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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
| 吴殿尧 宋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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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财委的日子里
一九五一年六月，朱理治从东北调到北京，任中财委工作。
中财委，全称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亦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中财委的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薄一波、李富春、马寅初。
朱理治到中财委后，最初是担任计划局副局长兼全国清产核资委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李富春(兼清产核资委员会主任)对全国各个系统、各条战线的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以便摸清新中国的“家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可靠的资料。这是一个相当庞大、浩繁并且需要细致、准确的工作，同时清产估价，尤其是核定资金，本身包含并牵连了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朱理治为此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督导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他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会议开了十二天，详细讨论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方针、任务、条例，并组织了估价、会计、表报三个小组专门研究上述三个问题。
朱理治在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这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目的是使得各地区及各部培养一批干部，能从方针政策一直到技术上把握住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希望大家回去同样组织这样的会议，以便训练一批干部领导这一工作，使全国清核工作能较准确地进行。他进一步说明：这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了建立经济核算制。准备在此次清理资产后，即根据定额及计划确定企业资金，使企业有独立活动之资金，以便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独立活动，独立计算盈亏，使企业经营之好坏和它们的财政收入之间发生直接关系，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及创造性，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克服浪费、加速资金周转而斗争。同时，在核定企业资金时，要做到既不过多，因为过多会促成浪费；又不过少，因过少会妨碍生产。第二是为了促进企业计划管理之建立与提高。要使企业在此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用现金表现的设备能力，未用的多少，如何充分发挥这些设备力量，如何决定基本折旧率及大修理折旧率，流动资金究竟有多少，在储备、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各占多少，现在的资金周转率多大，如何使资金加速周转等等。以上这些均是企业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要做到这些，必须推动企业，将企业整个的统一的生产及财务计划建立起来，并提高一步。
朱理治要求各企业部门从九月起到十二月底止，一般的应将编制计划与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范围，这次主要是国营企业系统。公私合营企业原则上可根据私人企业清估办法进行清估，其产权管理，由私人企业管理者另拟办法。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些企业，国家股份占了绝大部分，私人股份有的逃亡在外，有的完全不参加实际管理。对这一部分企业，原则上可采用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办法进行清理核定，但事前必须取得中财委或当地财委之同意及批准，对私人股份必须予以清理并照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次全国性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摸清了建国初期国家的经济基础，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九五二年一月，朱理治担任了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兼物资分配局局长。新年第一天，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月四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于是，按照中财委党组的部署，朱理治具体负责中财委计划局、私营企业局和物资分配局三个局的“三反”运动。计划局在中财委的人数占近一半，约有一百来人，七个正副局长中还有三个是党外人士。朱理治在中财委党组的领导下，与当时的总支书记焦善民等人一起，十分注意掌握政策，不提指标、不凑人数，不追究党外人士解放前的旧帐，着重在思想上检查贪污浪费问题，使运动进行得很平稳。这期间，他还曾代表中财委去东北满洲里同苏方解决物资错发错运问题。
当时，正是新中国学习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没有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更需要缜密的思考。朱理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领导物资分配局，编制了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全国物资分配年度计划，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基建及国防生产资料的供应；初步建立了根据物资平衡表决定进口计划和国家储备计划的制度，解决了物资生产供应和进口、储备方面的混乱现象。同时，主持编制了一九五三年全国工农运输业的生产基建控制数字和全国统一的调拨价格。具体组织了全国清产核资的结束工作。所有这些，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和七月十六日，朱理治两次向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汇报全国物资供应情况和召开全国物资分配会议的情况。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中财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九五二年十七种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分配计划，根据积极平衡原则，提出了解决某些产、供、销不协调的措施，使之达到基本平衡。会上总结了两三年来物资分配的经验，研究了工作方针与方法，对组织机构和供销分配制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而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的。
会后，八月五日，朱理治起草了中财委党组关于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及中央的报告。
报告说，物资统一分配的情况是有进步的，具体表现在：(一)以往几年都感到木材不足，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木材“老虎”打倒了，各单位囤积的木材交出来了，申请木材时比较实际，不敢漫天要价了，使用木材注意节约了。经过国家统一分配详细核算的结果，不仅可保证今年的供应，而且到年终可积累木材二百二十一万立方米。我们准备以八十万立方米充作国家储备，以四十五万立方米预拨各单位作明年之用，其余八十六万立方米充作生产部门的年终结存。这样，各使用加工部门就能够有计划的进行干燥，搭配品种，合理调拨使用；生产部门就能够有充裕时间进行生产整顿。(二)铜也是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但是由于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特别是统一加工订货的结果(铜材生产华东占百分之八十，现已全部组织在加工中)，不但足以保证需要，而且年底尚可结存新铜四万吨。除此而外，许多生产资料的资源与分配大多亦接近平衡。
报告又说，在物资分配中也暴露了四点产销不平衡现象。(一)生铁的生产速度慢于炼钢及机器的生产速度，因而生铁不够，供应发生困难。(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应源于建筑材料的生产速度，但基本建设工作量大多未依计划进度完成。(三)某些物资供产销发展不平衡。(四)产品规格不合乎需要的产品。
报告接着分析了造成上述不协调的原因，汇报这次会议规定出克服供销不平衡的措施，在思想上、物资上、制度上为以后经济建设的物资供应工作作了若干准备。但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到来，物资供应是建设的基本保证之一，任务极为复杂紧要，故请中央多予指示，并望各大区省市党委党组多多提供意见，督促各种措施之执行。
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朱理治写信给陈云、薄一波并转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报告物资分配局一年来的工作及第二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
报告对一年来物资分配工作的主要体会进行了总结：
(一)由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内部的主要生产资料实行了统一分配，而不采用在市场上盲目购销的办法，再加今年制定了国营经济内部用的调拨价格，使我国各种建设上所需的主要物资走向了有计划的供应，从而保证了有计划的生产，并使全国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结合得更加密切，从而加强了对其他经济的领导作用。
(二)国家直接分配的物资，只能限于国营及地方国营企业的产品，国家进口的商品可根据国家的需要经过工业部门推销总局或委托合作社向农民或私营企业收购。订货和组织加工的物资，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相互之间，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间，只能采用商品交换的方法，而不能采用直接分配的办法。
(三)国家必须利用物资分配的利器，来加强对其他经济的领导。就是说，国家根据全社会的平衡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有计划地经过商业部和各部推销总局向私人资本主义加工、订货、收购，并分配一定数量的物资给商业部和合作社，以供应农民及市场的需要。
报告认为去年物资分配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在分配之前，没有从思想上、组织上、方法上做充分准备，故工作上陷于忙乱被动，确定分配目录亦欠审慎，例如麻袋，新闻纸是可以不必分配的，对于为什么要分配，分配的范围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些人认为连私人的产品亦要分配，如中南曾发生老百姓要买一根桅杆都要到当地财委申请登记的事情。
报告还汇报了一九五三年物资供应上的主要矛盾及拟采取的措施。
十月，朱理治写信给陈云、薄一波，对中央财经委会内部工作问题提出建议。
一九五二年年底，高岗从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副主席有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计委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看看这一串名单就可以知道当时高岗地位有多么显赫，可谓飞黄腾达，权倾八方。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由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出的“新税制”风波对政务院领导工作不满意，一九五三年三月决定将中央政府工作分为五块，其中之一的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又将政务院二十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因此当时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的野心更加膨胀，已不把刘少奇、周恩来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在他手下担任局长的朱理治!他不仅没忘一九三五年的旧仇，更记得一九五〇年的新恨。他在东北要对朱理治未能得手，这回到了北京可以下手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原属中财委的国家物资分配局划归国家计委，借此机会高岗免去了朱理治物资分配局局长的职务。接替物资分配局局长职务的韩哲一①回忆说：
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是平行机构，这是跟苏联学的。高岗是计委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地位很高。
我调到国家计委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张玺②通知我：“高(岗)主席打电话来，找你去他那里有事。”
高岗家住在东交民巷八号。我去的路上就想：我过去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找我能做什么呢?
见面寒暄过后，高岗问：
“你到国家计委了，怎么样啊?”
“我刚到，情况不熟，要我管物资分配工作。”我说。
“物资分配是管生产资料的分配，不是小事，全由你了。这摊子原来是谁管的你晓得吗?”高岗问。
“我知道是朱理治。”
说到朱理治，高岗加重了语气：
“朱理治这个人不好哇!”
我愣了一下，想不到一位领导人这样随便评论一位高级干部。我说：
“我对他不熟悉，没有共事过。”
高岗说：“这个人不好!三五年到西北搞肃反，还打过我的屁股。”骂了句粗话，他接着说：“那时我们西北红军很多人挨整，就是他来搞的!”
我说：“我战争年代在华北，没到过西北，这些情况都不了解。”
“总之，朱理治这个人不怎么样，好整人，你要注意了解情况。”
我也不敢接他的话茬，看他没有其他工作要谈，就告辞了。我回来就琢磨，高岗是向我布置任务，搜集材料整朱理治吧。
我把高岗谈话内容跟张玺讲了，张玺说：“这事可不简单，你还得找富春谈谈。”
我把高岗同我谈话的情况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富春同志说：“你不要插手。你没去过西北，可以不管过去的事。”又说：“西北肃反严格地讲不是朱理治一个人的问题，是把中央肃反的精神带到西北了，也是受老苏区肃反的影响，这个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我又进一步问：“这事我怎么处理好呢?朱理治身体不好，让他养病去吧。”
富春同志说：“你处理不了，先放一放。你在高(岗)那理可以完全不提朱的问题，不过，让他养病你可以提。”③
一九五三年八月，朱理治向韩哲一交接了工作，经组织同意到杭州休养，住在灵隐寺西南的一个疗养院。转年，韩哲一到疗养院来探望，悄悄对朱理治说：“你的事快有头绪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暴露了，你有希望了。让你来疗养是让你暂时躲开是非圈，是富春同志决定你来休养的，保护了你呀!”
这次朱理治在杭州休养期间，正赶上林彪也在杭州“养病”。朱理治得知后，好心好意去看他。大概就是那次探望，引起林彪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因为那年十二月，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被揭发，陈云受毛泽东委托，沿着高岗游说过的路线，向一些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并专程到杭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嘱咐，要他同高岗划清界限。朱理治哪里会了解这个内幕，结果好意的探望被误认为是派来“侦察”，弄得林彪耿耿于怀。相隔十八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专案组发现林彪在日记中两次提到梦见朱理治骂他、追赶他，并为此痛恨至极。专案组十分奇怪，向朱理治调查。朱理治也感到莫名其妙，说自己对他一向尊重，如有得罪，可能是一九五三年杭州的探望被他误会。
韩哲一所讲的“希望”，正是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剥去了高岗身上从延安年代开始披上的“一贯正确”的政治外衣，暴露了高岗吹嘘自己、拉帮结派、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的恶劣的政治品质。
一九五五年四月，朱理治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并发言，表示拥护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再次检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扩大化中的错误，同时澄清一九四二年延安西北高干会上高岗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
二、共和国交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一九五四年三月，朱理治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兼部党组副书记。当时国家交通部部长是章伯钧，副部长还有王首道、李运昌、季方、张策。这年九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大后，交通部领导班子有所变动。到一九五八朱理治离开，这中间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朱理治主持交通部的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像以前一样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全国的海陆交通事业，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付出了大量心血。
这年六月，朱理治主持召开全国交通系统财务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加强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报告着重讲了在全国交通系统如何实行经济核算制及降低成本的问题，要求降低成本、增加积累，保证今明年上缴财务任务的完成。他指出：经济核算制是国家管理国营企业的基本方法之一。经济核算制和计划管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计划管理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规定每个部门和企业的计划任务。“计划就是法律”，这是每个企业均必须严格执行的。报告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指出：过去五年来，交通系统的财务工作，基本改变了旧企业和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初步摸清了家底，逐渐走向了正轨，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做了若干准备工作。在会计计算、帐务改革等方面，已逐步改变了旧观点、旧制度，并局部建立了新制度和推行了新方法。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朱理治主持召开全国航运会议，并作题为《为消灭海损事故提高运输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几年来，海损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海河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轮驳船、木帆船共发生海事二万零五百六十三件，平均每天发生海事二十件，共损失二千一百七十万元，平均每天损失二万元。特别严重的是全国内河，三年来发生海事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三件，死二千四百三十四人(其中长江、黑龙江、珠江国营、公私合营、私营船舶共死二百七十四人)，造成了极其不好的政治影响。经过分析，海事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水上运输的特点认识不足。水上航行经常会遇到风暴、浪潮、大雾、流水、泡水、急流、浅滩、暗礁等，威胁着航行安全，稍一疏忽，出了事故就能使全船沉没，几百人甚至千余人生命死亡，这是航运企业和一般企业不同的特点。因此，保证安全，对水上运输有其特殊的意义。其次，政治工作薄弱，队伍不纯。船员政治责任心不强，劳动纪律松弛，也造成了很多海损事故。第三，忽视技术管理。对危险品的管理不严，制度不全；对季节性安全防范工作不够，因台风、大雾而造成毁灭性事故最多。第四，航道航标整治不够，管理不好。流放的木排没规定规格，严重的破坏航道航标的情况未得到解决。海上和内河航标设置不全，已设的标志有些区段密度不够，光度不强，标志失常又未能及时恢复，不能发挥应有的助航作用。对风讯雾号的管理以及单向航道的控制等也存在很多缺点等等。他说：过去我们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要求全体航运工作人员，在一九五六年必须全力消灭海事，做到“不沉船、不死人”。这一要求是否能够做到呢?答复是肯定的。“和平”二号轮安全航行十四万里，“和平”十四号轮安全航行十二万里，一九五五年上海海运局有十四艘、广州海运局有四艘轮船全年安全航行，长江大众轮、“人民”一号轮航行已十多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珠江三零二轮两年零七个月从未发生海损和机损事故，辽宁省有条船安全航行六年，黑龙江北安轮安全航行三年。这一切都证明了水上运输事故不可避免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要保证航行安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各方面工作良好地配合，是企业管理水平的综合表现，任何微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惨祸。因此，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不使任何一处发生漏洞，必须明确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绝不是任何一个部门或少数人的责任。为此，他提出了做好安全工作的周全而具体的十项要求。
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是这年春节前的小年。这一天，朱理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航运职工发表讲话，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在讲话中回顾了去年的工作，肯定了去年航运工作的进步和成绩。河运方面，货运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九点七，货物周转量已比一九五四年提高百分之十七点二；海运方面，货运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点零四，货物周转量比一九五四年提高百分之十六点九七，沿海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广州六个港的装卸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点七。国营航运企业的成本已降低了百分之十二。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国家已批准了自今年一月一日起继续降低航运运价，现在各航运企业已经实行。这说明我们已逐步克服了过去航运事业中的“运价高，手续繁”的毛病，为今后航运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省内河航运企业一般的也都完成了国家计划，有的还超额完成任务。据六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共开辟了三千多公里的航道。他指出，这些成就，是全体职工辛勤劳动取得来的。去年许多航运企业都开展了劳动竞赛，像上海海运管理局的船舶，全年创造了二百三十个先进航次，共为国家增加了生产能力八十八万吨天。有的航运企业推广先进经验很有成效，像长江航运管理局和公私合营民生公司的船舶，由于推行了分段烧火法等先进经验，仅仅去年七月至十月统计，就为国家节约燃煤六千一百多吨，节约油料三百九十多吨。各省内河节约用煤也取得了成绩。讲话提出，现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的高潮已经到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也在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对航运事业的要求也在加大。为了使全国航运事业适应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我们的工作，提前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要求运输数量提前完成，而且要特别注意保证货物完整运到，旅客平安到达。因此，要求全体航运工作人员贯彻以下的任务：
第一，提前半年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更多的船舶纳入正规的运行图表。做好货源组织工作，提高港口装卸效率，缩短非生产性停泊时间。
第二，全力消灭海损事故。全体航运工作人员，要加强劳动纪律，提高责任心，经常不懈地与海损事故作斗争。加强航道工作，改进航道和航标，改善和增添助航设备以及仪器，并应充分发挥航务港务监督机关的作用，严格执行监督制度。
第三，大力消灭货损货差，提高运输质量。各港口均应加强现场管理，贯彻责任制度，船舶与港口均应严格做到按积载图装货。同时应简化票据手续，加强港口对货物中途转运工作的领导，注意货物标志和货物包装状态，及时进行清理和整理。
第四，各航运企业均应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降低成本。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大大地降低运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在可能范围内，尽力为职工增建宿舍和增加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第五，开辟二万公里的轮船航道，建造四百艘浅水拖轮，广泛地推行轮船和木帆船结合拖运的运输方法，把阻塞在小河支流内的大批农产品运出来。
第六，加强技术管理，做好船员自修工作。提高修船工厂的船舶修理质量。推广船舶装制导流管以及防火预热等先进经验。开展航运部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第七，为了适应今后航运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必须立即动手培养干部。在今后两个和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全国船舶将增加到好几百万吨，内河通航里程比现在将增加好几倍，要开辟好几条运河，这就迫切需要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船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因此，在今明两年内，要立即培养科级领导干部、轮机驾驶干部、航道技术干部以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和船员约共一万人。我们全体在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加紧业务学习，使自己成为精通业务技术的干部和专家。
第八，在今年内，所有私营轮船业、轮船修理业、打捞业、码头仓库业等，均应完成行业合营，沿海及内河专营运输的木帆船均应完成合作化，并在船民自愿的条件下，积极组织高级形式的运输合作社。对于适合轮船拖带的私营木帆船，应通过定息合营的方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第九，为了保证航运事业的顺利发展，必须纯洁我们的航运队伍。团结好人，消除坏人，把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这年六七月，朱理治带领交通部河运总局的同志沿长江检查河运工作。他们在重庆停留了九天，先后参观了工厂、港湾，和船长、轮机长、协理员座谈了两次，和分局及党委同志进行了几次的座谈，对于川江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川江工作中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十一日，他在重庆中央直属航运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他首先讲了川江航运的重要意义及分局的任务，指出：四川和西南地区是我国经济上极为重要的部分，是我国工业建设的重要地区，随着今后工业的发展，这个地区将更加重要。川江是联系四川、西南和全国的主要纽带，过去和现在一直担负着极其繁重的运输任务，宝成路通车后虽可分担一部分，但今后运输主要还是靠川江，川江运输任务仍将会逐年增长。接着指出：目前川江运输工作与客观要求已不相适应，川江的工作，一方面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发掘潜在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船舶，改造港湾，扩大船厂，修整航道。他还讲到重庆港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的建议：(一)九龙坡作业区码头、货场，技术设备较完备，与铁路相连接，又有发展的空地，因此今后应着重建设九龙坡作业区，逐步提高其在整个港口装卸量中所占的比重，进出口的各种重件，陆地上出口的粮食及进口的肥田粉等都可在此装卸。在枯水季节，九龙坡下面航道内有九龙滩、猪儿碛阻碍航行，应将其整治，使川江船舶全年能直通该地。(二)重庆市区马路坡度很大，不论在枯水或洪水季节，船上卸货运到市区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坡道，因此用缆车代替人力搬运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过去民生公司在朝天门建设的缆车工程，应尽快将其修复使用。市内所进口的百货等可在此装卸等等。
这次朱理治沿长江检查工作共用了两个半月时间。这期间，他除了和长江航运局及各分局负责人研究工作外，还和各主要港口、船厂、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在汉口、重庆，和船长，轮机长，政治协理员等座谈了几次，并与湖北、汉口、重庆、南京及上海等省市委负责人交换了意见，对长江航运局的工作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研究。回京后，他向部党组写了《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报告第一部分讲长江航运工作的基本情况：
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长江历年客货运量不断增长，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五年的客运量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零五，客运周转量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二七，货运量为百分之二百一十八点六六，货运周转量为百分之二百六十点一三。船舶和港口效率，几年来也均有提高。国营拖轮单位生产量，一九五五年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百九十点一四，其中驳船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四点八五。全线港口工班装卸效率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三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九点九一，其中重庆港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九，汉口港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七。与此同时，运输成本和运价降低。国营一九五五年单位运输成本平均每换算千吨公里九点零五元，比一九五二年降低百分之四十三。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长江运价四次降低，一九五六年实行的新运价与一九五二年的比较平均降低百分之三十二。
报告指出，长江航运工作是在逐年进步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逐步追上先进企业是可以指望的。但是，长江航运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客货运工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汉口、重庆、宜昌等港口经常滞留旅客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客货轮开了大仓运送，亦不能解决问题，影响很坏。其次是货运能力亦不能满足要求，上海每月积压二至三万吨货不能上运，汉口、宜昌、重庆也经常积压。这一方面是由于设备不足和落后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
报告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逐一作了分析。还说从以上的工作检查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经验教训：
(一)领导企业必须有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
(二)企业的中心工作是生产，我们在企业中的中心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
(三)必须重视远景规划和基本建设工作。
(四)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提倡根据客观规律来办事。
“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不仅是存在于个别同志之间，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毛病，长航局有，交通部亦有。所以，我们大家都必须纠正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脱离实际的倾向，一齐来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搞好我们的工作。”
第二部分讲改进长江航运工作，首先必须改善经营管理。为改善经营管理和保证完成今年计划任务，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采取迅速紧急的方法调整港口设备和劳动力。
(二)加强计划管理和调度工作。
在船舶的调度工作上，区局、分局、港口应很好的分工。短航和区间运输一律由分局或港口管理，只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具体调度工作上，区局不必进行过多的干涉(当然，必要的监督还是应该有的)。长航跨区船舶，区局必须统一掌握起来。保证长航跨区船舶运输任务的完成，其主要责任应由区局担负起来，区局应加强对这些船舶的调度领导，及时解决船港之间的矛盾。
(三)加强船舶维修工作。
(四)推广港航合同，巩固和推行经济核算制。
(五)为保证航行安全，必须整修青滩、观音滩、冰磐碛等主要滩险；保证灯标不移位不熄灭，信号台应设在船舶可以调头的地方，特别险要地段两个信号台之间应增设联络电话；有计划地培养高级船员，不许乱抽、乱调；根据川江航道实际情况，提高航行安全系数，重新规定川江拖驳标准，严禁超拖、超载；增加船上救生筏等安全设备，经常进行防火救生演习；下游应研究吴淞口的防风问题；推广莫家瑞等先进船长的安全生产经验。
(六)巩固和提高上半年消灭货损货差方面已有成绩，继续推广提高运输质量方面的先进工作经验，将货损货差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还应当注意劳动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杜绝工伤事故的发生。
假使能将上述措施一一实现，不只今年计划可以完成，经验管理水平亦可大大提高。但是，要根本改变长航的面貌，必须从长远规划、基本建设和训练干部入手。
第三部分讲对长江航运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意见：
(一)船舶建造。(二)港口建设。(三)船舶修理。(四)航道整治。(五)干部培养。
第四部分讲为了改进长江工作，保证完成计划，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加强团结，贯彻群众路线。
这篇报告反映了当年长江航运工作的基本情况，也体现了朱理治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和思考。在此基础上，他于这年十月为交通部党组起草了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检查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朱理治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这年十月，朱理治就发展远洋航运事业问题为中共交通部党组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积极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这篇报告，是对发展我国远洋航运事业的前瞻性的思考，很有意义。报告提出了五种国外航运经营形式并相应地介绍了每种经营方式的利弊及操作的可能性。
一九五七年三月，朱理治在交通部直属航运局企业局长会议上作了题为《一九五六年直属航运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七年的工作部署》的报告。在第一部分，他总结了一九五六年工作计划执行的情况。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对一九五七年工作的部署与要求。包括计划在内的具体数字以及基本建设方面、服务方面、劳动工资、修船、运输成本等各项指标要求。最后指出：为了全面超额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加强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克服各级领导干部的片面业务观点和不问政治的偏向。今后不仅要研究如何领导生产，同时必须十分重视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职工中必须深入普遍的进行增产节约、艰苦朴素、勤俭办好交通事业的思想教育，明确树立个人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思想，克服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的倾向。同时，领导上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尽可能地解决职工的困难。在干部中应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闹名誉、闹享受的思想。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团结教育，提倡新老工人的团结，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团结，加强对资方人员的团结与改造，各级干部要改进领导作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树立依靠群众办好企业的思想，贯彻走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酝酿成熟后再做决定。企业的计划与重大措施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领导干部要深入现场，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接受工人群众的批评，了解群众的要求与呼声，为响应中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争取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个报告经讨论完善后，作为交通文件于四月二十九日正式下发，一直到一七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前，航运工作都是照此计划贯彻执行。
朱理治在国家交通部工作长达四年多时间。正是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困难很多，他从实际出发，依靠交通运输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奋斗，使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三、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委副主任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经济的领导，于六月将一九五七年成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改设为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这时，朱理治被调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后来又担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直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这个时期，朱理治经历了搞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以实是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注意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为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和实施付出了大量心血。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议》，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尽快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中心。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朱理治陪同陈云赴兰州、武汉、上海、无锡等地，参加西北、华中、华东协作区会议，并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七月二十五日，他受陈云委托就在西北、华中、华东三个协作区调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鉴于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高速度，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分为前三年后两年两个阶段为好。一九六二年的指标暂定一个粗线条的，带幅度的，但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能每个省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强求一律，必须根据资源、人力和原有基础发展各省经济。”“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发展速度最快最有希望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朱理治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等地，调查了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钢铁小洋群、地方工业情况。五月一日，他致信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并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汇报在河南、陕西调查的情况，指出“无论从各国和我国的经验来看，小洋群必须设立在有矿石和大煤炭的地方，并且矿石品质要高，煤能炼焦，矿石和煤炭的距离又要很近。要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建立小高炉的基地。”“现在看来，河南等省有的小洋群基地还是定多了些。”
一次，朱理治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发言，说像现在这样用土法炼钢得不偿失。当时北京已经在批“得不偿失”，坐在他旁边的同志担心他讲话不合时宜，被抓辫子，忙拉他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再说。但他把人家的手推开，说“就是得不偿失么!”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余建亭回忆说：一九五八年，理治同志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常来国家计委参加会议。一九五九年，他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那时我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计委委员、局长，通过接触，知道他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做法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曾向党中央、毛主席写过调查报告，提出“计划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比例关系”，“不能每个省都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强求一律，必须根据资源、人力和原有基础发展各省经济”。他还向陈云并中央财经小组写过报告，提出：“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产”。“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应该这样大大小小一齐上马，互相争夺原材料，结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好投入生产呢?显然，后者是比较正确的。”④
这年下半年，朱理治根据李富春的指示，带领计委有关部门研究了改进物资分配和管理工作的问题，主持起草国家计委《关于改进物资工作和建立物资供应部的几点意见》，十一月六日初稿形成后，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孙冶方回函说：“我已读过，对草稿提不出修改意见。”李富春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并送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先念、董必武、罗荣桓、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中央领导。这份意见稿指出：
我们认为，过去物资分配和管理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仍然不能和目前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相适应。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物资计划和综合平衡工作还有缺陷；第二，物资的管理工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少奇同志最近又提出要建立物资供应部来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工作，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物资供应部的建立，将是对物资管理工作的重大改革。现在把我对于物资分配和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物资供应部同计委、经委、各工业部门的分工，以及对物资供应部工作的几点设想，报告如下：
(一)关于加强物资分配计划工作。
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物资供应计划必须相互适应。过去几年基本上也是适应的，但是由于经验不够，某些时候也出现了不完全适应的情况。例如，有时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物资的生产能力，因而使得基本建设计划偏低，结果造成物资积压的现象，阻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有时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偏高，物资供应能力不足，则又造成了基本建设摊子过大，有些项目不得不被迫“下马”，工厂开工不足，采购人员满天飞和“以物易物”、“红票兰票”等不良现象。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管好物资工作的基本环节，是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首先是物资的平衡。在编制一九六〇年计划时，中央反复交代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主义，又要实事求是，号召我们要根据原料、材料和设备的可能来编制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要搞好物资供应部的工作，还必须加强国家计委的综合平衡工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物资供应部也应当参加这项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生产资料有一万种左右，国家计委只能分配战略性的关键性的少数物资，如钢、铁、钢材、木材、煤炭等主要原料、材料和重型设备等主要设备。各工业部分配的物资也只有二百多种。以上两部分合计，一九六〇年只有四百种。其余的几千种物资，现在仍然处在无专业部管理的状态。结果，使得许多设备配不成套，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材料常常不能齐全，无法正常生产和施工。我们认为，成立物资供应部以后，所有生产资料，凡属国家计委和各工业部门没有分配的，都应当由这个部门在国家经委的协助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安排。
(二)关于物资分配计划的调整问题。
物资分配计划确定之后，在年度之中，常常需要根据情况加以调整。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情况下，每个季度的生产发展速度都很高，更需要逐季来进行安排和调整。这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我们认为，物资分配计划的调整工作非常重要，必须由强有力的机关来领导。因为物资计划的调整，往往牵涉到生产、运输、财务、信贷等等方面，特别是牵涉到生产的安排，而且这种调整和安排常常要不失时机地做出决定。因此，这项工作由国家经委来领导最为合适。物资分配和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为了搞好生产，国家经委也必须领导这项工作。所以，物资供应部成立之后，也决不意味着国家经委任务的减少。相反的，它必须更加有力地来管理物资工作，包括对物资供应部的指导和帮助。国家经委的某些领导干部和某些局可兼物资供应部的工作。物资分配计划中心的当年机动数储备应当由经委掌握。至于国家储备计划，仍然应当由计委掌握。
(三)物资供应部的职权范围和开展工作的步骤。过去，物资管理工作比较分散。各工业部门产品的推销工作是由各部的销售总局负责的。大宗物资是由各销售总局组织签订供货合同，企业之间直接送货；不足一个车皮的小额供货是由各销售总局在几个大城市建立的推销办事处负责的。各部的供应工作，是由各部的供应总局负责的。许多供应总局，也在各大城市设立供应办事处，负责小额供货。各个省的供应工作，大多是由各省市的物资局负责的。由于物资管理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各省物资局的工作也就没有上级主管部来领导；各部的供应局和销售局的办事处，机关林立，工作重复，仓库分散，许多物资不能互通有无，调剂品种，结果使有限的资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为了寻找资源或交涉订货，各个供销单位的人员，满天乱飞，既浪费了人力，又容易引起违法乱纪的现象。所以，少奇同志建议设立物资供应部统一物资的管理，这是很必要的。
物资供应部的任务，应当是统一管理所有的生产资料，就像商业部统一管理生活资料一样。但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这种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前例可循，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有步骤地开展。初步意见是：
(1)首先建立物资供应部。地方物资局受物资供应部和省市的双重领导。物资供应部帮助各省市物资局健全自己的工作，使它能够统一管理地方的物资供应工作。
(2)逐步由地方的物资局接管中央各部门在各城市某一品种或全部品种的供应工作。这就是由地方物资局根据国家对各部的分配计划，统一组织当地企业的订货和供应工作，并逐步接管中央各部在当地的供应办事处和仓库。
(3)各级物资供应部门应当组织各企业固定协作关系，由固定的单位负责直接送货，减少中间环节。至于不足一车皮的小额供货，可以逐步由当地物资机关接管各工业部门的推销办事处及其仓库，统一负责供应，以免物资分散。
(4)负责统筹管理中央和各部管理以外的物资。
(5)建立对各工业部门的销售总局和各部供应总局的指导关系。
(6)逐步接管商业部经管的某些生产资料。
上述意见，仅是我们的初步设想，还不成熟，仅供参考。
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李富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朱理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谈多快好省问题，指出没有多快即没有好省，但没有好省亦不会有多快，今后订指标，必须订质量，订成本，订技术指标和安全措施；社会主义威力不只在数量，而在多快好省的结合，数量、质量、品种都好，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威力；多快要鼓干劲，好省更要鼓干劲；对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必须有全面了解，要从多快中求好省，亦要从好省中求多快；“大跃进”在数量上要大跃进，在质量上亦要大跃进。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
一、多快与好省要结合。
偏重多快，忽视好省、只鼓足干劲搞多快，认为好省不必鼓足干劲，这种认识的存在是出于对总路线体会不深，了解片面。
(一)没有多快即没有好省，但没有好省亦不会有多快。例如，钢铁现在还只有六百万吨，自然是不多不快的。但是如果炼钢炼铁不计成本，煤耗、铁耗、劳动力、运输力消耗高，结果必然要挤农业及其它，最后也不能不使速度放慢些。同样，如果铁的质量不好，煤的质量不好，也不能不影响多快。忽视企业管理，经常发生事故，亦必然要影响多快。
总路线是总结了中外的经验，是照顾矛盾两方面的，是互相制约的。我们在执行时，常常有点片面。
今后订指标必须要定质量指标、成本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安全措施，并作为检查工作的标杆。凡不完成的，不能得到超额奖励，没有厂长基金。要将好省有意识的偏重一下。
(二)社会主义的威力，不是只在数量，而是在多快好省的结合。只有数量，人家并不怕你；数量、品种、质量都好，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威力。
(三)多快要鼓干劲，好省更要鼓干劲。为了质量、品种、安全、成本，要靠很好的企业管理。人海战术不行，只会坏事。要靠真本事，靠我们动员群众来埋头苦干。
(四)多快好省结合，就容易做到高速度、按比例，不挤农村劳动力。真是从好省中求多快，要花更多精力，有更多本领。
所以，对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必须要全面理解。既要从多快中求好省，亦要从好省中求多快，两条腿走路。过去偏重多快，这有一定必要，今后三年要偏重从好省中求多快。
(五)在数量上要大跃进，在质量上亦要大跃进。明年数量上的跃进可放低一些，质量上的大跃进应放高一些。好省二者，既要重质，更要重省。
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管理必须有一套新的制度。党应加强政治领导，还应当利用各种工具来管好生产，单靠政治是不行的。经济有其本身规律，党应根据这种规律来掌握各种工具，管好经济。
计划管理制度，是社会主义管理经济的最重要的工具。但计划必须合乎实际，必须衔接，不能常变，不能加码。财务管理制度、经济核算制度，是主要方法之一。人员要有定额，有了定额要有工资基金，和银行现金制度配合，不能只靠运动来经常增加，经常减少。要用价值法则来教育经济干部。企业要独立经营，发挥其积极性。检查制度、合同制度要恢复。要先规定责任制度，有了事故，要追查责任。要恢复和新建必要的制度，使其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九五九年，令朱理治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一九四二年西北高干会结论中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理治的有意陷害，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予纠正。这一审查意见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此前，朱理治于一九五八年根据王首道转达的邓小平的意见，就一九四二年西北高干会结论中不正确的内容，向中监委提出了申诉。
一九六〇年二月，朱理治应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编辑委员会请求，写出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北京、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这年七月一日，他在国家计委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九周年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随后，七月三日至二十二日，他率队赴河北、山东两省视察工业支援农业情况，他们先后走了天津、济南两市近郊的人民公社和肥城、曲阜农村人民公社、十多个支援农业的工厂以及一些大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分别找省委、省计委以及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谈了话，回京后向国家计委党组写出视察报告《河北、山东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报告概括了河北、山东两省工、农业发展的情况，特别是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目前还存在问题，如：有些厂矿的基本建设占用农村土地面积较多；有些工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卖价过高；有些地方布置工业的小土群、小洋群时，并没有将劳动力和运输力作全面安排，因此过多的使用农村劳动力和运输力；有些工厂生产因为追求总产值，只愿意生产整套设备，不愿替农业机械制造零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更进一步的开展支援农业的运动中加以解决。
朱理治作为计划工作人员，通过下去调整研究，进一步认识了计划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他说：我们感到，以钢为纲的工业，和以粮为纲的农业，相互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首先，它们互起着促进的作用。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来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布匹、日用工业品等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现在各省同志都了解这一点，于是千方百计地把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搞上去，都想办法在计划以外多搞些钢铁。同时，大家也知道农业的重要，因为农业搞上去了，轻工业就有了更多的原料，重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市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劳动力的支援。但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有矛盾一面。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劳动力、运输力、设备能力总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安排不当，分配给工业的劳动力、运输力、设备过多，分配给农业过少，就会影响农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反之亦然。处理好这个矛盾，正是我们计划工作的基本任务。
农业灾荒不仅影响到粮食及副食品的生产，而且影响到轻工业原料的供应。
四、主抓华北地区的经济计划
一九六〇年八月，朱理治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五年后升任书记处书记，仍兼计委主任。华北局管辖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等五个省市，办公地点在北京月坛北街。华北局计委单独在白塔寺附近一座大楼，平时朱理治基本在计委上班。
到华北局后，朱理治便开始主持编制华北地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十月三十日，他向华北局书记处汇报《关于华北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问题》，认为中央提出的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建设采取在发展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对于华北地区来说，是完全适合的。他在肯定华北地区几年来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后，指出目前国民经济中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农业灾情严重，今年全区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灾害，特别是河北、山西遭遇到七十年来所未有的严重灾荒。虽然经过全党全民艰苦奋斗，减轻了灾情，但全区成灾的面积仍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将近一半。一九六〇年粮食预计产量为三百二十二亿斤，每人平均拥有量只有四百一十七斤，较全国平均每人拥有量五百九个斤低百分之二十九。
农业灾荒不仅影响到粮食及副食品的生产，而且影响到轻工业原料的供应。例如，棉花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三十，油料减少百分之二十。这是在制定明年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二)工业交通各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发展还不平衡。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矿、选矿、烧结能力还很落后。小洋群、小土群企业中，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生产还不稳定，质量很低。生产钢和钢材的品种少，规格不全，八大品种的钢材生产数量在全国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已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华北仅占百分之十七左右。
(三)基本建设虽然经过压缩，但战线还是太长，超过材料设备的可能，力量分散，投资效果不能充分发挥。
所以，明年经济建设采取在发展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是非常需要的。明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
(一)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工业和其他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使农业获得较快的发展。
(二)在工业生产中，着重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注意设备维修确保安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
(三)基本建设必须以中、小为主，填平补齐，加紧对小洋群，小土群企业的技术改造；分别缓急轻重，进行排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非生产性的建设，除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和营房外，一概停止。
(四)在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适当照顾人民生活。
(五)注意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时正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朱理治的家庭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过着极端困难的日子。由于终日忙碌劳累，又得不到营养补充，朱理治在一九六二年患了肝炎，不得不在家休养。休养期间，他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工作特别是经济计划的著述都找来，仔细阅读，结合中国的实践和自己工作的实际进行思考。
朱理治在阅读列宁著作时，就列宁有关计划问题的论述写下许多批语：
在读《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十八至第七十九页⑤)时，他在原文“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制……”一语旁，写下：“把全球国家经济组成为一架大机器，使几亿人都遵照计划行动，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组织工作。根据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一、要订出合乎客观规律的长期的及年度的计划体系，作为大家奋斗的目标；二、要建立一套经济核算制度，使每个企业可以独立活动；三、必须有合乎经济规律的管理体制，使大企业依照专业局形式组织起来；四、必须有一套责任制度，首先是企业经理的总负责制度，其次是投资、安全等等一套责任制度及规章；五、要建立一套政治制度，包括党委制、生产合作制。抓了这五方面，这架国民经济大机器才可能运行正常。这五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那一个环节发生了差错，其他环节即要发生停滞阻碍。”在原文“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我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一语旁，写下“长期的自我纪律的办法，这在我国目前要特别强调。”
在读《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百七十七到三百七十九页)时，他在原文“在德国爆发革命和英法开始发生骚动以后，每个半年都使我们不仅更接近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且更接近世界革命的胜利”一语旁，写下：“列宁那时盼望全世界革命胜利，最后没有实现。说明主观和客观总是有矛盾的，即使最伟大的革命天才马克思和列宁，亦不能一下便把事实最后过程看透。”
在读《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十至十一页)时，他在原文“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均衡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一语旁，写下：“马克思主义者在统一事物中找出对立的矛盾面，而在矛盾的两极中发现对立面在怎样的条件下统一。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强调对立物的互相排斥，重要的是研究这个对立物的两方面在怎样的条件时间下可以统一起来。凡是在对立面前束手无策的人，都是些机械论的庸人。重点和均衡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事实上，所有成功的计划，都必须是既有重点又有均衡。有均衡的重点，才能是重点，否则如一九五八年的钢帅升帐，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均衡，最后反被迫败下来。均衡是有重点的均衡，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搞了重工业，这种均衡，能使经济有重点，均衡的上升。”
在读《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三十六页)时，他在原文“总该学会尊重科学呵，总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呵，总该学会有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呵!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一语旁，写下：“这篇文章应当在人民日报上大大推荐一番!”
朱理治在休养期间，还写了一些回忆革命历史的资料。一九六三年一月，应新四军五师战史编委会请求，他写出《有关河南省委、中原局及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的一些情况》一文。同年九月和十一月，他又应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的要求，同他们谈了三次话。为了搞清那段历史，他不得不再次面对纠缠他一生的陕北肃反问题。为此，他给当年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徐海东大将写信，请他帮助回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三月二十一日，他收到徐海东回信，信中谈一九三五年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的一些情况。后据谈话记录整理成的《陕北工作经过》一文，由他报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审阅。
一九六三年，朱理治的身体稍好即开始上班。他在休养期间读书学习的收获，在工作中得到了应用。他在谈实际工作时，比过去更赋有哲理性、研究性。一九六四年一月，他在华北局计划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对当年工作安排的意见时，讲了这样一番话：
事物有矛盾的两方面 (一分为二)，但这两方面不是平列的，都有一个重点。即主要的方面。我们抓工作，要狠狠地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初步设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
(一)工业和农业如何抓?我认为都要抓，但重点是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在第三个五年内首先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而且农业归地方管，便于我们抓。工业主要由中央管，我们发言权比较少。
(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如何抓?我们都要抓，但主要抓地方工业。
(三)我们单独搞工作，还是配合国家计委、中央部门和帮助省、市搞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配合、帮助和组织各方面一起来搞计划工作。因为我们不是一级计划机构，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要单独搞某一项工作而不运用上下级计划部门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我们能很好配合，帮助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一起搞工作。是能做出许多有益的工作的，是能够当好书记处在计划工作方面的参谋的。
(四)机关工作和下去调查研究哪个为主?我认为应当主要是下去搞调查研究。我们搞计划工作，每年至少要有八九个月在下面。不下去调查研究，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群众中的新鲜事物你不知道，无论如何是搞不好计划工作的。在机关综合分析和算账是需要的，但重点应该是下去调查研究。
六月初，朱理治主持华北地区计划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搞计划工作不能主观地规定指标，而要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其客观规律，必须遵照这种规律，才能做好长期和年度计划。对此，他谈了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计划要尊重客观规律。计划有两种方法，一种认为，计划很容易，可以主观地规定指标，引申出一个计划；另一种是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一个能够反映客观上存在着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案。只有后一种方法，才能搞好计划。
第二，计划要留有余地。编制年度尤其是长期计划，必须要留有余地。这是客观规律。因为搞年度和五年计划，要把一年以及五年期内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完全预计清楚，是困难的。所以，基本建设项目不能规定的太多，国家财政上必须留相当的预备费，国家储备亦必须留够。
第三，计划要综合平衡，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次计划的方法就是“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先搞农业，国防这两个拳头，再使基础工业来适应他们，同时相应地发展文教卫生和交通运输等等。除了按行业综合平衡以外，还要进行地区平衡。如劳动力和粮食的平衡，砖瓦砂石等地方材料的生产供应，轻、重工业的安排等等。全国必须一盘棋是肯定的，但同时要避免相向运输和远距离运输，特别是还要考虑到战略布局问题。
第四，计划要有重点。毛主席指示要打歼灭战，要少而精。只有打歼灭战，才能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才能使投资效果很快地发挥出来。战线长，主观上是要建设快，实际上进度慢，效益差。
第五，计划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做到两个钱当十个钱用。上面说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是说我们不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济建设和作战是一样，人总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投资和设备是必要的，但要看你如何用。这就和打仗一样，大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广阔场所。
朱理治说，以上这些问题，毛主席和中央很早就提出来了，我们过去体会不深。这次搞规划综合了起来，科学地总结了以前计划工作的经验，使得计划这门科学能够在更完备、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我想，我们按这个精神搞计划，一定会搞得好。
这年七月，朱理治赴包头钢铁公司视察，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共同研究扩建包钢的有关问题。回京后，他致函国家计委、华北局、冶金部、一机部，建议成立包钢会战总指挥部，并兴建黄河“二首制”工程，以解决包钢用水问题。八月，他在北戴河主持华北各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座谈会，并在结束时就当前经济形势、一九六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和安排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发了言。
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日，朱理治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有一次谈话。谈话时，华北局书记处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座，并作了记录。谈话内容涉及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十条的注解。刘少奇说：决议错了，可以改么，任何一个决议或者一项政策，不管是中央的或者是谁的，错了都要改，不改就是非马列主义。如中央第二个“十条”，错了就改；至于现在是否都对了，也不一定，将来还要改。如人民公社“六十条”，还能不改?我看要大改。可惜我们现在尚无经验。也有些，如大寨、耿长锁等的经验要好好总结总结。至于历史决议错了，也可以改么。田家英正在修改毛选注，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毛选注中有错要改，高干会决议错了，可以废除么，就说高干会的决议有很多地方不对，基本上是错误的，应废除，写这么几句就行了么。总之，有错必改，不论谁(错)都要反对。当然有错改了的，中央要拥护，哪有人不犯错误的。如果不然，有错不改的，中央那就不拥护。当然也要看是大错还是小错。⑥
这次谈话后，很快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没有再收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条根据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决议写的注也随之不见了，但这不仅未能除去长期罩在他头顶上的那两个编造出来的老罪名，反而又给他增加了“伙同刘少奇为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新罪名。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旬，朱理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在发言中，他根据几年来在计划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指出当时计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计划工作没有贯彻调查研究的方法。国家计委、中央各部以及省市计委，包括我们华北局计委在内，对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摸透、没有抓住关键，只是盲目地叫喊。这种风气相当普遍。
二、过去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吃透两头。吃透两头，就是既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又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
三、计划工作没走好群众路线。近几年来，搞计划没法控制数字，因为不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上相结合。
四、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计划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却很薄弱，存在着不讲真话，报假数字，怕当老实人吃亏，看领导意图办事的风气，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没有整体观念的分散主义。应该整风。
五、我们现有的规章制度，有许多妨碍积极性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对整套制度没有很好地分析，因此在破坏的同时，也可能破了好的，或者是这里合理了，那里又不合理了。计划制度，劳动制度、财务制度、物资制度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否定，就是扬弃。应当丢掉坏的，发扬好的。过去，我们有消极否定现象。条块之间的矛盾，一万年都会存在，问题是如何调整，发挥积极的一方面。
朱理治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毛泽东提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中旬，周恩来一连三天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等人座谈计划革命问题。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批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并在附信中说：“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二十日，周恩来就草案的最后一稿再次致信毛泽东：“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有写上，要听他(指余秋里——笔者注)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于二十三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理口头汇报，并对计划革命问题进行讨论。文件草案提出的“计划参谋部名单”有十二人：余秋里(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乎加(浙江省委书记)、朱理治 (华北区计委主任)、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长)、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马仪 (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扬(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
一九六五年，朱理治开始担任分管计划工作和农业工作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规划华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问题上。二月十九日，他在保定听取中共保定地委领导同志汇报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需要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比学赶帮。保定要争取在一九六五年粮食做到自给，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但也要防止浮夸，不搞高指标，不搞瞎指挥。六月中旬，朱理治主持起草了《华北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提纲》。
六月二十九日，朱理治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就华北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作了说明性发言。
这年，九月十八日到十月十二日，朱理治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讲了关于华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当前华北地区最突出、最根本的是粮食问题。华北不是水灾就是早灾，粮食的产量很不稳定。一九六三年，河北眼看丰收在望，几天暴雨不只把当年庄稼，而且把许多农田基本建设冲掉了。今年又遇大旱，受灾面积达一亿亩。我们必须战胜水旱灾害，使粮食过关。首先要根治海河。第二，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搞一亿亩基本农田，第三是抓肥料，包括农家肥、绿肥、化肥。这次会议结束前，朱理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起草了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汇报解决华北地区粮食问题的措施。
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出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可以造反。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朱理治主持召开华北地区农田水利会议，他在开幕会上作报告，在十月二十九日会议结束时又作了总结报告，一再强调，使粮食上去的办法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就在这时，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朱理治也即将被卷入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
①韩哲一(1914— )，1931年在黑龙江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赴苏联学习并加入少共。1934牛回国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参加抗日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总局局长、任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②张玺(1912—1959)，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③访问韩哲一谈话记录(2005年10月2日)。
④《纪念朱理治文集》，第648页。
⑤这里所用的《列宁全集》版本均指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⑥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纪要(196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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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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