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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从延安向中原

吴殿尧 宋霖

一、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朱理治从西安北上延安。 　　这是一条朱理治八个月前走过的路，此时已然经历沧桑巨变了。延安原为东北军王以哲部的驻防地，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撤出，国民党县政府和反动民团仓皇逃跑，江华(黄春圃)和李富春于一九三六十二月十八日率红军和平接管延安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朱理治抵达时，这座原本宁静偏远、古风盎然的千年古城已经改变了容颜，变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城中居民只有两千，全县城乡人口不到三万(一九三五年统计为二万九千零五十四人)，却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汹涌澎湃地汇聚而来。他们在城四周和附近的山腰上自己动手挖窑洞居住，一个个窑洞群落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后来延安人口增至十二万多人。①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斯诺称其为“穴居的首都”。 　　由莫耶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的前几句是：“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歌词是写实的。古城为凤凰山(西山)、嘉岭山(宝塔山)环绕拱卫，延河滚滚滔滔从其间流过，大气磅礴，形胜天成。 　　此时，中共中央驻城内凤凰山下，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驻在延河对岸的王家坪。朱理治此来是奉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将对他另有任用。 　　五月二日至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称苏区代表会议，以与其后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相区分)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代表二百二十六人，列席旁听七十四人。会址在城内大东门南侧的一座基督教堂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马克思画像，正中墙上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画像，上方悬挂的横标写着“只有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②朱理治在这里见到了许多阔别已久的老战友。 　　会议由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内战的停止，结束了从华北事变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种局面的取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党的新政策的正确性。”接着，他强调：决不能把我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因为这并不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并不放弃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同时也决不能因为今天的改变，而认为过去十年来本党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这十年来的伟大收获与成绩“首先是我党同志的努力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造成的”，讲话至此，张闻天宣读了李大钊等六十位烈士的名字，要大家纪念十年中一切牺牲了的同志。这时，全场起立，静穆三分钟。③ 　　张闻天所说的不能把我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是一个重要的说明。这份电报的全文为：“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④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十年的浴血苦战和拼死搏杀，牺牲了数以万计的革命战友，现在，要向国民党作出保证：放弃武装暴动，放弃土地政策，隶属国民政府，红军改为国军，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被一些人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是不足怪的。 　　这封电报在两天后(二月十二日)由周恩来在西安面交顾祝同，并且与顾继续会谈。会谈的结果让步更大，以红军问题为例，由“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改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显然，红军从“改名”变为“改编”，从接受“指导”改为接受军委会和蒋介石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与领导”，这实在是中共自建军以来从未曾有的巨大转变，可喻诸凤凰涅槃与浴火重生。 　　张闻天宣读的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六十位烈士名单，本书出于存史和追怀的目的，全部照录：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许白昊、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郭亮、夏明翰、彭湃、杨殷、颜昌颐、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刘华、汪寿华、方志敏、沈泽民、何叔衡、赵博生、董振堂、黄公略、黄甦、刘畴西、寻淮洲、唐在刚、陈寿昌、徐彦刚、林瑞笙、高泳生、严图阁、刘伯坚、贺昌、陈阿金、孙小保、傅维珏、黄励、韦拔群、夏曦、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禹、朱勉之、谢子长、刘志丹、杨琪、杨森、刘天章、蔡申熙、王平章、甘济时、吴焕先、孙玉清。⑤ 　　张闻天接着说：“我们丝毫也不用否认，在这十年中。中央也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六次大会后，中央曾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到现在，虽是中央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一般的执行了国际路线，但是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在国内战争中曾经犯过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对新发生的阶级力量的某些变动不能及时的认识与利用，对中国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干部政策中有过某些错误等。”应当说，张闻天对党中央曾经犯过的错误的批评，是深刻而且尖锐的。对四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的基本肯定，是当时全党的普遍认识。 　　张闻天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为此就必须“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与群众工作方式”，“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同关门主义与增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内战的停止，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阶级斗争将采取更复杂、更曲折的形式”。只有取得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才能使以后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革命不是失败，而是继续前进。⑥ 　　张闻天的开幕词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的准备。 　　开幕词致毕，通过了由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又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一)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二)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博古同志)及大会规则。 　　五月三日和四日，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接着阐述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五月八日，毛泽东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就一些同志提出的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作阐述，强调指出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⑦ 　　博古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在一个多月前(二月二十四日)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党必须提高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水平，改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党的自身建设要强调“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发展自我批评，提高革命的警觉性，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领导方式。⑧ 　　五月十四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会议结束。 　　这是朱理治首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亲历了党的政策策略的历史性转变。 　　朱理治在会议期间写成了《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⑨ 　　二、参加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 　　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又称白区工作会议)召开。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个会是在两年来负责分管白区工作的张闻天的积极倡导下召开的。任务是总结十年内战时期(重点是瓦窑堡会议以来)白区工作经验，讨论确定新阶段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会前经过了长达半年的酝酿和准备。在二三月间，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了四封长信，在其中提出了过去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是一个尖锐而且重大的问题。为此，在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全国代表会议议程问题时，张闻天提出：白区工作要另外开会，“单独进行讨论”。⑩ 　　开会前一天，五月十六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对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所作的说明。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真、高文华、凯丰、朱理治、张文彬、贾拓夫、刘晓共十三人出席了会议。(11)刘少奇的说明共两个部分，一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一般估计，二是对北方工作的估计。在第一部分，刘少奇说：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的传统。这些错误传统的表现，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上最明显，反对合法主义，不要公开工作，不要降低党的纲领，在公开团体上提出党的全部纲领。在第二部分，刘少奇说：在我到(北方局)时，北方工作的情况不很好。现在党已发展了，山西、河南已恢复像样，山东发展了一千党员。党组织大部是恢复了而且有了发展。群众运动完全在我们领导下。青年已有组织。工会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各处都有一些工作。农村工作，个别地方好些，但还没有开展。妇女工作有一点。军事工作也不坏。上层的活动也不坏。为什么工作做好了，基本原因就是反对了过去的错误传统，新的工作方法有些创造，秘密工作采取了巩固、保存力量的方针。再就是对干部的耐心教育，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但还没有把传统完全转变过来。(12)——显然，刘少奇对过去白区工作的否定性批评意见，引发出激烈争论几乎是必然的。——张闻天在会议结束前说：“详细的讨论，再召集会议。”(13) 　　五月十七日，中共白区代表会议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人。他们是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负责人，有刘少奇、彭真、高文华、黄敬及中共中央准备派往河南、上海的朱理治、刘晓等。张闻天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 　　会议开始，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长约两万五千字，分十一个问题：(一)彻底的转变；(二)今后工作的目标与方针；(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四)党与群众的关系；(五)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六)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七)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八)在农村工作中的任务；(九)广泛的组织青年；(十)争取一切武装部队抗日；(十一)党的转变。刘少奇首先指出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及追随它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然后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接着，刘少奇说：“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造成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转变。”“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着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报告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14) 　　刘少奇的报告激起了轩然大波。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强烈不满的。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中央过去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是否正确；第二，是否存在“左”倾错误的传统的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 　　北方局的一些同志还到张闻天的住处去反映情况，谈问题。 　　朱理治在会议激烈的争论中，没有发言。(15) 　　参加会议的鄂豫边省委代表周骏鸣晚年回忆说：“对于少奇同志的报告，那时候华北有些同志接受不了。他们认为，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去组织暴动，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很多同志英勇牺牲或被关进敌人的监牢，结果还犯了错误，受到批评，怎么也想不通，感到很委屈，有几个同志在会上竟痛哭起来。因而少奇同志的报告通不过，不能作结论。会议最后的总结是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作的。”(16) 　　会议无法开下去，只好休会，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 　　六月一日至四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李维汉、彭真、凯丰、朱理治、高文华、王震、关向应等十六人出席会议。后又增加了张国焘、郭洪涛到会。(17) 　　朱理治目睹了党内最高层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不仅朱理治未曾经历过，刘少奇也说“这是自我入党以来第一次”。(18) 　　六月一日，张闻天作报告，对刘少奇的报告作了分析和批评。他的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十年来党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在第一部分，张闻天说：“八七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其错误是在土地问题上面，是右的，不是‘左’的错误。盲动主义是在广暴(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而产生的，不是八七会议的根源。六次大会是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反对右倾，并没有放弃反‘左’倾。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其错误不是六次大会的根源。四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立三路线，打塌了右派的反攻。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十年来的艰苦奋斗，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在苏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有资格成为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全国革命开的花。”接着，他批评了刘少奇，说：“少奇同志的信，其错误：(一)忽视党的历史发展；(二)看不到党是从两条战线中发展的；(三)对党的错误缺点的批评缺乏具体性，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四)夸大局部的错误。”在第二部分，张闻天将民族统一战线中几个问题分为六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在第三部分，张闻天指出：“华北是一切矛盾的焦点，是新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是处在重大突变的前夜。”他肯定了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中央路线”，“执行新路线后更有伟大的成绩”。提出华北党要“扩大组织”等六项任务，最后指出华北党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不放松右倾机会主义”。(19) 　　六月二日，刘少奇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20) 　　六月三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说：“我以为洛甫(张闻天)同志的报告是非常好的。在第一部分批评少奇的片面性；第二部分是最精彩的，解决了很多问题；第三部分解决华北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不过有一点，在解决少奇同志问题上是有些缺点的，对于批评少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否定他的一切。在这些方面应采取扬弃办法。”(21)然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少奇，说：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的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22)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错误在于：(一)将过去错误扩大化；(二)对“左”倾错误非辨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三)过于强调主观方面的原因，忽视了客观方面的影响；(四)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关于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问题，毛泽东说，会上有两种答案，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我是同意后者。(23) 　　毛泽东的发言，既肯定了张闻天的报告，也给刘少奇以支持。 　　其实，在“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问题”上，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分歧。张闻天五月二日在全国代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了“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问题在于部分与会者认为刘少奇对过去党的工作否定得太多，使他们难以接受。 　　朱理治在听了张闻天谈准备在即将继续召开的会议上作的结论后，也发了言。朱理治在发言中谈了河北党在一九三三年大破坏之后，省委对过去做法的若干修改，还谈了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情况。 　　朱理治发言后，朱德发言说，全国白区工作几乎破坏完了，但是河北尚保存了几千党员，因此不能说河北党也犯了路线错误；对他们的工作应肯定。(24) 　　会议最后由张闻天总结发言，肯定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是个别的。关于北方工作，少奇同志去后，北方党是有成绩的，但估计这一成绩，不能否认过去的成绩。北方老干部都是好干部，斗争那是英勇坚决的，听说有八十多位这样的干部，应送来中央训练一下，他们是能担任重要责任的。(25) 　　六月六日，白区代表会议继续开会。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报告。刘少奇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说明自己五月十七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着重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然后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还对白区工作提出了要求。(26) 　　这个会议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明确了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政策和策略任务，为白区工作的转变和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六月十日，白区工作会议结束。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来到朱理治的住处，对朱理治说：我不回华北了，你回华北去。朱理治说：我已经接受了组织河南省委的工作，不能去华北了。(27) 　　刘少奇找朱理治谈话的背景是——六月十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刘少奇、凯丰、彭真、高文华出席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刘少奇工作报告，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最后宣布：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照原来不变，同时会议决定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28)北方局人选定了，但中央代表人选未定。 　　刘少奇是一九三六年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他在这次会议后留在了延安。他从平津来，了解朱理治在河北省委的工作业绩，因此想推荐朱理治去华北，但是没有实现。直到一年多以后，中共中央中原局组建，他们才在一起工作。 　　三、筹建河南省委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决定由朱理治负责筹备工作，并任省委书记。 　　河南省党的组织有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在十年内战时期，河南省委所辖区域，先后建立过九个特(工)委、三个市委、十六个中心县委、六十九个县(市)委、区委、特支，全省党员最多时达三千余名。这些党组织均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都遭受过多次破坏。仅河南省委就先后被敌人破坏达三十多次，其中大破坏有七次，重建、改组、调整过二十五次。省委领导成员中有二十六人被捕，其中十三人惨遭杀害，三人沦为叛徒。省委书记先后共十六人，有六人被捕，其中三人英勇就义、一人叛变。省委因遭破坏而中断四个月以上就有三次。 　　在十年内战的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一次次从血泊中站起，坚持领导河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河南省委在郑州重建，先后建立了一个特(工)委、一个市委、四个中心县委、十三个县(工)委、三十八个区委或特支，党员曾达一千二百五十名。一九三四年九月，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被捕叛变，郑州、豫南、豫北、豫西地区党组织多遭破坏。十月，省委机关迁到开封。十二月，由于叛徒出卖，团省工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部长被诱捕叛变，致使党团省委及各地的党团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省委书记许抱野被捕后英勇牺牲。一九三五年二月，原省委派往上海学习的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党员徐凤山被捕叛变，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返回河南，假冒中共中央派的“省委书记”，与被捕叛变的原省委军委干部王斌等人组成了假省委，以与各地党组织建立关系为名，使剩下的部分党组织继续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党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恢复党的组织，以许昌为中心向附近各县开展工作。七月，在许昌成立了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十月，又先后建立了郑州工委、豫西临时工委、豫东特委、西华县委、许昌县委及开封等地的一些基层支部，并在西华县一带发展了武装。一九三七年四月，组成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机关由许昌迁到开封。(29) 　　朱理治奉命筹建的河南省委，所辖的范围要大得多，不但包含了河南省，而且还包含了皖北、苏鲁边、豫鄂边等地区。 　　朱理治晚年回忆说：“当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四个组织交给了我。第一是皖北特委，十年内战时，他们坚持下来了，保存有六十个党员。书记是刘文，另有曹云露、张如萍、孙仲德，他们四人那时都到了延安。这个组织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将刘文带走参加河南省委，将曹云露、张如萍留在延安学习，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派他们回皖北，他们到开封见过我。”“第二是苏鲁边特委，他们在内战时期也坚持了下来，保存有二百党员。书记是郭子化，那时也来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为了审查这个组织并帮助他们工作，我们派刘文同志为省委代表到苏鲁边特委工作。”“第三是豫鄂边省委，保存有六十个党员，并建立了一支六十人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有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一九三七年春，他们派了游击队长周骏鸣到北方局请示[工作]。因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有同志曾提出为了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支武装应当解散。他们不同意，派周骏鸣找到中央，中央遂将这个关系交给了我。”“第四是河南工作委员会。内战时，河南党遭到多次破坏，组织已完全搞垮，在中央交给我时，还有党员七十人，刘子久是书记。工委会的主力在洛阳，是吴芝圃利用中学教师在教育界发展的，大多数是洛阳偃师一带的教员和学生。其次，是沈东平、郭晓棠以许昌的县立师范和灞陵中学为中心发展的教员和学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在西华县和地方势力胡晓初等人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因此，我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准备抗日的据点。”(30) 　　在白区代表会议期间，朱理治研读了出席会议的鄂豫边省委代表周骏鸣四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身材魁伟、身高近一米九的周骏鸣，有着久历戎行的军人所特有的英武和干练，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是河南省确山县人，一九〇二年出生在石滚河乡一个殷实的耕读世家。他性情正直刚烈，七岁开蒙，读了十年书，因不满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一九一九年投笔从戎。先后在上海吴淞口炮台、河南吴佩孚部靳云鹗师当兵，以过人的才干和战功逐步被擢升为少校团附、少校营长。成为中级军官后，军中的黑暗和腐败使他感到痛苦和厌倦，他看清了旧军队根本不是保国为民，而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军阀之间今天讲和，明天开打，打来打去，打进来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他苦苦寻求着光明，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任少校营长，屡建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在江西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团长，在瑞金期间与朱德有交往。一九三二年二月，因患病回河南老家养病，并就地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在家乡组织领导了农民暴动，建立了红军确山县游击队并任指导员，受到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严令通缉。他到处寻找党组织，六月间找到了中共确山县委，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区委书记。因为他在中央红军当过团长，九月即任确山县委书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难境况下，他和战友们坚持发展武装，坚持革命斗争，经历了许多危难。他曾去汝南县开辟党的地下工作，还曾经潜赴郑州以开卷烟铺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三四年八月，他任河南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五年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坚不吐实，七月间机智脱险。八月任鄂豫边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秋，鄂豫边工委改为鄂豫边省委，他任省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其后去信阳西北山区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为创造鄂豫边游击根据地、成立红军游击队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六年一月，任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队长。十二月，任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部长。周骏鸣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游击英雄。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给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停止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的行动，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进攻，讲统一战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将红军游击队改为合法的地方民团，或者游击队分散活动。北方局的指示信在省委特别是在红军游击队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家想不通。省委决定派周骏鸣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派邓一飞到北方局汇报。不久，北方局又来信指示游击队暂不分散活动，要求派人来汇报工作。于是，周骏鸣和邓一飞先到北平，与徐子荣、柯庆施接上头。周骏鸣经由北方局的安排抵达延安，以鄂豫边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31) 　　周骏鸣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员听取了他的汇报，并整理成了《周骏鸣关于组织游击队的经过活动情形给中央的报告》(32) 　　周骏鸣的报告首先介绍了鄂豫边省委所辖的地域：“我们所占的地区是河南南部与湖北交界的地方，沿着京汉铁路左近(信阳、确山、唐河、泌阳)，接连着鄂豫皖苏区。也可说是鄂豫皖苏区的外围。我们虽曾与鄂豫皖苏区发生过几度关系，但是始终没有打成一片。”接着介绍了个人经历、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鄂豫边的客观环境和政治形势、这次来延安的任务。 　　关于游击根据地的现状，报告中说：“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集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执委又增加了两个人，省委扩大为七个人。现在我们区域内有一百二三十个同志，有一千多人加入在我们组织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我们游击区域纵横有二三百里，中心区域有一百里。在中心区域内我们的势力占着优势，正式游击队有七八十人，地方自卫队有四五十人，我们的武装有手枪五十支，长枪一百支。现在我们已将游击队改名为人民抗日军。我们占的地域还相当的富庶。因我们很久没有与中央及北方局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对于政治领导非常的不够，使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 　　关于所处环境和政治形势，报告中说：“(一)群众需要我们去领导他们和组织他们。(二)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因为那里的土匪太多，使国民党统治没有办法。(三)群众反对苛捐特别厉害。(四)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使群众与土豪劣绅尖锐的对立。(五)在我们区域内，国民党统治者不去收捐税。(六)因我们对土匪做了相当的工作，土匪不到我们区域来，不但群众到处欢迎我们，甚至于地主富农都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去，一则可以免去捐税，二则可以不怕土匪的骚扰，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进行过分配土地的工作，他们不感觉着害怕)。” 　　关于此次来延安的任务，报告中说：“我是代表鄂豫边省委到北方局解决问题的，北方局要我到此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一)我们与北方局和中央脱离关系很久了，今年二月间经北平反省院出来的一个同志回确山，后经过他的关系才与北方局建立起关系，因时间很短，北方局对于我们的指示也是很少的，我们特别需要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指示。(二)我们希望派些政治上坚强的干部及文化工作人员和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人员去工作。(三)北方局让我们与鄂豫皖苏区打通关系，这个任务我们是可以办到的，中央对鄂豫皖苏区还有什么意见和指示?”报告中提到要求中央派与东北有关系的人员去工作，是因为东北军东调后有一部分军队到了河南和鄂豫边一带驻扎。 　　在周骏鸣之后也到达延安的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子久，在五月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信阳西北的那个游击区，这个游击队已有了将近两年的历史，它活动的范围，纵横一百余里，包括着泌阳、桐柏、信阳、确山四县，详细的情形周(骏鸣)同志想已有详细的报告。”刘子久还充满感情地写道：“在河南省委大破坏之后，流落在各地的一些个别同志，仍然在那里单独的继续的苦干。虽然他们由于长期得不到党的领导，在工作的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上仍然停留在旧的阶段上，可是他们自己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方法。特别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对于党的新的正确的策略路线也比较容易了解接受。上述这些个别同志，甚至地方的组织，近来逐渐的被发现，这是河南今后工作的开展上一种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就是那些在过去那种严厉的白色恐怖之下工作困难的时候，表示消极甚至动摇了的分子，在今天新的形势新的策略之下，也成为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有利的条件。”(33)这些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仍然单独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是非常宝贵的。 　　时任鄂豫边省委负责人之一的仝中玉晚年写道：“正当游击队顺利发展，游击区日益扩大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中共北方局的一封指示信。大致精神是：要我们停止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项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进攻，同国民党进行合作谈判；部队可以改变番号，改编为合法性的地方武装。我和陈香斋看信后都没有吭声，感觉执行这个指示有困难。眼下敌人正加紧进攻我们，如果完全停止打土豪，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以及军需给养的筹备，都将无法解决。但是，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权力抗拒，所以，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希望省委向北方局请示，暂不执行这一指示；另一方面派出部分队员，配合地方同志以打汉奸的名义继续打坏货(即打土豪)。不久，周骏鸣、邓一飞同志到北方局去了，后来周骏鸣同志又由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北方局指示下达以后，游击队军事行动减少，战士情绪逐渐低落。有的请假回家，也有的不辞而别。到了七月间，游击队从百余人减少到五六十人，七十多条枪。”(33)周骏鸣晚年也回忆说：“北方局指示：把游击队解散回家做秘密工作，因为很多游击队员不能回家，所以王国华讲话后大家抱头痛哭，要解散也解散不了。如果我再迟一个月回去，就可能解散了。”(34) 　　周骏鸣在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恰与朱德坐在一起。他们在中央苏区一别，已有五年多了。周骏鸣问朱德：“中央的大红军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呢?国民党也不同我们谈判，还要消灭我们。”朱德回答说：“你的力量太小，国民党看不起你，怎么会跟你谈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扩大力量，发展到他无法消灭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谈判了。”(35) 　　朱理治与周骏鸣的谈话是非常融洽的，他给予了鄂豫边省委和周骏鸣以强有力的支持。三年后，一九四〇年的一二月份，朱理治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原局讨论华中的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会议上，作题为《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的发言时，说道：“必须创立强大巩固的党与群众工作。这是准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即使统一战线与游击武装没有准备好，只要那个地方有党，并且有决心有办法有准备在敌人到后发动游击，那么游击战争仍然是可以发动起来，只不过是困难一点而已。为着易于明了，我举几个关于准备游击战争的实际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名的确山竹沟，它之所以有名，也就是因为它在准备华中游击战争上起过很光辉的作用。竹沟是豫南信阳、确山、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地力，原是一个土匪窠，在国内战争结束时，仍然保存有在我党领导下的六十个人枪的游击队伍。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虽是与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仍是企图消灭这个武装。当时曾有人指示，要解散这个武装，以便进行统一战线。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决定我去负责河南省委，并将该关系交我后，因即去信决定：该地区的游击队非但不解散，相反的在坚决地进攻与消灭该地区的土匪中来巩固抗日的后方，来和当时地址绅士与国民党军队建立统一战线，并借此来扩大与巩固这一武装，准备作华中游击的骨干。根据这个路线，党在竹沟首先创立了一千人的武装，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八团，这就是今天皖东游击战争的基干——新四军第五支队。”朱理治还深刻地指出：“在中原准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曾发生许多不正确的偏向，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有些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不知道‘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因此，在敌人将占领的地区，不知如何准备游击。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城市工作或是一般统一战线或组织工作上面。这些工作当然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工作与准备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因此，当敌人占领了这些地区时，这些工作就失其依据，而游击战争也因为没有准备也就开展不起来。”(37) 　　朱理治一九五八年六月在为竹沟革命纪念馆撰写的《红色竹沟》一文中写道：“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在延安见到了周骏鸣同志。他是从确山游击根据地出来，找上级领导的。从他的报告中我们才知道，他和张星江、王国华等同志，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已经在竹沟一带开展了红军游击战争，建立了一支六十多人的游击队。当时正值国共谈判合作抗日。因此，有同志曾设想：为了国共合作，把这个武装解散了。省委根据毛主席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为了削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并不承认竹沟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成功与否和竹沟游击队的存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为了抗日，为了促进合作，相反的我们更应当保存并扩大这个队伍和根据地。但是，游击队活动的方法需要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加以改变。这即是应当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来大力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并和当地的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将来作为抗日武装，并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处抗日的据点。省委将这个意见向中央书记处提出，毛主席和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方针。周骏鸣同志带了这个指示回到了竹沟。七七事变爆发后，这支游击队在周骏鸣、王国华等同志领导下，很快发展为三个营，经过周恩来同志和国民党谈判，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周骏鸣同志率领开往皖东敌后抗日，归长江局及新四军军部领导，在竹沟设立新四军第八团队的留守处，由王国华同志担任留守处主任。这是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的事。从此，竹沟便开始成为中原地区支援和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了。”(38) 　　在朱理治代中央拟写的给鄂豫边省委的指示信中，还宣布了将鄂豫边省委改为豫南特委，属河南省委领导。(39) 　　这是朱理治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以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对这件事的正确处理，给日后中原地区的发展打下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仝中玉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非常紧迫的情况：“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正当边区省委和游击队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党中央派胡龙奎随周骏鸣来到鄂豫边区。周骏鸣同志带回党中央关于在国共合作抗日实现之前，边区省委仍要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项政策，并要猛烈地扩大红军游击队等指示。这样一来，游击队又有了光明的前途。”“到九月底，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发展到了二三百人，在邓庄铺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40)这支武装就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的前身，后来，罗炳辉、周骏鸣、郭述申、赵启民、成钧、方毅、李世农、张劲夫、冯文华、罗占云、林恺、龙潜、詹化雨、张元寿、侯政等人都担任过这支英雄部队的领导者。 　　朱理治在延安还研读了河南省工委书记刘子久写的《赵振声(即刘子久)关于河南形式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意见》。这是一篇较全面的报告书，五千多字。在第一部分“客观形势的分析与估计”中报告了：(一)军政的派系及相互的关系；(二)民间武装；(三)经济发展及民生情况；(四)文化消息的封锁；(五)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在第二部分“主观力量的现势”中报告了：(一)过去的影响；(二)红军游击队；(三)党的组织状况；(四)东北军内的工作；(五)干部问题。在第三部分“目前河南党的中心任务”中阐述了：(一)关于统一战线与争取广大群众方面的十个问题；(二)恢复发展并巩固党的工作的七点意见。其中反映的情况有：东北军和西北军东开到达河南后，与中央军的矛盾冲突；河南因为历年来作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流落在民间的枪支非常之多，这就形成了河南土匪多的原因之一；河南在工业交通方面较为发达，土地也较好，因连年战乱、苛捐杂税、匪患严重和毒品流行，民众非常贫困；河南民风强悍，常有分粮吃大户等自发性斗争；现有党员数量很少，质量很差，已经正式建立组织关系的不到一百人，成分几乎全都是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则可以说没有，没有正式的建立起支部生活，一般的对党的新政策了解得很差，中心的领导机关尚未建立起来；干部数量太少，多半是些知识分子，对新的路线了解差，干部多半色彩太红，不适宜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去作公开的群众活动。报告建议在河南建立一个固定的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把河南的工作分作几个区，在每一区内建立起一个比较中心的领导机关，以便推动那一区的工作；建议鄂豫省委所属的工作应与河南发生直接的关系，豫北则以归直南或边区为宜；河南的工作直属中央比归北方局更方便些。(41) 　　朱理治与刘子久见面谈话，听取了他关于河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六月，刘子久返回河南。(42)刘子久是山东乐安(今广饶)人，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三年入团，次年转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农民部部长，安阳、磁县中央巡视员，全国铁路总工会驻天津办事处特派员，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一九三六年冬出狱后，奉北方局派遣到河南工作。 　　就在朱理治紧张筹建河南省委之时，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七月十三日，朱理治出席中央召开的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会后，朱理治即准备出发去云阳。 　　七月十六日晚，朱理治来到毛泽东在凤凰山麓吴家窑院的住所。毛泽东与第二天就要离开延安的朱理治谈话。毛泽东说：“关于形势和任务，你都听了报告了。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43)毛泽东所说的报告，当指在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上所听到的报告以及他十三日的讲话。毛泽东的住所是坐北面南的四孔石窑，此一时期，他在每日处理大量党务工作的同时，正在忙于写《实践论》。 　　七月十七日，朱理治乘坐卡车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到云阳后，他先后召集即将去河南、安徽工作的党员干部办训练班，一面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一面向他们了解河南、安徽党的情况。 　　参加河南党员训练班的栗在山晚年回忆说：“朱理治同志在该地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我和杜星吾、张海峰、杜远卿等七个河南的地下党员。我们学习了《党的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白区党的工作策略等。通过学习，我们对抗战形式有了初步了解，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开展河南工作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学习期间，朱理治亲自讲解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形势，找学员个别谈话，了解河南党的活动情况。八月初，朱理治派我回洛阳，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交给吴芝圃、郭晓棠同志。”(44)朱理治还要求栗在山回河南后找吴芝圃等人商量，把省委建在开封。(45) 　　四、与苏菲结为伴侣(46) 　　七月十七日，在朱理治乘坐的从延安开往云阳的卡车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老李同志，另一个是延安抗大第二期第十三队的女学员苏菲。 　　苏菲是两天前才接到派她去前方工作的通知的。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八天，她被叫到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的办公室谈话。罗瑞卿对她说：“现在全国抗战开始了，外面很需要干部，组织决定调你出去工作。你马上去中央组织部报到。”抗大驻在延安城内学府衙门，中央组织部驻在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下，很快就走到了。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由秦邦宪兼任，李富春任副部长。李富春亲自接待了苏菲，向她交待：“后天出发，你随一位老李同志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听老李的。” 　　苏菲回到抗大向队长康克清报告了此事，十七日清晨就告别战友，背着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出发了。 　　卡车开出延安城不久，天就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车速很慢。作为渴望参加抗日救国实际斗争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苏菲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但是，她对此行的任务还不明了，反正是到前方去工作，听老李同志的指示就是了。她也不知道同车这位举止文雅、言语不多的青年干部姓甚名谁。 　　苏菲是五月间从北平抵达延安的，经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观澜谈话考察，分配到抗大第二期第十三队学习。队长康克清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学员有陈明、夏云、王玉清、周子健、蒲代英、吕英、焦善民、孔力、陶启波等人。 　　抗大的前身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红大的第一期后来被称作抗大第一期。红大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迁驻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刘伯承任正、副校长。一月二十一日，抗大开学，称为第二期，开始共七个队，后来逐渐扩大到十四个队。第九队之后的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共五百五十多人。 　　苏菲入学较晚，但她听老学员说，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非常精彩的讲演，毛泽东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还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47) 　　苏菲虽然在延安只学习了两个多月，却是颇为知名的人物。第一是因为她篮球打得好，是运动场上的健将。第二是因为她参加过两个戏的演出，在《本地人》一剧中饰演媒婆，连毛泽东和朱德都夸她演得像。延安地方不大，当时文化生活还不丰富，只要抗大有演出，中央领导人都来看。 　　朱理治是在篮球场上注意到身手矫健的苏菲的。 　　因为途中遇到大雨，汽车走了一个星期才到云阳。朱理治到云阳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此时，苏菲已经知道这位举止文雅，而且为人真诚、作风正派、学识渊博的人是谁了。她已经对朱理治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和好感，也从老李同志处知道了李富春和罗瑞卿安排她与朱理治同来云阳的用意。共同的政治信仰、革命理想和人生志向，使两个人的心很快就贴近了。 　　朱理治告诉苏菲，自已是江苏南通人，父亲是乡间中医，自己结过婚，妻子在两年前得病去世了。自已是自幼读书，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党，曾经被捕坐牢，在白区和苏区都工作过，现在又将要去白区工作。 　　他们真诚相爱了。不久就结成了终身伴侣，并且从此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地走过了一生。他们的婚礼仪式很简单，请来了两位客人，在一起吃了有“关中名吃”之称的云阳特产腊汁肉夹馍。直到几十年后，他们忆起云阳，犹觉齿颊留香。云阳古镇地处八百里秦川的西北边缘，泾河支流冶峪河在镇北流过，再向北行就能见到嵯峨山青黛色山影，此地风物已与陕北大异。(48) 　　抗日军兴，群英汇集。这一期间，周恩来、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邓小平、宋任穷等人都到过云阳。与朱理治相熟的领导同志，当会祝贺他同苏菲的结合。 　　此时，朱理治刚届而立之年，苏菲二十三岁。 　　苏菲这个名字，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她的入党介绍人给她起的。她原名曹荣恩，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宾县县城，后随家迁到哈尔滨，再移居北平。 　　在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下，在共产党人不断被逮捕、被杀害的白色恐怖中，出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曹荣恩，是一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的富家小姐。当时，她家在宾县有三百多垧(合三千多亩)土地出租；(49)在哈尔滨开设有颇具规模的四家商号；在哈尔滨还拥有道外太古街从九道街到十道街的一大片房产出租；(50)在北平法通寺胡同(今名华丰胡同)购置有大四合院供自家居住；堪称为豪富之家。她的入党介绍人苏梅和陈大凡对她说：“俄国有一位名叫苏菲娅的女子，出身贵族，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你也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的是与苏非娅同样的道路，你就改名叫苏菲吧。” 　　苏菲喜欢这个名字。她要做中国的苏菲娅，像为了推翻沙皇暴政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苏菲娅那样，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牺牲。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苏菲娅·彼罗夫斯卡娅是进步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极为景仰的英雄人物。她是俄罗斯陆军上将、彼得堡总督的女儿，长大后成为民意党的领导人之一，一八八一年因组织刺杀沙皇，被判处绞刑。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发起了营救她的活动，但最终苏菲娅还是被处死了。后来，屠格涅夫满怀崇敬之情，写下了散文名篇《门槛》来讴歌她。《门槛》被译成中文后，震撼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我知道。’‘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是。’‘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进来吧。’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在苏菲所处的时代里，在进步青年的聚会上，每当有人朗诵《门槛》，总会有许多人感动得流下热泪，现场会唏嘘声一片。苏联的报刊曾经这样评价苏菲娅：“她是那些曾经探索、苦恼，而且在无益地寻觅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正道路上毁灭了的女性中的一个。”“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因为它具有改造生活的科学纲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些有着高尚的愿望的无畏而美丽的人!”中国作家巴金晚年说：“在那时候，我所知道世界中最可敬爱的人，就是她一个。”(51) 　　苏菲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苏梅是辽宁省庄河县人，一九〇九年生。早年在沈阳冯庸大学读书时就开始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道理。一九三三年参加东北义勇军，活动在虎林、佳木斯一带，是佳木斯党组织的创建人。介绍苏菲入党时，他在北平担任中共东北特别支部书记。(52)陈大凡是辽宁省北镇县人，一九〇六年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已经是经济收入丰厚的呼海铁路海伦站站长了，为了救国而毅然舍弃一切，参加抗日斗争。一九三二年六月，他临危受命，被抗日将领、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任命为绥滨县县长，不久组织黑龙江省抗日人民自卫军，并任司令。一九三三年三月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往苏联救治，是名动一时的抗日英雄。伤愈后返国，是年年底到北平，其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五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3) 　　苏菲的祖籍在山东菏泽。祖辈闯关东到辽宁省锦西茨梅花沟，虽全家人辛勤劳作，却总也摆脱不掉贫困。苏菲的父亲曹海是一个极为坚韧和刻苦的人，他生于一八七七年，十几岁时带着弟弟曹江和族弟曹向九离开锦西来到哈尔滨，凭着一身的力气到工厂做苦力和给人挑水谋生，挑水挣来的铜钱用细柳条串着，挂在扁担头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哈尔滨之东一百二十华里的宾州看到了希望。 　　宾州原先叫苇子沟，地处清廷围猎场和药材采集地的边沿，没有闲散居民。自从咸丰年间放荒开垦后，人烟渐多，形成市镇，东西大街长三华里，开设有大中铺户二十余座，小铺户七十余家。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朝廷准建宾州厅，次年修建了城垣。一九〇二年升为宾州直隶厅，一九〇九年又升为宾州府，是一座蕴含着丰富商机的新兴城市。曹海在其中发现了机会，他前往宾州，到一家商铺做学徒，因为忠诚和勤劳受到了东家的信赖和栽培。他刻苦自修，学习文化，算盘则练到了能双手同时快打的程度。苦熬苦干积攒了一点钱，就自己开店，店号福义魁。靠着诚信、勤谨和极度的节俭，买卖很快就兴隆了起来。他不止步，又开设了福顺兴号烧锅(酿酒)，很快就跃升为宾县六大烧商之一，并且由此发家。宾县民国志把烧商列为宾县商业之首，称：“无须出境即可畅销，为全境之最大消耗品。”曹海挣了钱，一文钱也绝不乱花，接着又开设了杂货布店，经营当铺；再挣了钱，就到乡间去买地出租，渐成巨富。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当上了宾县商会副会长。 　　曹海靠经营烧锅发家，又敏锐地抓住了粮食经营的商机。宾县地处松花江南岸，县城北距松花江仅四十五华里，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大豆、线麻。粮油产量逐年提高，供大于求，卖不出去。当地民谣说：“宾州宾州，十年九收。一年不收，也能喝粥。”宾县粮油的出路是外销。一九〇一年销往哈尔滨、营口等地和海参崴、庙街、伯力等外贸口岸的粮油共两千多万斤。一九一二年宾县产粮增至四亿五千万斤，并在此后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当年销往阿什河、哈尔滨、伯力、海兰泡的粮食就达到了七千二百多万斤。一九一三年，外销粮超过八千万斤。一九二〇年，外销粮猛增到二亿五千万斤。曹海在哈尔滨开设了福顺兴号粮店、油坊等四家商号，赚了钱就在道外购买了大片房产，兼搞起了房屋出租。发财之后，他坚持全家人粗茶淡饭，节省每一文钱置产置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把庞大家业交由家族中的至亲具体管理，他到故都北平建起了曹家大宅门。先与同仁堂老乐家相邻，后迁至钟鼓楼东北的法通寺胡同。 　　苏菲的母亲滕蕊是满族人，为人宽厚热诚，治家严谨，管教子女非常严格。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孩子出生后都要送到教堂去受洗礼。苏菲兄妹八人，依次是大姐凤恩、二姐贵恩、大哥恩田、二哥惠田、苏菲、大妹月恩、弟弟忠田、小妹宏恩。除了苏菲和大姐外，六人均读了大学。这八个人生命轨迹的纵横交错，极富传奇色彩。比如，在西安事变前后，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电工系的曹恩田，正担任着张学良司令部通信股股长兼电台台长，他曾奉张学良之命给七贤庄一号红军办事处送去八部崭新的电台。(54)又如，在西安事变中参与指挥华清池捉蒋战斗的张学良卫队二营第七连连副(副连长)、地下党员张化东，后来与曹宏恩结为终身伴侣，这位原北平东北大学经济系学生和一二九运动的闯将，是东北军学兵队的第一批学员，并在那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55)——只是他们当时与领导东工委的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还没有相识而已。 　　《宾县志》载录了一首民谣：“苇子沟(即宾县县城)四大硬，庆升义、福顺兴、德升谦、德昌恒。全城土地占一半，财大势粗有名声。”曹家列第二位。 　　尽管出生在豪富之家，但是，在八兄妹的早年记忆中，都觉得家里非常地穷。零花钱之类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从小都要参加劳动，和工人伙计们一起搬运货物，大孩搬重的，小孩搬轻的，不劳动不行。出外时穿上考究的衣服，回到家一进门就得脱掉，换上旧的带补丁的衣服。八兄妹中只有年龄最小的小妹宏恩享有隔三差五吃上一个煮鸡蛋的特权。小宏恩也舍不得吃，拿在手里玩，直到晚上临睡前才剥开了细细品尝。哥哥姐姐们都羡慕地默默看着她，炕沿上一溜排的小脑袋。(56) 　　苏菲是富家女而无娇骄之气，最早当得益于此。 　　苏菲的小学生活是在宾县度过的。宾县县立女子小学建于一九一七年。(57)苏菲上学时，读经课已经取消，课目设置有党义(三民主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博物(后改物理和化学)、美术、音乐、体育等。(58)小学毕业后，她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独自离家到哈尔滨自强女子工厂当学徒，学习缝纫、织毛衣。八个月后，她在工厂搬家时，不慎碰伤左手无名指，因庸医误诊，伤指化脓而被割掉。此后回到宾县家中养伤。一九三一年夏，苏菲考入宾县简易师范学校。沈阳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传来后，宾县中学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张贴标语和漫画，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这年冬，全家迁到哈尔滨。 　　此时，哈尔滨还没有沦陷。苏菲开始学习打字，又到补习学社学俄文。寒假时，在北平中国大学上学的二姐贵恩回来了，她是一个热诚的爱国青年，性格豪爽，喜着男装，常常仗义疏财帮助别人，同学送外号“曹大哥”。她和进步青年陈钟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活动。陈钟是吉林省榆树县人，一九〇三年生，后于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姐和陈钟看到苏菲年纪虽小，却很有志气，就叫上她一起印抗日传单、制作印有“誓死救国”字样的烧饼，准备送给守卫哈尔滨坚决抗敌的李杜将军所部。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晚(夏历除夕之夜)，日本侵略军在重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攻占了哈尔滨。(59)大家只好把传单烧掉，各自回家。这是苏菲第一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年十七岁。 　　一九三二年夏，苏菲考入哈尔滨第二女子中学。日伪当局严厉推行的奴化教育，使苏菲在精神上非常痛苦。特别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式日制度”：每天举行“朝礼”，升伪满洲国“国旗”，唱“国歌”，向“建国神庙”、“宫城”、“帝宫”行遥拜礼。(60)不久发生的两件事使她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第一件是，一个同学在图画课上画了一个鱼缸，睁着眼的鱼往外游，闭着眼的鱼向里游。日本教员说这幅画有问题，通知特务机关把她抓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第二件是，有一天她上街，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原因仅仅是日本兵问那个小孩是哪国人，小孩回答说是中国人，没说是“满洲国人”。苏菲感到气愤极了，屈辱极了，这亡国奴的生活怎么能过!她再也没有心思念书了，一心想参加抗日斗争，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苏菲找到刚从苏联回国的陈钟，请求他指出路，给任务。陈钟让她和一个同学办了一所“培真补习学社”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不久，两个日本特务到学社来称要学习中文，实际上是监视她们的活动。四五个月后的一天，有人告诉苏菲，日本人要抓他们。当晚，她们就离开了学社。第二天，苏菲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乘火车南下北平。此之前，苏非的父母为了躲避日本人，已经带着家人搬到北平居住了。 　　到北平后，苏菲不愿闲居在家做大小姐，她先后到地毯厂、刺绣厂当文化教员，宣传抗日。一九三四年初，陈钟到了北平，苏菲通过他结识了东北籍抗日志士陈大凡和邹大鹏等人，他们常常在苏菲家里聚会。其后，陈大凡、陈钟、邹大鹏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菲经常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如传递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与北京大学“民先”等党的外围组织联系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考验，一九三六年六月，苏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被编在中共东北特支社会支部。 　　党组织考虑到苏菲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为了进一步缎炼她，决定派她到条件极其艰苦的内蒙古扒子补隆垦区去，到东北流亡者中做党的秘密工作。“扒子补隆”是蒙语，意为“有官职的人居住的地方”，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境内，在烟波浩淼的乌梁素海之滨，垦区面积二百多平方公里，时称“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因为此处东北流亡者居多，所以又称“东北垦区”。 　　国民政府一九三五年三月批准建立这个垦区的原因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义勇军战士、青年学生和民众流亡到了关内，漂泊无依，时任实业部部长的朱霁青是东北人，他主持在北平设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救济院，予以收容，但无处安置。国民政府害怕这些人滞留在平津和华北地区会滋生事端，于是拨款建垦区安置他们，同时也从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招募青年学生和会种地的农民，人数多达数千人。张学良特地为垦区配备了大量的枪支和卡车。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苏梅、陈钟进入垦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到年底，党员增至一百多人。十二月，苏梅、陈钟身份暴露，撤出垦区。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平和天津的“民先”组织进步学生前往垦区，其中有党员九十余人。六月，就是苏菲入党的当月，北方局派陈钟重返垦区。于是，苏菲、陈大凡、吴涛、白涛等人一同前往。 　　这是一次数千公里的艰难行程，从包头到垦区的数百华里全靠步行。傍着丰岭连嶂、裸露着深红色岩石的乌拉特山西行，莽莽荒原，野兽出没，罕有人迹。那里的蚊虫特别大，叮人一叮一个大血包。 　　到垦区后，苏菲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她勇敢机警，与国民党政训人员和特务分子周旋斗智，利用东北人的身份深入到流亡军人和流亡学生中做工作，宣传鼓动抗日，宣讲革命道理。她还组织文艺演出，自己也上台表演。有时还要秘密地印刷党内的文件和宣传品。在垦区的九个月中，苏菲以豁达平静从容的心态，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在生括上，她吃了很多原先连想都想不到的苦，过紧张粗豪的准军人式的生活，吃粗糙的食物，走崎岖泥泞的道路，住四面透风到处漏雨钻雪的土屋，夜间有狼群在屋外嗥叫，没有开水喝也没有热水用，冬日早晨用漂着冰碴子的水洗脸，常常在不意间遇上的荒原之上骤然而起的“折木发屋，扬沙昼晦”的狂风，当然，最危险的还是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监视和对中共组织的破坏。艰险的斗争和艰苦的生活，磨炼了苏菲的意志，也使她完成了从富家小姐到革命战士的根本性的蜕变。(61) 　　一九三七年三月，苏菲奉命返回北平。家里人见面已认不出她了。一到北平，组织上就通知她到延安去学习。经转徙跋涉，五月到延安，进入抗大。 　　接下来，就是李富春、罗瑞卿的“大有深意在焉”的安排了。 　　朱理治和苏菲在云阳住了四十多天。苏菲成了朱理治得力的工作助手。 　　八月十七日，朱理治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约四千字的报告。首先，汇报了河南党的工作现状和对豫西、豫北、开封、郑州党的工作的打算。然后，汇报了安徽党的现状和在寿县、巢县恢复建立党组织的计划，此时，皖西北特委副书记曹云露已经经云阳去延安学习。接着，汇报了东北军东调后党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意见。(62) 　　八月二十五日是令朱理治、苏菲欣喜振奋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云阳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尽管在半个多月后的九月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其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后仍然称八路军，不再更改。 　　九月初，朱理治和苏菲在栗在山的陪同下进抵西安，乘火车经洛阳前往开封。 　　①《延安市志》，第90、388页。 　　②姬乃军：《延安革命旧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 　　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2页。 　　④《六大以来》上册，第798页。 　　⑤《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2页。 　　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3页。 　　⑦《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72—674页。 　　⑧《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30页；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赵著说报告人是张闻天，属误。 　　⑨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 　　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49页。 　　(11)《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5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13)《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6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5页。全文11个部分，《刘少奇选集》选入4个部分。 　　(15)朱理治：《往事回忆》。 　　(16)《周骏鸣自传》(未刊稿)。 　　(17)《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7页。 　　(18)《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9页。 　　(19)《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7—458页。 　　(20)《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83页。 　　(21)《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58—159页。 　　(22)《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83页。 　　(23)转引自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236页。 　　(24)朱理治：《往事回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吴殿尧主编、庹平副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页。 　　(25)《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59页。 　　(26)《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83页。六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说：在白区代表会议期间，“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在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2—253页。) 　　(27)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69页。 　　(28)《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62页。 　　(2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第1974—1975页。 　　(30)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0—571页。 　　(31)《周骏鸣自传》(未刊稿)。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抗战前史》，河南人民山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32)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33)《赵振声(即刘子久)关于河南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意见》(1937年5月11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8页。 　　(34)仝中玉：《桐柏山区游击战争的胜利》。 　　(35)《周骏鸣自传》(未刊稿)。 　　(36)《周骏鸣自传》(未刊稿)。 　　(3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7页。 　　(38)朱理治：《红色竹沟》，《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40—241页。 　　(3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1页。 　　(40)仝中玉：《桐柏山区游击战争的胜利》。 　　(4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5—13页。 　　(42)刘子久：《河南地下党组织和“洛办”的一些情况》，《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50页。 　　(43)朱理治：《往事回忆》。时间的判定据朱理治《往事回忆》所述“行前一天晚上”和肖迅著《朱理治夫人苏菲小传》所述“7月17日离开延安”。地点据朱理治《往事回忆》所述“我去见毛主席”和姬乃军著《延安革命旧址》的第66页。 　　(44)栗在山：《风雨征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郭晓棠在此书中作郭晓堂。 　　(45)朱治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省委》，《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66页。 　　(46)此节材料部分取自肖迅：《朱理治夫人苏菲小传》，不一一作注。 　　(47)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8—30页。 　　(48)据笔者于2007年5月7日在云阳的实地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编审、西北大学梁星亮教授陪同考察访问。云阳名吃腊汁肉夹馍依旧风行。 　　(49)《宾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页。 　　(50)访问曹宏恩(苏菲之妹)、曹佑民(苏菲侄女)记录，2007年4月23日。另据笔者于2007年5月12日在哈尔滨的实地考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赵俊清研究员陪同考察。 　　(51)资料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夏明钊研究员、江涛馆员搜集提供。 　　(52)《苏梅同志生平》，甄易、苏建华提供。 　　(53)陈虎：《爸妈这一辈子》(2005年印行本)。 　　(54)曹恩田同志治丧委员会：《悼词》(2006年9月20日)。 　　(55)《张化东回忆录》(1996年6月印行本)。 　　(56)以上6自然段据《宾县县志》(民国十八年本)；《宾县志》；访问曹宏恩、曹佑民记录(2007年4月23日)；笔者2007年5月10日至14日在宾县、哈尔滨的实地访问和考察。 　　(57)《宾县县志》。 　　(58)《宾县志》，第863页。 　　(59)参见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历史》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0)参见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教育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女二中于1929年创办，校址在西马家沟。 　　(61)以上5自然段据笔者于2003年2月6日至9日在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的考察与调查。关于地名，苏菲忆作“巴兹普隆”，1937年去垦区的张化东忆作“巴斯蒲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到了中共巴彦淖尔盟党史研究室贾树峰、乌拉特前旗政协王树廉、中共乌拉特前旗党史研究室刘新胜等人的协助。承蒙王树廉先生在零下30度严寒中陪同笔者考察。参见《乌拉特前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2)朱理治：《河南、安徽党的工作现状及恢复组织的初步安排》(1937年8月17日)。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