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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

吴殿尧 宋霖

一、平壤办事处的建立和任务 　　一九四六年八月，朱理治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到大连，见了仍处在半地下状态的中共市委书记韩光，布置了在大连采购军用物资和组织生产军火等工作，然后从大连乘船到达北朝鲜。 　　当时的朝鲜，按照一九四五年八月苏美两个对日战胜国的协定，以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三八线以北即为苏军所控制。原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后来转移到苏联境内的金日成，率部配合苏军解放朝鲜北部。同年十月，在平壤宣告成立朝鲜共产党，越年又改称劳动党，它包括从中国、苏联回国和原在朝鲜的共产党员，成并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筹备正式建国。 　　朱理治和萧劲光到平壤后，即着手建立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他们同朝鲜共产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进行了会商，征得他们对在平壤设立办事处的理解和支持。此前，已有大连地下党、南满部队、胶东部队等分别在平壤或其他地方设立的临时性办事机构，朝方也希望把这些机构统一起来管理。这样，他们到后，即按照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将所有这些在朝机构统一组成一个“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鉴于复杂的国际背景，东北局确定办事处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公开的称号是“平壤利民公司”。在明确了办事处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机构的大体框架后，萧劲光于九月返回哈尔滨，朱理治则留在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全权代表，并负责办事处的领导工作。 　　朝鲜是个多山之国，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壤就坐落在山麓与平原的连接处，北面环拥着林木苍翠的牡丹峰、大城山、峨眉山、云头峰，南面铺展到开阔的平原，故名“平壤”，清沏碧绿的大同江从牡丹峰的脚下穿城流过，将平壤分成东、西两部分。“平壤利民公司”的牌子，就挂在大同江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一〇四番地一座四层大楼上。这楼原来是华侨开的饭店，称“东华园”，为朱理治和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机要室电台也设在这座楼上。离它不远，另外还有一座两层高的楼，是办事处的招待所，称“西华园”。 　　平壤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经常联系。工作人员有近百人。另外，还有担任朝文和俄文翻译的专职人员。 　　为适应需要，办事处还在北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各根据地抽调的。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的大小来配备，其中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人五百多，是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 　　平壤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 　　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集中在西海岸的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罗津；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上集中在平壤。 　　东北局决定设立驻朝鲜办事处，正值东北战场形势危急，是胜利地进行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春天，东北民主联军在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后，放弃了长春、吉林等城市，撤至松花江以北。西满、南满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交通干线，尽皆沦入国民党军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持北满与南满、旅大与华东解放区的联系，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次，南满的部队在撤退时，撤出了大量物资，还有大批伤员与部队干部家属，也需要把朝鲜作为可靠的后方给以保存和安置。另外，东北从丹东到图们的对岸是北朝鲜的新义州到南阳，一水相隔。两国边界长达八百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情势下，北朝鲜便是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主要走廊。同时，中共和朝共两个兄弟党之间，山水相依的两个邻国之间，也需要保持交往和处理双边事务。这些，决定了办事处主要任务是： 　　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 　　第二，借道朝鲜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 　　第三，在朝鲜寻求援助和采购作战物资； 　　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 　　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 　　朱理治作为东北局在朝鲜的全权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驻外“大使”。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同朝鲜的党政领导人及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大量的频繁的往来和交涉，领导办事处圆满地完成了东北局交付的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预计到安东、通化难于保持，故提出了依靠北朝鲜作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于秋天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从安东和通化撤退时，曾先后有一万八千多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百分之八十五的战略物资(二万余吨)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后，绝大部分安置在老百姓家里，中间虽经多次精简，但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五千多人，收复后还有两千多人留在朝鲜境内。按北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党的领导人和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当时，北朝鲜在政治上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在经济上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匮乏，虽曾一度提出要将轻伤病员送回中国国内，只将重伤病员留住朝鲜医院，但当了解到中国方面确有实际困难时，便毅然决定将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二万余吨，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的山洞存放。后来安东、通化收复，这些物资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二)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切断了北满和南满两个根据地之间以及两个根据地上与大连的联系通路。东北局鉴于北满的粮食、煤炭需要南运，同时又需要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和工业原材料等，如果不能打开通路，互相交流，将使东北解放区的整个经济陷入困境，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也将带来严重困难，所以，及时地提出了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为实现这个设想，朱理治和办事处的同志共同努力，在朝鲜先后开辟了四条主要的水路交通线路：其中两条是陆上交通线，一条从安东(今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一条从通化经辑安(今集安)、满浦到图们，这两条贯穿朝鲜北半部，是沟通当时被战争分割的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另两条是海上运输线，一条从大连到南浦，一条从大连到罗津。北朝鲜的南浦和罗津都是不冻港，港口码头与铁路相连，装卸转运十分方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结陆上运输，可直达北满，是沟通关内与关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从北满南运粮食和煤炭，从大连北运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以及国内外的过境人员，大多数都是经南浦或罗津转运北满的。为充分利用上述水路交通运输条件，更好地完成物资转运任务，一九四六年九月，朱理治根据陈云的指示，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绝大部分物资都是依照协定条款运输，交了运费和税金的。但也有一部分物资，因情况紧急未按协定条款运输。其中有的是用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皮，未付运费；有的是每吨公里只交付二角现款，未交税金。特别是有时为了紧急运输，朝方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而为中方装运急用物资。为了帮助中方完成运输任务，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长几乎用了他的全部工作时间，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相也用了他相当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八年初的九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多达五十二万余吨，过境人员二万余人。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通过北朝鲜的过境人员就有十八批计三千人。国民党一八四师官兵海城起义后，也是路过朝鲜去北满整顿的。辽东地区随来随往的人，就更多得难以统计。一九四八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人员八千六百八十五人，加上其他口岸过境人员也不下万人。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一些从香港出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如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何香凝、柳亚子等，也是乘船到朝鲜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北平的。因事途经朝鲜的中共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就更多了，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萧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等。这条走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一九四七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就是由大连到朝鲜的南浦，再经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到布拉格的。 　　(三)向朝方求援和采购了作战物资。 　　朝鲜曾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日军投降后在那里留下了不少战备物资。朱理治和办事处为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向已开始和平建国的北朝鲜求援和采购大批作战物资，在两年多时间，先后从朝鲜接运了二千多车皮的作战物资，其中包括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发射药和弹头等，把日本人留下的陈货基本上搬完了。其中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十二个车皮，第二批是刘亚楼出面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出面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第四批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人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装运的，它们对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由被动变为主动，对胜利地进行辽沈战役，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不少作战物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到了山东解放区，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建立和发展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两年的时间里，朱理治与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使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问题，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二十几个协定。在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上，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如中方供朝方以粮食，烟煤和民用必需品，朝方供应中方以硫酸和硝酸、甘油炸药等军用品和水产品、民用品等。对待一年一度的商务谈判，双方都很认真，有时李富春还亲自去平壤领导谈判，拍板定案。 　　(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 　　经过朱理治与朝方商量，朝方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朝鲜方面派人任主任，中国方面派人任秘书长；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道和郡成立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当时担任侨务委员会秘书长的丁雪松回忆说：“一九四六年秋天，我接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发的调令，让我到平壤任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做华侨工作，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正式向我东北局全权代表朱理治同志提出的，我东北局很重视，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先后派遣了几批干部去朝鲜做华侨工作。经朝方与朱理治同志商量，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由劳动党的有关负责同志担任侨委会主任，中国同志任秘书长，负责领导华侨工作；还决定在平壤设立华侨联合总会，在华侨比较多的道和郡成立华侨联合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总会和道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国同志。朝方决定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朴一禹同志担任。秘书长一职，指定由我来担任。”① 　　当时朝鲜北部有华侨二万多人，以种莱和开饭馆居多。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少数上层人物思想很复杂，不仅对朝鲜人抱有民族成见，也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戒心。华侨联合会通过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积极分子训练班，组织华侨到中国东北参观、慰问等活动，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使广大华侨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用户中国共产党，与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不少华侨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的回国参加了祖国建设。 　　办事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所执行的任务广泛、复杂，实际上涉及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朱理治以他一贯的开拓进取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完成了东北局赋予他的这一特殊使命。 　　二、陈云亲临办事处 　　朱理治在驻朝办事处的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东北局分管后勤的领导人陈云的直接指导。一九四六年九月初，朱理治和萧劲光刚到达平壤，就接到陈云来电，就东北解放区与北朝鲜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问题发出指示。电报要求他们出席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东北局不再另派人去。在会谈中要提出换入的东西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电厂所需的火车车头、零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以及食盐、火柴，具体数字根据我方能运出的粮食及对方能提供的物资拟定；要相机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方在朝鲜设立商店，并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要强调保持朝鲜对大连、安东的海陆交通运输线。②这一电报，赋予了办事处同朝方接触的权力并指示当时要做的工作。 　　两个月后，陈云亲临驻朝办事处。 　　一九四六年十月底，东北局为加强对南满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减轻北满根据地的压力，形成对敌作战的有利态势，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十一月三日，陈云和萧劲光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取道北朝鲜前往南满。两节软席专列挂在货车上。专列上还带着朱理治的夫人苏菲，她抱着刚生下五个月的男孩朱佳木，朱理治的副官杨希富、公务员李凤岐和一位保姆跟着。火车七日晚经过牡丹江市南面宁安县境内的老爷岭，停在一个叫斗沟子的小站上，等待一列走在前面装载着粮食的货车多走出几站地，以拉开距离。可是那列火车爬上陡立的山坡后突然失去控制，从高高的半山腰上向下滑落，越退越快，隆隆作响，眼看就要撞到停在站台的陈云专列上。这时已经吓得不能动弹的车站站长冲着他儿子大喊：“快扳道岔!”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冲上道轨，奋力扳开道岔，刹那间，那列从高坡上滑下来的火车顺着岔道一头栽进山谷，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十几节车厢以不可扼制的贯力冲进山谷，钢轨和枕木像梯子一样竖立起来，一袋袋粮食、白面散落沟坡，到处都是。陈云和萧劲光都走下车来，看到了惨状。那列跌进山谷的火车，由于少年搬开了道岔，与他们的专列擦肩而过，中间仅有两米距离，真是危险极了。萧劲光对那个少年说：“多亏了你呀，应该给你记一大功!”③ 　　事后知道，这是一起反动分子制造的事件。陈云的专列又退回到牡丹江市，等了两天，铁道抢修好了才又前进。十日，专列经图们进入朝鲜，被挂在朝鲜客车上，沿着半岛的东北海岸线缓缓行进。十五日抵达平壤已是晚上，朱理治带办事处的两辆小汽车、一辆客车到火车站迎接。这是朱理治十分高兴的一天，不仅迎来了主管领导，可以当面汇报、请示许多重大事宜，还接到了苏菲和他尚未见过的已五个月大的儿子。 　　陈云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忙着处理朱理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陈云和萧劲光会见了金日成，商谈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还会见了经平壤准备去图们的大连苏方经济负责人，同他商定北满运往大连交换苏方食盐、布鞋、火车五千吨麦子、二千吨猪肉的运输路线及在图们交换的问题。二十二日，陈云致信在哈尔滨的东北局负责后勤工作的王首道、叶季壮并朱劭天④，指示有关用五千吨小麦、二千吨猪肉与苏军管理下的大连交换食盐、火车零件等物资及通过北朝鲜运输问题，并指出：火车零件种类多，必须派专家去大连具体谈，去前要与朱理治、韩光联络好。朝鲜方面要一千吨小麦，已答应十二月份交货，换何物资和比价问题由朱理治与对方具体商量。过图们时，所以提出每月发运二千五百吨粮食给朝鲜，是因为听说他们粮食困难，到这里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故这批粮食改作为朱理治机动使用的资本。北朝鲜已有自己的经济计划，“他们比我们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好多了，比我们正规多了”，“首先与我们区别的一点是和平环境”，“他们正在修铁路”，“正在整顿工厂、计划原料”，工业已由军需转为民用，物价涨得也慢，“工作朝气是很好的”。“我虽在此停留五六天，但观察确觉有相当根据”。⑤ 　　陈云为了到南满后可以全力以赴地工作，在平壤期间把和他同行的夫人于若木与孩子留在平壤，委托给朱理治和办事处的同志照管。二十三日，陈云和萧劲光等离开平壤，于二十六日抵达中朝边境的满浦，第二天到达辽东军区总部和辽东省委所在地临江。不久，在陈云、萧劲光领导下，开始了四保临江的战役，不仅巩固了以长白山为依托的南满根据地，还配合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陈云走后不久，炮兵司令朱瑞来到平壤。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司令部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成立的，朱瑞为司令员，邱创成为政委。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瑞带三个副官坐闷罐车来到朝鲜，向苏军远东司令部交涉，请求他们援助。此前，联军总部曾派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交涉过，因不谙内情，未能打通关系，结果不但空手而归，经济上还蒙受了损失。这次，朱瑞出发前通过办事处和其他各种关系，同朝鲜人民军和驻朝苏军取得了联系，还带来了他们喜欢的生活用品。在洽谈过程中，他注意灵活应变，因而很快疏通了双方的关系，并建立了相互友谊，结果，顺利地运回了一部分器材、弹药和当时部队急需的冬装布匹、皮料与医药。 　　一九四七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四十七万，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基本持平，但机动兵力已超过敌军而占优势。二月下旬，中央军委发来关于集中主力打通南满北满联系的指示。为执行这一指示，联军总部筹备在适当时机发起一次攻势，其中包括筹集运送军火。为此，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于四月从哈尔滨来到平壤，住在办事处，和朱理治一起开展这一工作。工作进展顺利。朱理治还帮刘亚楼兼办了一件个人大事，把他的未婚妻从大连接到平壤，在办事处的“西华园”举行婚礼，由苏菲当主婚人。刘亚楼的新婚妻子叫翟云英，大连的小学教师。她的父亲早年到俄国谋生，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参加“中国红军团”，同高尔察克匪帮打仗，战斗中负伤，被安置在工厂，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生一儿一女。一九三〇年，父亲带全家回大连省亲。九一八事变发生，父亲因参加反日宣传被日本宪兵逮捕，惨死狱中。她的俄罗斯母亲吃尽苦头把两个孩子养大。翟云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大连市一次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大会上发言，会后与正在大连的刘亚楼结识，两人产生了感情。一九四六年春刘亚楼离开大连就任联军总部参谋长，两人分别一年多，这次在平壤办事处喜结良缘。婚礼是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婚后没有几天，刘亚楼就带着新婚妻子返回哈尔滨。五月十三日，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各部队从南满、北满、西满、东满、热河、冀东六个方面分头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七月一日结束，历时五十天、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二座，解放敌占区近十七万平方公里，使敌占中长路瘫痪，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间，朱瑞第二次到朝鲜，在平壤受到了金日成及崔庸健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还同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举行了会晤。经过多方努力，他同苏军达成口头协议，由苏方每天夜晚向东北发运日军的武器(苏军不用日制火炮)、器材和弹药，并责成一名上校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在近两个月时间里，苏军给东北民主联军运来数十列车的弹药、器材和各种日制武器，大大改善了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的物资条件。 　　三、友好的使者 　　朱理治在驻朝办事处期间，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建立了真诚的同志式的友谊，得到他们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体现了两党、两军、两国人民为了共同事业真诚合作、携手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金日成，一九一二年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现为平壤市万景台区)，十三岁时移居中国东北，曾在吉林市毓文中学读书，那时就开始参加反日活动，曾经被捕入狱。他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四年组建朝鲜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他创建了朝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担任会长。他率领的抗日武装曾转移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日本投降后，率部渡过图们江，配合苏军解放了朝鲜北部国土，担任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等职。他的早期革命活动在朝鲜北部很有影响，因而在朝鲜党、军队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一九四七年二月成立朝鲜人民委员会时，他当选为委员长。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被选为内阁首相。 　　金日成当时三十五六岁，精明干练，励精图治，有政治家风度，正忙于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很注意团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因为早年是在中国参加革命的，他对中国党和军队的干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朱理治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⑥还说：朝鲜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由来已久。⑦ 　　每有陈云、李富春、李立三、萧劲光、朱瑞、刘亚楼这些东北的重要人物来，只要朱理治出面一联系，金日成都安排时间，亲自接待。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也分别到平壤来过，金日成都特殊接待。三位抗联老战士的夫人与他们见面更亲如一家，金日成把他们当成老首长，安排住到他的别墅。 　　金日成比朱理治年轻五岁，对朱理治待如兄长，在交往中不拘外交礼仪。电话中有时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同志那样互称，平易而亲切。聚在一起时聊天，很谈得来，能聊上很长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就一起吃饭。办事时说话直截了当，不用拐弯抹角。金日成还给朱理治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向苏军要东西，第五批“礼品”就是他主动提醒朱理治去请求苏军支援的。 　　当时跟随朱理治的公务员金斗荣回忆说：朱理治比金日成大几岁，金对朱理治非常尊重。他们之间几天就要见一次面。平时也多有电话联系。金的副官姓李，每次都是他先拨通电话，说：“委员长有电话找朱代表”，这边一般是我接电话，马上去请首长接听。有一次首长正忙，晚接了几秒钟，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是金日成啊，朱代表吗?”我赶快回答：“我是副官，首长马上到。”朱理治每次去金日成家，都是我提前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说朱代表要去见委员长，等那边做好安排我们才动身。有一次，金的副官来电话说：“委员长约朱代表明天打猎去，去成川郡打猎场。”可能是有重要事要谈，他们边打猎边谈。⑧ 　　朱理治和金日成两个家庭之间也有亲切交往。金日成夫人金正淑，一九一七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中国东北参加朝鲜人民革命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金日成结为伉俪。她不仅有经过战争锻炼的军人气质，还是个贤惠温婉的贤内助，有时金日成留朱理治在家里吃饭，她就亲自下厨房，待人热情且彬彬有礼。听说朱理治夫人苏菲从东北来了，她主动提出请苏菲到家来做客。她和苏菲在一起时如姐妹一般亲切。一九四七年端午节那天，她又提出请苏菲带孩子到家里来一起包粽子，吃艾饼，给小孩子佩香包，插艾蒲。金正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九四九年秋天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得产后风不幸逝世。 　　朱理治同朝鲜位居第二的领袖人物崔庸健也时常来往。崔庸健，一九〇〇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部，一九二二年流亡到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于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六区队长，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被派到东北，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任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一九三六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师参谋长，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参谋长，崔是朝鲜人民军司令兼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丰富，和中国同志的共同语言也多。办事处有了从哈尔滨带过来的大米、猪肉、白酒，朱理治就吩咐往崔庸健家里送一点。崔的夫人王静是汉族人，待人和蔼可亲，会做菜，有时做出好吃的就派车给朱理治和办事处送过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菲在平壤生第二个孩子，深夜难产，崔庸健派他的保健医生赶来救急，才化险为夷。这个孩子也是男孩，起名也照老大按出生地的办法，叫朱平壤。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已发现“平壤利民公司”是中共的重要机构，还把大楼照片在汉城的国民党办报纸上登了出来。为此，负责安全保卫的朝鲜内务局长朴一禹对办事处的安全保卫非常重视。朴一禹，又名王巍，原是中共党员，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担任过县委书记，参加过延安党的七大。回朝鲜后，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出任干部部部长、内务局局长，一九四八年建国后出任内务相。他讲汉语和中国人说话一样流利，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性情豪爽豁达，一想喝酒了就到办事处来。朱理治不大爱喝酒，有时就找别人来陪。朴一禹派了位人民军的上尉金成烈常驻办事处，还部署保卫干部在办事处周围经常巡逻。朱理治到哪里去，需要的话，上尉金成烈就随行。金有特殊的出入证，去哪里都可以，他既负责出面联络，又负责保卫工作。 　　与朱理治经常联系、常到办事处来的还有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他曾在延安炮校当过校长；海军司令李全武、东线司令卢哲庸，他们曾是新四军的干部；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也是从延安回来的。他们到办事处来，见中国同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就留在办事处喝中国白酒，豪饮之后，唱上一曲朝鲜歌曲，或《延安颂》，又沉浸在共同抗日的岁月里。还有一些从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回国的朝鲜党政干部，原来和朱理治并不熟悉，也主动找上门来叙旧，建立联系。 　　办事处曾举行酒会，招待苏联远东军驻朝鲜司令部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苏军将领。他们喜欢喝中国白酒，吃中国菜，每次都喝得高兴忘情，加深了彼此友谊，一些谈判桌上的问题因此也圆满解决了。办事处有人病了，就请苏军一位大校军医前来看病，因有好酒招待，医生也乐意来。 　　朱理治到朝鲜后，他原来的公务员杨希富调到了业务部门，由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选派来一个小战士当公务员，叫金斗荣，朝鲜族人。朱理治习惯地管这种小兵叫“小鬼”。金斗荣生在平壤，十六岁了还不大会说汉语，看见火车钻山洞，就说“火车钻大窟窿”。他善解人意，做事勤快，每天陪首长工作到深夜，比朱理治睡得还晚，办公室头一天不管搞得多乱，第二天一早准是干干净净。他又可以做勤务，又可以当贴身翻译。朱理治特别喜欢他，不管多忙，都教他学写汉字，并告诉他：“没有文化不行，革命成功了还要搞建设，没有文化就做不了事。”没有课本，朱理治找来了一本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教，让他每天学写两个字，规定每个字写一百遍，还要检查，对写得好的字画圆圈给以肯定。苏菲刚到平壤时也住办事处，也教小金写字。一天，金斗荣从外面回来兴高采烈，告诉首长，他意外地在街上遇上了几年不见的母亲。原来，他父母在光复后已经从东北搬回故乡，住在平壤郊区。朱理治听了也很高兴，几天后派车把小金的父母接到办事处见了面，还让办事处厨房的白师傅给做了四菜一汤，盛情招待，让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临走的时候，朱理治还拿了一百元(苏军的流通券)送给老人家。当地政府听说是八路军家属，给他家分了十五亩水田，一头牛，两间房。可惜他的父亲在一九四七年夏天突然得病去世，朱理治得知后，派办事处人员给买了棺材下葬。金斗荣回忆说：“当时一般老百姓死了买不起棺材，当地群众看了更觉得我在八路军了不起。”金斗荣在父亲去世后，把母亲接到了平壤城里。朱理治要办事处每月给老人送去一袋面粉，作为生活补助。办事处有什么好的副食，也想着给送去一点。这既是对军人家属的照顾，也体现对朝鲜老百姓的一份感情。 　　在中朝两国还不可能建立交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朱理治领导的办事处，已经在搭建两国友好的桥梁了。 　　四、出席东北财经会议 　　一九四七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收复了通辽，西满根据地的创建也基本完成。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奉调到东北局，先任东北局常委，不久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主持东北全军后勤和全区财经工作。 　　这年八月十一日到九月下旬，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号召东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由分散转向统一，使财经工作能赶上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朱理治从平壤回国出席了这次会议。 　　回国前六月二十七日，朱理治曾致电高岗、李富春并转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驻北朝鲜办事处一年来的工作，同时指出国内一些干部在对朝关系上出现的不正确认识和态度，建议东北局向有关单位发一指示，进行批评教育。这份报告书是对办事处一年工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看到办事处建立后在一年内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当时面对的一些问题，摘录如下： 　　自从去年七月底奉命与劲光同志南下以后，快到一年了。第一个时期，从开始[去北朝鲜]到萧回东北局，我留平壤，已由劲光同志报告过。第二个时期，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这十个月时间的工作，以及朝鲜一般的环境，需要向你们作详细报告，但因你们时间有限，所以只择要的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现在，朱瑞同志回东北局，他在此住了将近两月，对此间情况了解甚深。我不久亦可能回去，再作详细报告。 　　一、北朝鲜对我有些什么帮助 　　有些人总是埋怨北朝鲜对我帮助少，这些话使北朝鲜干部听了不能心服，使曾在北朝鲜居住过的中国同志，尤其是伤兵及财经干部听了，更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和报复的心理。其实，平心而论，这种估计并不恰当，我略举数端以资说明： 　　(一)通化、安东失守后，辽东有一万五千多伤兵家属、人员退到北朝鲜，中间虽经几次精简，但直到此次通化、安东收复前，仍有五千多人，就是现在仍有二千多人。在一个异民族的国度里，长久地将这样多的伤兵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而他们虽是忍受着外交上的困难和本国人民的反感，却自始至终给我们照顾和帮助。雅鲁一度提出将轻伤送回，重伤交医院，但后来了解到有实际困难，即作罢论。 　　(二)原料供给。第一批是我托金要的十二个车皮，第二批是亚楼来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这些都是金亲自组织、无代价的帮助我装运的。这次又是六百到八百个车皮。金并主动替我要东西，例如这次“礼品”便是他告我，要我向辰兄⑨去要的。今年春，山东黄永年经私人关系买到一百二十吨水泥，亦是经他们帮助运回山东。此次山东等地购之三百吨水泥、一百二十万米铜丝、三百万个铁钉及锡铅一百吨、硝酸二百吨、胶皮鞋十五万双，交换比例一般说来仍是便宜的，例如水泥一吨用十三吨大豆交换。此次金还亲自召集技师为我研究生产土豆。 　　(三)人员过境。辽东地区来往干部不算在内，去年八月过境三千人，今年由大连去临江新兵三千人，春初由新义州沿江去辑安二千人，今年由大连去北满干部二千余人，总计起来，这九个月来在北朝鲜过往者不下二万人。 　　(四)物资保存。安东、通化退出后，几乎全部物资保存在朝鲜境内，重量有二万多吨。为了避免暴露，沿江边清水区劳动党员曾被动员出来替我们背运离开江边。现在，这些物资几乎完整地运了回来。 　　(五)物资转移。去年九月与人民委员会签订了联运协定，规定过境关税五十元折粮，实际不足百分之一的税率。运价依运费配给折粮，故较贵，但与关税平均计算仍是便宜的。依这个协定运输的，在去年有七千五百吨。尚有万余吨未依这个协定，有的用人民委员会名义要了车皮，未出运费的，有的只交了现款(每吨每公里二毛的运费)即运出。中间虽有一度停运，给了我们不少困难，但即使在停运中，我们的物资采用各种形式仍是在运转。平时，他们为了我们的紧急运输，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运。 　　为了帮助我们上述工作，平安北道劳动党的副委员长花了全部时间。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保安局长平均起来要占四分之一的时间，做我们的工作。金日成给林总的信亦说过，双方关系并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我们请他做的事，他总是尽力帮助的。 　　虽然形式上是需要隐蔽的，但在实际上，北朝鲜对南满来说是起了大后方的作用。而对于各根据地来说是起了桥梁作用。假使没有这些帮助，南满的情况将是很困难的。 　　自然，我们也给了北朝鲜一些帮助。第一，粮食帮助。经刘亚楼同志送了一万吨粮，因租车争执由东北局送了二千吨，连同物资交换等等合计当在三万吨左右。其他如北朝鲜工业缺少之器材等，亦给了不少帮助。这次又送了他们两个新火车头。 　　第二，帮助做华侨工作。派了一些干部做华侨工作，在新义州、平壤、镇南浦三个华侨集中地，分配了土地，组织了工农，使群众中由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变为我们的优势。还帮助恢复及维持了十六处华侨小学，帮助各道劳动党成立了侨务委员会，委员会秘书长大部由中国同志担任。 　　第三，我解放区的朝鲜干部被陆续派回国来，前后将及五百人，这些干部现在大部是北朝鲜各机关里的主要领导干部。 　　但是比较起来，仍应说他们帮助我们的大，我们麻烦他们的地方多。 　　朱理治在哈尔滨开会接受了许多新的任务，回到平壤后更加忙碌，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就要到了，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踊跃参军参战，需要大批新被袋，要从大连、山东等地搞到布匹棉花制做。 　　金斗荣回忆说：“朱理治在朝鲜办事处时工作紧张，我跟着他晚间十二点前没睡过觉。但是他也有爱好，抽时间也打打乒乓球。他还喜欢游泳，我们曾开车到牡丹峰下的江湾去游泳，那里江水碧绿，沙滩也干净。他还和我一起学开车。” 　　朱理治不只自己学开车，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有机会都要学会开车，多掌握一个本事。他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都要学俄语，安排时间让会俄语的李翻译教大家；为了发音准确，还请苏联军医在来办事处时给大家纠正错误。朱理治、苏菲和大家一起学，早晨见面互致问候，迎送苏军来客，要求大家都用俄语表达。一时间，学俄语在办事处成了职工们重要的学习活动。 　　五、李富春带来胜利的欢乐 　　一九四八年夏，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各个战场都准备着展开战略大决战。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车轮已是不可阻挡了。 　　就在这时，东北局主管后勤与财经的领导李富春来到驻朝鲜办事处。这年一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合军正式改为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李富春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正在筹划东北战场战略决战的军事物资。仅一九四七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军的新兵增加了二十倍，部队的急速壮大对后勤保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转入战略决战要打大仗，打阵地攻坚战，要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这就需要大炮、炮弹这些重型武器军火。李富春到朝鲜，是为从一方面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而来，同时，他还肩负一个任务，即代表党中央，迎接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从香港出发借道朝鲜回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著名民主人士。 　　和李富春一起到来的蔡畅，是中共党内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四十八岁，魅力依旧，立刻成了办事处女同志中的核心。那时办事处女同志除了苏菲，还有在平壤从事侨联工作的丁雪松，有从东北解放区来的著名作家丁玲，有从香港来治病的龚澎，有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的陈云夫人于若木，多是高挑个头，漂漂亮亮，光彩照人。他们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唱歌跳舞，其乐融融。苏菲爱开玩笑，当着办事处里最高首长李富春的面，对蔡畅说： 　　“大姐，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愿意嫁给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这是我的福分啊!”李富春不仅不在意，还挺自豪。 　　“人家大姐爱才啊!” 　　“小人本事大，必有降人之物!”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拿李富春和蔡畅取乐，实际是对老领导、老大姐的亲近和拥戴。 　　蔡畅非常喜欢跳舞，她来之后，每周至少办两次舞会。每逢舞会，朱理治必让办事处的人给安排好乐队，然后和大家打打招呼，就躲到一边工作去了。这时苏菲、丁雪松、丁玲、龚澎等都成了场上的活跃人物。 　　丁玲是带着她十三岁的女儿来平壤的。女儿叫蒋祖慧，活泼可爱。丁玲带她到平壤来，是为了让她跟著名的朝鲜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舞蹈，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样，崔承喜有时也到办事处来，来了有时也跳舞，大家都争相一睹舞蹈大师的风采。蒋祖慧得到舞蹈大师的真传，一九五六年，又被国家派往苏联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芭蕾舞的编导，成了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后来参加创作出家喻户晓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龚澎是中共党内有名的才女。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即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刘文华曾留学德国学工程，中、德、英文都好，抗战前夕回国，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秘书，和龚澎常在工作上有接触。龚澎英文非常好，可以在打字机上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稿。刘文华有学识、有修养，忠贞于革命事业。才子爱才女，两情相悦，不久结婚。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于是革命热情澎湃的龚澎离开太行山，到了重庆。就在这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中，突患急性盲肠炎，延误了治疗，不幸病逝。龚澎为失去风华正茂的新婚丈夫而悲痛不已。几年后的一九四三年，她在重庆与又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乔冠华结婚，组织上为产生又一对革命伴侣而高兴，让他们住在曾家岩三楼原来叶剑英的居室。一九四六年内战全面爆发后，龚澎夫妇被派往香港，办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到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龚澎为了治病，也为陪同从香港起程前往东北的著名民主人士而到了平壤，在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又返回香港。 　　在侨联工作的丁雪松，一九一八年生于四川重庆，一九三六年加入重庆各界救国会，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了延安抗大，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先生的秘书。一九四一年与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郑律成结婚。郑律成一九一四年生于朝鲜南部全罗南道光州，一九三三年到中国，后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鲁艺，他创造的歌曲《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是响彻中国大地的主旋律。一九四五年九月，丁雪松和郑律成随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队的队伍从延安出发，经过东北，于十二月到达平壤，接受朝鲜劳动党分派的任务，党籍也转为朝鲜劳动党。他们受到金日成的重视，金还专门派丁雪松回哈尔滨找领导关系请求支援粮食。 　　丁雪松回忆说：“我回平壤后见到了朱理治同志和他的夫人苏菲同志，并在利民公司小住了几日。朱理治气宇轩昂，风度儒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干部，资历相当老。他一九二七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即加入了共产党，三十年代曾历任江苏省团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省委书记。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任银行行长。聊起来，朱理治对律成的音乐作品很熟悉并十分喜爱。他也很爱护知识分子，我们后来调到平壤，常常进出利民公司，有什么苦恼的事情也爱向他倾诉。他很关心我们，并能理解和同情律成的处境。我调到平壤后由于受朱理治同志领导，并参加了利民公司的部分工作，耳闻目睹朱理治领导的平壤办事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圆满完成了东北局交给的任务”⑩ 　　这些女同志中最年轻的要算是于若木。她一九一九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在北平女一中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月到陕北公学，那年底，被中组部选到陈云处做护理工作。因为经常一起聊天，有时还给陈云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日久产生感情。有一天，陈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一九三八年三月，于若木与陈云在延安结为革命伴侣，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三年调西北财经办事处任机要秘书。她一九四二年生下长女陈伟力，一九四五年生下长子陈元，这时也都跟着她住在平壤。 　　一天，朱理治陪李富春带大家去游金刚山。十多个人一会儿登山，一会儿玩水，有说有笑，十分惬意。这是难得的愉快轻松。在国内多年来不是危险的地下工作环境，就是紧张的战争生活。现在是在一个人民有了政权的国度，而中国人民也即将取得全国政权，大家能不高兴吗。他们顺着羊肠小路爬山爬了一天，爬到半山腰，看到一条山涧瀑布从高岩上飞泄而下，激起无数耀眼炫目的浪花，伴着山谷间的回响，大家都不由得大喊起来。 　　八月下旬，由香港出发的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苦、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等一行十人经过多日海上航行到达南浦，朱理治早已安排好两节专列在车站等候。他陪同李富春到南浦码头迎接沈钧儒等下船，再换小汽车直奔火车站上了专列，李富春告别朱理治，陪这些香港来客连夜坐火车去哈尔滨，朱理治派杨希富随行做服务工作，车上一切用品、食品早已备好，足够几天所用。这样，李富春结束了这次朝鲜之行。 　　六、对“准外交”工作的探索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办事处在执行任务期间，北朝鲜成立了临时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正式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诞生，中朝双方还不可能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办事处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广泛的属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这样的机构和使命，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而国内当时忙于打仗，也不可能制订一套系统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所以，办事处的活动是边工作，边总结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办事处执行任务，办理交涉，需要与朝鲜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广泛接触。由于是两党两国之间的事务，各自的处境又不同，难免遇到各种分歧与波折。但是，朱理治和曾在办事处工作的人都记得，凡是中国方面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的，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在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一般最终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的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与兄弟般的友好合作精神是始终如一的，这是办事处能够履行其使命的最基本条件。当时，苏联驻军和在朝鲜政府工作的苏联顾问也给了中国方面国际主义支援，帮助解决了不少紧急而又困难的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朱理治在领导办事处处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时，所奉行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朝鲜同志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办事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与朝鲜同志共事的五个行动准则。 　　(一)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防止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朱理治和办事处在处理与朝鲜关系时注意遵循的第一个原则。朝鲜人民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在苏军驻守和国际条约约束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处境比较复杂和困难。而中方是大党大国，又处于战争环境，解放战争初期进入北朝鲜的中方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与领导，思想水平参差不齐。曾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的苗头：一种是内外不分，把北朝鲜视同中国的解放区，不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不照顾人家的处境困难，在边界上进行撤退和转移行动时，不愿以合法的隐蔽方式进行工作。有的进入朝鲜境内，不尊重朝鲜地方干部，不注意遵守朝方的法令制度和必要的礼节等等。另一种倾向是把我方与北朝鲜的关系看作是单纯外交关系，甚至抹杀了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原则区别，不愿主动搞好团结，甚至轻率、急躁，动不动就要抗议，照会。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只是苗头，但有的已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朱理治一开始就着重抓了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严格要求，防微杜渐。这是办事处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建立和发展中朝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体谅朝鲜处境困难，遇事耐心协商，多做工作。朱理治经常告诚办事处同志，朝鲜从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除了有国际条约的约束，还由于他的党政干部来自几个方面，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不够协调统一，加上物质条件也十分困难。因此。在办理交涉中，难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议，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耐心协商，多做工作，促进彼此的了解，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体谅朝方的困难，轻率急躁，甚至闹决裂，只能把事情搞坏。有些紧急任务，下边谈判如一时达不成协议，朱理治便直接找朝鲜党政高层领导协商，既不使双方关系受到影响，又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三)团结互助，平等互利。朱理治认为，国际主义的革命援助同经济往来要平等互利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争取朝鲜的帮助，也要尽可能照顾对方的利益。只有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才能比较顺利地取得对方的帮助。在某些特殊场合，为了照顾全局的紧急任务的完成，在局部利益上更不必多所计较。例如，为了保持图们至罗津这个重要路线的运输畅通，东北局指示“一切要以保持图们至罗津通道为最高原则。为了使此路运输畅通，在运费、码头问题则不必过于争执。”朱理治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根据当时的情况，恰当地处理发生的问题。 　　(四)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和经济往来，尽可能以协定形式确定下来，以利信守。朱理治很重视这项工作。两年多时间，中方与北朝鲜政府共签订各种协议或合同二十余项，执行情况一般都比较好，很少发生争议。而在有些事情上，如使用朝方罗津码头，因事先未签协议，中途发生争议，导致从图们到罗津通道接连两次发生停运事故，造成了损失，也影响双方的关系。 　　(五)统一组织与领导，克服分散现象。健全组织领导，是实现外交使命的重要组织保证。办事处组建初期，东北和关内解放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的人员大量拥进北朝鲜，部门林立，各搞一套，都派人找金日成或朝鲜其他领导同志，使朝鲜方面穷于应付，无所适从。一位朝鲜领导人接见中方人员时说，我不管你是南满的还是北满的，山东的还是吉林的，我只知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这很能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组织上分散，认识上更难一致。例如，朝鲜党要求我方帮助做华侨工作，得到东北局的重视与支持。而当时来自南满的个别人却不赞成，说什么“中央的决定中没有华侨工作这一条”。由于我们内部意见不统一，影响到一部分来自南满的干部也不安心于华侨工作。“东北局很快纠正了这种分散现象，决定对北朝鲜的一切外交事务，由平壤办事处负责，对各个解放区派驻朝鲜的代表和机构，进行整顿，由平壤办事处统一领导，并委派朱理治为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统一负责领导对北朝鲜的外事工作。从此以后，对朝外事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也成为办事处工作的一项共同守则了。” 　　回国前，朱理治写了一份报告《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对两年来完成的任务、经验和今后的任务做了明确的分析。 　　办事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正式建立到一九四八年九月结束，历时共两年三个月。在完成了东北局所交付的任务后，朱理治奉命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带领部分人员回国。留驻朝鲜的人员，也奉命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成立，商业代表团随即撤销，大多数人员调回国内，少数人员(包括翻译)留在了大使馆工作。 　　①《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②《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页。 　　③采访杨希富记录(2005年10月19日)。 　　④朱劭天，时任东北财政委员会所属建华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 　　⑤陈云给王首道、叶季壮并朱劭天的信(1946年11月22日)。 　　⑥访问金斗荣记录(2005年7月18日)。 　　⑦《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第169页。 　　⑧访问金斗荣记录(2005年7月18日)。 　　⑨辰兄，指苏军。 　　⑩《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第169页。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