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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走向解放战场

吴殿尧 宋霖

一、奔赴东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延安城一片欢腾，朱理治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朱理治和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前往延安东门外飞机场，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送行。飞机场上，汇集上千的欢送人群，人们的心情很激动，交织着希望、祈祷和忧虑…… 　　当天下午，朱理治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朱德和刘少奇对首批出发去东北的干部作报告。总司令讲了当前形势，说：整个世界要和平，中国人民也要和平，国民党虽然不要和平，要消灭我们，但事实上行不通。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是要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如果他要打，那就消灭他一部分，再来谈和平。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不致被人家抢去。他强调：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打日本我们有办法，对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吗?不怕!有些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我们现在要派五万军队、万把干部插进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我们到东北去是做事，不是去做官”，是去争取三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我们大有希望。①刘少奇在会上讲：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②。 　　朱德、刘少奇在会上所讲的，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上，就讲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九月十四日，从冀热辽边区率部向东北挺进、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原为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分区司令员)，陪同苏军在东北的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 　　当天，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工作后，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第二天，彭真、陈云等，乘苏军代表的飞机飞赴东北。 　　九月十七日，刘少奇、朱德致电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力争东北，控制热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后，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电示各中央局：“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向北发展，关键就在争夺东北。中共中央部署抽调二万干部、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于是，从延安，从晋察冀，从冀热辽，从山东，一批批队伍出发，向东北进军。朱理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延安，奔赴东北的。 　　朱理治的队伍代号叫“太阳队”。出发时全队十九个人，其中旅以上级别的干部五人。当过旅长、打过大仗的余再利担任队长，成员除朱理治伉俪外，有著名的女革命家危拱之，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历史学家吕振羽。有四位是带夫人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搭伴和太阳队同行去太行山。 　　出发前，太阳队组织队伍时，需要找一个能搞行政、跑联络的人，朱理治想到了他在银行时朴实、能吃苦又聪明机灵的警卫——杨希富，便打电话让他到中央党校来征求他的意见。 　　杨希富是山西兴县人，家住黄河边上。抗战爆发那年，他才十二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在村武委会指挥下站岗放哨抓汉奸。十四岁时入伍到贺龙的一二〇师，在晋北五台山地区参加过两次战斗，不久被送到延安，从一九四一年开始，给朱理治当公务员，首长生活各方面全由他管。朱理治因为坐监狱时落下了胃病，吃不惯陕北的馍，杨希富就弄口锅给首长煮稀饭，那时延安生活很苦，吃饭时没有菜，就往稀饭里洒点盐。朱理治平时不太爱说话，给人的印象挺严肃，一般干部见了有点怕，对他布置的任务谁也不敢怠慢。但是他对公务员、警卫员却挺和善，从不训人。搞大生产运动时，上到毛主席、总司令，下到一般干部战士，每人都有生产粮食的任务，朱理治按规定每年要交四斗粮，他一天到晚忙工作，哪有开荒种地的工夫，到年底完不成，只好由杨希富和警卫温治才代交。朱理治在整风运动中挨整，被弄到光华农场一个小山沟里隔离了四个月，警卫都撤了，只留下杨希富在身边。杨希富亲眼看着首长炼狱般的生活极为痛心。 　　尚在边区银行的杨希富听说是首长找，马上跑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中央党校。 　　“小鬼，和我一起走吧，去东北，愿意不愿意?”朱理治问他。 　　“哪有不愿意呢，尽蹲山沟里了，哪能解放全中国!”杨希富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愿意的话，就回去收拾收拾，过几天一起出发。” 　　杨希富回到银行收拾行装。清理家底时一看还有一千多斤麦子，都是这几年交完公粮剩下的，于是送到粮食所，换回一百多大洋；投资给供销社的几十块大洋，一时取不出来，也顾不上要了；加上手头还攒了几十个，两百来块钢洋缝进一个白布口袋里，打上行李，就去中央党校报到了。 　　到了朱理治那里，苏菲也在，看看杨希富带的行装，发现一口袋钢洋，苏菲大吃一惊： 　　“小鬼呀，这么多钢洋，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钱!” 　　“我能有啥钱，靠发的那点还不够买袜子呢!” 　　杨希富挤了个鬼脸说。他的确知道他比首长有钱，因为朱理治那点津贴全由他掌握。 　　朱理治向他正式交代任务：我们是按中央部署去东北，去和蒋介石抢占东北。但是没有交通工具，靠步行。去的人很多，分成许多小队伍，一批一批地陆续出发。每个队伍都有代号，我们这个队叫“太阳队”。调你来，主要是给队里搞行政，跑联络。你要听队长调遣，队长是个老红军，每天给你分派任务。 　　队长给杨希富的任务是，每天打前站，比太阳队早走一天或半天，提前和沿路的政府或部队联络上，安排好队伍的食宿。 　　九月初，太阳队就从延安出发了。在陕北解放区地带，行军顺利。从碛口渡过黄河，向北一点就是兴县，杨希富兴奋地说：“到我老家了!” 　　“小鬼，想家了吧，要不要回家看看啊?”朱理治关心地问。 　　“可不敢丢下首长去探家。”杨希富说。 　　“小鬼是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呀，等胜利了多给你放探亲假吧。” 　　苏菲接过话来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 　　再向东北，翻越了巍巍吕梁山，涉过了滔滔汾河水，越来越接近同蒲路，也越来越艰险了。打前站的杨希富走到离同蒲路二十里的地方，听当地人讲，铁路线上有日伪军的据点，投降了还不缴枪，伪军还出来活动拦路，杨希富便返回神池县汇报。 　　危拱之一听说有敌情，来了精神，说：咱们有十几支枪，不要怕，我来指挥! 　　队长说：怕是不怕，你们都是高干，得保证你们安全，不能让你老太太亲自上阵。 　　最后，还是请神池县的武工队派了一个班，晚上出发，保护太阳队乘黑夜过了同蒲路，到了代县。这时，刘伯承派来一二九师的部队把夫人汪荣华接走了，太阳队继续向东北前进。 　　天气越来越凉了，离老区(根据地)也越来越远了，常常找不到住宿的房子，不够住时，就在老乡家的马棚里睡。这时，危拱之不愿意和四对夫妻住在一起，总要挤到小鬼们的马棚里。她心肠好，但有时好发无名火，也挺吓人的。这是她一生坎坷、精神受了刺激的缘故，每当这时，朱理治和苏菲都要安慰她，想法把她哄好。 　　十月底，走到了承德。延安来电通知危拱之留下来担任热河省委副书记(后退出承德为赤峰市委副书记)，当时承德有个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大仓库，里面有许多被装物资，危拱之以当地首长的身份发话：太阳队还要去东北，他们要什么给什么! 　　在承德住了二十多天，朱理治和太阳队的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危大姐，继续向东北开进。从承德出发坐的是火车，这时已集合了从延安过来的队伍三百多人，朱理治是带队人之一。 　　火车走了一天多，到阜新苏军就不让往前开了。离沈阳还有三百多里路，马匹都留在了承德，行军有困难。这时朱理治得知黄克诚已率新四军三师从山东开到东北，三师师部就在阜新，他就去了师部找黄克诚，意外地知道了林彪率总部也来到阜新，他们就一起去看望林彪。 　　林彪于十月下旬到达沈阳，与先期到达的东北局书记彭真会合。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力量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因驻东北苏军不同意用八路军或新四军名义)，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总司令，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在朱理治随太阳队奔赴东北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局势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东北的形势也随之变化，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也在变化着。从林彪、黄克诚的谈话中，朱理治知道了不少情况。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立即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决定加强东北局力量，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陈正人、朱瑞、凯丰、陈光、郭述申、刘英等赴东北，他们于十月二十二日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飞抵河北省邯郸，走了一个多星期到达太行地区。十一月二日中央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委，陈云于十一月十六日从沈阳飞抵哈尔滨，宣布北满分局成立。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十一月十三日抵承德，乘火车到朝阳，乘汽车到锦州，又乘火车于二十日到达沈阳，当晚即参加东北局会议。此前一天，东北局接到驻东北苏军通知，按照《中苏同盟条约》，苏军将把中长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大城市。二十日，东北局又接中共中央电示：苏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争取广大城市及中小城市。 　　二十三日，高岗、张闻天等二三十人组成的北满干部团，乘苏联红军运煤车的一节闷罐子车厢，于二十六日到达哈尔滨。 　　这时北满局势也很危急。按照苏军要求，北满分局、松江省委、松江军区机关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被迫撤往哈尔滨东面的宾县。高岗、张闻天到达后，陈云于当天就主持北满分局开会，会议开了三天，形成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关于党在东北战略方针的建议。《意见》首先根据几个月来的情况，分析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除以后三大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意见》还强调“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这份《意见》提出了党在东北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与中央十一月二十日致东北局电的精神是一致的，中央在三十日接到报告后，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对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作出调整，即由最初“集中主力，守住东北的大门”，改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在阜新，黄克诚帮助解决了马匹的问题，朱理治一行接着继续向沈阳前进。又走了七八天才到达目的地沈阳。可是沈阳被苏军占领着，不允许共产党的部队进城。 　　从沈阳外围走了一圈进不了城，按上级通知继续北上，经过铁岭、开原，到了四平附近的八面城，这里集合了一些先到的队伍。这时，朱理治又得到了新的精神，即中共中央为贯彻“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定成立中共西满分局，建立西满根据地。 　　十二月六日，东北局征得中央同意后，决定中共西满分局由李富春、吕正操、陶铸、孔原、倪志亮、郭述申、张平化、邓华、曹里怀、郭锋组成，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为常委，李富春任书记、吕正操为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以邓华、陶铸任辽宁军区司令与政委，以倪志亮、郭述申为辽北军区司令与政委，以曹里怀任洮东军区(以扶余为中心)司令，郭锋任副政委，并组织蒙古工作委员会专做蒙古工作。国民党军占领北宁路后，中共中央更感到建立西满根据地的重要，十二月二十日，致电林彪等，决定加强西满分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以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织西满分局常委，其他委员不变，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地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之内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电报指出：“西满分局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地合编西满一切部队，保卫热河，有计划地肃清土匪，统一地筹备给养经费，划定军区分局，建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分局对于这些任务，应立即定出具体计划，召集干部会，分配部队与干部去进行，不得延误。”③ 　　西满当时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包括海拉尔、齐齐哈尔、肇东、扶余、洮南、通辽以至辽西的广大平原及丘陵地区，中间有四平至齐齐哈尔、海拉尔的铁路线和与铁路交错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等。它是关内通向东北的重要战略通道，输送干部、来往部队、运输物资都要经过这里。 　　朱理治在八面城得到通知，要他去郑家屯接受任务。当时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都在郑家屯。 　　到了郑家屯，朱理治见到了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也见到了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吕正操。李富春、吕正操分配给朱理治的任务是担任洮南地委书记兼洮南军分区政委。太阳队的其他成员都分别接受了任务，太阳队也就解散了。 　　洮南地委和洮南军分区隶属于刚刚由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改建的吉江省委(省委书记郭述申，副书记邵式平、顾卓新)和吉江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辖洮南、开通、瞻榆三县。李英武任洮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继先任洮南军分区副政委。 　　李富春提出：西满工作布置，以控制从阜新、通辽、双辽、洮南到索伦的铁道，及从长春经洮安到王爷庙的铁道为中心，面向长春铁道、沈阳等中心地市。掌握铁道西边的城市及广大农村，各省有重点地建立西满根据地，确立在西满、热东野战军的后方。西满领导中心拟设双辽(即郑家屯)。④朱理治到东北后，就按照这一部署，投入了创建西满根据地的工作。 　　二、开辟洮南 　　在郑家屯过了一九四六年元旦，没多久，朱理治率一支小队伍开始向洮南进发。同行的还有到洮南担任县长的易吉光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儿，一共八九个人，三四匹马。 　　当时东北的腊月天，气温总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铺天盖地都是雪，一片银白。不时刮起暴风雪，怒号着掠过大地，仿佛要把雪原上的一切摧毁、削平。看不到人烟，也找不到路。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跋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有时走着走着，就掉进雪坑里。这样，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也只有在这么远的距离，才有可能发现个村落，找到个栖身的地方。 　　从郑家屯向洮南走的路上，党支部决定吸收杨希富入党。这时杨希富参加部队一九五六年了，原来年纪小，进步要求不迫切，现在二十岁了。觉得自己再不入党就不光彩了。朱理治对他讲，入党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什么是革命理想呢，抗战的时候，是把鬼子打出中国去；在现在，是求得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在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党支部会议讨论杨希富入党申请时，都认为他经过了多年革命队伍生活锻炼，思想意识端正，工作积极，进步要求迫切，同意他入党。朱理治和苏菲也为杨希富高兴，一天，在朱理治住的老乡屋里，二人为杨希富举行了入党宣誓，苏菲跟老乡借了块红布，用纸剪了镰刀斧头，缝了一面党旗。多年后，杨希富回忆起那个庄严的时刻还激动不已。 　　有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还没遇上一个村落。走到黄昏时分，发现一个土坯围墙的大院套，孤零零地立在雪野。大家也顾不上考虑这是什么人家，敲开门请求借宿。倒也好说话，客气地让了进去，从前后三排房子里让出了两间。 　　大院主人是一个老头，三个女人。还有个伙计是马夫。杨希富把他们的几匹马牵过去请马夫帮助喂一下，顺便探问这是什么人家。 　　马夫小声告诉他：“他们家里有胡子。” 　　当地人把土匪都叫胡子。再仔细一问，知道了这大院是个家族式的土匪窝，哥儿几个带上亲戚、朋友有二十来人，十多条枪，专事抢劫，白天出去抢，有时半夜里回来，有时天亮才回来。后面一排房子是仓库，里面全是抢来的东西。这是快过大年了，出去搞年货，今晚一定回来。 　　杨希富赶紧把打听到的情况报告给朱理治。朱理治嘱咐大家，要不动声色，盯住院子里的人，不能让他们出去通风报信。 　　大家吃过了主人拿来的稀饭后，各回房里休息。朱理治把易县长、杨希富几个人找过来商量对策。朱理治说：我们住进了土匪窝，现在走也走不了，要想个对付的办法。警卫员温治才和杨希富都打过仗，商量的结果是先埋伏好，等土匪回来时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家共有八九颗手榴弹，分给杨希富等四个人，埋伏在大门两侧，温治才率其他人持枪于暗处射击，朱理治和苏菲也持枪负责看住里面的人，不让他们出来。这就商量定了，分头行动。 　　到了夜里一点多种，雪野里传来了马铃声。杨希富等四个人正冻得发僵，听见马车声由远及近，个个精神倍增，就在伙计打开大门、三驾马车鱼贯而入的时候，四颗手榴弹一齐炸响，加上密集的枪声，进院的土匪有几个应声而倒，有几个抱头鼠窜。 　　后来抓住一个土匪审问，知道刚才回来的是一拨人，还有一拨没回来。 　　朱理治指挥大家立刻坐上土匪赶回来的三辆马车，连夜上路，直奔洮南。又风风火火走了两三天，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次途中险遇土匪，打个伏击，还获得了战利品。车上有土匪抢来的布匹、被褥、衣服、几袋子白面、十几条冻的白条猪，还有土匪抢来的两位良家妇女。到洮南后，把两位妇女解放了并安排了返家办法，给三个车老板送了点布和衣服做报酬。白面和猪肉正好用来过春节。这天正好是一九四六年的春节。 　　洮南，因位于洮儿河南岸而得名。素有“千年古城、百年府县”之称。清朝末年建洮南府，辖靖安、开通、礼泉、镇东、安广五县。一九一三年撤府称洮南县，隶属奉天省，但仍是这一带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区几万人口，出现一些工厂企业，商业街也很繁华热闹。一九四五年光复后，曾隶属嫩江、辽北、黑龙江省，一九五四年六月划归吉林省。朱理治进城的时候，洮南刚刚遭到一次土匪的洗劫，家家禁门闭户，街上一派萧条。 　　开辟洮南，当时最缺的是干部。在洮南县成立四个区，连区长都派不出，易县长把自己的儿子派去当了三区区长。朱理治把他多年的警卫员温治才派到军分区，七旅派个排长来接替警卫工作。从朱理治二月二十日致李富春、黄克诚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初到洮南时发动群众，清匪、组织部队等一系列工作情况，摘录如下： 　　到洮南二十天了，现在地委只我一人，余均在下面工作。洮南干部少，情况又复杂，所有干部及我自己均缺经验。我大部时间忙于应付洮南城的工作。 　　当我随八旅旅部进入到洮南城时的情况是：土匪虽已退出洮南，但其主力并无损伤，大部仍是散处四乡。城内潜在的土匪据云有四五百之多，老百姓一夕数惊，不是说胡匪即要攻城，即是说我军又要他移。因为胡匪两次攻城，人民饱尝苦痛。这时城内的基本群众不敢出来，深恐出头露面之后，敌人再来，又受报复。城内资产阶级过去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说我们来了之后，即要共产，所以在胡匪两次攻城之中，资产阶级多采取赞助同情的态度；但及至土匪进城之后，又遭受了城外封建地主所领导之土匪的摧残，转而觉得我们军队无论如何，总要比胡匪好。尤其是八旅的模范纪律，更给全体人民以良好印象，所以愿帮助我们来摧毁胡匪力量；但又怕我们来“共产”和清算敌伪资产，因大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均吞没、隐藏有大批敌伪物资。城外胡匪首领，因受国民党挑唆，进攻县城；退出之后，深恐我军报复，故负隅顽抗，企图永与我军为敌。 　　在这样的时候，如以清算敌伪物资为发动群众的中心，似乎是不甚妥当的，因为这样并不能动员基本群众。有个别同志到下面做了这种动员，群众则淡淡地回答：现在性命均不能保，还谈得上清算敌伪资财。同时，如这样做，则城内的资产阶级将和城外的封建势力更加团结起来，虽不一定能再演第三次的攻城，但至少会使我孤立，使我们动员基本群众更加遭到阻碍。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了以下的政策：暂以清匪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在清匪中建立各阶级反匪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建立人民群众的团体及自卫队，强调没有人民的发动，即没有有效的清匪；在这个运动中，准备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清匪中，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发了一个号召自新的布告。因为，对胡匪单是靠打，是打不完的。 　　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得到的收获： 　　第一，组织了三千人的自卫队，每个中队长均经各个小队长选举，并提出不许曾当过警察、胡匪的充当队长…… 　　第二，基本群众开始有了组织有了斗争。我们强调，要根本消灭匪患，必须将全体民众组织起来，故即着手组织妇女，特别是工人。群众一组织即有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情绪极为高涨…… 　　第三，开始组织了部队。分区司令部原是个“空军”司令部。去年10月左右，朱继先同志来了，组织了好几千武装。[后发生]洮南白城子事变，结果只落得200多人，与夏尚志部队合编为一个团。我来之后，因北面需要发展，故将白城子及所有武装开到北面分区，要他们以白城子为基地向北发展…… 　　清匪阶段原定半月，事实上到了上月二十日左右即可基本上告一个段落，正式的开展清算斗争。清匪阶段中未完成的任务，在清算运动中去完成，我们组织了清算动员会，发布了布告。 　　关于防疫情形。去年红胡子攻城时，由王爷庙一带，带来了“百斯笃”。我们进城时，有四五处发生“百斯笃”。当时由公安局担负隔离工作，防疫委员会要求我们武装担负隔离。惟公安队没有一支枪，同时队员质量又很坏，当时分区无兵，八旅行动频繁，也抽不出枪来。因故拖延，“百斯笃”即蔓延了十多处，死亡人数已达一百四十人。当时感到对这样的问题如不立即用全力来防疫，则再过几天，全城均可蔓延到。土匪虽不能赶我出城，“百斯笃”将驱逐我出城。到了那时，全城将有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死亡，整个西满将传染到，这将不只是洮南一县的问题，而关系到整个西满根据地存亡的问题。所以，最后下了决心，由部队来担负隔离。由自卫队来配合，全城实行防疫戒严，所有道路除有防疫会肩章者外，一概不许通行。开始还是时松时紧，结果效力不大。这十天来，一天紧似一天，才生了效力。在七天前，每天均要死十人左右。这三四天，一天只死一二人，区域没有发展。相信再这样搞十几天，就可告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城外仍有“百斯笃”，如城内结束，城外不结束，城里仍会传染的，因人和猪狗均可隔绝，老鼠则不能隔绝。城内戒严之后，老百姓的柴火及贫民的生活均感困难，特别是老百姓对“百斯笃”的知识少，有病不报，死了自埋，增加了传染的危险性。这些问题都是极端复杂的组织工作，现在县委区委均分散在下面进行布置。 　　信中说到的疫病“百斯笃”，就是鼠疫，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死亡率极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二十世纪中叶，东北曾发生一场大鼠疫，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传染之势“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之中。那次流行鼠疫的范围为北中国五省区，仅鼠疫流行中心东北三省被疫地就有六十九处，死亡人数万之多。朱理治信中所说“关系到整个西满根据地存亡”，绝非危言，因此他带领包括军分区在内的全体干部、指战员，采取坚决措施扑灭疫情。 　　三月初，朱理治在洮南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当前工作的总任务及总方针。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创立洮南根据地。创立根据地是全东北党的任务，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就不能取得可能到来的战争胜利，也就无法争取和平。没有根据地一切均将无从谈起。为着要创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需要有三年的时间，但日前时局紧迫，要求我们要在今年的上半年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可能站不住脚。现在已到三月了，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完成光荣的使命。又指出：洮南是西满的最大城市，是西满的主要后方，所以担负的责任就要比其他任何县都大。当前必须抓紧要做的几项任务：一是肃清土匪及敌伪残余；二是创立民兵及地方兵团；三是政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四是组织生产及建设后方；五是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对蒙古族；六是坚决消灭疫病“百斯笃”；七是组织群众及建立党。他一项一项说明各项工作的意义、要求和办法，最后强调说：把以上这七项工作做好，才能使根据地初具规模。但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靠发动群众来做。没有群众工作的发动，任何一项都做不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切工作、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大胆放手地发动工、农、城市贫民，打倒敌伪残余及土匪，为创立洮南根据地而斗争，这便是我们的路线。” 　　朱理治在工作中强调，一切工作应从本地环境出发，加以分析。洮南有它的特点，在一县之中亦分为三种不同地区，各有其特点。因此，在这三个地区开展清匪、防疫、清算三项工作，工作中心和顺序应有所不同。在洮南，第一步是清匪，第二步是防疫，整个清算要在防疫结束之后才能开展。在洮北十二个村，清算是个中心，防匪只是在开始时的口号。在洮南南部四个村，应以清匪为重点。 　　朱理治夜以继日地工作，带领洮南地区的党政军干部和指战员，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和城市贫民，把清匪、防疫、清算工作全面展开，很快打开了创建洮南民主根据地的局面。 　　三、哈尔滨的春天 　　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朱理治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到黑龙江省北安的中共北满分局报到。就在朱理治交待洮南的工作、奔赴北安的几天内，形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月二十日，驻哈尔滨的苏军开始陆续撤离回国，北满军区组成以高岗为司令的前线野战司令部，调动部队摆开阵势，准备攻打哈尔滨。当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哈尔滨没有多少武装力量，闻风逃离，当二十八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开出哈尔滨时，北满军区前线部队在哈尔滨市七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下，开进城市，傍晚，陈云率中共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迁入市区。 　　这期间，朱理治从洮南到白城坐火车，正赶上这里的苏军也在撤离，控制着铁路线，火车不能正常行驶，走走停停，在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滞留了三天，等到民主联军占领了齐齐哈尔，才进城坐上去北安的客车。客车停在站台上，因为没有多少乘客，又没有固定开车时间，等了好长时间不肯开车。急得没办法，杨希富出面去找站长，说去北安执行紧急任务，这才勉强开了车。车走得很慢，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北安。这时已是夜晚，到处找北满分局，当地人哪知道这个对外保密的机关，找了一夜没找到，天亮后找到个部队，一打听才知道北满分局已迁往哈尔滨。 　　五月初，朱理治到哈尔滨，在南岗大直街一百二十七号大楼，找到北满分局。陈云见到朱理治很高兴，说你来了正好，就等你来当秘书长了。 　　这样，朱理治就担任了北满分局秘书长。其中一项任务是管理大院和大楼里的行政事务。这里就成了北满分局、北满军区、松江省委、省军区和不久后迁到哈尔滨的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人民政府联合办公的地方。这么多单位在一起，又都是刚刚聚到一起，而且级别不同、工作性质任务不同，先来后到等等复杂情况，光是分配、调整办公室，分派汽车迎来送往、搬运物资设备，就让朱理治伤透了脑筋。他下面设了办公室、副官处、管理处、交通处等几个部门，但每个部门也只有一两个或两三个人，还找不到合适的干部，实在没办法，他把跟了自己多年的杨希富调到副官处去，自己又另配了警卫员。 　　五月十四日，朱理治列席陈云主持的中共北满分局会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了北满各省工委书记联席会议的议题、会期和开会的方法。 　　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朱理治参加北满分局召开的北满地区各省党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剿匪、群众、财经、后勤诸方面工作和土地政策。陈云在会上指出：北满已成为东北我军的总后方，现在的任务是“一切为了前线”。要在大城市中争取中间人士，使群众明白，目前的战争不只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事，而是光明与黑暗之争，关系到东北人民的切身利益。 　　北满地区地处东北北部，包括当时的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牡丹江(时称绥宁)五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面积四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万。这里背靠苏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决胜东北的必夺之地。然而，这个地区土匪肆虐由来已久。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独占东北，在兵力不及的情况下，在北满进行大规模的特务和党务活动，广泛实施收编、加委、武装土匪的政策，更使得土匪蜂起。北满地区的形势依然严峻，党和军队的任务极其繁重。然而，这是一般老百姓感受不到的。 　　解放了的哈尔滨，春意盎然，到处是欢乐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苏菲回到阔别多年的家，更是格外高兴，遇上延安来的人就讲：现在到我老家了，我请客!于是，一连好几个星期天，她都在父亲家里设宴招待延安过来的老战友、老朋友，还张罗给老干部们介绍对象。她的小妹曹宏恩正在读大学，芳龄美貌，一眼就被辽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张化东看上了，张化东也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逃亡到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又到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并加入中共，后在晋绥根据地抗战八年。现到哈尔滨是代表东北军区赴苏联谈判贸易问题，不久就任东北贸易总局副局长。小妹自然也乐意嫁给这样一个又有文化又有革命经历的高级干部，俩人很顺利地结为伉俪，相伴终生。 　　到哈尔滨后，苏非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她从延安出发时就有了身孕，向东北奔波的几千里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冰天雪地的严冬，鼠疫肆虐的瘟疫，她都熬过来了，历尽坎坷艰辛，总算保住了这个胎儿。她不知有多么高兴，因为一九四〇年初在鄂豫边区时，曾在行军路上丢下过一个刚生出的孩子，一想起来就很难受。这痛苦的记忆更让她们倍加珍爱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的小生命。这回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养活好。 　　苏菲临近产期，准备好了在家里坐月子。就在这时，传来国民党军已向北逼近松花江的消息，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命令做好撤离哈尔滨的准备，所有重要干部家属都要转移到佳木斯。 　　五月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的防线被国民党军突破。二十一日，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次日，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吉林，主力撤至松花江以北。二十五日，东北局开会研究军事形势，决定做好敌人打到松花江以北、撤出哈尔滨的准备。次日，经中央同意，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 　　朱理治按照东北局会议精神，做机关撤出哈尔滨的各项准备，其中一项任务，是先把东北局、联军总部以及省委机关的干部家属转移到佳木斯去。在做好动员、布置、组织之后，安排由杨希富负责护送这些家属去佳木斯。到佳木斯时已是傍晚，要过的松花江铁路大桥刚被国民党飞机炸毁，于是又下火车改坐船过了江才进城。 　　苏菲临近产期，马上就住进了一家私人小产院，六月一日，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因为生于佳木斯，大名就叫朱佳木。朱理治在哈尔滨忙得脱不开身，也顾不上到佳木斯看看生产的妻子、新生的儿子。苏菲的哥哥、姐姐从哈尔滨带了些鸡蛋代表家人来探望，也给了苏菲些许慰藉。 　　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哈尔滨的局势有了缓解。不久，关内内战全面爆发，受此影响，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新进攻仍需准备，停战实际上延续了四个月。 　　六月十六日，东北局经中共中央批准以林彪、彭真、罗荣恒、高岗、陈云五人组成常委会，以林彪为书记兼民主联军总司令和政委，其他四人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七月七日，东北局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又称“七七决议”)，决定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东北局领导决定利用短暂的停战期抓紧做好再战、大打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准备是军火物资的生产和筹集。当时大连还在苏军的控制之下，东北局决定派萧劲光和朱理治乘停战之机南下大连，筹集物资和军火，同时通过地下党了解和布置军工生产，从海路打通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七月底，朱理治和萧劲光离哈尔滨赴大连。 　　①《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204页。 　　②《刘少奇传》，第520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西满工作的指示》(1945年12月20日)。 　　④《李富春传》，第311页。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