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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开创中原抗战局面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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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建河南省委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后，冒雨出发，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朱理治和苏菲，在河南同志栗在山的陪同下，也从云阳镇动身，跨过泾河、渭河，向河南进发。他们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作了短暂停留，约定了今后联系的办法，带上两个月的工作经费，即登上开往洛阳的火车。
在洛阳，朱理治会见了中共豫西工委负责人吴芝圃①、郭晓棠②等人，向他们传达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听取了豫西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当前的工作，又奔赴开封。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北面靠着比它的城市高出四十多米的滔滔黄河。开封古称大梁，又名汴梁、东京，曾为七朝③都会。它在北宋时最为辉煌，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人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它盛世的景象。而明末时最为凄惨，统治者为防李自成攻城，下令掘开黄河大堤，滚滚波涛淹没全城，城中三十七万余人幸存者仅两三万，为历史上黄河六次泱及开封中最严重的一次，以至清初时人烟罕见，城内一片黄沙，苇蒿遍地。辛亥革命后，开封为河南省省会所在地，人口二十余万。这里设有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河南省政府，还设有一个蒋介石的行营，省政府主席商震，蒋介石行营主任刘峙。它这时不仅是国民党河南省的党政军中心，也是为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有河南大学、开封高中、开封女师、北仓女中等多座学校和文化单位。
朱理治在栗在山陪同下，化名李迅，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来到开封，马上见到了原在开封的刘子久、沈东平等。刘子久原为中共河南省工委负责人，是北方局于一九三六年底派来河南的，春天到延安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曾当面向朱理治汇报过河南地下党的情况，这几个月来也为在云阳培训河南干部配合工作，与朱理治已是熟人了。沈东平是豫东特委负责人，原河南地下党少数骨干之一。因为组建省委的工作朱理治在三原时就酝酿了，到开封后，就正式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省委书记为朱理治，组织部部长为林凯，宣传部部长为刘子久，妇女部部长为吴平，省委委员还有吴芝圃(豫西特委书记)、沈东平(豫东特委书记)、刘文(豫鄂边—皖西特委书记)、郭子化(苏鲁豫边特委书记)等，张曼平任秘书长(不久任开封市委书记)。后又相继组建了豫鄂陕工委、开封市委、睢杞太中心县委，郑州中心县委、西华县委、并迅速同豫南游击队党的组织也接上了关系。
这是省委班子的最初情况，到一九三八年春，省委主要成员又增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彭雪枫任军事部部长，陈少敏接林凯任组织部部长。
刚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处于地下状态。朱理治按照在上海、河北、西安时的地下工作办法，一般情况下不开省委成员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工作总是三三两两分开进行，许多关系靠单线联系，一些工作只有相关人参与，其他人并不知情。这种工作办法头绪多，程序重叠甚至繁琐，但安全，不至因个别人个别事的暴露牵动全局。如此工作，朱理治要多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一个会议解决的问题，要分别开几次会；各方面工作，要分头分层去安排处理。每天考虑安排工作都要很细心稳妥。省委秘密机关开始时设在开封市北土街北口路东杜星吾(中共党员)家的客房里。不久移到鼓楼街北如意斋胡同十四号(现改为二号)院内。这座房子是西华县县长楚博的，楚博是赞成抗战的进步民主人士，与省委秘书长张曼平有亲戚关系，用这样有社会地位人的房子不易引起特务暗探注意。省委秘书处有栗在山等几名工作人员，他们以河南大学选修生的身份为掩护，担负省委成员之间、省委与各地党的负责人之间联系接头、文件印发传送等工作，其中有两人专门跑交通，来往于开封、西安、延安、武汉等地之间，保持省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之间的联络。这种联络，每月至少有两次。
朱理治回忆说：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七十人，到一九三八年底发展为一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④
当时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河南接近抗击日军战事正酣的华北战场，形势逼人，民情激愤，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出现需要民众救亡运动和压制民众救亡运动的分化，要求党的工作适应这种形势，一方面要大力发动群众救亡运动，一方面要打开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而搞好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党自身的建设，首先要抓紧恢复和重建河南各级共产党的组织。十年内战时期，河南中共地方组织多次遭受破坏，老党员数量很少，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省委下达的最早的文件就是《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朱理治先后派刘子厚、林凯、刘子久、吴芝圃等到豫南、豫东、豫西，将中共鄂豫边省委改组为中共豫南特委，并对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和中共苏鲁边、皖西北特委进行了整顿，建立了中共豫东、豫东南、豫西南、豫北等四个特委和开封市委。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理治又写出《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的报告》，指出，自从省委发出《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之后，许多地方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应当迅速地予以克服，使我们党成为群众的强大的党，来担负目前紧迫的任务”；同时指出：“另一方面要严厉地纠正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不负责任地介绍同志，不负责任地恢复组织，不负责任地转移关系，不负责任地提拔干部”，“我们必须保证我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共产党员称号的严肃性。我们应当经常地吸收民族的与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我党，随时排除那些动摇的投机的分子混进我党的企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豫皖苏的党，铁一样的团结，在目前紧张的环境之下，保证党的路线顺利地执行”。⑤
十二月十七日，朱理治以“岗”署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汇报“最近工作情势”，首先分别汇报豫西各县、豫东各县、苏鲁边界救亡工作，接着汇报各地党组织恢复发展情况，其中讲到：“省委初来此时，曾因组织部没有经验，根据市委负责人的请求，写了一些糊涂的介绍信给中央。其中被介绍的同志及群众多半是平津流亡失去关系的同志，并未在省委工作系统下做过工作，只是经过个别同志的介绍，便来者不拒地写介绍信；并且只要是同志都写了一些‘忠实同志’等等。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面纠正，一面叫组织部将关系加以调整，并通知中央。省委系统下的组织，原系各方面个别关系凑合起来。现在这四个月工作中，一面加以考察，一面加以洗刷，现在又做出正式文件，将各种组织问题加以详细的规定，以保持组织上绝对纯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理治对党高度负责，在组织问题上十分严格，并随时检讨工作，总结教训。这个报告还向中央提出几项要求：(一)希望中央根据新形势，给予我们工作以原则指示。(二)立即给我们一个电台。(三)(前)信向中央调安徽之张如苹速来此，以便将皖西北工委建立起来。(四)此地对于情报完全得不到，故对工作领导颇感不便，望中央设法，如何克服我们这一困难。(五)一个军事训练班已开办，另二个已筹备就绪，望急速来军事教官五人，另外来至少十个游击干部，供各地武装组织。最后，还提出：“望将十二月下半月及一月份的经费交下。”⑥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省委开展工作的情况，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希望中央能根据新形势对工作给予原则的指示，特别是专门讲到经费问题。省委活动经费全靠中央，有时还不能按期拨给，是工作的一大困难。据朱理治后来对家里人讲，活动经费有限，用款项的地方很多，生活津贴不仅不能按规定标准，也不能按期得到，因此常常要忍饥挨饿，他们和住在一起的刘子久夫妇、危拱之三家一星期合用一元钱。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饱饭，可在街坊邻居面前，还要装成吃过饭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朱理治因为是记者身份，出入穿戴是西服革履，饥肠辘辘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要装得阔绰体面的样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飞回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十二月九日到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发言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随后两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发言针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进一步阐明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⑦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不久，王明担任了长江局书记。
这年年底，朱理治得知他管辖的工作划归新成立的长江局领导，立即伏案写了长达八千字的工作报告，署名“王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签发。这是他向长江局写出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全面汇报了关于河南的政治形势、党的工作及组织问题等，报告共分四个部分，是研究抗战初期党在河南工作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兹摘录如下：
一、河南政治情势。
(一)河南目前处在国防的最前线。在黄河以北，敌人早已将新河以北的几县夺去了，现在正准备南渡黄河，来夺取陇海沿线。在河南之东，敌人正积极集结在津浦沿线。在河南南部，敌人取得合肥之后，将要沿着合肥到信阳的大道进攻，以便威胁武汉。河南正处在日寇三面包围与威胁之下。
(二)保卫河南，在目前全国局势下，有重大意义。因为河南如果保有，一面可以拱卫武汉，一面可以支持华北抗战。但是河南国民党当局，则非但没有保卫河南准备，而且也没有这个信心!有人最近向刘峙问过，在目前危局下如何保卫河南?他的答复很坦率：“连蒋委员长都没有办法，还要退到四川去，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的确，平汉线上十多万大军在他统率之下，一泻千里地溃退下来，他为着要把失败归咎于河北民众没有组织，大谈民众运动的必要，但是这只是掩饰其败北的借口而已，在实际上他却仍是处处阻碍，而且比之国民党其他各省都要厉害。
(三)在刘峙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河南内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第一，由于今年严重的灾荒，三分之二以上的灾区民众，大多数都没有饭吃。第二，汉奸的活动。日本利用当地豪绅地主组织各种会党与教门，做各种欺骗宣传。第三，各种溃散来河南的军队自由行动，不服从指挥。第四，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与倾轧。
(四)国民党在河南的统治表面上虽是很严厉，但是因为他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
二、各地工作状况
这四个多月工作是在准备游击战争的方针之下进行开展救亡统一战线、建立党与群众的基础工作的。为着便于说起见，现在依照地区来叙述。
(一)豫西：在洛阳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抗敌后援会，现在已经将分会及农村工作团建立起来。经过洛阳的工作团下去，已经组织了三十多个村工作团(此组织类似山西的村总动员委员令)。洛中共有四百个学生，现在已经组织了十一个工作团分到各县去组织民众了；在偃师县组织了百二十个农会；在伊川、洛宁等地亦有党的组织。这一地区党的组织已发展到三百多同志。
(二)豫南：过去有六十多人的游击队，现在防止土匪汉奸的纲领下，组织了三千多的联庄队，游击队已经扩大到五百多，南阳、南召、唐河、确山都有党的组织。从开封组织的工作团，有四五队是回到这个地区的，周围工作更好推动。豫南党与游击队工作，有很大开展前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力量太薄弱。在一个月前报告，那边的党员还只有一百多个同志。
(三)豫中：已经有了十个县的关系，其中最大的中心是西华。现在利用当地上层关系组织了三百多人的农村工作团。目前党只有三十个同志。
(四)豫东：开封组织了五百人的农村工作服务团、分五十一个团到各县去，迅速组织了青年抗救会及农村工作分团。现在组织了七十多人的农村巡回工作团，分去各县帮助工作。又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团、一个巡行教育团，铁路组织了五十多人的话剧团。在开封警备司令冯钦哉部发展了十个同志。派人去郑州发展了十二个同志，组织了二百多妇女。
(五)豫北：原来只有两个同志，现派到豫北游击队训练班及社会军训教官司去的共有十多个，请朱瑞同志就近指导。
(六)苏鲁边之鲁南地区。在枣庄煤矿区建立了六十多个同志的矿工支部。
(七)苏北以徐州为中心，主要力量在沛县、萧县，可以组织二千人游击队，现在恢复与发展的有四百多农民同志。
(八)最可惜的是安徽工作，在合肥原存有十二人的小游击队。我原来是依照豫南方式去布置的，但可惜成绩如何，尚不可知。
三、关于组织上的一些问题
当我来河南工作时，那时只接收到北方局交下的六十个同志，他们大多是从监狱出来的，或是失去很久关系的。这些同志分布到十几个县，就是在豫西、豫北、豫东、豫中开展工作的基础。除此之外，就是苏鲁边的党，有同志大约四五十人，豫南有党生活的亦只有此数，合共约有一百五十个同志。后来东北军他移，把关系交了出去，便只有这百多同志。
今天所以能够创造到有一千一百多个同志的党组织，二千多的农村工作服务团，扩大了五六百的人民抗日军，创立了六十多个同志的矿工支部，还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我到河南之后，三个多月没有收到中央任何指示，虽然每月至少有两次交通到西安；所以对于各方面革命力量的配合，完全不清楚。只听说二十八军编为红四军，⑧将过长江南岸去。那时我认为在长江北黄河南必定要有一个主干部队，同时认为黄河南与长江地区在对日抗战上有成立总的革命领导机关的必要。在我来河南以前，洛甫(张闻天)同志亦曾有这样的意见，把长江以北的党，包括红二十八军交给我们领导。后来因为不便，决定暂时不交我们。洛甫同志的意见当然是根据去年七月间的形势讲的。上次谢(即林凯)同志去西安，我曾由他向中央建议，留二十八军不去江南，将长江北黄河南的党合并起来统一领导，并请中央派人来形成这里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二十八军情形完全不清楚，同时也不知道已经成立了长江局，更没有梦想到竟有这样的强大的长江局，并有这样好的领袖来直接领导我们!
四、工作的困难与要求
河南目前情势，简直是这样：只要你有一干部去，哪怕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同志，甚至于是一个群众也好，只要工作方式运用得好，便可以造成一个工作局面。但是要立刻训练出一大批的干部出来是很难的。工作又是这样迫切!所以，处处感到了干部困难。
(一)省委工作干部原只有我、谢(林凯)、刘(子久)三个同志。在二十多天前，因为开封紧急，省委机关决定逐渐南迁，谢去了豫南，刘则亲自兼了豫西特委书记。这虽是一时的，但即使是将来三个人一齐合拢，省委各部工作也很难做好，所以省委需要加强。
(二)我们所领导下的八个区域，不久将都要沦为战区。现在各个区域都在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而且每个区域都可以发动得起来，这就很需要一大批的军事干部。
(三)将来我们地区，至少要有一二百个游击干部，这自然只有自己训练，但是训练必须要有一批好的教官去。这次派来的五个教官很难胜任。
(四)省委现在急需要有军委、青委二部，人选也希望中央给我们。
第二个困难是对于上层联络没有人做，各方消息也不清楚。
第三个困难是领导关系。过去四个多月，我们可说是处在无人领导的苦境，中央的什么文件，我们都未得到；倒是从梁化之(北方局组织的豫鲁联络局，派梁化之在开封工作)、朱瑞方面得到了一些，但都是很迟了。写的信与报告亦未见有回复，我们希望这种状态不再发生，同时我们希望长江局能给我们一个电台。
第四，关于豫南游击队的工作，要一个专门的指示。
第五，关于经费问题，我们在一个半月前曾由谢同志向博古提出过一千五百元的预算。那时恐陇海路切断，曾要求两个月的经费。现在豫北已交出领导，安徽到今天也未派人去。在过去二个月中，除掉苏鲁边分派的三百元感到不足外，在全省的一千元已勉强可以应付。但十二月下半月经费西安又突告不给，十二月份下半月经费，便感到很大的困难了。今后预算要看工作如何布置，以及派去的干部多少来决定。
最后希望长江局详细的指示我们工作。⑨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朱理治对河南乃至中原党的组织状况、发展游击武装情况的了解和战略性的思考，他在报告中提出许多坦诚而中肯的意见，有一些被中央吸收作为新的工作举措。如，他提出“省委需要加强”，“省委现在急需要有军委、青委二部”，“将长江北黄河南的党合并起来统一领导，并请中央派人来形成这里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央不久就先后派来危拱之、陈少敏等一批重要干部加强省委班子，派彭雪枫任省委军事部长。
危拱之，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河南信阳县城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二十一岁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斗争失败后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河南省委工作，一九二九年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二个女同志之一。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和叶剑英结婚，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又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常驻武汉，她则要求回到家乡河南领导抗战。朱理治看到中央派来这样一位重要干部来省委，自是十分高兴，立即安排她担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因为是一个人，就住省委机关的院子里。
陈少敏是四月来到河南省委的。此前，三月十一日，朱理治以“李逊”署名给长江局写出又一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第五项“几个请求解决的问题”，讲到“关于此地工作，望依据最近三次报告作一详细指示”，又说：“现在省委均已分散各地，经常只我一人在开封工作，目前最感困难者是缺少组织部，望长江局设法派一个组织工作干部。”⑩四月二十六日，朱理治以“逊”署名绐长江局报告“最近半月以来工作情形”，分六点，讲各地党和武装、统战情况，也说到“省委本身组织，过去因省委下层基础很薄弱，故开始时七个省委委员大多分散到各地开创工作，经常在省委机关中的只有一人。故对各地领导方式，大都是半月十天分别召各地负责同志来开封，详谈一两天，布置工作。现在各地范围已大，此种当然不行了”，再次提出请中央派一担负组织部长的干部来。再次讲省委经费由于各地增加开支“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请求长江局每月至少再加二百元”，“现在省委与各特委债台高筑，请即照数拨下”。(11)
因原省委组织部部长林凯被派到竹沟，朱理治两次向中央提出请派一担负组织部部长的干部来。陈少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河南省委的。朱理治和陈少敏是老熟人了，只是他一九三五年春离开河北省委后就没在一起共事。陈少敏一九三七年一月从河北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与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认识了，两人为都有丧偶的不幸而相互同情，并产生感情而结婚。新婚不久，涂正坤突然接到“已故”妻子来信，说她从反动派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原配还活着，使涂正坤左右为难，这时，陈少敏主动提出离婚，敞快地说：应该成全你们患难夫妻，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这年十一月，为恢复南方革命力量，中央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名义回湖南长沙，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组织决定由陈少敏假扮夫人负责护送，陈少敏表示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毛泽东听了赞扬她是“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陈少敏完成在湖南的任务后，被组织调到河南省委来。这正是朱理治求之不得的。但在这时，在洛阳的豫西特委机关发生因负责人作风不端引起的不团结等问题，急待解决。朱理治只好派刚到省委报到的陈少敏到洛阳去巡视解决，并留在那里任豫西特委书记。七月，刘子久到洛阳，接陈少敏任特委书记，陈少敏才到竹沟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一九三八年新年前后，朱理治在开封会见了一个老熟人，这就是季焕麟。自上海分别后他们失去联系已几年，但是在白色恐怖下开辟上海无线电系统的工作是令人难忘的。他乡遇故知，又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有喜悦，有忧虑，说了许多话，几十年后季焕麟还记得，朱理治告诉他，党已经有了成熟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我们对中国革命更有信心。
这时，正需要建立河南党的无线电通讯，朱理治安排季焕麟利用国民党电台开辟了开封至竹沟间的党的秘密无线电路，大大有利于省委与竹沟两地间的联系。一次，朱理治到季焕麟处，和在他那里工作的两位无线电同事在一起吃饭，边吃边宣传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两人听了都很信服，就积极协助季焕麟开好这个秘密电路。不久，季焕麟的三弟季刚、四弟季清都从上海来到开封，要求参加革命和抗日工作，朱理治安排季刚去延安抗大学习，安排季清去竹沟新四军电台工作。(12)
季焕麟的秘密电台建立后，苏菲担任了译电员和与季焕麟联络的工作。苏菲随朱理治到开封后，是省委工作人员之一，夫妻关系更容易掩护秘密工作。但是不久，苏菲传染上了伤寒病，发烧至42℃，被送进一家教会医院(五十年后，苏菲到开封驻军医院做脑溢血后遗症的康复治疗，院址正是这家教会医院)。经过一段治疗，高烧退了，但仍瘫软在床上不能动，朱理治忙着紧张的工作不能随时在身边护理，医院把她当成垂死的病人移到了地下室。苏菲想，住院费用一天一元，这样昂贵，自己反正要死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坚决要求出院。出了院，伤寒病反倒好了，只是落了一个失眠症，整夜睡不着。当时，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开封，组织上决定她撤到南阳休养。十一月初，苏菲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回到开封，刚好季焕麟正在筹建秘密电台，她正适合担任亟须保密的译电工作，但这工作要求熟记密码，提高译电效率，苏菲就抓紧一切时间背密码，由于死记硬背用脑过度，使她刚有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不仅失眠还不时头晕。就是这样，她仍然坚持着，包括做一些文件传送和联络工作，尽量为朱理治分担一些。
二、开展救亡运动
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后，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把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中心工作。这项工作，首先从宣传入手。九月，省委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王阑西任书记，冯新宇、林孟平等参加文委工作。不久省委又派周新武、王静敏、杨庆生、时钟俭、陶一波等参加文委，在文委推动下和参与下，很快创办一个影响很大的《风雨》周刊。
王阑西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左右，我从上海到开封，通过刘子久同志，同河南党组织接上关系，决定我留在开封搞文化宣传工作。我同开封文化界的嵇文甫、范文澜、方天逸(国民党鲁豫皖办事处主任方觉慧的侄子、我地下党员)等人建立了联系。“八月下旬，召开了河南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我们原计划在会议上成立河南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阻挠，没有建立。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个文化界抗日救亡刊物，嵇文甫提议定名为《风雨》，会议推举嵇文甫、姚雪垠和我任主编。”(13)吴强任编辑部的会计、庶务兼记者。
何定华(方天逸)回忆说：他和嵇文甫、王阑西、姚雪垠等人在河南大旅社开过几次会，决定筹办一个抗战救亡的刊物。嵇文甫提议取自“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风雨”作为周刊名称，刊头两字集鲁迅墨迹而成，“《风雨》周刊后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机关刊物。主要的文章，都是由朱理治、刘子久、王阑西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再确定谁执笔写。文艺作品很少，多数为政治性文章。朱理治、刘子久、王阑西、姚雪垠、范文澜、嵇文甫、吴祖逸、林孟平、方天逸等不断在上面发表文章。张友渔也曾化名发表过文章。记得第一期《发刊词》是朱理治写的。”(14)
九月中旬，《风雨》周刊正式出版，这个刊物是当时内地最早的几个群众抗日救亡刊物之一，在河南、湖北和陕西等省市发行。发行量开始是三四千分，以后增加到一万余分，在社会上影响日益扩大，推动了河南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封，有正义感的爱国教师和热血青年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出壁报，刷标语，搞募捐，同云集在开封的东三省流亡学生及平、津、沪的抗日救亡团体汇合起来，运用排演抗日戏剧、高歌救亡歌曲、举行抗日讲演会、慰劳抗日将士等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与暴行，唤起民众觉醒，同仇敌忾，誓死不作亡国奴。确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
朱理治到河南后的最初几个月，全国抗战形势日益严重。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十二日上海失陷。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和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片面抗战已经无力坚持，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又指出，在党内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环节。(15)
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必须进一步把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中的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十一月二十八日，朱理治在《风雨》周刊上发表了《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团体和民众自卫队，参加和支援抗战。文章指出：“以往四个月抗战的教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单凭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要战胜日寇，必须把全国民众，首先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把整个河南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那么，我们便至少可以在河南创造出一座铁的长城，阻止日寇的前进，进而收复河北失地”。文章指出青年学生到农村工作有五项基本任务：一是向民众做对日作战的宣传鼓动工作，“要使得每个乡村中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我国为何抗战?抗战对老百姓有何好处?民众应如何来帮助抗战?”二是组织民众团体。按乡村组织战地委员会或抗敌后援会，还要组织农民本身的组织，即农民协会，妇女抗敌慰劳代表会、儿童抗日团、抗日青年先锋队等等，“总之，男女老少都要组织起来”。三是组织农民自卫队，这是农民武装的形式，经过训练之后，自卫队便可转变为游击队了；原有的民团应当转变为抗日的武装。四是动员民众帮助国军抗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组织向导谍报队，逮捕敌探，封锁消息；实行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事要道；实行慰劳、鼓动前方战士，帮助国军做工事，做茶饭。五是解决农民的困难。
这篇文章在《风雨》发表后，立刻产生很大影响，为惶恐茫然中的人们指明方向，许多进步人士和大批青年学生组织农村服务团、战教团、剧团，下乡宣传抗日；成立民先队、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进入一九三八年，战场局势更加严峻。日军完成对华北主要大城市的占领后，开始沿着津浦路、平汉路、正太路南犯，战火即将烧到河南。二月初，朱理治在《风雨》周刊上发表《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号召“全河南民众总武装”，誓死保卫河南、保卫家乡。宣言说：
河南各界同胞们：
日寇为实行灭亡我国毒计，现又向河南进攻了。目前日寇正从津浦路两端夹击徐州，由鲁西进攻归德(今商丘)，由平汉路进攻豫北，由浦信公路进攻豫南，其目的都在于夺取我河南。河南是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南北战场的枢纽。为着要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同时为着保卫我河南三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避免敌人的奸淫屠杀，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河南。
宣言指出，保卫河南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中一条是“河南有百万民间武装，民众善于使用武器，在历史上又有很光荣保卫家乡、抵御外敌的革命传统”，“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河南变成埋葬日寇的坟墓”；同时又指出：“河南内部的团结还存在着很大弱点”。“保卫河南的中心关键，是在于河南一切抗日力量的大团结，而这种大团结的中心骨干，应当是河南国共两大政党的亲密合作。中共河南省委郑重声明：我们热忱地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合作，为保卫河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我们随时都准备派遣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商讨保卫河南的共同纲领，组织共同委员会。目前时机已是万分迫切，为要达到胜利地保卫河南的目的，中共河南省委希望河南国共两党共同实现下列工作”： (一)巩固抗敌前线，—坚强豫北与津浦将士抗战的决心，使其在统一指挥之下，对敌抗战。主力部队应采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同时竭力地组织与支持敌人后方的游击队，来配合正规军作战；(二)全河南民众总武装—在保卫家乡、保卫河南、保卫中国的口号下，发动全河南民众自愿地武装起来，目前应立即组织成立二百万抗日联庄队或抗日自卫队，以便敌人来时迅速转变为游击队；(三)动员全河南的民众； (四)密切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五)安定后方—立即发动民众进行肃清汉奸、敌探与土匪；(六)开展一个新兵上前线运动。
宣言于二月六日在《风雨》周刊第十八期上发表，这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中共河南省委，引起河南各界的重视，对充满惶恐气氛的河南产生巨大影响。王阑西回忆说“河南省委根据河南已处于抗日战争前线的严重形势，提出了‘武装保卫河南’的口号，在《风雨》周刊上发表了《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国民党省党部想把《风雨》挤掉，他们到处放空气，骂我们不宣传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指示他们把持的河南民国日报社停印《风雨》。我们不怕威胁，毫不退让，继续宣传党的抗战主张。”(16)
同年二月以后，朱理治又以李迅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普遍组织全河南农会》、《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等文章，指导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抗日工作，对河南各界的救亡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风雨》不仅成了河南省委机关报，周刊编辑部成了河南省文化界抗日救亡的中心，而且是河南地下党主要的联络点，所有由上海、平津到延安去，路过开封的文化界人士和流亡团体都是由《风雨》周刊编辑部主持接待和安排活动。当时路过河南，在开封进行宣传活动的文化界、演艺界人士也很多，如上海来的冼星海、宋之的、洪琛、马彦祥、金山、左明、王莹、崔嵬等和他们带领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或剧团，北平天津来的群众剧团。因此，有许多人说《风雨》周刊编辑部像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
在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中共河南省委统战工作也积极开展起来，以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都是党的统战对象。范文澜是老党员，抗战前被国民党逮捕，失去组织关系。但他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坚决的。
一九三七年年底，国民党在开封成立了河南省动员委员会，胡石青任主任委员，胡在北洋军阀时期，作过河南省议会议长，周游过二十六个国家，到过苏联，是河南文化界知名人士，影响较大。省委派王阑西去做他的统战工作，被胡聘请为动委会委员，王阑西就利用动委会的名义进行一些活动。
省委也组织力量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当时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该军很早就有地下党员活动。解放后曾经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兴纲和任军委炮兵副司令的陈锐霆受组织的派遣，去三十二军做党的工作，是该军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
在开封，朱理治第一次见到刘子厚时，向他布置统战工作。刘子厚当时代表党领导的邓庄铺地方武装同国民党谈判部队改编问题，他回忆说：“在开封的河南省委也派人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同省委书记朱理治见了面”，省委也同意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谈判的三条原则，“我在开封同张钫谈判告一段落，将要回邓庄铺时，省委书记朱理治和刘子久找我说，省委准备通过范文澜等人在河南大学举办抗敌训练班，最初打算从延安请一位八路军来训练班教游击战术，可是八路军派不出人，而训练班很快就要开课。说我曾在冀南打过游击，想叫我留在开封，到抗敌训练班教游击战术。我说：‘我是个土包子，怎么能行?’子久同志说：‘不要紧，给你几份文件看看，还有几个人可以帮助你。”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17)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中共河南省委以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以及该校文学院院长肖一山的名义，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旨在培训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这个班拥有近二百名学员，主要是开封北仓女中、开封女中、省立女中等校的学生以及少数在汴的京津爱国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游击战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俗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英雄史话》、《弱小民族解放运动史》等常识。
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结束后，中共河南省委采取措施，组织一部分学员北上，送往延安；另一部分南下，即组成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农村服务团，到河南广大城乡，向各界民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全团七十多人，嵇文甫为团长，留开封继续做统战工作，范文澜为副团长，率团从开封徒步南下，沿平汉铁路两侧一路开展宣教活动，途径朱仙镇、尉氏、鄢陵，于一九三八年的元旦抵达豫中重镇许昌。在那里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又开办了为时二周、学员百余人的第二期河大抗训班。这期班结束后，一部分学员到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所在地竹沟镇；一部分学员去了延安；另一部分留在团里。元月下旬，战教服务团离开许昌到舞阳，随即化为小分队活动于城镇乡村，搞宣传，办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协同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使舞阳一时成了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四月，中共河南省委派范文澜、刘子厚到遂平县通过作县长工作，又开办了一月左右抗训班，之后，大部分学员分到竹沟。战教服务团随后开赴信阳，化整为零，深入东双河、谭京河、李家寨、辛店等地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建立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发展了党员，组织了抗日武装。其间，还在信阳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为豫东南培训了一批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六月，范文澜从战教服务团带领三十多名青年到竹沟工作，另有数十名党员分派到各地。战教团服务在信阳还组建了一个有二十余人的豫南分团，先后活动于罗山、息县、固北等地，后来也到了竹沟。
朱理治十分重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领导省委广泛开展友党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派人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等组织，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河南省主席商震、刘茂恩，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地方实力派和地方绅士别廷芳、王友梅等进行了联系和接触，对他们进行宣传争取工作。各地党的组织也开展统战工作，当时在河南及苏鲁边，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有五个专员，十八个县长，五个地力实力派及三个国民党县党部。朱理治特别重视与西华县地方实力派胡晓初，西华县县长楚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派沈东平，王其梅、张漫平等去做他们的工作，在那里举办抗日训练班，组织抗日武装，使西华的三千名武装取得合法地位，各级政权能与中共合作。
在省文委工作的王阑西回忆：“徐州、商丘失守后，日寇进逼开封。国民党各机关团体四、五月就撤走了。六月初，我们也准备撤退，当时开封的局势已是人心惶惶。但我们还是争取尽量晚些撤退，同开封的群众共患难，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多和群众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日寇占领开封前一天晚上才离开开封。我们撤到郑州的第二天(六月六日)，省委开了一天会，参加会议的有朱理治、张维桢和我。会议决定朱理治到竹沟负责省委工作，刘子久到洛阳负责豫西党的工作，我到南阳负责豫西南党的工作。朱理治向我布置了任务：第一，抓好军队和地方上的统战工作；第二，抓好豫西南的地下党工作；第三，争取早一点出版《风雨》周刊。”
时任河南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吴平回忆：她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带着有过办学经验的妹妹杨达(吴孟严)和刚从南京监狱出来的地下党员李延年到开封的，任扶轮小学校长。扶小是铁道部管辖、专收铁路子弟的完全小学。河南省委成立时“我担任河南省委妇女部长，主要搞妇女工作和一部分上层统战工作。当时省委没有召开过妇女工作会议，但我经常同负责青年工作的吴祖贻同志，负责文化工作的王阑西同志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还个别同朱理治同志接过头。”(18)
时任豫西偃师县委负责人的郭晓棠在延安整风时回忆说：“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以偃中支部为核心的偃师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成了全县救亡运动的宣传者、推动者与组织者。以偃中党为中心，团结了大批乡村小学教员，并开始在一些乡村成立了农会、妇救会、夜校等。后又与县城士绅、开明地主、国民党员建立了统战关系。各中心中学成立防护团以及各种宣传组织。寒假中，省委负责同志朱理治召我到开封报告偃师工作时，该县党员已达二百四十余人，占全豫西党员一半以上，在全省也说得上是党员最多的一个县。”“寒假向省委报告工作后，省委就决定给我新的任务，命我到陆军第十五军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工作。”(19)
三、准备游击战争
河南省委组成后的工作是在准备游击战争的方针之下进行的，发起救亡运动，开展统一战线，建立党与群众的基础，最终都是为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朱理治回忆说：“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十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20)
朱瑞，江苏宿迁县人，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六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三〇年初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任红五军团政委，红军长征三大会师后调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抗战开始后调任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统战工作，受派到驻防于平汉路保定、石家庄至河南一带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同意他以第十八集团军驻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的身份在友军中开展工作，他同时也以中央北方局委员身份，指导直南、豫北党的工作，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他要豫北特委书记张萃中持他的亲笔信，到开封向河南省委书记转达他的意见，将豫北特委划归他直接领导。朱理治同意了他的意见。十二月，朱瑞来开封会晤了朱理治。这时，朱理治从他那里得到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准备敌后游击战争的精神。
河南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且做得最好的是豫东地区的西华县。省委一成立，就安排省委委员沈东平到西华去，利用统战关系，派地下党员王其梅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还派开封市委书记张漫平去做他姐夫、西华县长楚博的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三千人，枪支齐全。后来，彭雪枫由竹沟去豫东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全部三千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次训练班。
在豫东，吴芝圃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朱理治在开封时，了解到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安求进步、团结抗战的是李德纯，所以，就安排了危拱之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接受中共的建议，组织了两千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又派了刘子厚前去组织县委，帮助准备建立根据地。信阳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
为准备在河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朱理治多次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希望多派能指导游击战争的干部来河南。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朱理治以“李逊”化名给长江局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苏鲁边特委工作情形的汇报，一份是关于西华抗日活动情形的汇报，后一份报告还讲到：“交通带来的指示信及四百元均收到，毛(泽东)的谈话已决定由下期《风雨》转载，并拟召文化人开座谈会，发动党员讨论”，又说到：“游击战争干部及发展仍未见来一人，苏鲁边及豫东很快将变成战区，希急速来。”“这两天开封情势极严重，将来省委拟向南移”。(21)又一次讲”经济困窘”，并提出极需游击战争指导干部，“希急速来”。
三月十一日，朱理治给长江局报告说，省委仍在开封，刘子久、危拱之和他都在开封“集中力量在布置守卫黄河的运动”，“现在保卫黄河，已开始形成一种群众运动”，省委决定依靠这一运动“来准备来布置陇海沿线的游击战争”。说“目前工作的中心：武装民众，准备游击战争”，“关于民众武装的方针，已由李迅(即朱理治)写了一篇论文，登在《风雨》二十一期”。(22)
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已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河南东部将很快成为沦陷区，游击战争的准备更为迫切，朱理治不断安排省委干部下去进行发展抗日武装的工作。
栗在山回忆：徐州、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在苏鲁豫边区溃退时，丢弃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一九三八年四月，朱理治同志到了许昌，派我专程到西华，向豫东特委沈东平、王其梅等同志传达省委发展抗日武装的决定，指示豫东特委把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的武器、弹药搜集起来，组织和扩大抗日游击武装，准备广泛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23)
徐州失守后，武装“保卫大黄河”的口号已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朱理治和省委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又动员大批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动员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和工人，到华北、华中敌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推动了省内外的抗日工作。
四、同彭雪枫赴武汉
一九三八年春，朱理治通过学习党中央文件和分析战争形势，愈加认识到，河南以至整个中原地区对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必须抓紧军事上的布置，而省委极需要一位主持军事工作的领导，他在给中央或长扛局的报告中几次提出这个建议。三月初，朱理治在开封终于盼来了一位重要的军事干才，这就是彭雪枫。
彭雪枫，河南镇平人。一九二六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奉中共中央军委派遣，随滕代远、何长工从上海到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副政委。这年夏天，红三军团奉命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进军大城市，彭雪枫率部首先攻入长沙市区，尝到了把苏维埃旗帜插到省会大城市的短暂欢乐。此后，他参加过吉安、赣州、漳州、水口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各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一九三三年他任红四师政治委员时在八角亭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进瑞金红军大学学习并任政治委员，后调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六师师长，先后参加天虎山和长胜岭等战斗。长征时，他先后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作战局局长、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土城战斗、攻打娄山关、遵义战役、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后，红一方面军改称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他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到陕北后改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直罗镇、东征等战役。一九三六年秋被派往太原等地从事对阎锡山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曾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之约作《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报告，给山西抗日决死队军官训练团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彭雪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从临汾到武汉，代表八路军总部参加全国师以上参谋长会议，他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
二月中旬，日军开始实行突破黄河、夺取武汉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中日两军在津浦、陇海、平汉、同蒲各铁路线展开激战。华中华北数路日军迂回徐州，进而夺取武汉的企图已甚明显。鉴于这种形势，长江局书记王明、副书记周恩来、组织部部长博古、参谋长叶剑英，于二月十三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首要选派党的与军事工作得力的军政干部，去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因此，我们拟派彭雪枫到河南去担任这一共作。(24)
两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长江局会议，会上正式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事区，下设苏鲁边、皖北、豫东、豫西四个军分区。“彭雪枫加入中共河南省委及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二月十六日，彭雪枫接受长江局给他的任务，随后，他致电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等，告以“即到河南进行苏豫统战及群众武装”，要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干部岳夏、张震等十七日动身到信阳周骏鸣处等他。几天后，彭雪枫率十余名红军干部由武汉到达竹沟，同王国华、周骏鸣会合，着手把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同时筹备在竹沟举办抗日军政教导大队，为新四军培养军政干部。这时，朱理治也派省委组织部部长林凯到这里来加强豫南党的工作。
朱理治曾是彭雪枫在西安从事张学良、杨虎城统战工作时的领导之一，彼此都很熟悉。(25)朱理治对彭雪枫的到来十分高兴。彭雪枫与自己同年生，只比自己小四十六天，特别是青年时代都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党的这些类似经历，使朱理治对彭雪枫备感亲切，而彭雪枫从中央苏区到长征的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经历，更令他从心底里敬佩。朱理治认为，省委急需一位主持军事工作的人，彭雪枫是最好不过的人选，立即向彭雪枫提出由他来主持河南军事工作，但彭雪枫说他目前还担负有长江局联络局的工作，没有马上答应。
在送彭雪枫赴徐州后，三月十一日，朱理治以河南省委名义给长江局写出报告，说：省委现仍在汴(开封)未移，集中力量在布置守卫黄河的运动……现在保卫黄河，已开始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在开封国共两党合作之下，现已召开了六七千人的游艺宣传大会，进行几万份的“一人一份慰劳运动”……省委决定依靠这一运动来推动全省保卫河南的运动，在保卫黄河运动中，造成两党进一步的合作，发动沿河民众运动，造成军民合作，同时来准备来布置陇海沿线的游击战争。报告陈述了豫南、豫东、豫西、豫中和苏鲁边发展民众武装、组织游击队的情况，并说：“关于民众武装的方针，已由李迅(26)写了一篇论文，登在《风雨》二十一期，请予参看并指示。”报告最后说：“彭同志已到，唯据彼言，彼现在尚有长江局的联络局及指挥江苏、山东、陕西、鄂北等处工作，事务很忙，不便兼省军委，我意长江局联络局工作可解放他，使他专心一意地来担负省军委工作，这是非常需要的。”(27)“彭同志”指的是彭雪枫，“非常需要”，表明朱理治希望由彭雪枫来负责省军委的急切心情。
三月中旬，长江局接受朱理治报告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彭雪枫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河南省委安排彭雪枫仍以竹沟为发展武装的基地，主持那里的工作。于是，河南省委军事部正式设在竹沟，张震任军事部参谋长。
彭雪枫、张震协助豫南特委将抗日独立团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长，原省委组织部部长林凯任政委。三月十五日，周骏鸣、林凯率第八团队从竹沟出发到邢集镇，周恩来派罗炳辉前往邢集传达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第四支队集结皖东、开展敌后抗日的命令。三月二十九日，第八团队一千三百多人开赴皖东。这是从竹沟走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五月十九日，历时近五个月的徐州会战结束。开封随时可能沦陷。国民党在开封的党政军机构都迁往郑州。朱理治也到郑州同部分省委干部开了一次会，对新形势下的省委工作作出部署。刘清源回忆说：“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来到郑州，在塔湾召开会议。刘子久、危拱之、张维桢、刘清源等参加了会议。朱理治在会上讲了徐州失守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开封、郑州也可能失陷，刘子久重点抓荥阳、密县党的工作。因日本经常轰炸郑州，纱厂、学校要外迁，刘清源同志提出要到农村开展工作，准备打游击”(28)
徐州失陷后，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一是要求立刻成立鄂皖豫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使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二是要求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目前即应将河南省划为两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浦信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省委负责人首先应分一部分到豫皖边工作，并建立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准备将来成立省委。省委另一部分准备向豫西移动，加强豫西工作，将来与豫皖边特委在一起，即以豫皖边为根据地，领导豫皖边工委、豫皖边特委及整个河南省的工作。三是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政的游击战争。四是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等。
周恩来接到中央指示后，通知朱理治和彭雪枫马上到武汉，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现民意一路)安仁里一号。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央指示。在武汉期间，朱理治以河南省委名义写给长江局一份报告，汇报从一月以来四个半月河南的工作，报告有七千余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各军分区游击战争发动与准备情况，重点汇报了豫东、苏鲁边、豫西、豫南几个地区；第二部分，讲党与群众工作，重点汇报了青年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农民救国会、妇女组织、党的发展、新同志教育、宣传工作等七个方面的情况；第三部分，讲河南游击战争前途之估计及目前党的任务，这部分更体现朱理治对开展中原敌后抗战局面的思想主张，兹照录如下：
我觉得以下这些条件，可以决定河南游击战争有大规模开展的前途：
(一)河南民众已有觉醒，并且在过去十个月中多少有些准备了。现在许多地方，在敌人未占领之前，已经将游击队准备好，这是过去华北所没有的。
(二)目前河南统一战线有相当开展。第一战区政训处、洛阳、淮阳，郑州三个专区的专员，以及好些县长，统一战线已建立好，并有一些同志和群众做县长与区长。对于河南省政府及省党部部分的统一战线也是有了一些。
(三)河南有伏牛、桐柏及大别三个山脉。地势比之太行山并不太差。同时枪支多，民众都会使用武器，这是其他地区很少的。
(四)过去党有基础的一些军队大多退到河南，这些军队如汉口失守之后，很少可能南渡的，其前途大都是在河南打游击。
(五)党与群众基础，比之华北转变为游击区时并不少，恐怕还大些。虽然华北党是好多年保存下来的老基础，而河南则是初创的。
今天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加紧准备与继续开展河南的游击战争。在这个总任务下，得到河南党必须立即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一)立刻创立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新四军，作为领导全军区的游击队的骨干。
(二)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争，立即准备与建立起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三)支持豫东平地游击战。不过估计到平地游击战的总后方不易建立，故需要与山地密切配合。
(四)加紧对友军工作。争取我们有工作基础的友军留在侧翼打游击。
(五)特别加紧发展青年农民群众组织。
(六)大量开展党并加强新同志与干部教育。
(七)继续开展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尽量推动专员、县长号召打游击。在广泛统一战线的游击战争中建立我党的领导。
我相信，在中央与长江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努力下去，河南游击战争有胜利开展前途，一直发展到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军的前途，和冀察晋边区一样，变为华中抗战的有力根据地。(29)
朱理治离开武汉后，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八日，到豫东南地区巡视，并于二十日写出报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后，将被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所占领，亟须了解这里民众发动情况，统一战线情况、党的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情况。豫东南当时包括潢川、固始、息县、商城、经扶、光山、信阳、罗山八个县，报告对各县统战一一作了分析，青年团、实习队已向这八个县和湖北的黄安、玉田、麻城、莫山四县派出人马；大部分县已建立起党的领导核心，党员有正式关系的三十四人，尚在整理的有八人。朱理治在巡视时，分别同各县同志商讨“不同的工作计划”，但共同要求是：“扩大统一战线到农村”；“武装民众为今日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工作中要建立据点，成立中心区，把各地的武装关系，建立与扶植到这一中心区的周围”等等，他还提出建立中心县的意见，“拟定要以光山为中心，建立党的领导机关”。(30)
同日，朱理治将河南省委关于豫东南工作的决定上报长江局，同时以“李迅”署名附一简短信函，告以：“我回到信阳，豫东南工作做了一次详细讨论与布置”，“豫东南工作，现在有极好开展条件，故在豫东南已正式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仍由苗同志负责”等。(31)
六月十九日，河南省委还给苏鲁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关于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指出：你们所处的地区，在国防上将是很重要的地区，应当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实行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要建立农民中的统一战线，放弃过去的没收地主土地与暴动的政策，但在农村中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决不能放弃。
朱理治在信阳的时候，会晤了信阳县长李德纯。李德纯是湖北汉阳人，一八九八年生。早年学医，北伐战争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医院院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愤而脱离军队，成立“义社”开展反蒋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投入救亡运动，于四月被河南省省长程潜任命为信阳县县长。他到信阳上任后，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支持抗日团体的救亡活动，在县里组织了约四百多人国民抗日自卫团，自任司令。朱理治同他谈了合作抗日共同关心的问题，李德纯对共产党在竹沟的培养抗日人才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正好危拱之和苏菲也率开封孩子剧团在信阳进行演出活动。三个月前，开封吃紧的时候，省委决定南撤到竹沟，朱理治派苏菲以开封孩子剧团导演的名义，掩护省委文件先走。这个剧团是党为了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从开封铁路子弟学校中挑选进步学生组成的。团长是宗克文，实际领导是危拱之。苏菲把文件藏在道具中，一面负责保管文件，一面也参加节目的编导。他们由开封经许昌、漯河、驻马店、确山、信阳，一路边走边演，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等。在确山，朱理治和省委其他撤退的同志赶上了他们，把文件取走，直接送到了竹沟。苏菲则随开封孩子剧团到了信阳，继续做剧团的编导工作。李德纯对孩子剧团非常欢迎，安排他们住在县政府大院里，生活上也很关照，保护他们的安全。孩子剧团在信阳的演出在群众中得到热烈的反响，是一次生动的抗战动员。
对于这段情况，朱理治回忆说：“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一九三七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32)
五、“小延安”——竹沟
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朱理治和中共河南省委移到豫南的确山县竹沟镇。
竹沟，又称沟竹，因以“簧竹茂盛”而得名。这是个人口不到千人的山村小镇。它位于确山县西部、伏牛山和桐柏山余脉交错处。小镇三面环山，周围有些残缺不全的土城，一条清澈的大沙河(竹沟河)由北而南穿镇而过，岸边曾经竹林茂密，四季青翠，但到了近代已荡然无存了。城中几百栋破旧的民房夹出仅有的一条街来。它东连确山县城，南邻信阳、桐柏，西接泌阳，北靠遂平，在当时是红色延安通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驻马店特支决定以马尚德(杨靖宇)等人为指挥领导了著名的确山农民暴动，从此播下革命的火种，发展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一部分。主力红军长征后，这一带仍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说到竹沟，就要说到竹沟人人爱戴、豫南远近闻名的“王老汉”——王国华。他是确山县大王庄人，一八九〇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岁起给地主当了十年长工。一九二七年参加确山农民暴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他代表确山地区党组织，历尽艰险曲折坎坷，到达被敌人严密封锁的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这位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胡子老汉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在全苏二大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又让他进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学习。王国华在瑞金曾见到朱德，总司令告诉他“把游击队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曾见到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党不离枪”四个字送给他。王国华于一九三五年春回到豫南，立即参加恢复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省委，张星江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在确、泌、桐、信四县交界的山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游击队开始在信阳吴家尖山建立时只有七个人、两支半枪，不久，就发展成一支三十来人的武装。张星江在战斗中牺牲后，王国华接任鄂豫边省委书记，和周骏鸣一起领导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红军游击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拥有手枪五十余支、长枪一百多支。王国华生性淳朴，经常是农民衣着，留着一簇长胡须，因此大家都叫他“王老汉”。农民群众和他亲如一家，土豪劣绅提起他却心惊肉跳，他和周骏鸣带领游击队活动在铜山一带，铲霸除恶，声威大震，“王老汉”的名字传遍豫南。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他们率领队伍对豫南山区的大小股匪展开攻势，分化瓦解，壮大了革命武装，并夺取竹沟，把竹沟作为军事大本营，开始接受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一九三八年一月，抗日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团队长周骏鸣，省委组织部部长林凯被派来担任政委。三月底，周骏鸣、林凯奉命率第八团队从竹沟出发开赴皖东，配合徐州会战。同时，为妥善安置伤员、处理家属和交通联络等事宜，决定设立竹沟留守处。为此，武汉“八办”专门呈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得到批准。周恩来又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面告蒋介石，也得到应允。
于是，竹沟成了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的留守处，王国华任留守处主任，张震任留守处参谋长，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主持全面工作。这里实际成了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军事工作，发展抗日武装，准备敌后游击战的中心。竹沟很快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称为“新兵队”的党校，另一所是培养军事骨干的教导队。学校在春天开学，仅仅十来天工夫，一下子就从大江南北各地来了几百名青年学生，使这个不满千人的山村小镇突然热闹非凡，处处歌声不断。
竹沟留守处一设立，就受到顽固派和当地土豪劣绅的攻击诬蔑。四月下旬，当局派国民党军一个叫夏华国的团长率部到竹沟留守处“清查”，住了十天，被彭雪枫、王国华、张震等团结抗日的真诚所感召，得出“所传各节纯属子虚”的结论回去交了差。竹沟留守处则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为河南省委迁驻竹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朱理治一到竹沟，就见到了赫赫有名的“王老汉”。王国华早把办事处司令部大院里位置最好的两间房子收拾出来，说：“你是省委领导，要住最安全、工作起来也方便的地方。”
这是个大门朝北、前后两层的四方大院。原是一个大粮商的宅院，周围还有一些粮仓和库房。比朱理治早到一步的省委各部门也都已安顿好了。走出东门外，来到沙河边，河边一块草坪地上一个大操场，傍晚常有人在操场上打篮球、唱歌、游戏。远方，可望见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在雾霭中。
到了这里，多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朱理治心情豁然开朗。这才是党和革命队伍的地盘，它周围虽然还是白区，而这里是红色的天地，确实像大家说的这里就像”小延安”，而这人民的天地是靠着枪杆子支持的，发展人民的武装多么重要!
朱理治到竹沟后，除了王国华和早有接触的彭雪枫，还高兴地见到了几位久经战阵，虎虎生风的军事干部，其中有张震、萧望东。
萧望东(33)，江西吉安人，一九一〇年生。十九岁参加红军并入党，经历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全面抗战后曾到高敬亭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刚从武汉到竹沟来。
张震，湖南平江人。一九一四年生。十六岁参加红军并入党经历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参加过吴起镇、直罗镇、山城堡、东征西征等战役。
朱理治还见到了他一九三二年从上海无线电系统选送到中央苏区的岳夏(又名罗若遐)，这个当年的小青年已经成了红色通讯专家，曾担任中央军委通信团无线电营营长，抗战后随彭雪枫到八路军临汾办事处任电台台长。
到竹沟后，朱理治立即和彭雪枫等省委同志及豫南特委一起研究贯彻中央指示，一星期后，六月二十九日，朱理治与彭雪枫联名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报告河南省委对全省武装斗争的布置。电文要点如下：
省委对游击斗争分以下三区在布置：
(甲)豫东区，以西华为中心，现已集中三千武装，其中一千完全在党领导下，同志成分占五分之一；其余二千亦在党领导下。少年先锋队、自卫队、姐妹团、老婆队、儿童团、老年团差不多全都组织好。下管四个区长，三个是同志，一个是同情者。县长跟我们走。每县在省委代表领导下有一千武装。淮阳在县委书记率领下，有一百武装。商丘、虞城、夏邑在民运指导委员宋克宾指导下，各有七百人。党领导作用正在改进中。现在，我们准备派留守处一连武装用新四军四支队游击队名义，在豫东配合西华游击队向敌区行动；同时，在西华组织九个支队，分遣到豫东各县游击。
(乙)苏鲁边区，以枣庄矿工为骨干之游击队，现已扩大到一千人。在抱犊固一带，现正由省委委员郭子化同志领导。丰、沛、萧、砀四县游击队均已发动。丰、萧、砀三县据报告各有四百人。沛县发动了一千人，打了一次仗，只余四百人。石友三部下的基础很强，由张友渔同志率领，已留在山东打游击。
(丙)豫西南区，在确山、泌阳、信阳、桐柏交界地区，原为我们游击区域，现在能号召起来的武装有数百支抢，决定向南发展，以便恢复过去襄、枣、宜游击区。[再]南只有三千民众武装，颇有相当把握。源县有一区长是同志，能把握住一千武装，决定这一地区向浙川紫荆关一带发展。舞长、叶笼、遂平一带，群众很好，党亦可把握住一大部分武装。在铁路以东以汝南正阳为中心，亦有相当武装基础。
(丁)豫东南区，党尚在开创时期，现在各县已有相当基础，唯干部太困难。
(戊)豫西区，党的基础最好，约有二千同志，和第一战区政训处巩(县)洛(阳)警备司令部及郑州、洛阳行政专员均已建立统一战线。有两个县长是左倾群众，三个县长是□□。那边地势好，枪支亦多，故省委已派一部分同志组织代表前去领导，详情日后报告。
为加强对全省游击队的领导与创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游击基干部队起见，决定在竹沟于七月半前，创立五百人的部队。目前最大困难是缺少有游击战实际经验的干部数百人，深望中央先派一批。省委及理治已移来竹沟一星期。
七月三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关于在河南发动游击战争问题，指出：一般同意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伏牛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34)
七月九日，朱理治以“理治、雪枫、少敏大姐”署名，给长江局报告关于豫东、豫南、豫西的情况，重点汇报豫南特委在省委帮助下经过整顿得到加强，书记王国华，副书记王盛荣，组织部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部长白济华，军事部部长张万任；还强调说：“这一区域工作，有可值得注意者，即过去游击区域(柏、确、泌、信交界)东西南北各有百里，有十万左右人口”，对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前途。“积极向南发展，即桐柏一带发展”，“相信将来豫鄂边交界处的游击战争，实有大开展之前途”。报告最后说：“陈大姐已回省委，常委由朱、彭、陈三人正式成立”。(35)
“陈大姐已回”，说的是陈少敏从豫西特委书记任内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在正式报告中和落款中都称“大姐”，可见朱理治对陈少敏由衷的尊敬。
陈少敏自洛阳来，向省委全面汇报了豫西党的工作，经过研究，朱理治代省委起草了给豫西特委的指示信，于七月十日发出。指示信要求特委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更大地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学习上层统战的艺术”，同时指出“今天豫西党的最中心任务，是加紧武装群众的工作，准备全豫西的游击战争”。(36)
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活动结束后，萧望东率新四军先遣大队，到豫东睢杞太地区，与吴芝圃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七月十五日，朱理治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报告：
(一)新四军四支游击大队已于今日开赴西华一带，由望东同志率领，推动与领导豫东游击战争。我们决定在西华、扶沟、杞县一带组织九个游击大队，分别挺进到豫东、皖西北边境敌人占领区域；同时，推动豫东专员刘镖汉、宾号有向豫东游击，做聊城范筑先第二。
(二)豫西特委四个游击区来布置：
第一，以禹县、密县、荥阳1万多农会会员为基础，大有枪支。
第二，以洛阳、偃师、巩县、登封[为中心]。此地区有四个区长[是]同志，已有四个中队义勇常备队，有千余党员。
第三区以洛宁为中心，包括狭县、绳池、新安、卢氏，武装工作已有相当准备。
第四区是临汝、鲁山、宝丰。正在开始中，但这是中心地区，并有伏牛山脉。东面[以]舞阳为中心，西面以镇平为中心。工作布置前已电告。
现在请求：
(1)中央派有游击经验的同志来。
(2)最近党员发展将及六千以上。
(3)以□□为中心的豫东南，以镇平为中心的豫陕边及以舞阳为中心的豫中，均可于短期内建立特委，缺少有经验的干部，应从党校调出九个能担负特委书记及中心县委书记的前来。现在豫西特委及豫东南，豫陕边军委[书记]尚未找到，悬予派来。
(三)请派十名无线电报务员及机务员来。
(四)西北干部请直送长江局。豫西方面干部，营连级需要五十人，请由西安办事处直接送豫西。区域连营团军政干部及师参谋长等干部，请直送确山竹沟。
七月，朱理治撰写了《论河南游击战争形式及当前任务》一文，发表在八月七日《新华日报》上。文章充分论述了发展中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原游击战争的特殊有利条件和游击战争开展的现状，提出了积极开展江淮河汉之间游击战争的意见，号召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投入游击战争。
这篇文章以及这一时期朱理治所撰写的其他文章，如《论目前豫鄂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等，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发动与开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八月一日，是南昌起义十一周年，人民军队的建军纪念日，朱理治和彭雪枫在东门外小河西广场上主持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在竹沟的机关、部队和训练班学员都来参加。他们特意从武汉请来罗炳辉到会讲话。罗炳辉是吉安起义领导人，著名的红军将领，八路军副参谋长。他身体魁梧，讲话嗓门很大，妙趣横生，引来一阵阵掌声，使大家备受鼓舞。会后，军政教导大队第二期就正式开学了。彭雪枫则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公开身份到豫东巡视并开展统战工作，为在豫东开展敌后抗战局面作准备。
彭雪枫走后，朱理治和陈少敏在竹沟主持召开全省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时任豫西特委书记的王志杰后来回忆，他参加这次会议，“向朱理治、陈少敏汇报了豫西工作情况。我从竹沟回到洛阳后，便根据上级决定成立了五个中心县委，时间大体在八九月间。”(37)时任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平回忆：“一九三八年七八月，我和王志杰同志从洛阳到竹沟。路过许昌时见到了危拱之，我们一起到了竹沟。在竹沟我们听了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同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青年工作的会议。会议由朱理治同志主持，陈少敏、危拱之、吴祖贻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吴祖贻对宋一平的某个提法提出质疑，两个人展开了争论。”(38)
朱理治到竹沟后，和豫南特委有了较多接触，了解到特委领导班子存在的一些问题，“过去整个特委没有集体开会讨论问题的习惯，许多重大问题不能取得集体一致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开会总结，使特委工作有了进步，他依据这些情况写出了《豫南特委关于组织领导问题的报告》。其中说，“我到的时候，八团队有七百人，党的支部只有三个，只有几十个党员。这些党员开会极少，极端错误的现象是几个负责同志从来不愿意参加党的生活会议。军队中的党支部生活极不健全”，“最近，我们坚持的结果，组织二十几个支部，在特委指导下成立了两个工作团，是在竹沟周围一百五十里的范围工作”。(39)报告还对豫南地区南阳、南召、唐河、正阳、西平、确山、舞阳、泌阳、信阳等二十个县党的组织和工作逐一做了介绍，这是要经过多次会议和个别谈话、写许多笔记，才能搜集整理出来的，可见朱理治工作之深入、细致和刻苦。
竹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极其艰苦。生活方面，千余人吃饭，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伙食费，一天两顿饭一干一稀，有时也难以保证。没有办公费，没有教育费，没有杂支费，因为没有独立的财政经济。八月十四日，朱理治为经费等问题致电长江局，从中可见当时竹沟的生活情况，兹照录如下：
博古同志并转长江局：
交通带来信一封，药一瓶电台一个，收音机两个，国币五百元，现因有急要事令交通仍回汉口。
(一)本月经费因：(1)办立了训练班；(2)领导单位增多；(3)下层党部工作的有进展；(4)省委移到公开区域可减少一些机关费用，但在公开环境下，省委机关必须要相当扩大，干部调动增多了一些，故用费反需增加；(5)在友区内利用统战管子可以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故在此地利用反而困难，故原预算不足甚巨，八月份预算实系最低限度的预算。各地要求增加的经费均未批准。九月份经费，党训练扩大到一百人，同时，下月此间工作最为紧张，干部往来调动要增加。各地特委经费，实有不能不增加的地方，故请将八月份经费予以通过，九月份经费再增加三百元。现在各地交通等着带书回去，训练班学生马上又要路费回去，此间无办法借贷，故要交通立即前来领取，请将八月份不(补)足，九月份半月的经费交交通带来!
……
到八月底，把竹沟开辟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是进一步发展了党领导的主干武装，原定扩大留守处武装五百人，实际达到六百二十人。二是发挥培训功能，第二期军政教导大队开学。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干部的培训中心。培训对象：党政军各级干部，如团、营、连、排及地、县、区、乡干部等；卫生医药技术干部如医生、司药、医助、卫生长、卫生队长、卫生科长等；无线电、机要技术干部；供给、青年、妇女、民运和群众团体干部等，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等各部队和华中、中原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机构进一步完善。王国华担任留守司令部主任。司令部组织机构(留守处)辖设四个处：参谋处、军医处、军需处和副官处。
参谋处：作战科，军事教育科，侦察科，通讯科；另设参谋，测绘干部训练班，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摇手员训练班等。
军医处：医政科，卫生保健科，技术教育科，药政科；另附设医务技术干部训练队，门诊部，团卫生队等。
军需处：军需财务科，军械科，粮食被服科；另附属修械所，被服工厂以及军需干部训练班等。
副官处：行政管理组，总务保管组，财务会计组；附属炊事班，运输班，勤务班，饲养班等。
政治部：组织科，干部科，宣传干部科，保卫科(除奸科)，民运科；另附设宣传队等。方正平任主任。
司令部直辖军政教导大队(四个训练中队，其中一个女生队)，特务大队(三个武装中队)，新兵训练队(对外保密，其实是党训班)，译电员训练班等，此外，河南省委各部门直接领导青训班，妇救会，小消息报社，印刷厂以及其他群众团体等机构。
在竹沟根据地中心区域有共产党员一千零七十五人，群众组织四千人，青年组织六千人。
竹沟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穿云破雾，闪耀在沦亡威胁的中原大地上。这时，许多投身抗日事业的教授、记者等，都从北平、从武汉来竹沟参观学习或报道，有的还留在竹沟工作。著名的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范文澜也到竹沟来工作，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月下旬，彭雪枫在豫东视察后返回竹沟。朱理治得知西华特委书记沈东平七月二十八日牺牲于睢县东征途中，立即同他研究善后办法，决定改派周季方任西华特委书记。
九月初，日军加强对大别山北麓潢川、商城一线的攻势，威逼武汉北面的重要屏障信阳。鉴于这一态势，九月二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指出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联系进来，对整个战局的重大意义”。指示彭雪枫“率必要武装到豫东部署工作”。(40)第二天，彭雪枫在和朱理治、王国华商量形成一致意见后，致电周、叶，报告豫东开展局面的条件和可能，并告：“现竹沟战斗部队四百五十人，长短枪二百十六支，轻机枪八挺，行动时留守处在豫南三四十人足以自卫。到豫东后，会合萧大队，西华、杞县可各拨一中队，九月份之前可扩大到一千二百人至一千五百人，给养亦可相当解决。”(41)
九月五日，朱理治和彭雪枫接到周恩来、叶剑英的复电，表示：“同意三日午电。领导机关重心移豫东，开展敌后方工作，加强豫东部队领导”。并指出：“应留战斗部队和武器三分之一及一部干部，保持豫西南工作，其余出动”；“出动部分用四支队名义，到豫东后用何名义俟后商定”；“豫东军事用何人出名统一指挥，请你[们]提出意见，以便交涉和委任”；“出动及留守工作，应迅速布置，并电告我们”。(42)
接此复电后，朱理治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于七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报告这次会议决定：
(一)军事工作重心移豫东，省委机关暂留竹沟，待延安会后再决定。
(二)战斗员此间只需留一百二十人，武器需八十支，以便应付目前竹沟周围环境。
(三)地方干部如王国华，仍留豫南。
电报并告：彭雪枫已于五日去洛阳会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这时，朱理治也已动身离开竹沟，回延安。他途经洛阳时，停留一下，会见彭雪枫，了解程潜同他的“谈话的情形”，得知程潜对竹沟部队出兵豫东极表赞成，称“贵军游击战术素来有名，应赶快前去收据一下，规复失地，维系民心”，“嘱留守处人员安心工作”。(43)朱理治还同豫西特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如何继续做好对程潜及其部属的统战工作，才离开洛阳。
六、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朱理治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过这次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不容置疑的领导权威。正如毛泽东在七大时讲：“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44)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项英、博古、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出席。会议第一天，首先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其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是八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45)
政治局会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九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开幕。这次全会距上次在瑞金开的五中全会，已有四年半多的时间；也是自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三十余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张闻天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其后，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中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朱理治等分别作了有关地方工作的报告；林伯渠、吴玉章作了发言。全会开了近四十天，于十一月六日结束，由全会秘书长王稼祥致闭幕词。闭幕前一天，毛泽东又在会上作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
朱理治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席这样重要的中央全会。他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的河南工作》，并写成一万三千多字的书面报告给中央，报告是到延安后用十几个不眠之夜赶写出来的。报告分五个部分：(一)河南情势的特点；(二)统一战线的活动及经验与教训； (三)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开展；(四)群众运动；(五)关于党。报告后面还附了豫西特委报告、豫南特委报告、豫西南工委报告、陇海路青工报告、各特委统计表、青年群众工作统计表六个材料。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朱理治认识到党内高层围绕统一战线工作和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存在着不同认识，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在一次会议上，他紧接着王明讲话后发言，以河南党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展民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事实，说明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错误的，不可行的。
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因为随着武汉失守、日军扩大对华侵略，华中大片国土也将相继沦陷，迫切需要在这个地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坚持持久抗战的全局的需要，对巩固华北敌后抗战也是有力的支持。毛泽东在全会讲话时指出：“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46)
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负责大后方工作，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十一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47)中共中央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朱理治作为中原局委员兼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成为刘少奇的重要助手。
朱理治回忆说：“在成立中原局的同时，决定将原河南省委分为六个区党委：豫西区党委，由刘子久负责；豫鄂边区党委，由朱理治兼书记；鄂西北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六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在延安期间，朱理治还于十一月十四日写出《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在延安《解放》周刊第五十八期发表。全文六千余字。
在延安开会期间，朱理治还时时关心着前方的情况，关心着省委的工作。九月二十七日，他收到彭雪枫、陈少敏从竹沟发来的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并朱理治电，电报说：
(一)竹沟部队机关已动员完毕，开往豫东部队于二十八日举行誓师典礼后出发，留竹沟一个中队，枪八十支，内手枪五支，轻机枪二挺，附电台一架，干部王海山、保应中及民运全部、俱乐部总支书等。
二、信阳吃紧，竹沟部队动作亦不在远，现围绕竹沟部队之已有组织之民众武装，且可全部听我调动，而又与统战无妨者有石滚河、舶言店、吴明春、潘春及数月前向我方接头、最近即可开来泌阳民众武装人枪二百余，估计信阳失守后，可组成七至八个中队。
三、开往豫东部队两中队，另带军事、政治、地方党的干部一批，以便加强豫东工作。
四、我们提议到达豫东之后，组织豫东军政委员会，以便指导豫东工作。名单如下：雪枫、芝圃、萧望东、谭友林、方中铎、周李方(即邹坚)、岳夏、张震、王其梅、刘作孚，以彭为主席，彭、吴、肖组成三人团，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上述个人履历请理治面报中央，[请]长江局指示。
接电报后，朱理治即按前方要求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给彭雪枫、陈少敏作了答复。彭雪枫于九月底从竹沟率两个步兵连加上由手枪班和冲锋枪排扩编成的一个警卫连共三百余人出发，于十月十一日到达豫东西华县杜岗，与吴芝圃、萧望东会合，正式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为副主任。一大队长张太生，二大队长滕海清，三大队长冯胜。这支队伍在司令员彭雪枫率领下，从豫东转战到豫皖苏边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第四师。
朱理治在出席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苏菲为了治病，随一批办事人员也于十月回到延安。毛泽东听说了，让他们住到凤凰山的招待所来。十一月，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办事时请了六十人，其中就有朱理治和苏菲。这种荣幸令他们一辈子不忘，到了晚年还对后辈说起。
七、协助刘少奇擘画中原
十一月二十三日黎明，朱理治随刘少奇踏上返回中原的征程。三天前，日军飞机突然空袭延安城，狂轰滥炸连续了三天，造成城内一些房屋建筑被毁，一部分军民伤亡。但是，延安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晨曦中的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依旧巍然高耸，这里仍然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脏。
一同离开延安的还有去华北的林彪、邓小平、杨尚昆等，有去华中的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等和几十名身着八路军灰军装的干部战士。他们分乘四辆卡车南行，车上放些小板凳坐人。警卫排的战士放声高唱一曲又一曲：“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汽车快到西安经过咸阳大桥的时候，国民党守桥的宪兵把汽车拦住不让通过，什么都盘问。这时林彪出面了，一亮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的头衔，国民党兵就乖乖把路让开了。
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停留几天后，去河南的人分成两路行动：刘少奇先前往河南西部的古城渑池，那里有一个八路军兵站，他要在那里召开豫西党组织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另一路由朱理治带队，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等几十人，直奔确山县竹沟。
分开行动前，刘少奇把朱理治等几位主要干部召集起来讲了一次话，强调指出：你们到了敌后，第一要大力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样的过程中，可用八路军的旗帜，可用新四军的旗帜，也可以用别的什么名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用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要保持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能让的。
朱理治一行从西安乘火车出发，路过风陵渡时，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袭击。经过洛阳、郑州到达薛店车站，铁路中断，开始徒步行军。十二月，严寒已降临中原大地，天空常常飘下小雪，在冷冽的寒风中飞舞，不时扑到脸上。他们每日跋涉几十里、十几里不等，经过许昌、漯河、西平、遂平，路上有时还遇到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盘问和刁难。
走了近一个月，一路上，朱理治不时地给大家介绍竹沟的情况。途中，朱理治特别对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李先念产生良好印象。李先念当时只有二十九岁。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一九三一年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团、师、军政治委员，长征后，作为西路军高级将领，率部经历了悲壮卓绝的西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李先念和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从新疆迪化(今鲁木齐)到延安，他先后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学员陆续安排工作，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说“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治委员降到营长，恐怕一般人难以接受，可李先念毫不迟疑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可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李先念找去，说：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这太不公平了。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悉。毛泽东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服从主席的安排。毛泽东又说：不过，听说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难共事，你怕不怕?李先念说：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我跟他一起打过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很多接触，无话不说，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48)这才有了李先念和朱理治的同行。
朱理治作为中原局组织部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在考虑贯彻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南省委(亦称中共豫鄂边区省委)的问题，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还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他通过一路观察了解，觉得李先念是个坚毅稳重、明达机敏、有丰富治军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军事将领，做军事部长最为合适，便同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希林去鄂豫皖，把李先念留在豫鄂边。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后，立即电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并告：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等。
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理治一行到达竹沟。陈少敏、王国华等“戎装飒爽，骑马踏着冰雪，远出镇外迎接”。(49)
朱理治从延安归来，而且随行来了李先念、郭述申等一批高级干部，给竹沟的人们带来莫大的喜悦和欢乐，时值一九三八年岁尾，竹沟也在装扮迎新，搞宣传的同志忙着挂彩旗，写标语。朱理治见了，说：这次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报告的题目是《论新阶段》，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要让大家都知道，你们要用大字写上一条：迎接新阶段!
于是，一条大幅横额：迎接新阶段!赫然出现在竹沟中心大街上，党中央的精神，指引着、鼓舞着困苦中坚持着抗战的人们。
朱理治不顾连日奔波的劳顿，一放下行装，就和陈少敏、王国华等聊起来，了解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的情况，商讨今后工作的意见。
十二月三十一日，朱理治在竹沟主持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论新阶段》的讲话。讲述了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会上宣布撤销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豫南省委(亦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中共豫西省委。
这是一九三八年的最后一天。
辞旧迎新之际，小小竹沟也举行了热热闹闹的晚会，给饱尝国土沦丧、背井离乡之痛的人们以安慰和鼓舞。让竹沟人们兴奋的是，年底前，党领导的光明剧团经过一年多的巡回演出，特别是在最后，挣脱了顽固派军队的阻挠，胜利地返回竹沟，他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还有让大家更开心的是，以朱理治为首的省委领导干部，经过短时间的排练，也登台演出了一场活报剧。内容是反映新华日报编辑部从汉口向重庆撤退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的场景。王阑西任编剧、导演，朱理治演总编辑的角色，郭述申演报社的编辑，陈少敏、裴济华扮演报社的记者，他们经过化装造型，一改平时的形象，演出时又很投入，成功地表现了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敌机轰炸的时刻临危不惧、团结友爱的精神。王阑西后来回忆说：“演出非常成功，深受观众的好评”。(50)
一九三九年元旦，朱理治给尚在渑池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发出他回到竹沟后的第一份报告，报告豫鄂边地区日军、国民党军的情况及统战工作的情况，并告：“雪枫离竹沟时留有一中队，可用枪支五十支，近因配合友军打汉奸、土匪已扩大到三百余人，枪二百支，周围土匪完全消灭，竹沟较前巩固，唯统战关系仍须细心谨慎。地方区县已组成公开武装，有五百名，随时可受竹沟调动，其他各县经统战关系，准备有数千武装。”还说：“目前发展方向主要拟沿铁路两边向南活动”，“一面是向敌占区积极发展，一面加紧以竹沟为中心的敌未占区的准备工作，以便在豫鄂边区建立一个局面”。(51)
新年后，朱理治继续主持召开豫鄂边区党委(也称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边区的斗争形势，特别讨论了信阳地区的工作，决定在信阳成立中共豫南特委，以加强对该地区党和信阳挺进队武装的领导。
会议期间，朱理治又给刘少奇致电“继告”“各方近况”，其中说，“过去八团队与安徽省委没有配合，影响工作不能发展甚大。经去电，已联系起来”；留安徽的原东北军中我党有基础，现我处已派人去开展工作，争取其“掩护地方党发展游击战争”；豫鄂皖边的郑位三部仍在经扶县(今新县)余家湾，没有什么问题，豫东南特委及皖西特委已和其联系起来了，郭述申已去三日；信阳县经统战领导下的游击队已近千名，派赴信阳部队决定于十四日出发，李先念、王盛荣去领导。并告“省扩大会明天结束。省委另外组织，由我兼书记，陈少敏、李先念、王国华、王盛荣、危拱之、王澜西及郭中之、杨学诚、陶铸九人为委员。省委管辖原豫南地区划豫中特委，已派人去豫中，豫东南已交给鄂豫皖”。电报最后说：“大局确定后，望你即来竹沟主持整个中原局工作，并领导豫鄂边区”。(52)
元旦后，郭述申和谭希林离开竹沟去豫鄂皖边的郑位三部。
朱理治还和李先念研究决定，由李先念在竹沟北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对边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出部署，一是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全面领导豫鄂边区的武装斗争；二是号召边区各抗日武装迅速到敌后去，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创建根据地；三是鉴于目前竹沟兵源有限，先立即组建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率领向武汉外围发展。
会后，仅用两天时间，就组成了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其中，从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抽出两个中队，又抽出六十多名从延安来的干部，共有一百六十多人，这是朱理治从迅速发展敌后武装出发，下了很大决心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挖掘出的最大力量。一月十七日，游击大队顶着风雪向南开进，朱理治为李先念送行，对游击大队的指战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这是从竹沟出发的第三支抗日武装。
同日，朱理治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叶剑英等，报告“豫鄂边区新四军游击队由竹沟抽两个连组成，已于今早在李先念、王盛荣率领下，出发赴信阳，配合危拱之领导的游击大队”；“豫鄂边省成立了党内军事委员会，……我与李先念、王国华分任正副主任。”
刘少奇在西安同朱理治一行分手后，在渑池停留了一个多月，转年一月中旬，按照中央安排，同从山西过来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一起去洛阳拜会新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随后，乘一辆租来的汽车，取道临汝等地到南阳、泌阳。朱理治安排省委统战部部长刘贯一到泌阳迎接，跟随刘少奇行动的栗在山回忆说：“记得在泌阳少奇同志吃到了大米和鲜鱼，非常高兴。”从泌阳到竹沟没有汽车可行的路，刘少奇和大家一起，冒着腊月的严寒，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到达竹沟时已是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天正好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纪念日，竹沟的街道上到处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张贴着“团结抗战，誓把日寇打回东洋”等标语，气氛热烈而隆重。朱理治率省委一班人在这样的气氛中欢迎刘少奇的到来，安排少奇和自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当天晚，在院子里开了一个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也为欢迎少奇同志到来的晚会，朱理治和省委的几个同志把他们在元旦晚会演出的活报剧，又给少奇同志表演了一回。
刘少奇的到来，表示竹沟成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所在地，更成了名不虚传的“小延安”。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听取朱理治等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目前鄂豫边区发展游击战争及统一战线情况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陈少敏、王国华、向明(任巨舞)、王阑西等十四人，中原局委员彭雪枫、郑位三、郭述申因分别在豫东和鄂豫边区没能参加会议。朱理治首先汇报，讲了从延安回来后贯彻六届六中的情况，当前鄂豫边区的敌情，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置与展开，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
刘少奇在听了汇报后讲话，阐述六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指出在日本平沼内阁上台、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合作形势仍旧，限制仍旧，磨擦不会少，分裂不会有。要准备敌人来，打游击。他对鄂豫边区党委开辟边区敌后战场的方针和部署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还指出党的各项工作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形势。他还要求鄂豫边区党委要把大力开辟敌后战场，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到我们这边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53)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机构的调整，撤销河南、湖北两省委，成立鄂豫、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四个区党委(也称省委)。
会后，朱理治在刘少奇指导下进一步明确对豫鄂边区发展武装工作的部署，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信阳游击挺进队，这个游击队有五个中队，一中队是由竹沟新四军派去的，另几个中队是原县政府常备队或友军战时工作团改编的，由原信阳县长李德纯任司令，朱大鹏(共产党员)任副司令，当时已取得“合法”名义，从竹沟派留守处参谋长王海山去指挥、危拱之去任政治部主任；二是已于一月中旬由竹沟派出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南下鄂中地区；三是信阳东有一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由鄂豫皖郑位三处派出一部同其合组成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赴大悟山、罗山一带活动。一月三十日，朱理治起草了以刘少奇和他联名给王稼祥并告周恩来电，向他们报告了这一部署，并说明，“为避免磨擦，此两个新四军游击大队活动方针，决定在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武装，目前多求质的巩固。”(54)
刘少奇在听取钱瑛、杨学诚汇报后，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我们准备仿照晋察冀先例，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共产党在鄂中地区已组织起不少的武装，有的是独立名义，有的是属县政府。准备有可能时，命李先念率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在鄂中活动一时期，现正设法向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第五战区取得合法名义。
二月初，日军发动襄东战役。为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刘少奇和朱理治决定，要李先念率部从四望山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李先念在刘子厚、娄光琦陪同下，先到大洪山做国民党的豫鄂边区抗敌工委副主任李范一的统战工作，签订了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名义。两天后，他们到达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区党委负责人钱瑛、陶铸、杨学诚、夏忠武等取得联系，由此，独立游击支队的活动扩大到了鄂中地区。二月下旬，他们在余家店袭击从应山县城出动的日军，首战告捷。接着从四望山东进到信(阳)罗(山)边，与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及抗日武装的平汉铁路破坏大队、第六大队(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留守的部分)建立联系，李先念一路上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有关指示，整顿武装，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鄂东敌后抗战局面。
当时，中原局五位委员在竹沟只刘少奇和朱理治两人，刘少奇总管全部工作，由朱理治协助，其下未成立任何工作部门，有些必要工作由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部门帮助来做。当时敌后很多工作需要大量干部去开辟，为了节省干部，中原局机关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程度，刘少奇把自己的警卫员、医生、报务员、译电员都派到鄂中前线，身边只留了两个秘书，这样，许多工作要由朱理治协助，而朱理治还要兼豫鄂边区党委的工作，一天到晚十分繁忙。但这又是他参加革命以来最快慰最轻松的时刻，因为有少奇同志在身边，和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工作，他生平中还没有过，许多事情可以直接汇报，直接请示，这样近距离地接触，他可以从少奇同志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刘少奇看问题既能把握全局又能抓住关节点，既有战略高度又有策略艺术，阐述问题深刻透辟，都使他颇受教益。
少奇同志身在竹沟，着眼于华中全局工作的部署和运筹。他研究了豫皖苏边区工作，给在那里负责的彭雪枫、张爱萍等写了长达四千多字的指示信。又研究了鄂豫皖边区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指示。他还把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特委书记杨学诚、鄂西北区委党的负责人王翰等找到竹沟来，听取汇报，并作了详细的指示，由钱瑛带回去向鄂中及鄂西北传达(传达后，钱瑛因南方局要她，故去了重庆)；又找豫鄂边一些干部谈了话，作了指示。少奇指出，豫鄂边及鄂中地区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形式大搞武装，迅速地打开敌后抗战的局面。那里有国民党的桂系军队，有川军，也有蒋介石嫡系部队，还有地方势力。这些部队中，有进步的，也有倒退的；有主张团结抗战的，也有坚决反共的。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斗争很复杂。得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派。“如果你们鄂中搞得好，我们就到你们那边去；若是你们在鄂中呆不住了，那你们就到我们这边来!”(55)这些谈话，事先都由朱理治来安排，他和少奇一起听取汇报，做出布置；同时也注意听取少奇对各方面工作的指示，对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建党及开展群众工作，如何发展统一战线等等，都有了更明确更深入的认识。
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刘贯一回忆：“一九三九年元月，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不久，刘少奇和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找我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襄樊做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并明确要达到如下目的：(一)要争取李宗仁同情抗战；(二)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三)彼此建立联系。他们还强调联系情况及时报告，并一再嘱咐，一定要设法与李宗仁建立起联系。”(56)
刘贯一不负使命，到襄樊后，在当地地下党帮助下，很快找到关系并建立了与李宗仁的直接联系，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真诚合作抗日的意愿，也了解到不少情况向中央汇报，为新四军在豫鄂边的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这年夏初，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在陕西省武功县召开的军事政治最高会议后，对中共态度发生变化，认为“共产党越发展，汪精卫式的人物越多；越发展，国共两党的关系越不会好，越不能取得英美国家的早日援助”，刘贯一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便回到竹沟复命。这次对李宗仁半年多时间的统战工作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二月十三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报告鄂东共产党组织及游击队活动情况：鄂东黄冈、浠水地方党已组成一游击队，有步枪九百支，机枪十二挺，现为二十一集团军第五游击大队，已作战数次，战果甚好。黄冈、蕲春、英山、罗田四县共产党组织已发展到四千人。
竹沟当时积极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培训各级党政军领导骨干和由各地方党组织选派来的党员和班干部，刘少奇亲自讲课。二月七日，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十六周年纪念日，朱理治主持豫鄂边区鄂边区党委会议，请当年领导工人运动的少奇同志讲述二七大罢工的壮烈斗争和在革命史上的地位与意义，给同志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史课。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会后，刘少奇在前往竹沟的路上，就酝酿论述一下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问题，这是当时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他在渑池会议后的党训班上，就以“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提纲，给与会者讲过，到竹沟后，抽时间继续写作，充实完善，并在训练班上讲，回延安后又在马列学院讲，不久在《解放》周刊正式发表，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朱理治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协助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到达竹沟的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对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边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八、代理中原局书记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刘少奇按中央通知，从竹沟启程回延安开会。行前，他给在竹沟的主要干部开了个小会，宣布由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中原局工作。他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多想办法，尽一切可能地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困难很多，任务很艰巨，但是要有信心。还说：“我现在回延安去搬兵，要打开华中局面不搬兵不行。”(57)
代理中原局书记，朱理治深感重任在肩，责任重大。他要求自己，要紧紧抓住发展敌后抗日武装这个工作重心，多多掌握负责多变的情况；遇到问题，一方面要独立判断作出决策，一方面要及时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请示汇报。他后来回忆说：“三月，少奇同志离竹沟回延安，行前要我代理中原局书记。鄂豫边及豫皖边因有电台，有事直接用电报请示少奇。我则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但重大问题，也转报中央向少奇同志请示。”(58)
三月二十三日，朱理治致电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给养等均可供给。地方上武装亦多。这一地区是今天我们最有利的发展方向。故决定先从路西抽调新四军及挺进部队三个连组成挺进游击大队，作为先遣队性质前去活动。李先念部已去铁路东，如那边不能大开展，亦拟调去行动。”(59)
刘少奇于三月底经西安回到延安，四月五日，即与王稼祥复电朱理治：五战区“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去鄂中行动。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马志远(即刘子厚)、余学礼为支队政治部正、副主任，陶铸暂时以区委代表资格帮助工作，政治委员暂缓决定。”“部队到鄂中行动，须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须注意不要受到敌人的袭击”。(60)
同日，朱理治致电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报告信阳武装和信阳县长李德纯等情况：
(一)信阳部队准备于五号向应城[去]，县长不只将挺进队五个连全部交给我，并把常备队一中队及特务队给我们率领，有轻机枪四挺。
(二)县长已秘密动身来竹沟，向我表示加入我党非常必要，并不断表示愿为革命牺牲到底，每天看我们的理论书。为着环境关系，我们请送他到延安学习。
(三)鄂中电台不通已有十日，估计[杨]学诚等已去应城。八团队电台太小，现与我们通电均经[郑]位三转。
(四)现在鄂中之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人数已有一千二百人左右，枪支齐全，机枪将[近]二十挺，估计到鄂中以后定有更大的开展。
老的八路军军事干部不足，鄂豫皖亦要干部，此竹沟如可能，亦要准备一些干部。前延安送来之三十一个干部，朱彭来电谓已送到雪枫处。务请设法从延安调一批干部来。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关于信阳武装和信阳县长李德纯的情况。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逼近信阳时，中共河南省委曾派地下党员文敏生见信阳县长李德纯，说明“信阳城不能守，也守不住，不如到农村打游击，在信阳境内坚持持久战。”李德纯接受意见，于信阳县城被日军占领时带百余人的武装撤到西部山区黄龙寺，又接受中共建议把县政府迁到北王岗一带，靠近竹沟。十一月，河南省委决定与李联合组织武装力量，派刘子厚(豫南特委统战部部长，化名马致远)、王海山(竹沟留守处参谋长)和危拱之率一个分队三十多人到李德纯处，又调来战教团四十多干部、共产党员朱大鹏领导的“桐柏山区七七工作团”七十余人及信阳尖山区自卫队一个中队，将这些武装统一整编为信阳挺进队，下辖五个半中队，共三百多人，全部纳入县政府的建制，由李德纯兼司令，朱大鹏任副司令，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级如大队长、中队长、参谋和教官等，多由共产党员担任，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套建立部队管理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一九三九年初，信阳挺进队开进四望山北麓黄龙寺地区，途中，又收编了几股民众抗日武装，到这年四月发展为三个支队共二千九百余人。李德纯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抗日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被加以“赤化”的罪名。这年三月，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下令撤了李德纯的信阳县长职务，调他任卢氏县县长。李德纯认识到这是“调虎离山”易地除之的阴谋，不能上当，便带着县政府人员和警卫队从北王岗来到四望山，表示要参加中共，决心为革命牺牲到底。他在北王岗时就开始读马列主义的书，这时还带在身上每天学习。李德纯不想把信阳县政府的县印交给顽固派新任县长，认为“我们有了县印，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朱理治得到挺进队党组织关于这些情况的报告，考虑到，还要尽量维持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县印可以交，但武装要牢牢掌握住，便回电指示：把县印交给国民党。李德纯到竹沟来，把全部武装交给挺进队。(61)后来，信阳挺进队编入李先念指挥的鄂豫挺进纵队。
为了保护被顽固派恨之入骨的李德纯，朱理治安排，由朱大鹏、文敏生率小部队将李德纯秘密护送到竹沟来。为安全起见，护送避开走信阳地区，而绕道桐柏。
对李德纯的到来，朱理治像接待老朋友一样，真挚而热诚。晚上，在省委的院子里，朱理治主持了一个小型欢迎会，欢迎会虽然不喧闹，却充满感情。对这位比他年长九岁的爱国进步人士，他待如兄长，亲切交谈，还找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让他学习。李德纯为坚持抗日而组织民众武装，联合中共，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将其革职，而中共却在他落难之时伸以援手，给予关怀，对比之下，深为感动。他向朱理治一再表示，要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
朱理治对信阳县长被革职的动向有所思考，于四月九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河南国民党顽固派的新动向和打算采取的对策，还报告了南下武装最近的活动情况。
李德纯在竹沟，每天除了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还以他的名义写文章，阐述他任信阳县长时团结抗战的事绩，揭露和批评国民党顽固势力打击进步力量的错误政策。李德纯向省委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表示愿意为革命牺牲到底。朱理治和危拱之愿意作李德纯的入党介绍人，在请示长江局周恩来后，主持省委开会，批准他为中共党员。李德纯入党时，激动地对朱理治说：我入了党，表示我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我要起个新的名字，叫朱毅，姓朱，和你一个姓，因为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朱也是红色的意思，近朱者赤啊；毅么，表示我的意志，毅然决然，毫不动摇!
从此，朱毅成为党的一个忠诚的战士。这年八月，他从竹沟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其后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务处长、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提供大量炮弹的大连建新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兼中南兵工局局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等职，直到晚年，都和朱理治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
文敏生回忆说：“我送李德纯到竹沟之后，就很快地回到了尖山。临行前，省委书记朱理治对我说，要掌握武装，保护干部，尽量与马咸扬缓和关系，必要时向四望山靠拢。”(62)
马咸扬，就是接替李德纯的信阳县新任县长，信阳平昌关地区古城人，是个大地主，反共的老手。朱理治让李德纯通过刘子厚把信阳县印转交他，以缓和他的反共情绪，这有利于维持抗日统一战线，有利发展敌后抗日武装。
刘少奇回延安后，四月十二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华中的工作，说：中共领导的武装和党员都已发展到两万人，这是很大的成绩。但同华北相比，条件还比较差，在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方针不明确，除河南以外其他各省没有能拿住武装、乡村和敌后工作。他还指出，现在河南反共逆流很凶，正向豫东、鄂中进攻，打击中共同情者，“我们的对策，一面要抵抗，另一面要注意秘密工作，要有抵抗的决心。”(63)从讲话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南省委“能拿住武装、乡村和敌后工作”予以肯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64)毛泽东的话既是对中原局和朱理治这个时期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指明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这次会后，中央书记处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日前途甚大”。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是很明确的。朱理治在四月五日致刘少奇和中央的电报中说“估计到鄂中以后定有更大的开展”，这种认识，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但是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绝非易事。年初以来，李先念率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的活动和鄂中其他几支抗日武装的存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和恐慌，蒋介石数次“电令”新四军军部，妄言“鄂中非新四军防区”，鄂中新四军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
朱理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顽固派的威胁针锋相对，继续对加强豫鄂边区武装力量特别是向鄂中敌后发展作出部署。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把陈少敏派往鄂中。这是少奇回延安前就商量决定的。陈少敏是边区党委(也称省委)组织部部长，是朱理治最尊重的老大姐，他去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是委托老大姐代理省委书记的，现在，为了加强对发展鄂中敌后武装的领导，只好让老大姐出马，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改由另一位红军大姐危拱之兼。
四月底，陈少敏和中原局秘书栗在山带领从留守处抽出的五十名干部和二百多名战士从竹沟出发，沿京汉铁路西侧南下，在四望山休整了近一个月，再加上信阳挺进队的两个中队四百多人南下鄂中，于六月六日(一说为五卅纪念日)到达安陆县赵家棚同李先念(杨学诚、陶铸部)部汇合。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国共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发生逆转。一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三月，李宗仁主持的国民党第五战区也从原来的合作关系倒退，取消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四月，又勒令解放统战机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并下令信阳县进步县长李德纯离职交印，(前文已述)；五月，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下令扣押了在鄂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陶铸和应城县进步县长孙耀华。鉴于以上情况，五月四日，刘少奇致电朱理治、郭述申(鄂豫皖省委书记)、彭雪枫(豫皖苏边游击支队)，指出：“顽固势力积极侵入五战区。我们在五战区地域必须团结进步势力，采取适当方法，坚决抵抗顽固分子的进攻，必要与可能时，发动群众力量驱逐他们，削弱与瓦解他们的力量。坚决实行一切进步的办法，创立根据地”。(65)
五月十七日，朱理治接到刘少奇来电：日军有即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形势，豫南豫西将成为游击区。豫鄂区党委应“进行紧急战争动员和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争，以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竹沟附近部队一律称新四军，其他较远地区以组织独立队为好。”第二天，又接刘电：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我们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应即动员全党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还指出：为在桐柏山脉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在这里建立新四军一万人以上的基干部队，要很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给以坚决抵抗，必须不怕磨擦以至采用武装自卫手段，但对同情我们的友军，仍须注意帮助。(66)
朱理治按照少奇来电指示，加紧组织调动中原局和省委干部积极贯彻，一方面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继续大力抓发展武装、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
六月中旬，陈少敏、李先念在京山县大山头养马畈主持召开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开会之际，六月十九日，朱理治以刘少奇和他的名义致电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指出：“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67)“目前新四军新去，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还指出：“目前，先念部在鄂中尚不合法。据云，军委会(68)有电，令驻军驱逐信阳之新四军，鄂中友军亦有可能接到同样命令。你们除加紧扩大巩固部队，并严加警戒外，要向五战区、石专员及其他友军等处，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至少使反对我们的工作减少”；“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69)
陈少敏和李先念在鄂中区党委会议上传达贯彻中原局这一指示。会议决定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部长，杨学诚任组织部部长，陶铸任统战部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部长，姜纪常、顾大椿、刘慈恺、雍文涛等为委员，杨焕民、郑绍文为候补委员。按照中原局来电指示部队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到八字门时陶铸代理)，周志坚任参谋长(后为杜石公)，廖毅任政治部主任(到八字门时郑绍文任)。游击支队成立时下辖四个团队：第一团队团长张文津，政委周志坚，第二团队团长王海山，政委钟伟，第三团队团长蔡松荣，政委杨焕民，挺进团团长许金彪，政委杨子明。不久，在天汉地区成立了第四团队，团长李人林，政委雍文涛。从此，豫鄂边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军，驰骋在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
刘少奇离开竹沟最初的一段时间，还没有建立同鄂豫皖、豫皖苏区的直接电报联系，朱理治作为中原局代理书记负有指导这些地区党和部队的责任，及时答复各地向中原局的请示。三月二十一日，他复电到江北工作的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和四支队八团领导人周骏鸣、林恺等，指出：目前日军有“扫荡”皖东企图，党与第四支队八团队必须抓紧目前时机，一面加强自己的工作与准备，同时推动友党、友军进步，联合一致来粉碎敌人的新进攻，创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打开皖东局面的中心环节，是在于我们部队的积极活动。我们愈能积极地打击民众所痛恨的汉奸、土匪武装，愈能取得当地民众、知识分子及军政当局的同情与援助，愈能使统战开展，愈使部队巩固与扩大”。(70)这封电报，表明朱理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方针，主张积极向皖东敌后挺进。而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屈服于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压力，于四月指示江北部队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为主”，“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单纯”扩大部队等。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针对项英的错误指示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要迅速扩大和巩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大大发展地方党，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71)
这段时间，朱理治还遇到一个如何处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错误的问题。高敬亭，河南新县人，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他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屡挫强敌。但由于个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受张国焘军阀主义和“左”倾错误的影响，又长期处于山区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长期同党中央失去联系，个人滋长骄傲专断作风，在鄂豫皖搞了几次大规模“肃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干部。抗战爆发后，所部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是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较多(共三千一百多人)、武器较强的一个支队，高敬亭任四支队司令员，率部东进，开辟以舒城为中心包括桐城、庐江、无为的皖中皖西抗日根据地，开展淮南铁路沿线抗日游击战争，连打胜仗，部队很快发展到八千多人。然而，在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同时，高敬亭自恃有功，又在组织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继续东进的过程中，企图在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创建根据地，消极执行向皖东挺进的指示，也有看法认为“高敬亭长期在大别山区打游击，对平原作战无把握，应该允许他对东进战略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高敬亭对当时长江局和鄂豫皖区党委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帮助五路军(指国民党桂系军队)建设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口号，抱有抵触情绪，这本是对的，但他留恋大别山区则是造成四支队东进迟缓的原因之一”；(72)高敬亭“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抵制了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发出的别有用心的命令，即要新四军第四支队将淮南铁路以西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地区拱手让给国民党军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拥护者，亦强令第四支队全部转移皖东，并给高敬亭同志加上不服从命令的罪名，要加以处理”。(73)为了统一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一九三九年四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邓子恢、罗炳辉等从皖南到江北，着手处理高敬亭的错误。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为此征求中原局的意见。
四月十八日，朱理治以中原局代理书记名义，给东南局复电，对处理高敬亭问题提出三条意见：一是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二是给以副指挥名义，四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三是与廖磊谈高敬亭支队，戴(季英)仍留在高部，或以不执行省府命令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这三条意见，完全符合党中央爱护干部和处理人要慎重的精神，(74)但是没有被采纳。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决定，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求枪决高敬亭的电报。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但电报到达已晚。(75)六月二十四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高敬亭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功勋卓著，全面抗战爆发后，率所部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击敌，屡建战功。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不是血洒疆场，而是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和党内的错误处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重病中的毛泽东亲自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并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澄清了高敬亭的问题。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高敬亭恢复了名誉。
刘少奇离竹沟时说回延安去“搬兵”，确非虚言。回到延安后，他请中组部、军委总政治部、中央党校等部门帮助向中原选送军事、政治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分批派到中原各根据地，一些人是到竹沟报到，一些人是经过竹沟再前往目的地。
五月十七日，中央派的一批干部携三部电台并部分急需物资从延安到达竹沟，带队者任质斌。任质斌，山东即墨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读大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共青团，同年经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安排到达瑞金，先后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代理主任，《红色中华》编辑、秘书长，一九三四年转为中共党员。长征中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社社长，长征后曾任西北办事处秘书长等职。这位戴着眼镜、书生模样却颇有一番斗争经历的青年人，向朱理治提出要到基层部队去，于是他以豫鄂边区党委特派员身份前往信(阳)南地区，指导中共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的工作。任质斌到信南后，主持开办党训班，传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培训敌后游击战争骨干，将信阳挺进队和七七工作团两支武装整编成立了信阳第三团队，团长朱大鹏，政治委员任质斌。这支部队是党在豫鄂边地区较早组织的骨干武装之一。八月，任质斌奉调到竹沟，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成为朱理治的得力助手。
在延安不断派来的干部中，朱理治还见到了在上海搞共青团工作时认识的唐益之，在亲切的交谈中说：那时我们搞地下斗争，现在我们都来拿枪杆子，有了武装就能打败日寇。就能夺取革命胜利。(76)
七月，朱理治在竹沟又接受了一批中央派来的干部。带队者叫刘少卿，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团长，从中央军委作战局(一局)调来担任中原局军事部参谋长。他递上了从延安出发时刘少奇亲手交给他的一封信，上书：“呈缴朱高级参议……”落款是“高级参议胡服”。
“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接过刘少卿的介绍信，十分高兴，笑着问他多大年纪，是哪里人，还告诉他这落款的‘胡服’就是少奇本人的化名。但说到职务安排，朱理治显得有些踌躇：‘少奇同志委你做参谋长，但现在是战时情况多变，目前参谋长已有安排，是湖南人杨梅生，你可能认识，你能不能先做副参谋长，其他的以后再说?’”“刘少卿很痛快地就表示同意，吃完饭就去看望现任参谋长杨梅生。这位杨梅生在中央苏区时当过‘红色富翁’，还在瑞金红校任过教务处副处长，对刘少卿很熟识，自然也没有什么客套。见了这位‘九头鸟’，他喜出望外：哎呀呀，少卿你来了就好，正好来接替我，我可不想当这个参谋长，我这就去找朱理治同志商量。杨梅生找了朱理治切磋一阵，朱理治又找刘少卿：‘既然如此，那你就当参谋长，但暂时不宣布，对外的名义暂时用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少校参谋。’”(77)
像对待前两任军事部长彭雪枫、李先念一样，属于军事方面的事情，朱理治放手让刘少卿去抓，还让刘少卿从他带来的干部中选派适合各方面工作的人，加强了为中原地区培养军事骨干的教导队的力量，教导队大队长是参加过火烧阳明堡机场战斗的原一二九师干部夏世厚，副大队长是长征时给毛泽东当过警卫队长的张水泉，军事教育主任是来自中央党校的黄春庭。
这次和刘少卿一起从延安到竹沟的，还有钟华等十多位卫生干部，其中，化妆成八路军上尉护士长的是朱理治夫人苏菲。她是去年十月为了治病从竹沟回到延安的，当时朱理治正在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就随刘少奇返回中原，苏菲则继续在延安治病，并住进了中央干休所。干休所先在小便沟，后搬到阵团峪。当时在那里养病的还有高士其、张若萍、陈熙等人。高士其是中外闻名的科普作家和诗人，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时，因做实验受脑炎病毒感染，留下行动、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张若萍二十五岁，从小参加革命，得了严重的关节炎。陈熙只有十六七岁，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们常在一起学习，谈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后来，随着革命友谊不断加深，互助组围绕高士其变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张若萍虽说是男同志，但会补衣服，大家叫他“老大嫂”，并开玩笑称他为高士其的“干老婆”。苏菲平时常帮高士其拿东西、喂饭，被称作“干妹子”。陈熙时常为高士其唱歌，被称作“干女儿”。高士其话虽说不清楚，但很喜欢说笑话，整天逗得大家笑个不停。一九三九年元旦那天，大家把干休所饭厅布置一新，病友们高高兴兴围坐在长桌旁，猜谜语，唱救亡歌曲。苏菲把高士其科学小品集里的一篇《听打花鼓姑娘谈蚊子》，朗诵给大家听：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苏菲休养半年后，身体见好，开始想念前方的爱人和同志。春天，听说刘少奇从竹沟回来了，她顺路去看望，探问前方的情况，说想回竹沟了。少奇嘱咐她还要安心养病，把病彻底治好。有机会可以回去。可离开战友们时间长了，叫她怎能安下心来。在她一再请求下，干休所终于批准她离所南下，回到竹沟。
这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八月十五日，又发出《关于反磨擦中局部武装冲突处理原则的指示》，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人，朱理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他根据从各方得到的情报，估计到顽固派的反共活动难以避免，必须充分准备应对措施。八月，他在竹沟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部门负责人、豫鄂边地委、竹沟地委、汝南中心县委、豫西地委、舞阳地委的负责人等三四十人参加。朱理治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以便应付突然事变；(二)积极把握武器，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三)一般停止党的发展，注意巩固党的组织。会议还选举了出席拟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代表，朱理治、刘子厚等当选了代表。
九月初，朱理治由于前一段酷暑中连日劳累，身力不支，被当地正在流行的感冒、疟疾合并症传染，终于病倒了。在病榻上，他得知在鄂中夏家山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袭击、一百多人遇害的消息，估计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将要发生。考虑到鄂中、鄂东、信阳、确山四个区域的中共武装，仍然分别归三个区党委领导，难以统一协调配合，有被各个击破的严重危险，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和武装指挥，是在敌顽夹击的局面中创建、巩固抗日根据地所必须的，是豫鄂地区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他于九月十八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应付日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豫鄂边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原有的武装的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统一指挥建立之方针，我提议最好将江北指挥部之子息同志派来竹沟，或即去前方组织军政委员会，或由延安另派人去，如不可能，要即从述申、位三及我三人中决定一人”；“如此种方案不行，可暂时指定前方军政同志统一指挥，军事干部自然以李先念为适当……”(78)
朱理治回忆说：“这时，少奇回到竹沟，我病尚未好，他来告我，中央同意我的建议，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纵队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我领导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和河南省委(豫西区党委及鄂豫边区党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危拱之、王国华负责)。中原局搬到新黄河以东，由他负责。我们还商议，认为竹沟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竹沟历史使命已完成，决定逐步撤退。”(79)
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偕四十多人由延安出发，第二次前来中原。十八日，到达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晤谈。朱理治派参谋长刘少卿率两个连前去舞阳县迎接。二十一日，刘少奇到达竹沟。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徐海东，随刘少奇去就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朱理治和徐海东第一次见面是在陕北的永坪，那时党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还没有到来，是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六军在艰难中的会合。全面抗战开始后，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去了华北前线。分别三年，见面自然十分欢欣。但还未来得及深谈，徐海东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这是内战时肺部的伤口由于连日跋涉过于劳累而复发，幸好刘少卿在场，想起自己那保存着几片止血药片，才救了徐海东一条命，但是也把朱理治这些在场的人吓坏了。
刘少奇到达后，征尘未洗，就开始听取汇报。朱理治详细汇报了中原地区及竹沟周围敌伪顽各种势力猖獗活动的情况。接着，在竹沟镇北边的北王庄，召集河南省、地、县委负责人开会，并主持召开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及竹沟地、县干部会议，请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国民党反共高潮必然到来》。
刘少奇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华中的发展，指出新四军要发展，中原局要到华中与华中局合并，减少领导指挥层次。你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疏忽，如果他们要搞“磨擦”那就是破坏抗战，他们要“磨”我们就“擦”，坚持党的领导，建立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豫鄂边地区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指出：“党在两年中，以竹沟为战略支点，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组织运送党的部队，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豫东独立游击支队、豫鄂边区独立游击支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地区游击战争，竹沟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目前蒋介石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正在策划进攻竹沟的阴谋。为了加强敌后工作，应当逐步撤退。”同时指出：“目前五战区继围攻五大队之后，正集中兵力，向党在豫鄂边、鄂中、鄂东部队进攻，准备消灭大别山周围我党部队，进而向东消灭战斗在鄂中、鄂东、豫鄂边的新四军。为此，决定由朱理治同志代表中原局到豫鄂边敌后与李先念同志会合，并着手将豫鄂边、鄂中、鄂东敌后的武装部队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80)
刘少奇还宣布，为应付突然事变，另一个组织决定是撤销中共豫西、豫南省委，恢复中共河南省委，由刘子久、王国华、张维桢、危拱之、郭晓棠、王志杰、谢邦治、张旺午组成，刘子久任书记。刘子久后来回忆：“一九三九年十月，刘少奇同志调我到竹沟，接替朱理治的河南省委书记职务。我去竹沟不到两个星期，发生了竹沟事件。突围后，除了留下我和危拱之(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部长)两人坚持河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以外，其余的干部与工作人员及武装，都到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81)
会后，刘少奇同朱理治等一起研究，把所有在竹沟的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刘少奇带到豫皖苏边区去；大部分如党校、教导队、印刷厂等六七百人，由朱理治、刘少卿、任质斌带领南下到四望山，同李先念部会合，陈少敏已前来迎接他们；一部分由河南省委刘子久、王国华、危拱之负责，暂时在竹沟留守处不动，隐蔽疏散一部分地方骨干，伺机准备转入地下。
他们很仔细地研究了中原局和留守处人员的分配，与处长以上干部一个一个地谈话，征求意见。当时的留守司令部军医处处长钟华回忆说，刘少奇曾亲自找他谈话，通知他随中原局转移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去，征求他的意见。第二天，又把他找去，告诉他，关于工作问题，昨天下午又重新考虑研究了一番，“认为你南下到鄂豫皖地区(大别山)去李先念同志的部队工作更为需要。将来这个地区是一个独立战略单位，局面会发展很快，任务将会很大”，“我们再三考虑改变原来的决定，同意你去李先念同志那里工作”。(82)可见当时考虑干部分配之慎重。
十月初的一个下午，在竹沟土城镇外西北角的一片坟地里，朱理治和刘少奇、刘少卿等进一步研究了南下后的工作，刘少奇对豫鄂边区党委和拟成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组织安排作了指示，说：所有中原党和军队都要统一起来，豫南、鄂东、鄂中的武装都要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朱理治、陈少敏负责党的工作，李先念任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朱理治提出要一个政治部副主任，刘少奇说让刘少卿从延安来的人里推荐一个，刘少奇推荐了周志刚，刘少奇当场拍了板。(83)
刘少奇将他在竹沟的安排，于十月十二日致电中央书记处，说：“(一)信阳、应山、随县北部及桐柏县若干地区与沿平汉线西南段侧若干地区，尚有由我党我军独立创立小块根据地、建立政权、解决给养之可能。(二)竹沟环境甚为严重。顽固分子在竹沟周围布置了反对我们的特务工作，五战区有命令给汝南八区行政专员，通缉朱理治，要相机拿获法办。”对于此间工作我拟做以下布置：“(一)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器与教导队去信(阳)、应(山)、随(县)、桐(柏)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二)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三)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四)……”；还决定“撤销中共鄂中区委，将其所辖地区连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并入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平汉路两边之游击队及豫南竹沟之武装合编为挺进纵队，成立统一指挥机关。”(84)
电报中“五战区有命令给汝南八区行政专员，通缉朱理治，要相机拿获法办”一语，反映了国民党顽固派用心之险恶，他们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朱理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理治当时在中原地区作用之大、影响之大，顽固派必欲除之而遏止中共力量在这一带的发展。
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十月下旬(85)，刘少奇和徐海东等率中原局机关及干部大队、教导队学员三百余人，离开竹沟，向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进发。朱理治和陈少敏、王国华等送少奇过了大沙河，才依依告别。刘少奇一行途经豫东西华、扶沟，于十一月四日到达彭雪枫所率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涡阳新兴镇。
刘少奇一行离开后，十月底(86)的一个傍晚，朱理治和陈少敏、刘少卿、任质斌也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教导大队学员和部分战斗部队约六百余人告别竹沟，踏上向豫鄂边敌后挺进的征程。
留在竹沟的河南省委机关和留守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二百人。
往日喧闹的竹沟在暮色苍茫中沉寂下来。它在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也即将翻过。但下面这些记录将载入史册：
(一)竹沟两年以来办训练班和受训人数统计：
党训班——六期，三个月，共一千人，支部以上区县级干部。
救导队——四期，三个月，共一千四百余人，党员占百分之五十。
青干队——三期，一个月，共三百余人，党员占三分之二。
地方武干班——四期，一个月，共二百余人，全数党员。
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各种训练班——合计二百人。
总计训练学生[员]三千人，党员占二千二百人。其中除党训班学员部分回地方工作外，大部分均到部队内工作。在扩大部队中，地方党送到部队的党员约有三千人。
(二)创造基干部队，作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
两年间从竹沟组成部队出发敌后战场大的有七次：
1．一九三八年三月，周骏鸣、林凯率第八团队开往豫皖边；
2．一九三八年七月，萧望东率抗日先遣大队开到豫东与吴芝圃部会合；
3．一九三八年十月，彭雪枫、张震率东征游击支队一部到豫东与吴芝圃、萧望东部汇合；
4．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竹沟留守处参谋长王海山和危拱之率一个武装分队出动到信阳，与当地武装组成信阳县挺进队；
5．一九三九年一月，李先念率独立游击支队南下鄂中；
6．一九三九年四月，陈少敏率一个中队与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南下鄂中与李先念部会合；
7．一九三九年五月，王遵义率一个分队，会合确山地方武装到正阳、信阳和罗山边境，开展游击。
九、南下四望山
告别竹沟后，朱理治和陈少敏、刘少卿率六百多人的大部队沿京汉路西侧的山地沟谷辗转南下，夜行晓宿，于十一月十六日到达豫鄂边境的四望山。就在这时，一个令人震惊而揪心的消息传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血染竹沟的惨案。
朱理治率大部转移后，竹沟留守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二百人，还有二百多名伤病员，都由五十三岁的王国华“王老汉”负责。朱理治走后没几天，国民党顽固派就调集确山、泌阳、信阳三县常备队三千多人，于十一月十一日拂晓向竹沟发起围攻，王国华指挥留守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竹沟电台出故障无法向主力部队联系，在得不到援助又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王国华率部队从西门突围，无法突围的伤病员和抗日群众二百余人惨遭屠杀，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的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恩九途中也被杀害。
竹沟惨案发生后，刘子久、王国华、危拱之率机关、部队突围到了尖山镇。朱理治立即派刘少卿带两个连前去迎接。他悲愤难抑，含着眼泪说：“告诉同志们，红旗不倒，王老汉的名字不倒，把红旗插到竹沟周围!”
十一月二十日，朱理治根据从竹沟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竹沟事件经过：
竹沟正式报告：十一号，确山县长纠合信阳、确山、泌阳三县常备队约一千八百人，拂晓冒充六十八军骗入寨门，占领东炮楼，当即发生战争，直战黄昏将敌人打退，夺回东炮楼。相持至翌日晚八时，将城内所有干部与全部武装退出东关外，被冲散的三中队及印刷厂的武装均已归队，计打死敌人约百余。我方损失：被消灭一班，死分队长一，政指一，中队副一，敌人将周团长之家抄洗，十余重病号恐不免遭难，老百姓死者甚众。在战斗中，竹沟周围地方武装集合了两百余，现已与国华部一起在龙窝一带行动。战士战斗情绪很高，都要求打回竹沟去。我处明早拟派一个大队，绕黄龙寺东压迫信阳县长，以便将四望山根据地与竹沟打成一片，并送去四十元给国华在信阳、确山一带收集地方武装，扩大宣传，争取群众，整理该一带地方党。(87)
第二天，接到刘少奇从安徽涡阳发来的致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关于竹沟惨案交涉的条件，主要是：严惩凶犯，确山、信阳、泌阳三县的县长撤职查办，处罚率部进攻竹沟的国民党军队长官；抚恤死伤人员及其家属；赔偿损失；释放被捕人员；恢复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并保证留守处人员及新四军家属的安全。
十二月一日，又接到刘少奇从定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来的致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竹沟惨案后，我们的一切行动，以争取交涉胜利，在政治上占取优势，不给顽固派借口为主要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尽可能收缴顽固派的一部武装。“妨害交涉及与此原则相违反的武装行动和报复手段都是不妥当的。”
对于竹沟事件，朱理治后来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十月，少奇同志先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离开竹沟，赴苏皖敌后。随后，我带三百个干部和三百武装也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行前，王国华、危拱之和我分析了竹沟的形势，认为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六十八军和我有统战关系。不会对我进攻；敌人如使用地方武装进攻，因其中有不少党员，会事先报告我们；留守处又有电台，可打电报给四望山，四望山离竹沟只有九十里，我和李先念都在那边，一夜即可赶到。因此，给竹沟留有一二个中队武装和省委机关少数干部共二百余人，准备第二批撤退。我们走后十天，确山政府的地方部队果然来进攻竹沟。民团里的党员在敌人进攻前一天曾向留守处报告了，但因布置不够周密，被敌人摸进了竹沟城。后被我们发现，由王国华和危拱之组织抵抗，将敌人赶出竹沟城外。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没能发出电报，前后两次派人到四望山告急，又被敌人扣了，第三次派去的人找到了李先念和我，我们急派了周志坚同志率领一个旅整装出发。但不久即见到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说我们部队和干部已突围到了龙窝。也考虑到叫周志坚到确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但又考虑这样做，对我利少害多，所以即停止进军。当时也不知我方死伤多少人，为了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我拟发了个电报，说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惨杀我因抗日受伤的干部、战士和家属二百余人。事后了解，实际没有那么多。”(88)
那种战争条件下的情报不会都很准确。进攻竹沟的三个县常备队实际是三千多人，朱理治根据当时情报向中央报告的是一千八百人。开始时，朱理治得到的在惨案中牺牲的人数还包括他的妻子苏菲——她没有和朱理治的大部队一起南下，而在竹沟留守。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安排她担任省委妇女部部长。事件发生的那天早晨，她被枪声震醒，还以为是当地老百姓“过鬼节”(农历十月初一)放鞭炮呢，第二天晚上冒着大雨突围，苏菲按着指挥部要求，胳膊上也绑了一条白毛巾，从西寨门突出去，没走多远就暴露了目标，一时间枪声四起，追敌蜂拥而来，机关的队伍顿时被打散了。突围部队再集合起来时发现少了一些人，其中就有苏菲，这可急坏了王老汉和危大姐。朱理治得到的第一拨报告就是这样，以为妻子在突围中牺牲了，心情沉重。
实际情况是，队伍被打散后，苏菲与另外几位女同志穿过稻田，一口气跑到村边一户老乡家里。老乡帮她们换了便衣，又连夜给她们带了一段路。十三日清晨，她们到了预定集合地桐柏县龙窝的山顶。这时，发现山下有敌人在搜寻，赶紧又往前跑，终于在龙窝与大队人马会合。在这里，河南省委决定，突围人员分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到淮北，一部分到四望山，一部分到洛阳；并让苏菲和一位交通员先走一步，到四望山向朱理治汇报竹沟突围情况和省委的布置。苏菲到了四望山，李先念一见到她，开玩笑说：“你是人来了，还是鬼来了?”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竹沟惨案不仅没有吓倒从竹沟走出的队伍，反而激励他们以更坚定的意志去战斗，去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四望山，绵亘鄂豫两省边境，从高耸的主峰极目远眺，可见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县县境，故而得名。这里东临京广铁路，南瞰武胜关，是连接南北两省的战略要地，山下到处都是日军的据点。李先念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率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到此，与原在这里的豫南特委负责人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以及他们率领的信阳挺进队会合。随后，以四望山为依托，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经过一系列战斗和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在豫南地区初步建立了东起信(阳)罗(山)边，西至信(阳)随(县)边，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在鄂中地区，解放了安(陆)云(梦)孝(感)接壤地区的大片乡镇，巩固了大山头根据地。朱理治到达四望山时，刚好李先念率部出击鄂中、指挥新街战斗、歼灭日伪军一百八十余人得胜归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朱理治心中暗暗为年初时决定把李先念留下来感到庆幸。开创豫鄂边区抗战局面，就得指靠这样能征善战的将领啊!
十一月十六日，朱理治在四望山龚家湾主持召开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会上，朱理治和陈少敏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研究解决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统一领导的问题，决定将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的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未到会)，副书记陈少敏；同时整编这些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确定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平时同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有较高威信，所以，合并和整顿工作很快得以实现。
朱理治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写成文章《论目前鄂豫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说：目前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而鄂豫边地区正是敌我相持的地带。过去一年来新四军在鄂豫边、武汉外围的积极活动，曾经大小百余次的战斗，杀伤俘虏敌伪军达五千人以上，牵制敌军达两个师团，这不能不是造成鄂豫边相持局面的有力因素。因为鄂豫边相持局面的到来，敌人缓和向国军正面的进攻，而把他的力量主要用来“扫荡”敌后游击队。敌人“扫荡”的方法分为两种：一是依靠武装进攻，二是采取“以华制华”，引诱抗战不坚定分子，实行反共反新四军，企图使得鄂豫边抗日游击战争遭受两面夹击而失败。指出：“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总任务，是在于准备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坚持鄂豫边的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蓄积力量准备反攻，打到武汉，把敌人赶出中国去。”为完成这一任务，第一，要加紧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武装，积极地灵活地打击敌人。为要使得鄂豫边游击战争得到互相配合与一致行动，必须立即将敌后抗日武装建立统一的指挥，新四军在鄂豫边所有的武装合编为一个游击挺进支队；第二，要瓦解汉奸政权，将敌后政权切实予以改造；第三，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鉴于驻豫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正加紧准备进攻新四军，四望山周边日伪顽勾结反共的活动愈益频繁，会议还决定，将豫鄂边区敌后抗战指挥中心由豫南移往鄂中。会后，李先念、陈少敏和任质斌先行到八字门去组织原独立游击支队与豫鄂挺进纵队司政机关的合并，约定在京山八字门会合。
朱理治回忆：“在四望山会议后，我即和先念同志南下，沿途编制部队。先后编了三个旅和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大概有一万人的武装。以后到了大山头及八字门，又将鄂中、豫鄂边及鄂东三方面的党统一起来，成立于鄂豫边省委。”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斗争方向，朱理治写了一篇《怎样做》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开头说：我们的路线确定了，这就是开展群众抗日斗争，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到来的事变。
“南下途中，由朱理治起草的关于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的文件，包括部队工作、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勾画出关于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的轮廓。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阅后，都表示赞同。”(89)
十、挺进鄂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朱理治和李先念率部队南下，到达湖北京山县东北部的马家冲，在这里筹备召开中共豫鄂边区第一次党委会议，并研究部队整编等具体事宜。这是个四周群山环绕、丛林茂密的山冲，崎岖的山路连接着冲内上下五六个村落，往西北可进入大洪山，往东南便是大山头。鄂中区党委和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及教导队、野战医院等都设在冲内。
朱理治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陶铸。陶铸的名字，朱理治并不陌生。一九三二年春，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去福建，当时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因去漳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而不在，所以只见到了市委秘书长曾志，曾志当时还没有和陶铸结婚。陶铸，湖南祁阳县人，一九〇八年生，小朱理治一岁，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九三〇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军事秘书，指挥厦门破狱斗争，营救出四十多位同志。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冬和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曾志结婚。一九三三年三月，奉中共上海中央局调令到上海，不久即为叛徒出卖被捕，坐了四年多牢房。抗战爆发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被党营救从南京军人监狱出狱，分配到在武汉的中共湖北省委，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是郭述申。当时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在湖北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上层商定在应城汤池和京山等地开办“农村合作训练班”，招收从东北、华北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和华中、中南地区的大学生，进行短期的政治教育，毕业后分派到湖北各县农村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派陶铸去具体领导汤池训练班的工作。陶铸在汤池四个多月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了三百多名青年干部，成立了中共鄂中特别支部。而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在汤池的作为很不放心，蒋介石亲自出面责问王明(长江局书记)：“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王明就指责陶铸：“汤池训练班这样搞，要影响统一战线”，长江局另一位负责人也批评陶铸“在鄂中布置游击战争，是主观主义的”。(90)一九三八年五月，汤池训练班被解散，陶铸也被撤销省委常委，派住宜昌“待命”。是年十月武汉失守，鄂中被日军占领，形势很乱。陶铸在受王明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未经省委同意，自动回到鄂中敌占区，协助鄂中区书记杨学诚，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负责军事。一九三九年一月底，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率部南下到鄂中地区，与杨学诚、陶铸会合。二月，钱瑛到竹沟向中原局刘少奇汇报后，召开鄂中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刘少奇指示，正式成立鄂中区委，钱瑛任书记，杨学诚、陶铸为常委，左觉农、姜纪常、李先念、王盛荣为委员。不久钱瑛调南方局工作。同年六月，中原局又派陈少敏到鄂中会合李先念部，按照中原局指示，将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所有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部队转移到京山后由陶铸代理政委。
陶铸见到朱理治并不感到亲切。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九三四年在南京的牢房里，听说上海团中央局、江苏团省委都被敌人破坏了，主要干部被捕后都叛变了，其中就有姓朱的，人称“小朱”或“大朱”，据说团省委书记是个大个子。他看着眼前这个高高的个子，还担任过江苏团省委书记的朱理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怀疑悄悄地说给了党的书记陈少敏。陈少敏听了并不相信，因为她和朱理治一九三四年是在河北省委工作的，抗战后又一起共事两年多，朱理治对党的忠诚她是了解的，绝无怀疑的。她把陶铸的想法告诉了朱理治，希望他有机会把真实情况向组织说清，也向陶铸说清，排除不必要的看法以利团结共事。朱理治对陈大姐对他的信任和指点很感温暖。
十二月五日凌晨，马家冲的山谷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驻应城、京山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一千五百余人，分五路进袭马家冲。当时冲内只有纵队司政机关、后勤人员和警卫连共二百多人，李先念立即命令警卫连坚决扼守进冲路口，部署教导队等战斗人员警戒周围山头，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机关和后勤部门做好随时转移准备，战斗持续了一天，不熟悉冲内山地环境的敌人死伤七十多人，不敢贸然推进，曾有日军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敌人准备发起总攻。天黑后，李先念和朱理治作出趁夜突围的决定，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部队钳制敌人，掩护着机关突出重围，于第二天拂晓转移到京山八字门。
八字门在京山县北部，较之马家冲更靠近大洪山，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树多林密，易于隐蔽游击，是鄂中游击队最初的根据地。它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与汉宜、宋应公路，对盘踞在武汉的日军形成钳制。
一九四〇年新年之际，朱理治和陈少敏、李先念、陶铸、任质斌、刘少卿等都汇聚到京山县八字门水漾泉，召开中共豫鄂边区第一次党委会议，并研究部队整编等具体事宜。豫南、鄂中、鄂东党的部队的负责人参加。
一月三日，刘少奇根据朱理治的报告，与徐海东、邓子恢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报告豫鄂挺进纵队近况：“最近国军大规模向信阳、平汉路及钟祥、应城公路敌人反攻，我先念部配合行动，已收钟祥、仙桃镇及信阳东侧之谭河镇、黄龙寺等处。”李部已于元旦集中两团以上兵力向路东两面派武装攻击，准备争取礼山县，南下大悟山，建立根据地。“先念部近有扩大，已达九千人，在安陆、云梦、孝感、应城等地已获得政权，建立根据地，计划在四月以前扩大至一万五千人枪。”
同日，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朱理治、李先念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之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凡属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需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91)
接到刘少奇等来电后，朱理治和李先念决定立刻向出席会议的人员传达，正式宣告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的八字门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豫鄂挺进纵队下辖六个团队三个游击部队。第一团队团长罗厚福，政委方正平；第二团队团长周志坚，政委黄春庭；第三团队团长肖久远，政委种伟；第四团队团长李人林，政委罗通；第五团队团长蔡松荣，政委杨焕民；排六团队团长郭仁泰，政委郑绍文；信应游击总队总队长张裕生，政委刘子厚；鄂东游击总队总队长熊作芳，政委程坦；应城抗敌自卫总队总队长许子威。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豫鄂边创建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它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中共在豫鄂边区敌后的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新四军第五师的直接前身，它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为抗击日军和遏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做出了贡献。对此，中共中央来电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要求他们“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抗日游击战争，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还要“扩大军队至三万人以上”，并指出：“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华中和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部署，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和意志”。(92)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理治和李先念等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认为由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处于对峙状态，敌后根据地虽处武汉外围，仍然可以大大发展；但是也要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因顽固派投降，或因日军失败而使日军与国民党军对抗消失的局面。
一月十二日，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员致电朱理治、李先念等，指示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豫鄂挺进纵队除以一部坚持鄂中外，主力即应到平汉铁路以东发展，东进的政治口号主要是打击日寇、汉奸等。要求李先念、任质斌均去路东指挥。(93)
鄂东地区，原是大别山鄂豫皖苏区的根据地，战略地位重要。向东发展，不仅可自东北对武汉之敌作战略包围，还可与新四军主力创造的大片根据地相联接，改变鄂中孤立作战的困境。以朱理治为首的纵队委员会，坚决执行中原局的指示，部署以纵队主力向平汉铁路向鄂东发展，首先要创造以大小悟山为依托的根据地。朱理治和李先念分析，小悟山以南的青山口、范家燕窝、白羊岭、姚家山一带，盘踞着几股顽、伪武装，相互勾结，不打日寇，专事反共，是开辟大小悟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必须扫除。所以，一月中下旬开始，李先念、刘少卿率一、二、三团队从安陆赵家棚出发，越过平汉线，分两路进击小悟山之敌，三战皆捷，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大振新四军声威。
一月十三日，在京山县山区的八字门水漾泉，朱理治还接待了前来采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以及翻译罗叔平(骆方)和半途随同来的进步作家安娥。
史沫特莱，美国进步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宋庆龄相识，做了许多帮助中国革命者的事情。一九三七年春曾赴延安采访并在那年秋天到了华北前线，同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了几个月，写下大量关于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报道，编成《中国在反击》一书在美国出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撤离武汉不久的史沫特莱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报道新四军敌后抗战的事迹。八个月后，她从云岭出发，由曾当过红军团长的冯达飞率一百多人的队伍护送，北波长江，在皖中新四军江北总部张云逸处小住几天后，再经过皖北、豫南、鄂北，翻过大别山，辗转数千里来到京山县。途中经过非蒋嫡系部队的桂军、川军、西北军的驻地时，也进行了访问报道。在张克侠(中共秘密党员，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帮助下，史沫特莱一行与到三十三集团军进行公务联系的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参谋张执一接上了头，由张带领到达八字门。作家安娥(剧作家田汉的夫人，著书歌曲《渔光曲》的词作者)当年三十四岁，时为广西日报的战地记者，是上个月从重庆出发到第五战区战地采访的。
史沫特莱一行于头一天晚上到达，朱理治布置由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出面迎接并安排第二天的欢迎大会，他还拿出自己的毯子让接待人员交给客人用。因为正忙着起草一个文件，朱理治到深夜两三点才睡。第二天早展，他被紧急集合的号声叫醒，匆匆到集合地大操场(租老乡的稻田地)，原来是举行欢迎客人的大会，用了紧急集合的方式。天下着雨夹雪，战士们都带着行装站在操场上，任志斌主持欢迎会，朱理治和陶铸冒着雨雪先后讲了话，表示欢迎史沫特莱到敌后根据地来访问，赞扬她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
安娥这一天的日记写到，朱理治见陶铸在紧急集合时没带行装，便问：“你那条漂亮的毛毯子怎么不带来?”“我把它寄存在老百姓家里了。”“陶铸看了朱理治一眼，这么答复。”
安娥接着描绘了散会后部队领导招待客人用餐的场景：
“朱政委进来了。全部队的人恐怕算他的个子最高了。一进门他就问陶铸说：
‘我说你怎么不把花毯子拿出来，原来你知道紧急集合是假的!我昨天夜里两点多钟才睡，早晨我还没醒，小鬼就喊醒我说是紧急集合，我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陶铸大笑着说。”(94)
多少年后，任质斌对此解释说：当时用“紧急集合”来欢迎三位客人的计划，不可能不通过政委，可能客人误会了或听错了，以为朱理治真不知道。(95)但从当时所写的日记看，朱理治两次询问陶铸，可以看出他的确感到诧异，并非记者听错了只言片语误会了。
日记接着写道：“吃饭的屋子是在朱政委的房子里。朱政委也是个大学生，他的妻子苏菲是地主家的女儿，所以两个人还讲点卫生，一切东西也都弄得比较干净，但只有他们两个人看上去身体却最坏。朱政委夫妇把碗筷都先用开水洗过，然后把他们自己用的三个洋瓷碗给我们用，他们用粗的公碗。”(96)
第三天，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从前线回来，也接待了史沫特莱等客人。
朱理治和李先念分别同史沫特莱等座谈，介绍了挺进纵队在豫鄂边区开展游斗战争对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意义。
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和妇女部副部长苏菲在水漾泉李家祠堂组织了一个鄂中妇女服务队的集会欢迎客人，就抗日根据地妇女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作了介绍。
此后，史沫特莱、安娥等在豫鄂边区停留了将近三个月，参加挺进纵队的各种活动和游击行动，进行深入地采访。史沫特莱后来写道：“我总是行军，总是讲活，为时近三个月。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敌人追逐，我们总是晚间走路行军，白天休息睡觉，武装的村民警戒着周围三五里内的路口。一个雨雪交加的黑夜，我绕过一个日本人占领的市镇，穿过日军巡逻的公路，取道前往一所有两百名伤兵的游击队医院。”(97)
她这里写的是在陶铸的陪同下，到来子湾的纵队野战医院参观。这是一所流动医院，设备极为简陋，诊疗室、手术室和病房都分散在农民腾出来的房子里，只有两名医生十多名护士。史沫特莱看望了伤病员，对这里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关切，立即给美国驻武汉领事约翰·戴维斯写了封信，请他设法向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提供医疗援助。纵队派人带着史沫特莱的信，化装成小商人进了武汉，把信送到戴维斯手上。后来，戴维斯通过在武汉的一些国际友人筹集到价值五万元的药品和医疗设备，还从武汉协和医院找到一位青年医生谈太阶，推荐他到纵队医院工作，这就大大改善了这所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
一天，挺进纵队一部出击小悟山后，参谋长刘少卿率特务营两个连返回八字门途中，发现前面有一队约两百人的日军企图袭击丁家冲、八字门，立即追击。正巧陈少敏率纵队机关一些干部和警卫排也从丁家冲方向夹击敌人，日军见腹背受敌，便仓皇逃回京山县城。刘少卿护送史沫特莱一行回到八字门后，向朱理治汇报了这次东进战斗和在丁家冲与陈大姐不期而遇、夹击日军的战斗，朱理治听了很高兴，对史沫特莱说：你亲眼看到我们新四军打日本鬼子了，你看，打得怎么样?
史沫特莱说：打得非常漂亮!新四军指战员是那么勇敢冲锋，还有民兵配合，真了不起!我要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报道我在敌后的见闻。
她们到后的第十天，纵队司令部和边区党委机关为防止敌人袭击，大本营进行转移。正值腊月，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行军连续了十多天。一天，宿营在一个叫石板河的小村，这里离敌人占据的公路不远，晚间趁黑开始穿越公路，这时发现有敌情，已经怀有七个月身孕的苏菲突围时，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流产了。女同志上前救护，月光下，看见是个男婴，已经睁开了眼睛，只是没有哭声，由于敌人在后面追，只好当成死的立即埋了。接着，苏菲拖着产后的身体又是几天连续行军，不仅身体受到损害，也因为失去了一个已经睁眼看她的孩子而心受创痛。安娥一月三十一日的日记曾写下这么一笔：“到了小花岭，大本营都扎在那里”，“我睡在一块门板上，史沫特莱女士睡在一条长柜上，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看护(跟随客人的卫生员)走来，她说她才到苏菲那里去过，苏菲因为过公路太辛苦了，前天小产了一个七个月的胎儿，产后没有调养，身体有点不大好。”(98)
春节过后，史沫特莱还冒着危险穿越汉宜公路的日军封锁线，到武汉西北郊的天(门)汉(川)湖泊游击区去采访新组成的挺进纵队五团队，这里是靠近武汉的前线，许多村庄处在敌我拉锯状态，她在危险而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一篇篇报道。史沫特莱就这样在边区生活近三个月，劳累得病，不得不离开。
临行之前，史沫特莱提议，用她的相机给在场的边区的主要领导人合个影，于是，让朱理治站在中间，两边分立陈少敏、郑绍文和李先念、刘少卿照了一张。然后，朱理治又提议，让陈大姐站中间，他和先念分立两旁，五人再照一张。这两张由史沫特莱亲手拍的照片，把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前身)开创者在一起的瞬间，永远纪录下来。在照片上，我们看到当年的朱理治，显得那么英武、刚毅、睿智和自信。
史沫特莱于三月中旬告别豫鄂边区，行前对朱理治等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从一九二八年底来到中国，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所有的失地。中国人民必胜。
三月下旬，朱理治按照中央通知，离开豫鄂边区回延安。走之前，他考虑政委职务由谁接替，征求了几个人的意见。他对参谋长刘少卿说：我走后谁来接替我合适，此人最好是个知识分子。刘少卿说，我刚到这里，对干部都不太熟悉，只认识任质斌，他是个知识分子，办过《红色中华》报，还在红军学校当过地方工作科科长，当过陇东地委宣传部部长，那时我是军事部部长，我们同过事。(99)
朱理治果然推荐任质斌担任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朱理治一贯作风是该抓的抓，该放的放，在领导班子中尊重别人的意见，注意发挥别人的积极性，对军事干部尤其如此，大的原则方向定下来，就由军事干部去部署具体的军事行动，从不多加干涉，他对任质斌说了自己的作法和体会，一再嘱咐，鼓励。他还和纵队司令员李先念、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等领导人一起，研究了部队和根据地面临的问题，对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豫鄂边区新四军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朱理治对挺进鄂中的工作曾回忆说：“我在那里除研究财经政策，准备组织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领导各县抗日政府以外，曾想着重研究在游击区周围如何开展工作。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仅国民党即有四十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假如国民党投降，或日本失败，他们间的矛盾没有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情况便会困难了，所以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曾研究了蒋占区汉南和武当山的工作；但因不久我被调回延安。未能见到成绩。”(100)
十一、回延安
一九四〇年三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
朱理治在河南及豫鄂边区领导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将近三年时间。这三年中，他面对强敌，不畏艰险，坚决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积极执行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组织千千万万的抗日大军，为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力量，创建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竭忠尽智，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月二十八日，朱理治到王家坪的总政治部向朱德、王稼祥汇报河南与豫鄂边区情况，汇报会由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若飞主持，张琴秋作记录。王稼祥在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总司令是三天前即五月二十六日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鞍马劳顿未解，就来听汇报，可见中央对中原工作十分关心。汇报进行了一个上午。朱总司令详细地询问豫鄂边区发展武装和对敌斗争的情况，不时地写下笔记。在朱理治汇报之后，由一九三九年十月后组成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继续汇报河南工作。
五月三十日，朱理治向中组部部长陈云汇报了关于河南与鄂中党的工作与党组织发展情况，陈云听取汇报后指出：“河南党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了三万八千八百名党员。使竹沟成为了华中武装斗争与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组织了部队骨干，训练了三千名干部。”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党对朱理治这三年多工作的充分肯定。
朱理治等河南来的同志还到杨家岭看望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用形象的语言讲了一个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说，中国社会是两头尖、中间大，像一个织布的梭子一样，所以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01)
朱理治把在中原工作的体会写成书面汇报，还写成文章《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文章的第一部分，论述“中原游击战争发展之特点”，指出：中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华北与江南比起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华北与江南游击战争是以八路军与新四军为基础的，这个基础是经过十年内战所产生与锻炼出来的老红军，依靠这个底子为骨干，来开展华北与江南的游击战争，但在中原并没这个老底子。假使说有的话，只有过去鄂豫皖所遗留下的一个游击队。(略)除此以外，只有一个五六十人的豫南游击队。所以，在华中一般说来并没有老底子。要开创中原游击战争，就必须从新创立自己的武装。
第二，华中武装在它一开始创立起，便受日寇与顽固派的两面夹攻，是在两面夹击中生长起来的。这和华北与江南有些不同。在华北与江南曾经过一个时期，那时统一战线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开始磨擦少，并可形成如晋察冀边区等进步政权形式来支持游击战争，但在华中则没有这种情形。
第三，由于敌人与顽固派两面夹击，再加以原来并没有武装基础，有也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创造华中武装，必须要很快地扩大，很快地巩固，否则便会有坍台的危险。
接着，文章第二、三、四、五部分逐题论述“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发动游击”、“如何猛烈地扩大与迅速地巩固”、“创立游击队与统一战线”，层层深入，层层展开，全面地总结中原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经验，指出，首先是党的领导。“中原的党，当敌人尚未进占之前，就有了游击战争的准备。所以当敌人一占领之后，游击战争便很快发动起来了。”准备游击战争，必须做好三种工作，一是必须把统一战线做好。有了统一战线，和各党和各实力派，各地方当局，各开明绅士共同去准备，就可能公开地放手地去准备；二是必须把游击武装组织准备好；三是必须建立强大巩固的党与群众的工作，这是准备游击战争的最重要的条件。又指出，“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是顺利创立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目前磨擦加紧的时期与顽固派占优势的地方。“如果要以这些顽固派一手玩弄的‘法律’来执行，任何抗日工作都不能进行，一切真正抗日游击队伍都不能组织起来。所以，在华东发动游击，只能取得实质的合法，而不被那种不合理的形式所限制，所拘束。因为只要对于国家民族有利，就是真正合法的；反之就不是合法的。在敌后发动游击是有利于抗战的，因此我们就要大胆去做，努力去做，真正把部队扩大与巩固，真正收复失地，真正建立抗战的功勋。”
文章最后第六部分是“结论”：华中创立武装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敌人占领，都可以发动并且可以坚持游击战争。条件是：(一)地方党在事先要有发动的决心与准备，特别是党的准备工作；(二)发动时要有□□□□□□，适当时机与正确的政策；(三)发动后能够立即采取正确方法，猛烈扩大与迅速巩固；(四)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与政权工作。
这篇文章是朱理治在抗日战争前期在中原工作时写下的诸多文章、报告中的最后一篇，是他以马列主义理论、党中央的部署为指导，解决中原抗战实际问题的呕心沥血之作。
朱理治这次回延安没有与苏菲同行，他把妻子留在了中原抗战前线。一九四〇年七月，苏菲被任命为豫鄂边区党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群众工作委员会常委，后来又担任了边区妇救总会党团书记。她那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救会，动员妇女做军鞋、送子送郎参军和做一些战勤工作。小花岭、八字门周围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最远相距不过三十华里，开展工作常常会碰上敌人。妇救总会成立那天，苏菲她们在山下桑树店(安陆县属)刚开完大会，敌人就打过来了，幸好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带着部队顶住了敌人，才使她们安全返回。
为了宣传群众和活跃部队文化生活，边区党委于一九四〇年秋天决定成立解放剧社，由苏菲担任社长。开始，剧社只有十来个人，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过去从未演过节目。但当时边区文化生活太少，部队听说成立了剧社，急于看到节目，纷纷来邀请他们去演出。苏菲领着大家，鼓足勇气，克服重重困难，一边学文化，一边赶排节目，终于用一个多月时间排出了一台节目。边区庆祝十月革命节二十三周年那天，他们在大会上成功地进行了首场演出，有《海陆空军舞》、《打倒日本鬼子》、《小放牛》等等。这一下便轰动了，边区党委决定将解放剧社改名为十月剧团，直接受宣传部领导，并从各单位又抽调来十几个孩子。他们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有时还去附近学校教学生唱歌，成为一支活跃在小花岭、八字门一带的处处受欢迎的文艺轻骑兵。
剧团的小演员最小的十一岁，最大的也只有十六岁。苏菲既要教他们演戏，又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孩子头上生虱子，她给他们洗头；衣服破了，她给他们补；生了病，她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买鸡蛋；行军时，她把组织给她的马让给最小的孩子或病号骑；宿营时，她把大衣脱下来给孩子们盖。陈少敏大姐为照顾她身体，送给她那时极罕见的挂面，她舍不得吃，都给孩子们。孩子们小，免不了淘气，她总是耐心开导他们。很快，她和孩子们之间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不叫她团长，都叫她“妈妈”。其实，那时她也不过二十六岁，可“苏妈妈”的名字从此远近闻名。一次演出，台下战士和群众嚷着要“妈妈”出来唱个歌。因为她正忙着给演员化妆，没工夫唱，台下又喊：“不唱歌，出来见一下也行。”苏菲只好到台上露了一面，观众一看都笑起来，说：“原以为是个老太太，没想到就是她呀!”直到全国解放后，当这批小演员自己成了老头、老太太时，见了苏菲，仍然亲切地叫她“苏妈妈”。一九四一年三月，组织上决定调苏菲回延安，照顾在此之前已调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欢送会上，小演员们舍不得她走，一个个都伤心地哭起来。
从小花岭出发后，苏菲先由交通员护送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何基沣部，再由那里的地下党负责人王西萍安排她以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前往西安。在西安，她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皖南事变刚过，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凡是新四军的都要抓。碰巧，五师一位同志托她带的家信被敌人查获，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办事处提出，新四军来了个女的，要他们交出来。这样，她又被秘密转移到郊区住在地下交通站，躲过了风声，才回到办事处。这时，正好有两个孩子要送往延安，组织上决定让她装扮成他们的妈妈，以便路上蒙骗敌人。可两个孩子小的三岁，大的五岁，叫她妈妈谈何容易。为此，在办事处训练了两个月，然后才搭车北上延安。临走时，办事处主任周子健提醒她，同车的人中有个特务，要她留心。果然，车上有个人对她盘问了半天，她只说是从晋察冀来的，带孩子去找丈夫。那人没找出破绽，也就不再吭声了。
经过三个月的旅程，苏菲第三次来到延安。不久，碰上朱理治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因为西北党的历史问题而受到清算。苏菲也因此而受到牵连，在随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和“反特务斗争”中，被当成“特嫌”，受到审查。
①吴芝圃(1906—1967)，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豫西、豫东特委书记。1939年后曾任豫皖苏边区书记，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②郭晓棠(1904—1969)，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
③七朝，即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
④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2—573页。
⑤《河南省委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的报告》(1937年11月25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2页。
⑥《河南省委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12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7—29页。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页。
⑧指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⑨《王岗(朱理治)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1月3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5—46页。
⑩《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53页。
(1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64—65页。
(12)季焕麟回忆。
(13)王阑西：《忆<风雨>的创办和河南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38页。
(14)何定华：《忆抗战初期的<风雨>周刊》，《抗战初期的河南救亡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15)《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页。
(16)《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39页。
(17)《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49—350页。
(18)吴平回忆：《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30页。
(19)《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86、288页。
(20)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3页。
(2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4页。
(22)《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7—48页。
(23)栗在山：《朱理治同志战斗在中原》1985年4月。
(24)《彭雪枫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25)《彭雪枫传》，第299页。
(26)李逊即朱理治。
(27)《河南省委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3月11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7—49页。
(28)刘清源等：《忆郑州各界战时青年工作团》，《抗战初期河南救亡运动》，第347页。
(29)《抗战时期的竹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0)《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176—179页。
(3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84页。
(32)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5—576页。
(33)萧望东(1910—1989)，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四支部政治部主任，四师、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国务院文化部代部长、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34)《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0页。
(35)《抗战时期的竹沟》，第51—53页。
(36)《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93页。
(37)《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68页。
(38)《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36页。
(39)《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13—215页。
(40)《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
(41)《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2)《新四军·文献》(1)，第465页。
(43)《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80页。
(4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4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656页。
(46)《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4页。
(47)《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83页。
(48)《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49)郭述申回忆，《确山文史资料·竹沟革命回忆录专辑》，第27页。
(50)《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45页。
(51)电报时间据《新四军军史珍典》，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52)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上旬)。
(53)《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54)《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48页。
(55)徐达三：《少奇同志指引我们去战斗》。《确山文史资料》，总第四辑。
(56)《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318、319、322页。
(57)栗在山：《风雨征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5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7页。
(59)《刘少奇年谱》，第249页。
(60)《刘少奇年谱》，第249页。
(61)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李德纯在信阳坚持抗战的事迹》。
(62)《文敏生回忆录》，第75页。
(63)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4月12日)。
(64)《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18页。
(65)《刘少奇年谱》，第253页。
(66)《刘少奇年谱》，第254页。
(67)1939年6月12日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惨杀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干部六人的“平江惨案”。
(68)指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
(69)《刘少奇年谱》，第256页。
(70)《新四军·文献》(一)，第393页。
(71)《新四军·文献》(一)，第399页。
(72)《中共党史人物传·高敬亭》第8卷，第280页。
(73)《纪念龚意农同志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74)《纪念龚意农同志文集》，第178页。
(7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
(76)访问唐益之谈话记录(2005年10月4日)。
(77)《刘少卿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15页。
(78)《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9月18日)。
(79)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8页。
(80)齐光：《竹沟惨案》，《确山文史资料》总第三辑，第217页。
(8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52页。
(82)钟华：《红色的革命种子与竹沟》，竹沟革命纪念馆资料第三号，1964年7月。
(83)《刘少卿将军传》，第218页。
(84)《刘少奇年谱》，笫263页。
(85)《刘少奇年谱》，第264页，也有10月9日、10月中旬的两种说法。
(86)此事也有10月18日的说法。朱理治回忆“走后10天发生竹沟惨案”，以此推算应在10月底。
(87)《抗战时期的竹沟》，第77页。
(88)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9页。
(89)《李先念传》，第355页。
(90)《中共党史人物传·陶铸》第43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8页。
(91)《刘少奇年谱》，第269页。
(92)《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新四军先念电》(1940年2月5日)。
(93)《新四军军史珍典》，第90页。
(94)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95)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第39页。
(96)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第40页。
(97)《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98)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第97页。
(99)《刘少卿将军传》，第242页。
(100)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9页。
(101)《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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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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