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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东北胜利前后

吴殿尧 宋霖

一、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朱理治于十月初带领部分人员回国，并奉命在哈尔滨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后勤部部长由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委李富春兼任，朱理治任副部长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东北大地正进行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军的四个兵团，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东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指示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以几十万大军南下北宁路，直指锦州，封闭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辽沈战役前，李富春主持召开两次后勤工作会议，布置武器弹药、粮草被服的供应，分配运输任务和医疗救护任务。他要求，对确定了的战斗地域，要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把必需的物资提前送到前线；对机动性大的战区，要做到仗打到哪里，物资就供应到哪里，决不能因后勤供应上的问题而打败仗。为了执行辽沈战役的重大支前任务，经李富春提议，把东北后勤工作分为后方勤务和野战后勤两部分，朱理治任副部长的后方勤务部，担任前后方所需各项物资的筹划分配、运送及后方军工的生产工作。野战后勤随野战军行动，做好战备运输、物资分配调整供应工作。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投入十三个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五十三个师，约七十余万人。军区后勤部通过各军分区、各市县委和政府组织生产，筹集物资，日夜忙于筹措百万大军所需的弹药粮草，并组织了上百万支前民工，运送物资，抬担架，修工事。战争打到哪里，后勤队伍就跟随到哪里，形成大规模的后勤保障体系，有力地支持了野战军作战，保证了锦州战役及黑山阻击战的胜利。 　　朱理治回到哈尔滨后，立刻投入工作，白天晚上都住在后勤部，日夜忙个不停。前方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传来胜利的捷报。但是十月一日却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在前方牺牲了。那天，朱瑞在锦州北面的大陵河畔指挥义县攻坚战，炮兵第一次使用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新型手榴弹炮。他急于了解这种火炮在开拓突破口上的威力、性能及效果，没等战斗结束，就从指挥所出来，奔向突破口。这时敌人还在开炮射击，他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不幸触雷牺牲。他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军事将领。朱理治不由想起近年朱瑞两次到朝鲜住在办事处的情景，想起抗战初期他和朱瑞在开封的第一次见面，哀痛不已。朱瑞喜欢摄影，朱理治一家人在朝鲜的许多照片，都是他照的。十月六日，朱瑞的灵柩运抵哈尔滨，朱理治和东北局、军区的领导人都去车站月台迎灵，到安放灵柩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向遗体告别，参加追悼。 　　辽沈战役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整个战役，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共筹运粮草八千万斤，油料八千桶(每桶一百四十一公斤)。供应各种子弹一千万发，手榴弹十五万枚，各种炮弹二十万发，炸药五万斤。还保证了棉衣、棉被及副食品的供应。共动员民工一百六十万人，抢修铁路四千三百七十公里，抢架桥梁二百八十余座，出动担架一万三千八百副，马车六千七百五十辆，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朱理治在辽沈战役的日日夜夜，像上战场一样紧张，时刻了解前方的需要，掌握各方面后勤供给情况，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完成军区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成了李富春的得力助手。 　　二、随陈云接管沈阳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辽沈战役胜利在望，东北局决定派陈云为全权代表，接管沈阳，成立了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朱理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 　　十月二十九日，朱理治随陈云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南下。在火车上，陈云给参加军管工作的干部开会。他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的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以为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支援全国，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军管会成员住地要力求集中；要保证电话线路畅通；要保护好粮库，通过提高粮价促使外地粮食进城；城内晚上实行宵禁，白天不必戒严等。 　　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时，沈阳城内进行抵抗的国民党军最后一个团缴械投降，沈阳宣告解放。三时半，陈云率军管会负责干部分乘三辆吉普车进入市区。朱理治开始了进城后的忙碌。 　　这一天，营口也被解放，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四天后，同样气势宏伟的平津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包括民工)乘胜入关，直压敌境，后勤保障工作刻不容缓。军区后勤部的几部电话响个不断，朱理治在下面人手不多、各方面机构都很不健全、很不协调的情况下，忙着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既要抓支援南下部队的供给，又要负责接收沈阳和其他新解放的城市的军工厂，并组织恢复生产，供应前线。他不顾困难和疲劳，常常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仍能保持头脑清醒，一个个地解决问题，事事办得有条不紊。一次，上级批了八百万元炮兵装备款，他亲自审查预算，只用了二百万元就解决了问题。有时还要亲临现场，处理一些紧急情况。当时也在军管会工作的余建亭回忆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沈阳解放，陈云同志受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委托率四千名干部从哈尔滨南下，负责接管沈阳及周围几个城市。陈云同志兼任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主任，陶铸同志任副主任，理治同志任军管会成员兼后勤处处长，李锐同志和我任军管会秘书。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解放前是东北蒋军的指挥中心和军事补给基地，军事仓库很多，里面贮存有大量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等物资，另有大量弹药在火车站和仓库附近未卸火车。解放后头几天，敌机频繁来沈阳轰炸，如果弹药仓库或装载军火的火车被炸，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将半座城市炸毁。因此，理治同志同军管会成员、铁道处处长刘居英同志等，连夜组织干部和职工在敌机轰炸及各种困难条件下，紧急疏散军火及军用物资。他们昼夜奋战，任劳任怨，将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等分批装车运到沈阳市外围，不但保证了沈阳的安全，而且使数额庞大的弹药和军用物资完好无损。当陈云同志获悉这些炮弹、炸药等物资得到紧急处理，迅速疏散完毕时，十分高兴和快慰。这些军火物资后来在平津战役及其他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云致电东北局并转中央，简报接管沈阳近一个月的情况和经验。其中说，要处理好俘虏的收容、吃饭、住房及弹药疏散问题；军官会要在房子、汽车、工厂等问题上坚持原则，秉公办理，这些都是朱理治在接管沈阳过程中，在陈云指导下参与的工作。而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组织接收沈阳的兵工厂，并尽快组织恢复生产，支援关内正在进行的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第二天，陈云乘火车前住北平，同已进北平的林彪、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等共同商议对东北野战军的后勤供应问题、运输问题。随后朱理治赶往西柏坡，他随陈云参加沈阳接管工作也告结束。 　　三、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 　　在中央“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针下，李富春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探索开拓，积累经验，使东北成为关内各地恢复发展经济观摩学习的对象。 　　沈阳解放后，群众最关心的就是物价和金圆券的处理办法。国民党退出沈阳前，发行金圆券二亿五千万元，尚有一万五千亿元九省流通券在社会上。在陈云领导下，以哈尔滨带来的东北币收兑金圆券和九省流通券取得成功，大得民心。进一步的问题是进城后如何使不断上涨的波动的物价相对稳定，怎样恢复经济，特别是生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朱理治从军区后勤部调任东北银行总经理。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朱理治参加了东北局关于南满问题的高级干部会议。五月，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六月，他在东北银行干部会议上就东北银行业务方针问题作报告。指出：东北已经由战争走到和平经济建设，票子由落价变为涨价，东北币的威信和价值比过去也提高了。因此，根据目前情况的变化来检讨我们的工作，重新决定我们的方针，是很有必要的。银行的方针应是推动生产与巩固金融，特别是用金融的力量来推动生产；用生产的发展，将金融巩固起来，为发展经济服务。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东北局的决定，银行将在以下几方面推动生产。 　　第一，大力支持公营经济。公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成分，东北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看国营经济发展的如何，特别是看鞍山、抚顺的重工业发展如何。因为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国营企业搞不好，其他的工业就不容易发展，就不能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过渡。第二，帮助省营企业。省营企业也要搞，银行要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根据当地的情况，帮助他们临时周转。第三，对合作社经济也要给予很大的帮助。第四，有选择地扶持私人资本主义。我们要很好地了解他们，有计划地引导他们，推动他们生产。将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结合国营经济的发展，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第五，要注意扶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拿原料给私人加工，国家的工厂租给私人经营，国家的资金与私人的资金结合起来经营各种生产事业，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六，继续扩大对小商品经济的帮助。我们对农业生产放款仅占整个存款的百分之三，还需要积极扩大资金，或与政府的农贷资金结合起来，或搞几年合作社。总之，要使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副业，如养鸡、养猪、畜牧及柞蚕、植棉、渔业等特产，要大力发展。去年鸡蛋生产六十万吨，这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他还就如何稳定物价、巩固金融讲了几点意见。并提出要银行金融工作干部加强学习。“提倡学习，是为了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有些问题靠自己摸是摸不清的。但是也不能脱离实际，变成教条。总之，东北经济是可以研究清楚的，但必须靠大家结合实际，认真学习。”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至八月中旬，朱理治去上海，出席陈云主持、中财委召集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即上海财经会议)。上海是于这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范围内克服当年财经困难的问题，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以及保证上海这个最大城市的重要物资供应办法。开会期间，朱理治在他住的百老汇大楼与他的哥哥朱乃嘉和姐姐朱素素等亲属见了面。朱理治自一九三〇年出狱后回了一次南通老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在外面这些年，走到哪里，在什么环境下，他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特别是，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的儿子朱尔谨刚生下十八天就让哥哥从南通来抱回老家了，是靠着爷爷奶奶、伯伯、姑姑抚养长大的。他让家人这些年为他担惊害怕，为他拖累操劳，他是深深感激并希望能有所报答。一九四八年年底，南通解放时，他曾让去南通办事的部队干部把儿子朱尔谨和侄儿朱尔勤、朱尔丰带去沈阳，分别安排他们念小学、中学。一九四九年春天，父亲去世，他又打发儿子尔谨和一位后勤干部回老家给父亲送葬，并把母亲接到了沈阳。这次见面，哥哥的长子朱尔乾提出请他帮助安排工作。他在驻朝鲜办事处时，曾通过人捎信给朱尔乾让他去香港找中共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或设法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但朱尔乾去香港没找到关系，又回上海在棉纱市场当了经济人。朱理治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份不好直接安排工作，先报考解放区办的干部学校接受训练吧。以后，朱理治把他哥哥、姐姐的孩子和先妻季瑶琴亲属的孩子都一一供养念书，报答他们支持革命的恩情。 　　这年八月，成立了不到半年的东北总会计局宣告撤销。八月二十三日，朱理治写出《对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相互关系的意见》，对这个阶段的工作做了总结。大意是：去年底，东北财委会即酝酿设立总会计局。到今年三月见诸实行。但依照苏联经验，现金管理可经由银行来做，管理国家资金可经由国家长期投资银行来做，原不必另设一总会计局来代替进行这两个工作的。当时设立总会计局另有重要目的，即希望利用此组织来解决与调整各部之间的经济矛盾。因为，那时各部之间互不信任，非用现金，否则调拨不到物资。而这样必然浪费现金，并使公营经济活动陷于停滞。故设立总会计局，并决定各单位只和总会计局发生经济关系。工业部只将产品交总会计局，由总会计局给它现金及物资；商业部每月缴给总会计局以现金，由总会计局给它以商品出售；财政部将税收及工薪粮等交总会计局，由总会计局给他以现金及物资。而对外贸易，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机构，事实上必须由总会计局来代替，将属于财委会之物资处、属于商业部的东兴公司和对外贸易处三方面的会计统一起来，并由总会计局供给物资处经费，由总会计局调动其资财。 　　五个月来，总会计局工作的结果，使现金支付有了计划，有了管理，使物价走向了稳定，工业投资有了保证，各部相互间物资的调动也灵活了。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这种制度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核算制，相反严重地妨害了经济核算制。违反了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办法是： 　　第一，加强财委会的活动。财委会必须详细研究与了解全国及东北、公家及民间物资的需要量和生产力，随时注意其变化。了解其是否相互适应，以订立东北全年的和季度的物资生产及需要计划。 　　第二，加强银行的活动，使银行和生产结合起来，使银行变成真正的社会的会计。 　　第三，工业、商业、财政各部的经济往来，一概采取合同制。 　　第四，成立对外贸易部，统一进出口贸易工作。 　　第五，过去由总会计局代替财政部做的两件事，即向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代收企业之利润，现改由财政部领导下或监督下的长期投资银行来执行。 　　十二月，朱理治在东北银行第六届经理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银行工作的转变》的报告。指出东北已由战争走上全面建设时期，银行应及时由过去主要发行票子，搞货币斗争，进行农贷，转为起结算、信贷、观金管理三个中心的作用。他说： 　　根据现在东北的经济情况，银行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是巩固金融，一方面是促进生产。生产不能发展，金融难以稳定，因为物资生产不够，物价就要涨。反过来说，如金融波动得厉害，对生产的发展亦是个阻碍。故两者需同时注意，相互结合，以推动生产为主。 　　银行如何才能推动生产发展呢?朱理治指出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方法。 　　直接的方法是帮助企业进行帐目结算，短期资金周转，以及帮助他们必要的现金开支。资金周转不灵，工资不能开出，原料买不到手，一旦停工，即会浪费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于几千亿元。间接的方法是在信贷和结算的基础上，检查企业生产是否完成计划，产品分配是否合乎国家计划，收支是否完成任务。如发现该企业违反国家计划，或因管理不善而发生亏欠，银行即可停止贷款及转帐，并提出劝告。必要时还应向企业的上级管理部门报告，要他们及时加以纠正。这样便可促进该企业经济核算。并可帮助政府监督资金的利用情况，这样，银行也就间接地推动了生产。 　　银行推动生产的发展，不能只限于以上办法，还需要积极设法把金融稳固起来。目前东北已走上全面建设时期，如果金融不稳，物价继续上涨，产品成本便很难计算，经济核算便难于进行；而工厂的商品出厂后，其所得因物价上涨而买不回原料，也不能保证工业的资金积累，不能保证工业扩大生产，计划经济亦无法进行。所以说，物价平稳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去年东北物价涨了六倍，生产无法计划，今年涨了百分之八十，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对经济计划仍有不少阻碍。为了保证明年经济计划的完成，应该尽力使物价做到不涨。当然，这不只是银行的任务，也是各个部门共同的责任，如商业要回笼货币，税务局要收税，财政上要加紧节约。但是银行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对稳定金融应当而且可以起重大作用，它可以利用现金管理，利用非现金的清算，利用信用的扩大与收缩，来节约现金的开支，保证物价的平衡。 　　朱理治指出，由银行作为结算中心、信贷中心、现金中心，是达到推动生产、巩固金融的三个主要手段、三个法宝。有些人被“中心”二字搞得非常糊涂。其实，所谓中心，即是一切收支、结算，信贷和现金管理，都须经过银行。这三个工作是三位一体，有机相联的，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分离的东西。 　　只搞信贷工作，不和现金管理与结算工作配合起来，则信贷工作是搞不好的。现金管理工作和结算及信贷工作亦不能分离。有了结算工作，存款户取款时，才可能查明其用途，给以转账，使现金不拿走或不全部拿走，使现金不致浪费。有了信贷工作，才能使现金管理有往有来。只存不贷，不能解决存款户周转上的需要，影响了生产，现金管理也不可能顺利进行。结算工作和信贷及现金管理亦分不开。总之，三个中心是不可分开的，分开哪一样也做不好。 　　朱理治又讲了银行如何担负三个中心的工作以及需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一种思想认为，过去的银行业务方针不应改变。他们不了解，现在情况改变了，银行的方针亦应当加以改变。我们的银行是在战争情况下搞起来的。开始建立根据地时，因为没有经费，故发票子，发本币，和敌伪货币作斗争，以后又搞农贷，为的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民生。总之，那时主要是搞发行，作货币斗争和进行农贷这三大工作。到东北后的三年中，我们基本上仍是处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中，银行仍是这三大工作。这当然是对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行。但现在，东北已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练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而且，在东北有着全国所没有的巨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合作经济亦已经相当发达，银行的方针必须适应这种情况而有所改变。另外，还有一种思想，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我们说银行要把稳定金融的工作担负起来，有的同志就说，这是商业部的事，不是银行的事。我们说银行要扶持合作社，有的同志就说，那是政府的事，不是银行的事。我们说银行应扶助生产，推动生产，他们就说那是财委的事，不是银行的事。这种思想把银行孤立了，搞死了。使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陷在单纯的出纳。这种倾向就是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缺少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号召，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业务水平，养成钻研新问题，创造新经验的积极作风。只有这样，大家思想与行动才能一致，银行工作才能得到彻底转变。“总之，我们不要怕新的东西，要很好地建立新的东西，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担负起转变的任务。” 　　朱理治关于银行要成为结算、信贷、现金管理三个中心的论述，是建国初期银行工作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地时期银行工作向建设时期银行工作转变的要求，在金融工作适应计划经济建设需要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从东北起步的经济计划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东北局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协助陈云编制东北地区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这年十月，朱理治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主任)。早在延安时期，他曾被任命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但那时西北财经办事处所管辖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没有大城市和现代工业，连中小城市都很少，计划的内容与方式与东北地区的计划不能相比；另外，由于西北局高干会的影响，他在那个岗位上实际也没有干几天。因此，搞计划对他来说，又是一件需要从头做起的事。 　　一九五〇年二月，朱理治在东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上就一九五〇年东北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问题进行说明。五月，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计划工作的若干总结》。为了编制好一九五一年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一九五〇年七月召开了东北各省市经济计划会议。十七日，他在会上作题为《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的方针和方法》的报告。他指出，编制好一九五一年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全东北整个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明确制定东北明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方针。 　　第一，东北明年经济计划的方针，依然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同时适当注意轻工业的比重及农业。党中央决定，东北为全国工业化的基础。所谓工业化基础，基本上就是重工业，这也是轻工业的基础。如果东北没有钢、铁、铜、铝，不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运输等，就不可能使得东北和全国工业化。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东北重工业基础打好。 　　同时，也要注意轻工业比重的增加。东北轻工业原来就比较弱，按一九四三年东北经济发展的最高的水平计算，轻工业之比重是百分之二十五，重工业是百分之七十五；去年，轻工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二；今年，轻工业占百分之三十，重工业占百分之七十。因此，明年轻工业比重应该增加一些。轻工业发展迟缓，使城乡交流发生困难。因为，农业的恢复、发展很快，重工业的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轻工业比较慢。国家手里交换的东西少，所以直到现在农民还有一些粮食卖不掉，猪、鸡也卖不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去年因此而多发了一些票子，结果三月到九月国家后备就没有了，九月以后才积存。今年，国家决定物价要稳，不能春天涨百分之三十，再发票子，那会影响我们整个计划。所以说，不发展轻工业，不能城乡交流，不能积蓄资金，对重工业的投资也有妨碍。 　　随着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农业也还要发展。不能因为大家反映说今年农业产品卖不掉，就不发展了。其实，农产品也不是多得很，明年农业还要发展，特别是工业原料。比如棉花、麻、糖等要大大发展。尤其是明年要从苏联大规模的进来机器，我们给什么东西?主要是农产品，大豆、苞米。商品粮，大米还要增加。以改善人民生活，麦子也要发展一部分。 　　第二，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数量。东北工业是搞起来了，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质量差。由于质量不好，造成我们许多东西推销不出去，造成积压，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明年的方针是提高质量，这也是中心问题。工业要发展就要研究怎样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切都要围绕这一点。看你工作成绩的好坏，就是看你成本是高是低，质量是好是差。必须在工业上采用新的技术，订立操作规程，提合理化建议，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缩小行政开支，组织检查机器，增加仪器。 　　第三，必须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讲的话，在东北同样应如此。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和省、市、县营经济。目前省营经济不太发展，现在要注意使它很好发展。同时，我们对私人经济也不可忽视，国营经济、省营经济应该很好地帮助私人经济。毛主席曾说：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发展国营经济，因为不发展它就不能保证我们稳步走向社会主义经济，但不是马上挤掉私人经济。发展省营工业也要注意，不要挤垮私人工业。对私人商业也要很好地组织，不能采取挤垮的政策。 　　第四，要注意产销结合。定货要保证有销路，要和推销密切结合起来，不要脱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每个省都是为消费而生产，所以生产必须和东北市场、全国市场、国外市场结合起来。产销结合的问题，实际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和帝国主义、外国贸易结合的问题。注意和关内搞好配合，有的东西关内生产很多，价钱便宜，东北就少生产一点；有一些东西关内不够，我们就多生产一点。明年的计划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起来也困难，因此，东北只准备搞一百种。国家计划一定要保证平衡，但这平衡不是近视平衡，要看到今年，也要看到明后年。 　　第五，明年购销机构(组织制度)要改变一下。明年要采取订合同的办法。私人收购要允许，不准私商到下面去卖东西，这一条要取消。 　　第六，价格政策。首先，联系到调拨价的问题，今年东北局的方针是要稳，越稳越好，下半年和明年必须更稳一些。其次，东北经济按性质分基本有两种：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一部分不能跟市场走，作市场的尾巴；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部分有自由市场，不能幻想国家决定价格。市场就是这样子，市场价格不能主观地来决定。我提出市场价格不能脱离市场，但要掌握市场，引导市场。 　　第七，明年财政金融要贯彻“建设财政，企业财政”的方针。省市财政怎样积极帮助省市经济的发展。财政方面怎样积蓄资金投到工业方面去，这是主要问题。省市银行要真正成为地方现金、结算、信贷的中心。 　　第八，明年计划要注意各种经济，不要单打一，各方面都要照顾到。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朱理治讲了明年各省市经济建设的指标，即计划的轮廓。在第三部分，他讲了制订计划的方法及程序。第一，是方法问题。他说：计划是一门高深的科学。根据东北的计划经验，计划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做计划。 (二)计划必须是具体的，有具体的数字，不仅有三年五年的计划数字，而且要具体规定年度季度数字。(三)计划一定是统一的综合的。否则，一定发生矛盾，一定不协调，一定产生盲目性。(四)综合是解决不平衡问题，不是数目字相加。综合靠平衡表。一切平衡最基本的东西是物资平衡，即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其他的平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五)计划要切合实际，不能主观。数字谁都可以写，但是必须合乎实际，估计可能性。过高过低浪费都很大。(六)计划怎样才能合乎实际呢?主要靠经常检查工作，检查原来计划执行的程度。(七)计划有很大相对性，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修改的地方，因此不能认为计划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的生产要根据市场，市场的情况变化很大，我们组织的程度还很差，推销与采购等各方面组织的力量还很差，大家经验也不够，特别是统计工作不够，因此订的计划也不可能完善，就是说，某些问题还需要有些修改。但我们的计划订出以后，一定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间发现了特殊情况，需修改计划，要经过上级批准，要有一定的手续。(八)计划一定要依靠精确的统计，脱离统计的计划是不可靠的。 　　对第二个问题即程序问题，他说：(一)做计划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准备就做不好计划。制订计划至少要有一个方针与轮廓，此外要有初步的指标，有一个大的数目字。要有表格，表格是个很科学的东西，没有它就不好做计划，填上许多数字，这是大事。另外，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如计算生产总值、调拨价格。各省要搞统计搞报表。(二)正式做计划。我们决定七月十五日到九月十五日由各省各部各厂矿做计划。九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五日是我们搞初步平衡的阶段，把大家的计划拿来搞平衡。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由计划委员会限据各地方的计划平衡发出正式的指标，各单位再根据它做正式计划。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十五日，由计委会最后搞一下平衡。十二月十五日以后，将计划送交政府批准。程序大致如此。大家一定照这佯做，一个单位拖延了，大家部得等着。因为计划是综合的是统一的。一个省的材料报不上来，东北的生产总值就算不出来。财政上有个财政纪律，做计划也必须要有个计划纪律。计划表格不能瞎改。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决定李富春从东北调到北京，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任重工业部部长。他原来是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是东北党、政、军的二把手。朱理治到东北后和出使朝鲜，以及从朝鲜回来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多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仅得到他及时的指导，也能得了许多的关心和爱护。李富春的调走，使朱理治再一次陷入逆境。延安时期在政治上对朱理治横加诬陷的高岗，此时更加春风得意。他是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有李富春在，他还有所顾忌，李富春调走后，他在朱理治面前更加颐指气使，百般刁难。 　　这年九月下旬，朱理治到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计划会议。会议期间，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提出东北财经与全国统一等问题。当时，东北在钞票上也是独立的，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经济和财政。朱理治表示东北应该服从中央，服从大局，在金融财政上与全国统一没有问题。没想到，当他回来向高岗汇报时，竟惹得高岗大为恼火。要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的高岗，根本不把陈云等人的意见放在眼里，他在东北局和政府的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朱理治，给朱理治施加了极大压力。 　　这种情况下，朱理治也很苦恼，甚至长期失眠。他本来不会吸烟，可是他的秘书发现，他住的办公室，一连几宿，烟灰缸里的烟蒂总是满满的。②但是，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 　　一九五一年二月，朱理治主持制定了《东北行政区二十二个月财经准备计划纲要(草案)》。二十二个月准备工作的总的要求是： (一)适应全国和东北长期建设的需要，继续努力增加生产与基本建设、藉以充裕物资，开辟财源，巩固国防力量，并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鼓励群众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二)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提高效能，发挥各企业中的潜在力量，并从中取得经验与总结经验；(三)大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并从工业方面、勘察设计及基本建设方面、农业方面、贸易方面、交通运输方面、财政方面、劳动文教方面制定东北区三年或五年的长期建设计划等八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有根有据的规划。 　　这年三月，朱理治在关于经济核算制的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什么是经济核算制。经济核算制的特征，是在国家计划之下，给予企业以一定的独立经营的权利与义务，大体上是以下几点：(一)给予企业生产及推销的独立资金；(二)国家依计划征收折旧及利润、税收；(三)企业可以相互订立合同，购销货物并向银行结算及借贷； (四)完成及超过计划时，给予物质奖励。因为这个制度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能启发企业的责任心、积极性及创造性，因此，它成为改善管理、厉行节约、克服浪费、降低成本、加速资产周转的主要工具，成为国家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制度。 　　接着，朱理治讲了经济核算制的建立在东北经过的几个阶段，东北由总会计制改为经济核算制的步骤及办法，深入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安排和要求。“在哪一级实行了这个制度，便能显著的启发积极性及创造性，来节约材料及现金，计算并降低成本。同时易于相互间结算。” 　　他指出经济核算制是一种制度，它的特征是在国家计划之下，给予企业一定的经营权利与义务；它能启发企业的责任心、积极性及创造性。成为改善质量、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的主要工具。 　　这个月，朱理治还向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区政府写出了《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报告，就东北计划工作发展阶段与工作要求、长期计划的准备方向做了详细说明，尤其重要的是就今后二十一个月的工作拟订了全面系统的六项计划。 　　尽管朱理治这样为东北的经济建设规划埋头工作，呕心沥血，还是得不到东北地区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和宽容。他借着“三反”，已经把朱理治的一位助手逼得跳楼自杀，眼看就要将迫害之手伸向朱理治。朱理治在东北的困难处境，很快被有的中央领导知道了。主管中国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曾打电话给朱理治，请他考虑是否去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并说明这是很重要的岗位，不是低派。接电话后，朱理治深切感到了总理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当时新中国刚刚同十七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多个兄弟国家外，同西方国家正式建交的只有几个，瑞典是其中最重要的。通过瑞典拓展对西方的外交空间，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任务很重大，不光是有革命经历和经验就能胜任得了的，它要求还要有外交官学识、气质和风度，能代表新中国的形象。对周总理这个良苦用心的安排，朱理治心存感激，并且他的身体状况，如果到了环境相对优越一点的地方还可以改善。但是他再三考虑，还是向总理表示，他更想在国内搞经济工作，新中国的建设刚刚起步，更需要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后来，颇有儒将之风的耿飚出任了驻瑞典大使。不久，朱理治被陈云、李富春调到北京工作。 　　①《纪念朱理治文集》，第647页。 　　②访问倪振纪录(2005年4月26日)。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