攻的可能，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六月十四日，周恩来致电王以哲：“务望兄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王以哲接到电报，立刻令所部撤回蟠龙、永坪以南。十九日，周恩来再次致电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13)
二十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4)发布。
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全文共六千字。劈头第一句就是：“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直如当头棒喝!文件分为十个部分：(一)对东北军的估计；(二)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的核心；(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七)凡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八)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九)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十)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文件要点是：
(一)东北军内部觉悟程度极不一致。但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全部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的基本估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二)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其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它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其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均在排除之列。对东北军的工作方法，主要依靠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也不排除对其中在蒋介石与政训处欺骗下向我们进攻的部分进行军事打击，但打击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教训，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对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关键，是使其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命令，集中火力猛烈进攻蒋介石和他安排在东北军的政训处，使政训处完全陷于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同时，不放松分化政训处的工作，争取其中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青年，使政训处内部分裂，内部发生斗争。
(四)统一战线工作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对上层，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成文的与不成文的方式(如互不侵犯，互相通知，互相协商等)，与他们接近，竭诚地提出我们的救国主张和方法，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给予最清楚、详尽与诚恳的答复，对于他们遭遇到困难和问题都站在友军的立场上共同协商解决，决不因为某些部分的冲突和误会而妨碍大局。对下层，采取各种形式，从互不打枪、枪口朝天放起，一直到互相联络，对上级的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命令表示消极怠工与敷衍塞责(如上级命令筑堡垒，他们可不筑，或筑而不坚等)。下层工作做好了，个别长官叛变就不能影响下级，而且能推动他们的长官走向抗日。上层工作做好了，我们则可以得到确实的依靠的力量。
(五)要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的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从外面去做工作(如发放宣传品、喊话、谈话、联欢、慰劳、演剧等)在开始时是必须的，但还要在内面去进行工作，帮助东北军发现、物色与教育出一批东北军自己的勇敢的积极分子，使他们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经过它来推动整个东北军中的抗日救国工作，也经过它与法西斯蒂的政训处以及一切内奸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个核心的组织首先应该普及到各军、师、团中去，组织可以用“东北抗日军人社”、“东北抗日会”、“复东社”、“东望社”等名称。对从外面进入东北军工作的抗日救国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要施行教育，更要告诉他们活动的方法和方式。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替东北军包办一切。东北军的工作要由它自己的积极分子与干部去办理，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
(六)应该在东北军中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到共产党内来，通过选择与考察来发展党员，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小组之间暂时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共产党员的活动除党内生活外，应该完全是公开的，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东北军的领导核心中应该有共产党的精干小组，以实现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切策略与决定。共产党的组织愈有力量，则东北军亦愈是坚强。必须排斥共产党的发展会瓦解东北军的思想。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将来开展的形势，我们现在就要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的干部。
(七)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那里党的中心工作。党的支部中要有人专门负责。要动员当地群众、妇女、儿童、游击队、赤少队去进行工作。区委、县委、省委都应有专门的人或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地方党在东北军中进行工作，其方法不是刻板的，到处一样的，要首先去考察当地东北军的表现，内中政训处的活动，他们同民团的关系，然后采取适合于这种具体条件的方法。如果他们是捣乱的、抢夺的、捉人的，我们就采取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的方式打击之，造成各种困难，以促使他们的觉醒，同时依然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如到处发散传单、写标语、喊话等)，优待俘虏，放回时有宣传品的给宣传品，能写信让其带回的则写信，并与他们建立经常的关系。对于那些万恶的法西斯蒂小头子、或民团头子，如被俘获则枪毙之，并公布其罪状。如果当地驻扎的东北军表现好，则可以用慰劳、联欢等方式来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总之，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样表现的东北军。
(八)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在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办事处的组织应该简单灵便，受地方党的直接领导。凡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报告省或中央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取得经常的指示。在中央或省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之下设许多流动的小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他们以一定的部队做对象，那个部队移动时，他亦跟着移动。凡工作委员会在有办事处的地方，即同办事处合并在一起工作，办事处应受其领导。工作委员会与办事处相比较，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为了便于工作和防止袭击，可采取化装等方法。
(九)要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在任何情况之下，党都应该是群众行动的领导者，党应该掌握当地的群众在自己的手里。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和游击队的创立扩大，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必要的，在和平的时候进行和平的工作，在战斗的环境下就进行战斗的动员。不能因为某一地区受到了东北军的摧残就放弃对东北军的工作。一切群众的组织与武装，时刻应该准备着应付一切新的事变。苏区的党与所有苏区的群众，都应该有战争的准备。
(十)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一种倾向认为东北军既然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同红军是没有区别的；另一种倾向是因为看到东北军中的一些不好的表现，就怀疑以至反对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而且言之有据。前者没有看到两军之间基本上的与性质上的区别，后者则根本否认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结果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发布，意义重大。它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可操作性强，不单提出原则、目标和任务，还教给党政军基层干部以具体的工作方法。
文件发布的次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撤离瓦窑堡。
撤退之前，红军用松枝扎了一个巨大的牌坊，上书对联：“不打敌人打朋友，莫把他乡当故乡”，横额：“山海关”。(15)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干部，把宣传战和心理战打到如此高超的水平，是任何国民党军政训处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向保安移动。朱理治随周恩来行动。七月五日至七日，从西安回来的刘鼎在安塞向中央汇报工作。
人生有许多奇妙的遇合。朱理治在安塞就偶遇了在河北省委工作期间的老战友王林和他的妻子、原河北省委交通员连庆溥。原来，刘少奇到天津后，王林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撤退来到陕北。王林夫妇经千里辗转，化装进入苏区已是深夜。几十年后，王林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朱理治的意外重逄：“……我听见窑洞外面有个人和别人说话，那声音很像是朱理治同志的声音。我走出窑洞，借着窗户射出的灯光一看，果然是朱理治同志!他见到我很是惊喜，我见到他也是特别惊喜，能在苏区遇故知，这真是有缘千里能相逢，又怎能不惊喜呀!我让他进了窑洞，他向我打听了许许多多事情，我也絮絮叨叨地向他问了很多分别后的情况，话越说越多，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我太兴奋了，我到河北省委工作第一个遇见的是朱理治同志，这次到苏区第一个遇见的又是他!”
朱理治从王林那里详细得知了妻子季瑶琴最后的情况：她生下孩子不久就病了，病势越来越重，王林夫妇非常焦急，把她送到北京郊区连庆溥的家中养病，连家也是个进步家庭，对她照顾得很好。季瑶琴去世后，连家把她安葬在北京郊区。(16)感念亡妻，朱理治黯然神伤，悲不能抑。
在安塞，周恩来还接待了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其后不久，斯诺写出了影响很大的《红星照耀中国》(有译作《西行漫记》)。
七月二十五日，朱理治随周恩来抵达保安。在此前一个月，保安县已改名志丹县。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作关于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总结报告。(17)毛泽东发言说：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要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18)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19)张闻天发言说：工作委员会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央对这一工作指示的正确。现在除了一般的宣传鼓动之外，还应该抓紧对官兵们所提实际问题的解答，并大胆地在其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会议同意张闻天的建议，中央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此时，朱理治的工作又面临着大的变动。
八月八日，潘汉年从莫斯科经上海、南京、西安抵达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汇报说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春天曾在莫斯科找陈绍禹(王明)谈国共和谈事，共产国际认为应由国共两党中央在国内谈判。潘汉年还汇报了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晤的情况。
八月九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以“赵天、赵来、赵古、赵东”的署名就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说：“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还指出，蒋介石一旦解决了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信中还告以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去，同刘鼎一起协助工作。(20)叶剑英帮助军事，朱理治帮助政治工作。
二、中共中央特派员
八月上旬，(21)周恩来和朱理治谈话，说中央已决定派叶剑英、彭雪枫和他到西安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叶、彭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作为中央特派员，负责领导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以与中共中央东工委相区分)的工作。周恩来还向他介绍了东工委书记刘澜波等人的情况。
东北军中的东工委是五六月间成立的。此前，在东北军中做抗日救亡工作的有刘澜波、苗浡然、宋黎、孙达生等中共地下党员。四五月间，刘澜波到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获准成立东工委，属北方局领导，由柯庆施负责。六月，刘澜波回到西安，健全了组织，逐步实现了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刘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任组织部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部长。(22)东工委委员还有孙达生。(23)东工委巡视员有项乃光、邹素寒等。(24)
刘澜波是辽宁凤城人，是东北军一〇五师(由张学良卫队改编而成)师长刘多荃(刘芳波)的族弟，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二〇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二六年入团，同年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三一年经刘多荃介绍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处任秘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赶赴东北，任黄显声秘书，协助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深得黄的赏识(黄也是凤城人，曾考入北京大学读预科，后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得张学良的信赖)。黄显声入关后任骑兵第二师师长，刘澜波在该师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并成立了骑二师工委。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回国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驻武汉，刘澜波去武汉面见张学良，痛陈几十万流亡关内的东北人的痛苦，陈述唯有抗日复土，才是东北军的出路。张学良听后非常感动。东北军入陕“剿共”后，黄显声升任骑兵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刘澜波任他的中校秘书，后由黄介绍调东北军总部四处任科长。黄显声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吸收为特别党员，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后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囚禁在四川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壮烈牺牲。
刘澜波特殊的背景和身份，给他做党的工作以很大的便利。他与东北军中的爱国将领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以及团长中的吕正操、万毅、陈大章、董道泉、康博缨、高福源等人，还有爱国人士高崇民、车向忱、阎宝航、卢广绩等人都有着亲密的关系。(25)
不久之后，刘澜波成了朱理治的得力助手。
八月中旬，朱理治在刘向三等人的陪同与护卫下，离开保安进抵延安。当时，延安城为东北军王以哲部一〇七师占领，朱理治与该师师长刘翰东及朱参谋长建立有良好的统战关系，红军在城里设有交通站。
刘向三是河南邓州人，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三一年入党，同年参加江西宁都起义，曾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大队大队长、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科长，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仍然做保卫工作，不久前曾成功地引领叶剑英、彭雪枫、潘汉年、王林夫妇、埃德加·斯诺等人进出苏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26)
在此之前，遵照《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规定和中央东工委的部署，在叶剑英和朱理治的具体指导下，已经在安塞和延安设立了两个工委，专做东北军工作。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负责，下设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延安工委由萧离、刘明等人负责，下设牡丹川、富川、川口三个办事处；对延安城形成了包围之势。(27)
这是朱理治第一次到延安。这座雄踞于延水之滨、宝塔山下的西北名城，其雄伟气象与恢宏气度，非其他县城所能比拟。城墙巍峨，城堞完好，城中六条街三十条巷如同北平一般的状如棋盘。城中有居民四百五十户，人口两千。(28)朱理治没有想到，半年之后，中共中央移驻于此，延安成了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
到交通站后，朱理治发现周围情况异常，警觉地命令撤到位于安塞的东线工委，与叶剑英会合，并且发电报向周恩来报告。周回电告以延安交通站安全没有问题。
朱理治在东线工委看到了周恩来的几封指示信。八月二十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延安赶回，拜读了你的几封来信，一切都同意，我决定随王立人走。现有几个问题，和你商榷如下： (一)诚如你所说的，初去西安，先求站稳住脚。西安地方很小，又非常简单，且刘(澜波)、宋(黎)又系在群众中活动的同志，经常直接和他们见面，为环境所不许。所以这里要有个副手。在苏区里要找到一个女同志能够应付白区秘密的工作，也是很难，到北方去调，至少要得一个月。在起初的一个时候，会弄得不易应付，所以我和老叶(剑英)商议了，决定把我们从肤施调来的王金璋同志调出和我一起去西安，他有一个爱人在肤施，现在亦已调出，大约明早可和我们一齐去西安。如这个女同志不能来，我和金璋先走。将来尽可能由他们二人先建立一个机关，我如没有别处去，则先和他们住在一起。金璋暂时用我秘书的名义(以后工委建立起来，再行决定)。此事因仓促，未及征求你的意见，谅无不可吧?(二)向中央写报告时，有时需要密码，现在约定如下：(略)。(三)经费每月二十元，生活很够用了。不过尚有几事要你决定一下：A、王霖进苏区时，刘澜波曾提出来要一些活动费，如工作需要，可帮助他们一些。B、工作上多少要有一些准备，以备万一之用，请即规定一下，如不用，原数归还。 (四)我感觉在白区秘密保守消息倒还容易，在苏区里真是很难。假使苏区泄出消息之后，很快便可传到白区。所以，我在此地告人是到曲子镇去的。对知道我走的人，说是到上海去的。即请你处亦如此向人说吧。关于此间情况，概由剑英报告。仓促工作，多谅。”(29)信中提到的王金璋，是陕西延长人，一九〇七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团，一九二八年转党，曾任中共肤施县委书记，此时在东工委工作。
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的朱理治，在时隔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又进入了地下工作状态。从这封短信可以看出，他思虑周密，处理问题全面稳妥，心细如发。
从后来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看，使用的密语为：中共中央为“钟哥”，陕甘苏区为“里面”，东工委为“公司”，周恩来为“董威”，叶剑英为“一兄”，潘汉年为“开兄”(潘在党内皆称“小开”)，刘鼎为“丁兄”，刘澜波为“烈兄”，苗浡然为“M”，宋黎为“杰”或者“S”，孙达生为“C”，高崇民为“G”，孙铭九为“S”或者“孙革新”。在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趋于稳固之后，密语就少用以至不用了。朱理治用化名“玉台”(理、治二字的一半)或“王允”。
刘向三后来回忆了护送朱理治到西安的情形：“为了避免意外，临时给他改穿长衫，戴礼帽。我们来到西安南院门，这里当时是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区，在河南老乡的纸店里作短暂的停留。我们商定他不能到我的住处(联络点)去，我没要事也不去找他。临分手时他再三叮嘱说：‘我不公开出面，不要说我在西安。’他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经验丰富，十分注意安全。我知道东工委的领导工作头绪多，容易出问题，因此在西安时我们之间也没有再联系。”(30)
八月三十日，朱理治抵达西安，并于当日与刘鼎接上了头。刘鼎是四川南溪人，原名阚尊民，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三年入团，一九二四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由孙炳文和朱德介绍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后至赣东北苏区任兵工厂政委。此时他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负责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络工作，住在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里。
刘鼎带着朱理治住进了启新巷一号孙铭九的家中。孙铭九是辽宁新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是张学良的心腹之一。
此后，朱理治就住在孙家的西房里。张学良命令孙铭九要照顾好朱理治的食宿和生活。(31)
就在朱理治抵达的前一天，西安发生了“艳晚事件”(在韵目代日中，二十九日为艳日)。是日晚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分别逮捕了在西安抗日救亡活动中非常活跃的宋黎、马绍周和关时润三人。宋黎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他在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集会上发表过讲演，因此许多人认识他。宋黎在被押往省党部的途中，遇上了第十七路军巡逻队，宋挣扎呼救，被巡逻队截下。杨虎城立刻通知张学良，张学良派人把宋黎接回。另两人是东北民众救亡会的成员和“西北剿总”的工作人员，了解东北军与红军联系的情况，他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关押在省党部，张学良为了防止省党部翌日晨用飞机把这两人押送南京，便于当晚派心腹谭海(副师长)率卫队营把省党部包围起来要人。省党部拒不交人，谭海下令强行搜查，将两人救出，并将省党部档案文件全部抄去。后来张学良得知捕人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就保护性地将刘澜波、孙达生“逮捕”。
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的活动。省党部书记长、CC分子宋志先也溜走了。群众非常高兴，把抗日救亡的标语贴满了省党部门口，把大门也封起来了。(32)
宋黎是吉林奉化(今梨树)人，一九一一年生，毕业于东北大学(该校在东北沦陷后迁至北平)，一九三四年入党。在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运动中，担任游行示威队伍的总指挥。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他听说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站在前列，连发三封电报给东大秘书长王卓然，要王安排学生代表来西安，宋黎就是三名代表之一。他们到西安后，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款待，张学良回西安后与他们进行了五次长谈，留下他们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以及张学良秘书的名义，在西安公开从事抗日救亡工作。(33)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艳晚事件”的处理，象征着“三位一体”趋于稳固，给朱理治放手进行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朱理治听取了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与叶剑英、彭雪枫进行了商讨。
九月二日，亦即到西安的第三天，朱理治给中央写了第一份报告：“我于八月三十日抵陕西省，刘烈杰(刘澜波和朱黎)经营之事业，已于前二日宣告破产(指刘、宋被捕)，并延后果，现经有力者多方设法，大概不成问题，不日或可出狱。我现经丁(刘鼎)先生介绍在张先生经营学兵团内暂得一栖身之所，丁先生待弟很好，多件琐事都注意到，甚至弟之毛巾等均为弟购置，唯彼忙人，见面两次，每次谈话即三五语即别。小开(潘汉年)亦未见到，故合作社内详细情，是否能窥其全貌，待下次与刘先生与小开见面后，始可了解详情。唯所知者，在刘先生之意，拟令弟暂作教官，此在弟系生手，只有勉为其难，以便另谋出路，同时待烈(刘澜波)杰(宋黎)兄出狱后再行设法恢复铺面。现在望老兄将新京大学内之政治班之教育计划及一切教材……给弟一份，特别是军队中政治工作一书尤为重要，务要给弟一份，立即交刘先生转我。至盼至盼!又弟在路上曾遇见王霖老弟，他说西安分店之刘掌柜最近曾得北京来信，谓经济极端困难，故此二月内只寄给刘掌柜拾元，系此情况，据王霖弟说，天津方面之款项似未收到，彼拟在此筹一些款子再去天津，托弟设法转告小开，不知小开能够设法否?藉便转达。总之，弟之来此，亦要用尽一切方法，以求完成任务，藉合吾兄之期望也。现在所谋虽有挫折，然目前西京市场，即从表面看看，亦颇有起色，故弟在此要完成不难也。草草数行，数额后谈。又，弟带来之金璋，因事业未成，故暂令回，托立人兄带回矣。”(34)
朱理治迫切要求得到“新京大学”的政治和军事教材。“新京大学”当是指六月一日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的中国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原则，开设了政治、军事、文化课。在政治理论课方面，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课。在军事课方面，从浅到深，有单兵教练、战术、兵器学，直到科学战略学、兵团战术等课程。还有文化课和时事政策课。红军大学还在原有教材《红军战时政治工作》(即朱理治在信中所说“军队中政治工作一书”)的基础上，出版了新纂的《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宣传教育工作材料》。(35)朱理治要这些材料，近切的原因是准备到东北军学兵队授课之用，长远的原因是他想系统掌握一些军事知识。
朱理治对做好工作充满了信心，他向中央表示：“目前西京市场，即从表面看看，亦颇有起色，故弟在此要完成不难也。”确实，由“玉台”在西安主持经营“铺面”，“董威兄”和“钟哥”是应该放心的了。
同日，因为潘汉年要返回保安去，朱理治再次给中央写信，收信人还是“董威老兄并转钟哥”。信中首先说西安最近详细情况将由开兄(潘汉年)回去当面呈报，接着报告：杰(宋黎)已出来，烈兄 (刘澜波)亦将保出，正由丁兄(刘鼎)设法尽快与烈兄和杰见面，以“计划今后公司经营方计”。信中还报告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的筹组情况，报告即将开展党在教导团、学兵队中的工作，努力改变东北军中党员太少、党的外围组织薄弱的状况，努力“建立CP(中共)的核心(36)
值得注意的是，朱理治在信中提出了“现在，在政治上造成一种‘迫蒋抗日’的空气极为重要。已有几个刊物抓住了，将迅速利用来做”，正与中央新确立的决策相吻合。就在他写信的前一天，亦即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37)朱理治提出的“迫蒋抗日”，与“逼将抗日”是同义的。
九月五日或六日，在刘鼎的安排下，朱理治与刘澜波见了面。见面地点在刘多荃师长的公馆中。(38)自从“艳晚事件”刘澜波被保护性逮捕后，张学良授意部属出面保释刘澜波，后由黄显声亲自保释出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黄公馆与刘公馆同在新城坊十五号一套前后院中。(39)
他们的见面是东北军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东北军中的东工委自此开始直接在中央东工委的领导下工作。由于环境的限制，他们每星期见面一次，讨论和布置工作。后来，朱理治与孙达生、宋黎、苗浡然等人见了面。他们在一起讨论和研究工作，由朱理治作最后决定，然后付诸施行。
朱理治除了全面领导东工委的工作外，还广泛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加以整理和分析之后上报中央，供中央在决策时作为参考。他这一时期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许多报告被保存了下来，短函四五百字，长函四五千言。
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不断地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而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朱理治在确保尽可能迅速地将中央的各项指示在东工委中贯彻落实的同时，还频繁地把工作情况和建议上报给中央，请求指示，以保证工作的健康发展。
这一时期，重大政策调整和相应的任务布置有：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南京政府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中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苏区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决议同时指出，共产党决不放弃对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40)在讨论和形成这一决议时周恩来指出：实行联蒋抗日虽然暂时要放弃已占领的某些地区，但对取得对全国抗日的领导权有很大的意义。过去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蒋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有变化，我们应逼蒋抗日。应取消西北国防政府的口号，西北联合应包含胡宗南、汤恩伯等部队在内。(41)
十月二十六日，由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四十六人联署的《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发表，致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等，西北五省省主席，东北军、中央军、西北军各军军长暨西北各师、旅、团长，呼吁停止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声明：“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刻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敌，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吁请：作为军人，应做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做继续内战的民族罪人，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并表示：“我们热诚的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42)其后，周恩来致函陈诚、汤恩伯，说：若贵军及其他国军一旦开赴前线，苏维埃与红军誓以全力相助，红军愿同赴前线，共效驰驱。(43)
还有一项重大的新政策是：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决定取消共青团组织，团员参加一切合法的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目标下，实行各青年组织的合作与联合。(44)十一月一日，《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发布，指出：“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取消，所有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有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各种各样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决定还同时指出：“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特别在国民党区域内，这些青年团团员的工作与生活都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区别。”“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45)中央还指示：不是一下子就变，首先要重新训练干部，下层先改，新的组织成立了，再取消原来的组织，总的名称可以叫“青年救国会”。(46)
在此期间，叶剑英等人经常往来于西安与苏区之间，经常向朱理治口头传达中央的指示。在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一兄(叶剑英)来此，传达中央最近的政治分析与策略运用，我完全同意，并要把这些指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实行起来。”(47)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和口头情况反映，也请叶剑英转达，在另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关于党所得各种情报，除前已电告者外，详情由一兄面达，不赘。”(48)这一时期，朱理治与周恩来和中央的联络，有时也通过刘鼎进行。
从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日的一个月间，朱理治多次在西安郊外主持召开东工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作时事政策报告，逐一把中央的指示落实到东工委的工作中。(49)
在组织人事方面，八月上旬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与朱理治谈话时作过明确的分工：叶剑英和彭雪枫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朱理治领导东北军中东工委的工作。其实，在实际工作中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不可分的，东工委也做对上层将领的统战工作。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十月，中央派彭雪枫去山西太原工作；(50)叶剑英多数时间在苏区。因此，十一月四日，朱理治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关于叶(剑英)、刘(鼎)、我三人的关系。我希望叶能再来，他在此地上层的活动，和党的工作能够适当配合起来……我想以后假如叶来，或有其他人来，把三人团建立起来，在不妨害秘密的条件下，进行会议生活。这样一方面可使得工作上有一致的配合，同时，也使得政治生活健全起来，许多不正确的倾向才更容易纠正过来。”另外，“关于西北白区各方面工作配合问题，我因为不了解全盘情况，不能提出具体意见，但我认为党倒需要重新配合一下。”(51)
朱理治对东工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他根据对东北军工作的特点，选拔任用了一批东北籍的大学生，他们全都是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学生运动领袖或骨干。这些二十多岁的党员知识分子，思想敏捷，掌握政策快，富有革命热情和勇敢牺牲精神，有很强的宣传鼓动能力和组织活动能力，朝气蓬勃，敢闯敢干，雷厉风行。他们的东北人身份，增添了工作上的便利。东北军中，上到张学良和高级将领，下到基层官兵，都为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爱乡情感而大受感动。亡省丧家之痛、打回老家去与鬼子拼死一战的强烈愿望，是他们与东北军广大官兵之间的天然融合剂。由他们去做统战工作所产生的作用，格外地明显和有效。
朱理治从他们当中物色并任用了一些人，任命项乃光为组织部副部长，高锦明为宣传部副部长，还任命邹素寒(邹鲁风)等人为东工委巡视员。项乃光是辽宁开原人，一九一五年生，九一八事变前就读于辽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义勇军，后到北平考入东北大学，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之一，到西安后担任过东工委巡视员。(52)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辽宁义县人，一九一七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一九三四年入团，不久前转党，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立时担任总队长(北平民先队部代行全国民先队部的职责)，(53)他九月间作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和民先代表团成员之一来到西安，这一年他才十九岁。巡视员邹素寒是辽宁辽阳人，一九一〇年生，东北大学学生，也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新党员。
朱理治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的用人方针，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他选拔和任用的人绝大多数在后来的革命征程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了党的忠诚战士。个别人如项乃光后来变节投敌，当属大浪淘沙。
三、西安事变前的一百天
从朱理治进入西安，到西安事变爆发，相隔一百零三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陆续派人到西安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另外，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还有全国各抗日救亡团体，也派人到西安，通过各种途径做抗日救亡的推动和促进工作。
在朱理治、刘澜波和东工委的领导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迅速铺开，呈现出了蓬蓬勃勃的局面。从西安到兰州、宁夏、西宁、归绥、太原等大中城市，从军营到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场所，从前线驻防地到中高级将领家的厅堂，直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内，处处都活跃着地下共产党员的身影。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热血沸腾、爱国主义旗帜高扬的年代，地下党员们或在集会上发表讲演，演讲者慷慨激昂，会场中群情鼎沸；或组织演剧唱歌，激发出国仇家恨，一曲摧人肺腑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总是会引起恸哭声一片，口号声震天；或与东北军官兵老乡们唠嗑恳谈，宣讲时事政治，倾听官兵心声，解答他们各式各样的疑问，鼓动逼蒋抗日；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三位一体”在东北军中深入人心。
在长安军官训练团中做统战工作，是东工委的重要举措之一。
该训练团系张学良和杨虎城创办，因为团址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被习称为王曲军官训练团。该团六月十五日开学，十月底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尽管只办了四期，但是对改变东北军面貌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显著。
第一期为“干部连”，目的是为训练团自身培养干部，一百二十名学员全部是张学良亲自从东北军中选拔出来的军、师、团、营级军官和总部的科长、处长、秘书等，集训时间为一个月。其后的三期是学员班，学员绝大多数是东北军连长至团长级的军官，每期五百多人，分为四个大队，训练时间皆为一个月。在第二期和第三期中也有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军官参加训练。王以哲、黄显声、董英斌先后担任教育长。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到军官训练团训话，与学员们同吃、同住，鼓动抗日。刘澜波参加了干部连的训练，其后和解方、栗又文、贾陶等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讲课、宣传、做工作。蒋介石曾到训练团训话，宣讲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54)
朱理治在十一月四日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在蒋未来之前，利用我们影响下的报纸做了一些宣传，欢迎蒋来领导抗日。蒋在军训团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影响与领导下的一些报纸作了一些批判，并写了两个演说稿子，到军训团中找人演说，批驳蒋之演说。蒋在军训团讲话中，除前电数点外，并谓‘谁要对剿匪动摇，谁要提出联俄、联共，我一定要打倒他’。蒋之演说，在军训团中发生了极大的不满。”(55)军官训练团学员王再天晚年回忆说：蒋介石演说后不久，学员苗剑秋公开发言说：“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是狗屁，应该叫他竖着进这个讲堂，横着出去!”苗发言后，也有人敢讲话了。营、连级军官中多数认为继续打内战必然是两败俱伤，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出路。(56)
朱理治高度重视东工委在训练团中的工作，并且给以具体的工作指导，但是限于无合法身份，没有亲自去训练团活动。到了东北军学兵队成立后，朱理治才以“教授”的身份走到了台前。
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在共产党人的建议和支持下创办的。
先是在二三月间，宋黎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到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所属的三个师和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作调查，他发现：连、营级军官不但数量少、政治素质差，而且受国民党驻东北军的政训人员灌输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影响也大，完全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要改造东北军，必先重点培养坚决抗日的中下级军官。为此，宋黎上书张学良和王以哲，建议在东北军中创办陆军学校。张学良表示：办陆军学校南京方面不可能批准，但是可以办学兵队，张学良说：“学生们学当兵，总还可以吧。”关于学兵的来源，宋黎向张学良建议，可以从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张学良表示：最好是挑选东北家乡子弟，队员最好都是北方人。张学良让宋黎去找总部参秘室应德田和孙铭九具体研究实施。(57)
另一个动因是，四月九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向周恩来提出请求，请红军给东北军输送一些干部。周恩来向张学良建议：东北军自己招收一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自己进行培训。
于是，学兵队从八月起开始筹办。学员小部分是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介绍来的，还有一些是东北军爱国军官的子弟，但绝大多数是经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安排、由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选送的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英勇的积极分子，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或民先队员。
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相对封闭地进行严格的培训。张学良指定由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负责管理，宋黎负责招收学员。刘澜波为此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了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学兵队队长康洪泰(康博缨)和队附于维哲都是地下共产党员。(58)
朱理治高度重视学兵队的工作，认为这是发展党的工作、巩固“三位一体”的大好契机。他在九月二日给中央的第一份工作汇报中就报告了此事，并且索要红军大学的教材，准备亲自去讲课。朱理治和刘澜波商定，党在学兵队的工作由宋黎分管。(59)
九月初，从北平招收来的第一批学员一百人抵达西安。队长康洪泰向教职员工交代说：“学兵队是张副司令为造就抗日骨干力量而成立的。大家都是副司令选来的，任务是很重的。将要到来的学员，大部分是在北平闹学潮、被宪兵注意的人物，是副司令请柬参加抗日的。我们对这些学员的管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士兵。应当以道理说服他们，不能硬卡。他们有高尚的志愿，愿意抗日救国，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跟他们学呢!”他还说：“兵是光头的，和同学们说清楚，剪成光头才能上城楼。哪个宪兵警察再抓学生，我们就说从来没有不留头发的学生，我们这里只有光头兵，他们就不会来了。”(60)不久，第二批学员一百三十人和第三期学员三百人相继抵达。(61)
学员的挑选非常严格。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赵化南是经由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金明(辽宁铁岭人)动员参加的，他晚年回忆说：“当时对学兵条件要求相当严格：(1)思想好，最好是中共党员、民先队员，最低限度也是赤诚的爱国青年；(2)政治上纯洁，没参加国民党或特务组织，也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3)身体好；(4)文化高，最低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在我们去西安之前，东北军学兵队已在北平招收了两批学员，我们是第三批，都是具备上述四项条件的人。到规定的出发日期，定下暗号，像地下党按组织关系那样，分头从各自住地集中到北平平汉线火车站(即当时的前门西站)上车。”“列车刚刚开出北平西站，人们积压在胸中的革命激情就不约而同地一下爆发出来。《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流亡三部曲》等抗日革命歌曲，雄壮、嘹亮地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来。两个车厢像比赛一样，越唱声音越激昂。”“第三天下午四时许到西安车站。学兵队派人来接，先把大家送到澡堂洗澡，然后让大家剃了光头，换上东北军军服。”“党的地下组织立即建立了支部、小组，分别接关系。随后，民先队也建立了队、组，在学兵队中开展工作。”(62)
朱理治在十一月四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学生队第一期……有二十八个党员，经北方局介绍来，已建立支部。第二批已来一百三十人，正在建立中。现在从各方抽出同志八人，开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后即将分散到各军、师中去。固源、平凉正拟派人去。”(63)
第一批学员中即有二十八个党员，三批总共有近百名党员，这可是相当庞大的一支生力军!东北军中共产党员原先最多时只有三四十人，到五六月间东工委成立时，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牺牲了，党员只有一二十人。——可以说，这近百名曾经在北平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的到来，不但很快就在改造东北军的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西北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成为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朱理治在报告中所说的只作短期培训就分派到东北军中去工作的八个人，在宋黎晚年回忆中有详细提及：“我们从北平地下党选送来的学生中抽出徐明、窦子安、赵化南、金明等七八名共产党员，不经过学兵队的训练，由刘澜波和我向王以哲军长、赵国屏参谋长推荐，直接分配到东北军部队中工作。为了增强党的力量，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在白区建党的工作方针，按照严密、精干、隐蔽的要求，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根据需要实行单线联系，开展适合白区国民党军队特点的党的活动。”(64)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东北军学兵队在城东南角靶场举行开学典礼。由学员画的一幅白山黑水的画，高高悬挂在靶场的东北角，大家面向东北三省的方向肃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向九一八死难烈士致哀，典礼气氛悲壮激昂。刘秘书(刘澜波)发表讲演，关时润、宋黎等人说了话。康洪泰队长宣布学兵们吃住和上课都在东城门楼上，一般不准外出，以免受国民党宪兵的滋扰。学兵都拿下士饷，每月七元二角，发到学兵手中。伙食由公家负责。上午学军事，下午学政治。(65)
就在典礼进行的同时，在西安城里，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万人集会也在举行。学员们远远听得见鼎沸的人声。集会是在东工委领导策动下，由东北大学西京校友会、东北讲武堂同学会、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西安各中小学共同发起的。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悲愤地指出：“五年来血泪斑污的历史，给与了我们最严厉深刻的教训。使我们认识清楚，忍辱退让只能加强敌人的侵略，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亲善睦邻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不能缓和敌人的态度……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我们认定这是唯一的真理，我们也确定它作为唯一的信条。”会后游行到“西北剿总”门前，张学良戎装出见。学生递交《上副司令请愿书》，其中痛陈：“我们要求副司令的，是不要再信什么‘调整’、‘亲善’的辞令了，因为那是戏法式的骗局，我们指望它，永远不会有回家之日!也不再作‘待机’、‘等待’的念头了……期望副司令领导我们早日踏上杀敌的战场，完成历史的使命。胜利则披甲还乡，败亦愿效田横五百士的义死。我们的心已坚如铁石，我们的血已沸腾到了顶点，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副司令的武器!”(66)张学良大为动容，激动地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
朱理治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学兵队讲课的(67)，讲题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68)。他还介绍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日的形势、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趋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反对“安内攘外”和促成联共抗日的现实性、中国的前途等等。(69)
到学兵队讲课和作报告的还有刘澜波、刘鼎、宋黎和社会知名人士杜重远、车向忱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人。(70)
十一月，东工委派共产党员孔祥祯(孔叔东)、魏文伯(魏恩伯)、徐仲航等人到学兵队任政治教官。不久，魏因病调《西京民报》任编辑，徐改做上层统战工作。又调共产党员李梦令、张寒晖任政治教官。党还派高福源、于维哲向学员介绍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71)
张寒晖是河北定州人，一九〇二年生，曾就读于民国大学、国立北平艺专、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一九二五年入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亲身经历了北京三一八惨案。一九三六年夏受党组织派遣到西安二中任教，结交了许多东北朋友，写出了《松花江上》歌词，又吸收家乡定州妇女哭坟调加以提炼谱了曲。这首歌由黄显声的秘书孙志远(地下党员)推荐给学兵队，由徐瑞林教唱，不久张寒晖到学兵队担任了政治教官，《松花江上》是学员们最爱唱的歌曲。西安事变爆发后，学兵队的学员们分赴东北军各军、师从事政治宣传工作，这首歌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北军。当战土们唱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时，许多战士放声号啕大哭，群情激愤到了极点。学员王林将此歌曲寄给了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黄敬，北平学联歌咏队立即油印，广为散发，很快传遍了全国。(72)
在朱理治、刘澜波和东工的委领导下，学兵队成为党领导下的培养抗日军事政治人才的场所。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学兵队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党支部由一个发展为四个，并且建立了党总支。他们把党的血液输送到了东北军各基层部队，在部分营、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师、团建立了党支部，在各个军建立了党总支。西安事变后，学兵队改为抗日宣传大队，一批共产党员进入了东北军各军、师、团及锄奸、保卫、报社、电台等重要部门，占领并且有效控制了思想舆论阵地。(73)
朱理治后来称学兵队起了“母机”的作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74)
中共中央对朱理治在东北军的工作始终密切关注。十二月五日毛泽东致电刘鼎：“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宸)、波(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75)
学员们称学兵队为“革命的熔炉”，是形象而且贴切的。(76)
抗日同志会是东北军中以张学良为核心的抗日防蒋的秘密的政治核心组织。
朱理治到西安时，抗日同志会正在酝酿中。朱理治得到报告后，与叶剑英商量了对策，并给周恩来写了报告，他们的决定是：为了团结和改造东北军，争取东北军早日走上抗日的道路，应该支持张学良建立这个组织。其后，朱理治同意刘澜波、宋黎等人参加这个组织，任务是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逼蒋抗日的政策。朱理治指出：“打人这个核心是有利的，可以参加，但要防止第二党的倾向。”朱理治和东工委经讨论决定，党员参加这个组织要经由东工委的批准方可加入。(77)
九月中旬，抗日同志会在张学良公馆的会客厅里正式成立，张学良亲任会长，成员全部是他认为最为可靠的人。抗日同志会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由张学良圈定：主席张学良，书记应德田，行动部部长孙铭九，群众运动部部长车向忱，军事部部长何镜华。(后来又成立了青年部等部)首批参加的共十三人，除了以上五人外，还有刘鼎、刘澜波、苗剑秋、苗浡然、宋黎、解如川(解方)、贾国辅(贾陶)、卢广绩八人。(78)
成立时，成员要宣誓。刘澜波等人事先征得朱理治同意，参加了宣誓。(79)
宣誓时，张学良把手枪放在桌子上，主持宣誓。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誓毕，张学良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张学良还对大家说，中国如不再抵抗日寇，便将亡国，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越来越不可能了；蒋委员长身为全国领袖，在国外亦有地位，并据有财经大权，指挥百万军队，只有推动他抗日才有办法。后来，抗日同志会会员发展到七十多人，参加者为东北军的军长、师长、旅长，以及少数中下级军官和总部的职员，也有东北籍的爱国社会名流。核心始终是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三人。(80)
抗日同志会为促进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做了有益的工作，还接待和掩护了红军代表叶剑英、朱理治、刘鼎，保护了红军的来往人员。特别是车向忱主持的群众运动部，在组织东北流亡民众及西北民众参加抗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车向忱是辽宁法库人，一八九八年生，在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于中国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与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后于一九四六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学良不知道刘澜波、宋黎、苗浡然、解方等人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能够把中共代表刘鼎视为最可靠的人之一而吸纳进抗日同志会，已经可以足证“三位一体”的稳固了。
在叶剑英、朱理治的领导下，东北军从上层到中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既扎扎实实又迅速高效地进行着。在张学良的身边和张公馆里，聚集着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遵循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按照严密、精干、隐蔽的要求，实行单线联系，默默地努力为党工作。在这里，地下党员的言行和对时局的看法，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力。
抗日同志会成立不久，九月二十二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说：“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申，骚乱恐终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因为分所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致此间东北青年官佐，尤多富有抗日情绪，赤匪投机，更往往以抗日口号肆其谣惑。良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不明示抗日为镇压分歧统一意志之策略。区区之苦衷，谅蒙垂察。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81)无独有偶，同日，周恩来在陕北保安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且指出，蒋如果徘徊歧路，“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而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82)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抗日请求，依旧是置之不理。他已经侦知张学良处有种种异常。两天后，蒋复电训诫张学良，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并要求他：“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83)
十月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布置西北“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被蒋拒绝。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到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蒋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84)蒋介石的训活激起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的反感和愤慨。
对蒋介石此次来西安，朱理治和东工委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发动群众的请愿运动，由救亡会发起，招集了二十四个团体的代表，写了请愿书(因为原定的请愿之日蒋飞洛阳，故未发动)。第二，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由高崇民推动杨虎城，由苗浡然活动阎锡山和傅作义。第三，利用报纸做宣传，欢迎蒋介石来领导抗日；在蒋在军官训练团训话后，利用党影响和领导的报纸，作了一些批判，并写了两份演说稿到军官训练团找人演说，批驳蒋之演说。(85)
对党在抗日同志会中的工作，朱理治在致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周(恩来)来信指示关于同志会的性质、其与救亡会之关系及党对它的政策，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完全同意。因此，我想到我们过去决定把同志会立即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质的组织’，是过早的办法，因此是不正确的。因为东北军目前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本身的领导的组织，这在今天是不能由党来代替，而必须由东北军本身中的优秀与先进的左倾分子组织起来，才能成功。同志会的各种工作，事实上非党的帮助与指导不能开展，但是他们对于我党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戒备，而他们本身又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发展起来。现在差不多还是停陷在原有状态。我想，在目前情势之下，加以我们坦白的诚恳的解释与劝导，这是可以克服的。”(86)
抗日同志会中中共地下党员后增至十一人。他们实行单线联系，各自按照党的指示做工作，没有在其中建立党的组织。(87)
抗日同志会至一九三七年二二事件后白行瓦解，存在了约半年时间。它为团结东北军中的抗日力量，支持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活动，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北讲武堂同学会，是东北军中规模最大的联谊性组织。
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并称为旧中国“四大军事学校”。一九〇六年创办时叫奉天讲武堂，先后改称为东三省讲武堂、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北陆军讲武堂，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将其改名为东北讲武堂，并将东北各种军事教育机构统统并入，由张学良亲自担任监督。讲武堂学制一年，其中高等军学研究班和各兵种研究班学制一到二年。讲武堂从创办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结束的二十五年间，为东北军培养了近万名初级军官，讲武堂同学会的重要性是显见的。
朱理治在十月十一日致“董威并转钟兄”的报告中说：“在今天，东北军已有的最大的群众组织，要算讲武堂同学会。这个组织约有两千多会员，并且有相当的(组织)生活，在各师里都有联络员。总会的领导权，现在可说也在我们手里。在九一八纪念日向(张)副司令请愿抗日的时候，讲武堂同学会便动员了两百多会员，有一部分带了武器，准备如法西斯出来压迫群众时，即开枪对打。对于这个组织，我们正在健全它的各师的单位，准备把各师联络员的制度充实起来，变为各师分会的性质。在同学会内，要把各部工作健全起来，利用这些部加强对会员的领导与教育。同时，在同学会内成立抗日小组，发起建立救亡会，并造成条件，准备在适当时把整个同学会加入救亡会或同志会。”(88)
东北沦陷后，几十万东北军民流亡关内，颠沛流离，非常痛苦。东北军入陕后，军人眷属大批涌来西安，她们对流亡的痛苦感受最深。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地的党组织还在筹备妇女问题研究会，准备把东北军的军官太太们也组织起来，日内便可成立。”(89)
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是中共东工委实际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
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东北民众救亡会是前礼拜天刚成立筹备会。这是我们经过同志会的青年部所领导与发起的。筹备会到会的共十七人，其中包括了三个派别(秘书厅的洪派、左派与我们)，无疑的这是比较同志会更带群众性的。我们正和东北军的其他派别谈判，吸收更多的派别下的群众来参加。同时，决定把这个组织完全公开，准备到国民党政府登记去。今天开成立会，我们布置有二百人左右参加。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把这个组织(弄)成为青年救国会性质的组织，但在筹备会上没有通过，因为洪(舫)派的人说，青年二字太左，怕不能登记。我们现在决定，仍使这个组织偏重在青年方面，同时在目前同志会极端关门的情况下，把它变成东北民众总的群众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已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90)
十月四日，东救成立大会在西安东关外八仙庵竞存小学隆重举行，推选委员三十余人，其中又推选出执行委员十五人，刘澜波和宋黎都是执行委员。朱理治和东工委指派宋黎兼任东救党支部书记(后由高锦明兼任，再后由赵化南专任)。
因为东救的成立得到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董英斌等人的大力支持，又在政府正式登了记，所以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打开了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东救成立后，稍前在中共西北特支的实际领导下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也公开活动，朱理治指定宋黎兼任了西救的党团副书记。(91)
东救和西救协同工作，声势大增。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澜在古城兴起扬波，澎湃汹涌，莫可遏止。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西安临时队部是在东救正式成立的前一日，即十月三日成立的。成立时发表宣言呼吁共同抗日。队部设在西安师范学校，由西师樊一鸣任队长，东大胡景和和西师张滋润任副队长。在民先组建过程中，东工委派高锦明以北平民先代表的身份和北平东大民先队员刘金声一起，起了指导的作用。至十二月，民先队员发展到一百五十人。
十月三十日，西安各界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隆重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鲁迅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病逝)，张学良、谢葆贞(杨虎城夫人)及东救、西救、西北各文化团体均敬献了挽联和花圈。西救宣传部副部长、《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致悼词，他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无条件地接受革命政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与一切反动的邪恶的势力作勇敢坚决的斗争”。(92)宋绮云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他在这里已经是公开地大声疾呼地作党的政策宣传了，谁都知道他所说的“革命政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十五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安学联)成立。学联常委由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二中、西安女中、东北大学西安分校五个单位组成，负责人先后为李连璧、苏一平、刘日修等，中共党团书记刘南生。西安学联归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与东救、西救协同开展活动。
十一月，绥远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支持的伪蒙古军李守信、王英等部侵犯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击败日伪军，收复百灵庙和大庙(今属内蒙古赤峰)等地。绥东抗战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援绥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十二月一日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提出援绥、停止进攻红军、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和“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项要求。
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东救、西救、西安学联等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掀起了援绥热潮。他们组织示威游行、发通电、发动募捐、派出慰问团去绥远慰问英勇抗敌的傅作义部。西安二中、西安师范学生绝食一天，集资慰劳绥远将士。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起节食运动。古都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了激动人心的风起云涌之势。
东救特派车向忱、苗浡然携捐款赴绥东傅作义部慰问，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朱理治身处风云激荡的西安城，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并向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汇报。他在十月十一日致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抗日运动的发展，已经使得国民党无法控制。群众的愤怒情绪，已如易燃气体到处充塞，并且在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火花，随时可成燎原之势。民众救亡运动，现在正急剧向前发展，并且已经日益浸透在国民党军队之中(例如，傅作义之抗战，阎锡山的决心，陈诚对张抗日之同情，张之部下如黄显声等向张要求出兵绥远，胡宗南表示红军如出兵绥宁便无法追打，关麟征对‘围剿’表示厌倦，认为打红军是打牛皮仗，永远也打不完)，加之抗日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汇合，这一切因素，在我党中央的逼蒋抗日的总的策略之运用上，已经成为极大的力量，使得国民党更进一步动摇与分化，使得抗日运动更加向前推进，走上更高的阶段。”朱理治还具体分析了东北军中三大派别的势力的消长，并且报告张学良的转变情况和政治动向：“由于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把自己的立场站在促蒋抗日之上，同时把自己的政治面目相当地公开出来，张的地位是巩固起来了。他在政治上无论是对蒋与对部下，完全占在优势的一面。现在可以转向到顺利的进攻的形势。”(93)朱理治的判断是准确的。
朱理治清晰地预见到了西北未来的形势发展，他在致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今天主要的还是要夺取华北与西北，由于红军的北上汇合与我党统一战线在华北与西北更加深入，由于东北军在北方的白军中已开始起推动的作用，更增加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西北与华北首先建立起来的可能，更增加了华北与西北各实力派首先联合起来实行抗日的可能。用西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性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之建立，用西北与华北的局部抗战，来推动全国性的总抗战，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任务。”(94)
朱理治对政治形势和发展的预见，被后来的历史证实是正确的。他在西安写给中央的多份报告，在中央决策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朱理治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领导东北军中党的工作的范围，扩大和延伸到了对整个西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及其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及其军队的工作。
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势，报纸已披露。傅(作义)电南京，力呈绥远在国防上之重要，内谓，绥远不失，我国国防线只有五百里，绥远一失，国防线将有五千里。故求政府加以帮助。南京在半月前，寄去百万元，嘱他加紧布防，构筑工事，并应允开五个师去援助。但此五个师，现已开入陕西。南京电嘱傅无论如何要将绥远保守到十月，过了十月，中央另有办法。傅现在对日抗战，颇有决心。前月，满蒙军进攻时。傅稍加抵抗，便获得全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很大援助与同情，亦为促其决心抗日之重要动力。现在，傅一方面积极布防，准备敌来即打，一方面阻止日军在包头设飞机场。阎(锡山)对日亦有决心抵抗，声明日本如在山西境外，他可不管，如日军入境，则要开战。日在山西特务机关，阎概拒绝接见。绥远各将领，如王靖国、包悦卿对抗战亦有决心。傅对张(学良)之关心绥远，虽表面上表示感谢，但暗中则心存戒惧。一方面恐张是主张‘反蒋联红’，一方面则又恐张夺取其地盘。故一直询问张如出兵，将由何路。傅对红军的估计是，十月内不至于出绥远，因三方面红军汇合后，要休息整顿，同时有国军堵住，一时不能出绥远。但过了十月，黄河一封冻，红军一定要来了。傅说，如红军出绥远，是联红抗日呢?还是进攻红军呢?如联红抗日，则我只有一省，不能担当；如打红军，则只有投降日本。”
朱理治还报告说：“傅有六个团，所有干部与我们的代表都相熟，其中有一人，和我们有很久的关系，现在至少可以掌握两个团。此人极有魄力，很想做第二个马占山，如发动抗日，将请我们派人去。”朱理治向党中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通过苗浡然做工作，推动张学良和傅作义促成蒋介石履行他的出五个师援绥的诺言。而从陕西“剿共”战场调走五个师，其战略意义异常重大!第二，推动张学良与傅作义、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订立共同抗日的作战协定。第三，经过张学良介绍中共代表去绥远，直接与傅作义谈判，此事请党中央与张学良接洽。第四，请党中央派人去傅作义部，加强对其军队的下层工作。(95)
二十四天后，十一月四日，朱理治在致中央的报告中说：“据M(苗浡然)说四方面军有位舒玉章同志，奉天沈阳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学生，在徐向前部下做政治部主任。此人与傅之部下都熟识。傅部下有位李大超的，他担负训练民团的职务，绥远的地方武装均在其手。另外，他还确实能把握两个团，如舒同志能去，李定能容纳。M同志曾和他说过要派人帮助他，他已同意了。我想在目前绥东情势紧急的情况下，是否可将他调出来去进行下层的工作。”(96)
舒玉章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主任，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可惜他不能如朱理治所说去进行下层的统战工作了。他是鄂豫皖肃反的受害者，于一九三三年十月被冤杀于四川巴中得胜山，后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掌握舆论工具，是朱理治和东工委抓得很紧的工作。
东北军在西安的机关报《西京民报》是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创办的。最初破国民党CC系分子赵雨时和“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把持。张学良决心改组报社，要宋黎帮助物色主编。宋黎请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来任主编，姚亦应允了，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曾向张学良推荐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来任了主编。张兆麟也是一个好人选，他也是共产党员，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到任后，与先后来报社的共产党员何东辉、刘克夷、魏文伯、陈翰伯等人成立了党支部，在党内由东工委宣传部部长宋黎领导。《西京民报》实际上成了共产党人的舆论工具。(97)不仅如此，报社还印制了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等，广加传布。(98)
西安的许多报纸刊物，实际上都已经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宣传阵地。陕西“绥靖”公署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宋绮云、地方工商界实力派报纸《工商日报》的主编张性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主办的杂志《东望》的主编王士达、《文化周刊》的主编吴奚如，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喉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即被张兆麟、丛德滋接收，改为《解放日报》。(99)
如此由中共全面掌握舆论工具，并且全部由共产党员具体领导，这种状况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绝无仅有的。
在东北军中建立中共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稳步推开，成效卓著。
军中共产党员人数从五六月间的一二十人，发展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的三四百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间，以北平来的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主体的东北军学兵队，发挥的作用最巨。朱理治在十月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里组织的特点是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100)
在东北军总部，在张学良的周围，在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身边，都有地下共产党员在默默地勤奋为党工作。深得张学良信任和器重的东北军总部中的校级军官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人，都是由刘澜波、宋黎和苗浡然介绍入党的新党员。张学良侍从参秘室参谋李泽民也是共产党员。
东工委在东北军各军、师、旅、团和部分营、连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们和基层官兵打成一片，努力工作，使东北军的政治倾向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十一月，张学良担心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老而无能，更担心该部可能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该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准备取而代之。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任命黄显声任一一九师师长。(101)黄显声向张学良坚持要带刘澜波同去，帮助他着手改造第五十三军。朱理治同意刘澜波去华北，并决定由宋黎代理东工委书记，主持工作。(102)
西安事变发生前十一天，十二月一日，在东工委实际领导下的。《西京民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献给东北军全体将士》。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
文章一开头就痛切陈辞：“在五年流徙过程中，我们吃尽了漂流的苦味，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回顾东北，翘望田园。那血海腥风呻吟中的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时时都在盼望我们打出潼关。”文章接着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发出号召：“我们应当踏着民族英雄先烈们的血迹，走到长白山头!去到黑龙江岸!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热血洒在华山—洛川之间，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头颅掉在周、秦、汉、唐的墓旁。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已在箪食壶浆地欢迎我们归去，披风冒雪的东北军全体流亡将士们，起来吧!”(103)文章面世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在东北军中更是激起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在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报纸上，不但公开地宣传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而且公开提出反对“剿共”战争了。特别是结语“东北军全体流亡将士们，起来吧!”已经与鼓动兵变无大异了。
十天后，蒋介石忿然训斥“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说：“现在西安已成了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104)
应当说，蒋介石的愤怒是有充分理由的，“红城”之评亦颇为精当。在朱理治和东工委的领导下，东北军官兵已经被不同程度地染“红”了。再加上党在西北军的工作和对西救的领导，还有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浩大的开展，“西北剿总”所在地的西安，确实已经成了“红城”。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抵达西安，“督剿”红军。他住在骊山脚下的临潼华清池。蒋介石没有料到，他这一回来西安，是好来不好走了。
蒋介石到西安后，不断地重申：现在是“剿共”战争即将胜利的“最后五分钟”。他在多个场合说：“八年剿共将在两周内结束，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的乐观和焦虑都是有充分理由的，红军确实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东北军和西北军确实已经不稳。六日，蒋介石在华清池逐个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求张、杨全力“进剿”红军，否则，就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
十二月七日，蒋介石决定以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杨。
同日，张、杨秘密商量停止内战办法，张学良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同日晚，张学良至华清池谒蒋哭谏，蒋介石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与麻醉，对张学良说：“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们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十二月八日，张、杨先后去华清池谒蒋进谏，无果，乃决定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但行动日期未定。
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仅各校学生参加者即达一万余人。他们冲破警察与便衣特务的阻拦，冲向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东北、华北、西北组成援绥联军”等口号。张学良的少将处长代表张学良出见学生，表示：学生的爱国要求都是正当的。竞存小学一名学生在冲出校门时被国民党军警开枪打伤，激起众怒。游行队伍冲向北院门陕西省政府门前，省主席邵力子在门口讲话，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滥调，指责学生不该干预国政。午后，义愤填膺的学生冲向新城广场，杨虎城派中将参谋长李兴中出见。请愿未获结果，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他们浩浩荡荡向华清池进发。
张学良得知后，打电话报告蒋介石，请求他接见游行学生。蒋在电话中怒斥张学良：“这是你对学生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不允许的!”
张学良怕出事，立即乘车追赶游行队伍至十里铺，劝学生回城，以免发生流血。一个学生大声说：“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沦亡了五六年了，你的祖宗坟墓还在那里，忘记了吗?现在华北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命运是你们拿枪的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同蒋介石去算账!”说罢，悲愤不能自抑，放声大哭。学生们全体痛哭号恸，声震原野。张学良也禁不住失声痛哭，激动地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请相信我吧!”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恳切，才折回西安。——张学良没有食言，三天后就用行动做出了回答。
学生们斗争竟日，饥寒交迫，顶着凛冽的寒风默默往回走，回到城内已经是夜半了。(105)古城似乎已经在无边的浓重夜色中静静熟睡，全城一片漆黑。可是，骤然间，沿街亮起了一盏盏灯，灯愈挂愈多，原来，许多西安居民都没有睡，他们听说学生安全回来了，家家户户挂起门灯迎接。(106)学生们感动得泪流满面。这灯，是民心，是民气，是中华民族永生不死的魂魄。
十二月十一日，即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朱理治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写报告，报告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情况，报告蒋与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之间的动态和自己准备开展的几项工作。
朱理治注意到了张学良对学生的承诺是有深意也是有分量的。他在报告中说：“(学生)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灞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后张去，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并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朱理治决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运动。”
朱理治还准备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进行发动：“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行动。最近，蒋招东北军将领谈话，同志会已动员了一批人向蒋请求。我们想在各地发起签名运动，在东北军中与十七路军中进行签名。同时，要动员士兵来参加与保护救国运动，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这种骚动，主要的对象是反对法西斯，反宪兵别动队的。这一方面帮各地做，一方面帮各种事(情)的动员。假使士兵也都起来，一方面无法命令其进攻红军，一方面可以推动上层将领来向蒋要求组织联军。”另外，在华北方面，“一一九师现在又归于黄显声。假使经过东北军的系统，再配合我们北方党的力量，从各种斗争基础上，有可能使他们汇合起来，在华北发动局部的抗战。这里同志正在计划着向张(学良)建议。我想这事可和北方(局)商议。采取如何形式进行，望予指示。”(107)
朱理治的思虑和谋划是缜密的，对一一九师工作的建议尤其具有战略眼光，而且有可行性。朱理治了解张学良的思想脉络和秉性为人，相信张必会在向学生承诺的时间内作出“事实答复”，并且制订了下一步的应对措施。
张学良没有让人们等待得太久。十二月十二日，他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扣留了住在城内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邵力子、钱大钧等军政大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是为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穿着睡衣，出五间厅，越墙至后山一岩穴中躲藏，八时许被搜出。当在凛冽的寒风中光着头，身穿棕色睡衣、白色单裤的“委座”被东北军士兵前拉后拥地带下山来时，军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了骊山山谷。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西安事变中，朱理治在河北工作时期最凶恶的对手之一、原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被东北军击毙。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六月率宪兵第三团驻防北平，疯狂镇压北平人民的革命斗争，屡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组织先后遭其破坏，先后有数百人被捕或被杀害。他此时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长，住在西安城里，凌晨听到枪声后急忙赶往临潼，行至华清池附近时被东北军捉住打死。
四、从西安事变到张学良被扣
朱理治住在孙铭九家中，从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些异常。十二月十一日，孙铭九又是彻夜未归。十二日凌晨五六点钟，朱理治听到远远近近响起了时疏时密的枪声，知道有大事发生了。八时许蒋介石被捉，九时许谭海、唐君尧、孙铭九用小轿车将蒋押往西安新城大楼。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等军政大员同时被扣，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主任邵元冲越墙逃跑时被击伤后死亡。蒋系军警武装被解除，缴枪四千多支，五十余架飞机被扣。朱理治后来得知，整个行动的总指挥是刘澜波的族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
事变骤发，全城鼎沸，举国震撼，世界震惊。朱理治、宋黎和东工委立即进入紧张忙碌之中。
十二月十二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对朱理治来说，也是党领导下的对东北军统战工作获得巨大成就的一天。中共中央派到西安的叶剑英、朱理治和彭雪枫三人，叶在苏区，彭调山西，只有朱理治一个人在西安。他感到责任重大。一面加紧工作，一面等待中央关于事变的指示。
零时，张学良请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刘鼎很谨慎，直到捉蒋行动命令下达后，才于两点多电告中共中央。(108)
上午六时，王以哲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以事变消息。(109)(在此之前，王以哲即与毛、周、彭紧密联系了，有时一天之内能致电报两三封，通报军情，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王以哲与中共的关系，是“三位一体”中最真诚最稳固的部分。)
上午六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称：“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南进。”(110)
上午八时，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全文如下：“(衔略)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八项主张中的第三项是指“七君子事件”，五月间，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当局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曾派应德田到上海慰问过七君子。
上午九时，《西北文化日报》发出号外，报道事变消息，刊出张、杨的八项主张。西安城内立即沸腾起来，各校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宣传八项主张。
上午九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从洛阳派出三十六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盘旋示威后离去。其中一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带着蒋介石备用的皮衣、皮帽等物，急骤降落在华清池西侧公路上，当即被东北军扣留。
上午九时，张学良去新城大楼见蒋介石。蒋态度强硬，不愿与谈。十时，张学良请邵力子去见蒋，蒋表示决不在武力胁迫下考虑问题。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电称：立即将东北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111)
中午十二时，刘鼎将蒋已经被捉等西安事变详情电告中共中央。
中午十二时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张学良六时来电内容和刘鼎十二时来电内容，请求指示。(112)
是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宋庆龄、唐生智、程潜、李杰，邀他们来陕，共商国是。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坦陈兵谏理由，表示不会伤害蒋介石。
是日，张学良、杨虎城决定设立“设计委员会”，负责有关重大决策的研究。成员有高崇民、洪舫、应德田、陈先舟、黎天才、杜斌丞、王菊人、申伯纯、王炳南等，高崇民为召集人。
是日，西救发出《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和《致全国各政党各法团各机关电》，拥护张、杨兵谏，提出“组织人民法庭审判蒋介石执政以来之功过”。
是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停止办公，特务党棍四处逃跑，西安学联迁入省党部公开活动。
是日，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联代表团、东救、西救、西安学联、西京文化协会、西安中等教职员联合会、长安商会、西京报业公会等十八个救亡团体通电呼吁：万众一心，坚诚团结，共赴国难，藉挽危亡。
夜十二时，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三时，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占了上风，在形成的决议中指控张学良“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形同匪寇”、“背叛党国”，“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总之，以武力解决。
夜十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请求指示。
从十二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三天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通电全国，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命令红军主力进驻肤施(今延安)地区，并准备开赴关中一带，与张、杨部队配合，反击南京方面的武装进攻。
西安事变震惊了世界。十二月十二日是星期六，各国驻华使馆全部放弃星期天休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十三日，日本政府内阁放弃星期日休假，连续举行会议，研究对华政策。东京各家报纸接连发出号外，报道西安事变消息，各大报均发表长篇评论。日本海、陆、外务省决议取“冷静的监视态度”。侵华日军的头目更是密切注视，紧张密谋。十四日，日本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对策纲要》，提出：“帝国仍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力求其实现。”日本军部驻上海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蛮横表示：“(对张学良)非力加讨伐不可，倘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
十四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
十四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均发表社论。《真理报》指“此次张学良兵变，与著名亲日派汪精卫有密切关系”，“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消息报》则称张学良是“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假借反日名义，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113)这些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
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告以：“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和苏联)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同日，苏联《真理报》再次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反日为号召，此乃投机。事实上将促成国家之分裂，陷中国为外国的牺牲品”。(114)
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首先指责“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这个指责完全颠倒了是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当“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15)
在朱理治和东工委、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北人民拥护张、杨八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推向了高潮。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城”西安真正成了红城。中共东工委正式设立了机关，朱理治在机关里主持开会，讨论和布置工作。(116)
在东工委和西北特支的共同策划和领导下，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西安群众十万人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盛大集会，由西救负责人杨明轩主持，宋绮云司仪。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张学良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他申明：“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的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张学良坦陈心曲的讲话，受到了十万群众的热烈欢呼拥护。他最后表示：“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117)杨虎城在讲话中慷慨指出：“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西北的国防力量，担负起西北的责任，要拼命地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去牺牲，去抵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能保全我们的中华民族!”(118)大会通过了十五条提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
会后，西救发表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东救发表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以为呼应。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开始对西安的军事进攻。中央军于是日派出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
是日，西安大雪。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十七日下午，周恩来等九人在肤施搭乘张学良派来迎接的飞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在飞行途中听取了专程到肤施迎接的刘鼎关于西安事变详细情况的汇报，对刘鼎说：这次是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傍晚，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商定与蒋方谈判的五个条件。张学良询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周恩来答说尚不知。(119)
张学良后来得知了苏联的态度，很激动地问刘鼎：“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挑动，持反对意见?”刘鼎安慰他说，苏联不了解情况，了解真相后会改变的。(120)
十八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说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杨虎城无异议，但怀疑蒋能否抗日，并怕蒋报复。(121)
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是公开的，指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进而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指示是对党内的，指示分四个部分：(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二)西安事变的意义；(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两个前途，第一是内战爆发，第二是结束“剿共”战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对于朱理治等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最关注的是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其内容为：“(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122)
十九日，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接见宋黎、谢华、徐彬如等，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并作指示。(123)
二十日，周恩来分别听取朱理治、汪锋等人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124)周恩来与朱理治的谈话在孙铭九家进行，周恩来作了五点指示：(一)朱理治仍然担任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二)东工委书记仍然由刘澜波担任(刘时在河北，次月返回西安)；(三)朱理治搬出孙铭九家，在外面另外设立机关；(四)待陕西省委恢复后，朱理治亦参加省委； (五)中共代表团分工由博古负责与朱理治联系。(125)
二十三日，博古、叶剑英抵达西安。博古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126)
二十四日，博古在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家中主持开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西北特支，成立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任组织部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部长，徐彬如做统战工作；朱理治、彭加伦、汪锋、张德生、崔廷儒参加省委领导工作；张德生任西安市委书记。博古还明确了工作的分工：高级将领的关系转到中共代表团，一般民众团体工作归陕西省委。(127)
朱理治在这次调整后，分管工作的面较前更宽了。
西安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从事变发生时的十多个，一个多月即猛烈发展到一百一十多个。(128)
在多种力量的推动、张学良的决断、还有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斡旋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同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协议如下：(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129)这些协议后来基本上没有兑现，有的则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同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称：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等等。所提问题皆非常尖锐。中共中央复电叶剑英，要求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130)
同日，张学良召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开会，告诉他们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南京请罪，以恢复蒋的威信。三人均阻止，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不听。他嘱咐：在他离开期间，关于东北军之事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当日，张学良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宣布送蒋回南京，说：“我这一着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全体也在所不惜。”有人问红军和杨虎城主任的态度如何，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曾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识大体的。”(131)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在到南京后写请罪书。三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的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判决主文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并于次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三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具呈国民政府，请予张学良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令：“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一月五日，国民政府令：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出现了混乱和逆转。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罗炳辉军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一月六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示开展“拒顾迎张”，强调：“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132)顾指顾祝同，南京政府任命顾祝同为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以取代张学良。
朱理治领导的东工委，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张学良的被扣、被审判、被“管束”激起了广大东北军将士的无比愤慨，许多军官特别是少壮派军官坚决表示：蒋介石继续扣张不放，就不惜与中央军拼死一战，以军事压力来营救张学良回陕。主和、主战的两种意见，根本无法调和。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王以哲，他坚持联共抗日的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努力避免内战的发生。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抗日同志会的核心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少壮派军官。他们是张学良亲手培植起来的，也是张学良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的忠实的支持者，此时坚持认为只有以“三位一体”的武力反抗和军事压力才能救张学良出险。应德田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由张学良保送赴美国留学，一九三二年回国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张学良部少校科员、中校秘书，深得张学良的信赖和倚重，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东北军政治处少将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他和孙铭九是主战派的领军人物。
朱理治和东工委与两派都有良好的关系。主战派强烈希望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朱理治和东工委做主战派的说服工作，但没有效果。
一场最终导致“三位一体”解体的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即将发生。
五、从二二事件到东工委改组
张学良被扣后，南京政府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
一九三七年元旦，南京、西安、陕北保安都有重大动作。南京，蒋介石召集会议，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并令顾祝同驻节潼关，指挥陕甘军事。西安，各界十余万人集会，杨虎城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力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133)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应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中央军撤兵、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的要求。其后，中共为争取南京方面释放张学良做了多方努力。
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34)宣传方针共六条：“(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小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到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这个指示在一些提法上是为了保护张、杨，但具体执行起来却有难度，会产生误会。
一月七日，杨虎城复电何应钦，指出：“所示人事办法及部队部署，远非委座在陕容纳抗日主张之本意。此间全体官兵，以汉公被留，军队进逼，均已愤激万分。中央始终不肯开诚，则此间殊难为中央维持威信也!”同日，东救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实践六项诺言，并令张学良即日回陕主持抗日救亡大计。同日，西救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要求蒋介石放张学良回陕。
一月八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放张学良回陕，撤退中央军西进部队，称“副司令一日不回，即军民多一日之惶虑”。同日，一百二十六名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发表通电，吁请释放张学良、停止中央军的进攻。(135)
一月九日，在东工委和地方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西安各界民众四百七十五个团体十五万人举行武装示威大会。其后，三原、泾阳、蒲城、白水、凤翔等县也举行了民众武装示威大会。(136)
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东北军的决心已定，他在一月十九日致杨虎城的长函中，断然称释放张学良为“不可能之要求”。东北军中主战派的活动愈加频繁，集中攻讦王以哲军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朱理治就患了重感冒，因为工作繁忙，久拖未治，至一月底病情加重，转为肺炎，高烧不退，后病势危急，几乎死去，被送进了西安省立医院。(137)此时，刘澜波已经从河北回到了西安，继续担任东工委书记。
蒋介石坚拒释张回陕，激起了东北军主战派的强烈愤怒，他们不但反对主和派将领，也反对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骂共产党“出卖了东北军”。(138)
一月二十七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五十多名东北军青年军官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求红军支持。周恩来劝说再三，无效。深夜，南汉宸向周恩来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139)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离开西安到泾阳县云阳镇，(140)至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后以电报方法与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商量。决定：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当日晚，周、博、叶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141)
二月一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分别代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红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等人也参加，共商行动计划。会上，于、王、何、周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当日，于学忠在西安新城大楼向东北军干部传达三方面潼关谈判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传达毕，于学忠放声大哭，听众亦多痛哭流涕。(142)
二月二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人杀害了王以哲军长，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幸免于难，是为“二二事件”。
次日，主战派以西北抗日联军政治处的名义在《解放日报》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称：“我们受一次骗，我们受两次骗，我们绝不再受三次骗……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去拼命，用武力叫汉奸们胆寒，逼使他们自动把张副司令送回西安。”他们决心在东北军内“锄奸”。(143)
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立即到王以哲军长家中吊唁。
王以哲将军被杀，激起了广大东北军将士的愤慨，驻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叶剑英派刘澜波到前线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同时派刘鼎把肇祸的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送到云阳暂避，后又送往平津。后来，孙铭九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投靠伪军，后去延安，全国解放后被安置在政协。
王以哲被杀害，象征着东北军内部的瓦解，也象征着“三位一体”的解体。二二事件发生的当日，东北军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和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南京政府，电称：“捍国之武力，非自残之工具，以爱国之美名，作害国之事实，克等不忍闻，亦不忍见。”(144)事后，执行枪杀王以哲任务的于文俊被枪决。二月三日，高福源被刘多荃派人诱杀。
因西安局势紧张，中共代表团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等于二月三日率大部分人员撒出西安，前往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留在西安。二月四日，李克农回到西安安排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搬到七贤庄一号。此处对外称“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其实是红军联络处。(145)(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这里成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习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二月四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七将领发表《和平宣言》，提出：(一)恢复张学良公权；(二)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三)军队移防待张学良回陕后开始；(四)陕民众团体仍旧维持。次日，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预定三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四)加强军队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人才。这象征着蒋介石的内政、外交政策有了重要转变，但仍含混其词。以三至五年为期，则是在打太极玩推手了。
蒋介石步步设局，让张入瓮，然后坚定不移地扣张不放，使东北军群龙无首，自相戕害，是致命的一着。
当王以哲将军在古城喋血时，蒋介石夫妇正在一片梵呗之声中游览新昌大佛寺。
当高福源旅长的遗体被塞在麻袋里丢弃在西安东城门下之日，蒋介石正策杖悠游漫步在浙北莫干山中。
蒋的下一个目标是除去杨虎城。两个多月后，杨被迫辞职“出洋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归国参加抗战，被蒋囚禁十二年后杀害。
朱理治是在省立医院的病床上听到二二事件的消息的。他对王以哲和高福源的被杀害，深为震悼，对东北军出现分崩离析之象，非常痛心。作为三位一体大厦的主要构建和施工者之一，朱理治听到了樑柱折断的声音。
博古在离开西安前，专程到医院看望朱理治，他们共同商定：为了应对可能逆转的局势，西安的党的工作立即准备转入秘密工作；贾拓夫、李一氓离开西安到三原附近建立秘密机关；在西安不能立足的左翼分子经民运组织派赴各县工作，一部分到苏区接受训练。博古还给朱理治留了一些经费，说已经告诉东工委，在他高烧退后负责护送他出城。博古还说自己将到延安去，中共中央已在二十天前(一月十三日)从保安迁到了延安。(146)
二二事件发生后，许多分配到各军、师、团及直属部队中的学兵队队员，被视为孙铭九的人而被赶出部队。他们少数人出走平津，多数聚集到邠州。东工委以东救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说明学兵队不是孙铭九的私人势力，而是张学良亲自培植的抗日力量，努力消除误会，再经上层工作，把队员们编成青年训练班。(东北军东调后，改为军官差遣第二队，五月在安徽省怀远县被蒋介石强令解散。)
朱理治在病榻上不断得到报告：二月四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后撤；东北军在王以哲遇害后加剧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东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向于学忠等要求能继续保持与红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但时势巨变，已不可能。二月五日，东北军撒出西安。二月六日，西北军亦撤出西安，开至三原一带。二月八日，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和平进入西安城。同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入西安。二月九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张冲、潘汉年进抵西安，为时一个月的国共谈判即将开始。这场旷日持久、多次易地易人的谈判的结果是，在半年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二月十日左右，东工委弄到了一辆大汽车，由北方特科系统派来西安的袁晓轩陪同，护送朱理治去乾县，高锦明同行。为了保证朱理治的安全，张学良特务团中校团副兼三营营长贾陶(地下党员)带着几辆摩托车开道，护送朱理治出城。(147)
摩托车声隆隆，病中羸弱的朱理治斜倚在车窗旁，看着熟悉的街市从身旁闪过，心叫涌满了感慨。从去年八月三十日进入西安到今天，共五个月零十天，他亲历并见证了一次剧烈而且壮阔的时代变迁。
在乾县停留一两天，朱理治被送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养病，一度曾搬到耀县养病。
这期间，为了适应东北军东调安徽和东北军中地下党处境的变化，朱理治和由西安赶来云阳的刘澜波共同商量了东工委改组问题。
首先是东工委领导层。书记刘澜波和宣传部部长宋黎因为身份暴露而调出。刘、宋提出愿去北平组织东北救亡团体，朱理治表示同意，因为东北流亡民众有十之七八是在平津一带，有很大的工作空间。(后来，周恩来于三月十三日和十八日两次致函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作安排。(148)刘、宋去平津后均参加了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刘澜波任工委书记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宋黎任群委书记做群众工作。在东北特委的领导下，六月二十日，在高崇民、杜重远、李延禄、阎宝航、刘澜波等人的发起和组织下，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149)并在许多省区建立了分会。东北救亡总会后迁南京、武汉、重庆，发挥了很大作用。)改组后的东工委由项乃光任书记，高锦明任组织部部长。项、高随东北军东调。(150)
第二是新成立中共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与东工委平行，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由苗浡然任书记。(151)
几乎是同时，周恩来也在考虑东北军东调后党的工作问题，他于二月二十三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许多事要准备从新做起。(152)
在云阳期间，朱理治与从邠州赶来的高锦明谈话交待了工作，并且交给他一个密电码本，规定了电台呼号，让他东调后以此与中央联系。(153)
三月，驻陕甘的东北军除骑兵军留下外，步兵军全部东调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其中一部分调到山东。这样，加上原驻河北的一个军，东北军就分散在陕、甘、皖、苏、豫、冀、鲁七个省了。其后，蒋介石又对东北军进行“整编”，整编后的五个步兵军为：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每军辖两个师，共辖十个师，比原先少了七个师，东北军实力大大削弱。
三月中旬，(154)朱理治从云阳到西安，住进了七贤庄一号红军办事处。他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东工委改组方案和东北军东调后的工作布置。周恩来与朱理治等共同研究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同意朱理治和刘澜波、宋黎不随东北军东调。中共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东工委改组方案。中旬，长期担任张学良和杨虎城外出代表的苗浡然，从上海经北平返回西安，到办事处来向朱理治汇报工作，朱理治向他布置了任务。(155)
三月二十三日，朱理治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题为《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的工作报告，首先介绍并分析了东北军现状，然后汇报了对上层工作和健全党的组织的具体措施。
非常特别的是，在这份四千字的报告之后，朱理治又写了一篇长约三千字的《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作为附件上报中央，专门谈工作上的失误，专门查找错误和弱点，并且切实总结出教训来。律己苛严到了这种程度的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四月初，朱理治在西安主持召开东工委工作总结会议，刘澜波、苗浡然、宋黎参加会议，开了五六天，全面总结了东工委的工作，并写成了书面材料。朱理治还宣布了人事上的安排：伍志钢(吴山)任东工委宣传部部长，王西萍参加东工委的领导工作，何天鹏任东工委的交通员；苗浡然任东上工委书记，东上工委成员为解方、王再天、贾陶。(156)至此，朱理治在东北军的工作交待和处理完毕。
四月底，朱理治奉召去延安。
五月，中共中央任命朱理治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同月，朱理治在延安写成了《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央书记处将其印成了小册子。(157)
中共中央对朱理治主持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业绩，是非常满意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朱理治担任了河南省委书记，工作任务很重，中央仍然决定继续由朱理治兼管东北军党的工作。(158)
此时，东北军的步兵军已经全部东开，唯有骑兵军留在陕甘。原北京大学学生、东北军学兵队队员、时任中共骑兵军工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化南，在晚年忆往时有详实而且生动的记述，值得一录：
“大约是六月初，金明同志从安徽回来了，专程找到我，谈了形势，说东北军的步兵在安徽，骑兵在西北，这是蒋介石有意分裂东北军的一个措施，当东北军感到孤单时，更利于我们团结东北军。由于东北军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在安徽蚌埠，领导在西北的骑兵军的工作非常不便，为了加强骑兵军工作，建议成立骑兵军工作委员会，直接受苏区领导。经请示中央得到批准，任命金明为骑兵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化南为组织部部长，张某某为宣传部部长，由这三人组成委员会，直接归朱理治同志领导，并规定了接关系的暗号。
“七七事变发生了，我于七月八日火速去淳化红军前方政治部找朱理治，汇报工作。我穿着东北军士兵的服装，一路上遇到过杨虎城的保安队，相互非常友好，人来人往，白区和苏区似乎没什么界线。我走到淳化县边境口头镇转向山口时，遇到红军战士了，他们见我穿东北军服装，就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是到前方总政治部去。他们毫不戒备地马上给我指方向，告诉路程。可见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是真诚的，深入到基层了，这给我很深的感受。
“在淳化县我见到了朱理治同志，他立即安排我住下。‘红小鬼’马上给我打水、打饭，非常殷勤亲密，问这问那。他还介绍我认识了 (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中的一位。我听了他们谈的那些战斗经历，敬仰不已。那时当地还处于和平环境，红军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服装也比我一月份在三原县见到时整齐多了。
“因全面抗战已开始了，我当时很想到自己的部队里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同朱理治同志谈话时我曾提出了这个要求。朱理治同志说：‘全面抗战开始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展开，红军需要人，友军也需要人。现在红军正在改编为八路军，战士们拒绝穿国民党发来的服装，更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红军战士思想不通。一戴上这个帽徽就马上落泪痛哭，同时红军战士又拒绝上交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后来我们做了妥协，红帽徽和红领章可以不交，国民党军政部发来的服装要穿，青天白日帽徽可以撕下来。你看，红军战士也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友军的工作问题自然也很多，都要靠我们去做。骑兵第六师将改编为挺进军，先到晋北，然后相机向热河挺进，因为马占山在热河当过土匪，人情、地理都很熟，是有利条件，到敌后去是大有作为的。’我问：‘如果他不去，工作无法开展，将怎么办?’朱说：‘那时候你可以相机脱离该部，到八路军前方政治部接关系，邓小平同志将任前方总政治部主任，可直接找邓小平同志。’他指定我叫‘赵镇’，还规定了两句接头暗号，要我相机行事。
“我赶到邠州，向金明同志传达了上级的部署。我从邠州回到乾县时，骑兵六师已经开向前方，我同几个留守人员徒步追上去。骑兵的行动相当快，我们边走路，边搭汽车，赶到风陵渡时，骑兵三师已先于我们几天到达了。骑兵六师早已到大同附近了。我们乘同蒲铁路列车北上，一路上有东北军、红军、阎锡山的地方军，像海潮一样涌向前方，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抗击日寇，奋不顾身的气势非常动人。当时各派军人和群众那种亲密无间、互相照应、团结抗日的气氛非常鼓舞人心，非亲临其境，难以体会到。”(159)
后来，朱理治的工作职务屡有变动(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十二月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但是，兼管东北军党的工作始终不变，直到东工委撤销。
到一九四〇年中央指示停止在东北军内发展党员为止，东北军中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了八百人，成为在国民党军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共产党员队伍。(160)
①关于东工委成员。此据《周恩来年谱》(修订本)。朱理治回忆说委员中还有伍修权。有材料说成员中还有张浩，叶剑英任副书记等等。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说：周恩来兼书记，叶剑英、边章五、朱理治为委员，朱理治兼秘书长。
②《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06页。
③《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13页。
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2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9—531。
⑥《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5页。
⑦据笔者于2003年2月18日在瓦窑堡的实地考察。
⑧《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7页。此次常委会的主题是听取朱理治的报告并作讨论。朱原任陕甘省委书记，时任中央东工委秘书长，应是作报告的当然人选。对他作报告的史事，张年谱有录，毛、周年谱均无载。
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7页。
⑩《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3。
(11)《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6页。
(12)《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7页。
(13)《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18—319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2页。
(15)潘振武：《化干戈为玉帛——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工作的片断》。
(16)王林：《我的革命生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17)此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48页。笔者对此有四点说明：(1)周恩来在会上作工作总结报告事，《周恩来年谱》无载。《周恩来年谱》所记内容本书已征引。(2)《毛泽东年谱》记作“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未记谁作主报告。(3)《张天闻年谱》依据当年会议记录称参加会议者共16人，无朱理治，显与事理不合。(4)那一时期的会议记录中，时有差错发生，《张天闻年谱》编者在多处作过订正。以事理论，朱理治应参加会议并做工作汇报。
(18)《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62页。
(19)《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20页。
(20)《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5页。
(21)关于时间的判定，《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作“9月上旬”(第326页)。本书认为应为8月上旬，理由如下：(1)朱理治《往事回忆》记述这次谈话是在8月上旬。(2)朱理治在谈话后离开保安，经延安前往西安，他在延安绐周恩来写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署日期为8月20日，可证谈话只能在8月20日之前。(3)张、周、博、毛8月9日致张学良信告以要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去西安，以事理推断，周恩来当在9日前后与朱理治谈话，故“上旬”的说法可以成立。
(22)《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2页。
(23)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06页。
(24)《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2页。
(25)参见周平生整理：《刘澜波》。
(26)刘向三：《我在东北军做统战工作的前前后后》，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27页。
(27)《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17页。
(28)《延安市志》，第387—388页。
(29)朱理治致周恩来的信(1936年8月20日)。
(30)刘向三：《我在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的前前后后》。
(31)应德田：《回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应德田亦在孙家居住。
(32)杨拯民：《回忆西安事变前的几件事》；谢华：《西安事变回忆》。
(33)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34)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信(1936年9月2日)，载《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47—1048页。
(35)袁伟、张卓主编，姜廷玉、张伟良副主编：《中国军校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36)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9月2日)。
(37)《六大以来》上册，第778页。
(3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7页。
(39)吕正操：《从山野到军营》。
(40)《六大以来》上册，第779—782页。
(41)《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27页。
(42)《六大以来》上册，第785—786页。
(43)《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35页。
(44)《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35页。
(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10—112页。
(4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87页。
(47)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48)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4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7—569页。
(50)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51)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52)项乃光1939年叛变，1949年去台湾后专门从事中共问题研究，先后创办《中共年报》、《中共研究》、《大陆观察》等刊物。
(53)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54)《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12、1018页；《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7页；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55)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56)王再天：《我所记忆的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情况》。
(57)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58)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59)《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8页。
(60)于维哲：《我在东北军学兵队的一段工作》。
(61)第一批学员一说80人，第二批学员一说120人。
(62)赵化南：《我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片断》。
(63)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64)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65)于维哲：《我在东北军学兵队的一段工作》
(66)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0页。
(67)韩复东：《西安事变前后张公馆内党的活动情况片断》。
(6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7页。
(69)韩复东：《西安事变前后张公馆内党的活动情况片断》。
(70)徐瑞林：《风云变幻中的革命洗礼》。
(71)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72)赵东阜整理：《张寒晖》。
(73)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74)《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4页。
(75)《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9页。
(76)安志文：《革命的熔炉——我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前后的片断回忆》。安志文是安子文的弟弟，由魏文伯介绍参加学兵队。
(7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6页；《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1页。
(78)《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57页。
(79)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80)《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57页。
(81)《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48—1049页。
(82)《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28—329页。
(83)《西安事变大事记》，第62页。
(84)《西安事变大事记》，第69页。
(85)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86)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87)《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2页。
(88)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89)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90)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91)《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7页；《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068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1页；高锦明：《回首当年，往事如烟——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追忆》。
(92)《西安事变大事记》，第70页。
(93)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94)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95)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96)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
(97)《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5页。
(98)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99)《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4—36页；张兆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新闻宣传工作》
(100)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1936年10月11日)。
(101)《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1021页。
(102)《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24页。
(103)《西安事变大事记》，第79页。
(104)《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14页。
(105)《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12页；《西安事变大事记》，第84—85页。
(106)谢华：《西安事变回忆》。
(107)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1936年12月11日)。
(108)《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18页。
(109)《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21页。
(110)《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21—1122页。《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对此电有载，但从略。
(111)《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21页。
(112)《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24页。
(113)《西安事变大事记》，第126页。
(114)《西安事变大事记》，第127、135页。
(115)《西安事变大事记》，第136页。
(116)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8页。
(117)《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166—1167页。
(118)《西安事变大事记》，第137页。
(119)《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1页；刘鼎：《谈西安事变》，载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20)刘鼎：《谈西安事变》。
(121)《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2页。
(122)《六大以来》上册，第792—794页。
(123)《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2页。
(124)《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4页。
(125)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8页。
(126)《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6页。
(127)《博古传》，第240页；《西安事变大事记》，第188页。
(128)《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2、346页。
(129)《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46—347页。
(130)《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214页。
(131)《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217页。
(132)《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37—639页。
(133)《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1页。
(134)《六大以来》上册，第796页。
(135)《西安事变大事记》，第224页。
(136)《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5页；《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47页。
(137)《朱理治自传》(1944年11月28日)；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页。
(138)《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48页。
(139)《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54页。
(140)在包括朱理治在内的许多老干部的回忆录中，皆称“三原县云阳镇”。属误，似以云阳镇距三原县城较近之故。云阳镇古称水冲城，唐代因移云阳县治于此而更名云阳。元代云阳县并入泾阳县，云阳降为镇，直到全国解放，历代皆属泾阳县。本书以下皆改“泾阳县云阳镇”，不再作注。据《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41)《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55页。
(142)《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17页。
(143)《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200—1201页。
(144)《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17页。
(14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46)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博古致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1937年2月4日)，载《张学良年谱》下册，第1294页；《延安市志》，第15页。
(14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
(148)《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66页。
(149)此据《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67页。《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所记主要发起组织者亦为五人，却有三人相异，无杜重远、李延禄、阎宝航，有栗又文、张希尧，苏子元。(第63页)。
(150)《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55页；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
(151)《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55页；苗浡然：《回忆东上工委的一段工作》。
(152)《周恩来年谱》(修汀本)，第361页。
(153)高锦明：《回首当年，往事如烟——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追忆》。
(154)此据《周恩来年谱》(修订本)，第366页。朱理治：《往事回忆》作“4月中”，当属误记。因为周恩来4月4日飞返延安至26日才回西安，“4月中”周不在西安。其他史事也证明，朱向周汇报应在3月，不详列。
(155)苗浡然：《回忆东上工委的一段工作》。
(156)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苗浡然对时间的回忆与宋黎相异。
(15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
(158)《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55页。
(159)赵化南：《我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片断》。
(160)《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5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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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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