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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十年磨难和最后的日子

吴殿尧 宋霖

一、“文革”岁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篇又一篇鼓动学生和群众起来“造反”的社论和文章把空气搅得越来越热。夏天，朱理治因肝病复发住进阜外医院。人虽躺在病床上，但心却系在外面形势的发展上。许多出乎他意料的事接连发生：六月初，北京市委破改组；七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派工作组的事在全国性广播大会上做检查，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怎样搞“也不晓得”，“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八月初，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邓”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十月，已由学校的“停课闹革命”发展到工厂、企业、机关停产停工。朱理治所在的华北局书记处也陷于瘫痪，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造反派呼风唤雨。朱理治首当其冲，成了造反派的斗争对象。 　　造反派加给朱理治的罪名是“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等等，勒令他出院，回家写“交代”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后，在一片“全面夺权”的叫喊声中，局势更加混乱，不时传来高级干部被揪斗、被抄家的消息。朱理治预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为防止到时候孩子们不冷静，与造反派发生冲突，使事态更严重，便把他们叫到自己房间，对他们讲，当前是一场群众运动，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群众，不能凭个人感情冲动行事，不要惹事。就在这天晚上十二点多，院子的门铃突然哇哇响起来，华北局计委几十个造反派冲进院子，然后又冲进朱理治的卧室，对躺在床上的朱理治大声宣布：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理治实行“群众专政”，勒令他立即从现在住的房间搬出去，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朱理治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和住在正房另一个房间的夫人苏菲及孩子们，被赶到寒冷的院子里，任凭造反派把书房保险柜打开，查抄“黑材料”，然后贴上封条，呼啸而去。 　　从那以后，朱理治从四间正房搬到难见阳光的厢房住。 　　从那以后，造反派不断来抄家，保险柜打开了又封上，封上了又打开，连孩子们的住室也遭到搜查。就这样，朱理治的家前前后后一共被抄了八遍，目的就是要搜集到足以致他于“死命”的罪证。当社会上刮起冻结“走资派”存款的风后，华北局的造反派也不甘落后，立即扣发朱理治的工资，按他本人加三个孩子给每人每月二十元；另外，勒令他交出存款。当苏菲把家中唯一的存折交到造反派手中时，他们看到上面只有八百元，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说：“你们夫妇两个，每月工资加在一起有五百多元，怎么可能只有八百元存款，肯定藏起来了，必须全部交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他们哪里知道，朱理治夫妇工资虽多，但在革命年代帮助过他们的人以及生活、上学有困难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要资助；平时又好客，常留客人吃饭，因此每月开销都很大，根本存不下钱来。造反派不听解释，到银行去查，结果真让他们查到一个叫“苏菲”的人，其名下有五万美元存款，于是如获至宝，立即要求冻结。其实，这个苏菲是延安时代来中国的美国著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与朱理治夫人重名，早在延安时就曾发生过因重名而在宴会上坐错位置的事。这次造反派硬是开了个“国际玩笑”，让人家对存款被随便冻结提出了抗议。 　　造反派还勒令朱理治每天到单位交代“罪行”，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审讯”。好在他对几十年的事情，大部分记得清清楚楚。从留下数万字的讯问记录上可以看出，尽管造反派气汹汹，不断呵斥，但朱理治始终沉着应对，不卑不亢。有时讯问时间太长，把脑子搞糊涂了，一时答不上来，他便请求给个回去考虑的时间。 　　那时，朱理治的小车被取消了，上机关要挤公共汽车。他过去总是忙于工作，不会料理个人生活，身上从不带钱，也不会花钱。每天，苏菲都要给他预备好来回用的车票钱，去时五分钱，回来五分钱。可是有一天，回来的车票钱找不到了，弄得下不了车，很是尴尬。正在这时，一位老部下看见了，替他交钱解了围，把他扶下车，忿忿不平地说：“几十年为革命出生入死，日夜操劳，却落得这么个下场!”朱理治却坦然地说：“现在这样遭遇的不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最担心还是党和国家……” 　　有一天，朱理治患感冒发高烧，行动困难，去不了单位，打电话向造反派请假，电话又没人接。快到中午时，几个造反派闯进家来，把病中的朱理治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敢于对抗革命群众，无论朱理治怎么解释也不肯罢休。 　　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给朱理治的定性越来越严重，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到“变节分子”、“叛徒”，成为“敌我矛盾”，被关进单位的“牛棚”进行“劳动改造”。他的儿子朱佳木回忆说： 　　“有一天，我去位于白塔寺附近的华北局计委大院给他送水杯，门房不让我进去，把他叫了出来。只见他的中山装掖在裤子里，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煤黑。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正在砸煤块。那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又患有肝炎病，这种长时间的折磨，对他的身体无疑是很大的摧残。” 　　一九六九年，大约在党的九大之后，开始要落实老干部政策，造反派给他戴的“老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等等帽子都戴不住了，只保留了一顶在当时说来算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犯走资派错误”的帽子。因此，华北局机关干部去位于天津汉沽农场的“五七”干校时，他也被“光荣”地列入了“五七战士”的名单，并允许苏菲陪他一起去。朱佳木回忆说：“记得他们出发之前的一天，我推门进他房间，只见他挎着一个旧军用书包，甩着胳膊，正在练习走步。看着他那股认真劲，我不禁哈哈大笑。他见我笑，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第二天，我把他们老两口送上火车，送到汉沽，安顿好，然后乘下一班火车返回北京。后来听说，在干校期间，对他还算照顾，给了他一个放鸭子的轻活儿。” 　　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一向被河南人民爱戴的“王老汉”王国华也被造反派抹黑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受尽折磨。有段时间，他在女儿王苏莲的帮助下，偷偷跑到北京躲避，住到朱理治家。苏菲一直记着“王老汉”在竹沟和延安审干时对她的救命之恩，待“工老汉”亲如兄长，看他行动不便，每天端盆水给他洗脚。王国华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在郑州去世，当时结论尚未做出。朱理治和苏菲得知后，在工资被扣发的情况下，寄去五十元钱，让王苏莲买一个最好最大的花圈献给“王老汉”，并让在挽联上郑重写上“王国华同志”，以示开创竹沟革命历史的人是光荣的，是不容污蔑的。 　　一九七四年深秋，朱理治得知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的消息，忧心如焚。党和人民怎能失去这样一根顶梁柱呢!他想去医院探望，又被管干部的部门阻挠，终于有个和商业部部长余杰搭伴的机会，去了三〇五医院。周总理见到他来，拉着他的手说：“你来了，好!好!这些年……正确对待吧!”总理像有许多话要说，又都在不言中了。见面时间只给十五分钟，他依依不舍地告别总理。这是他见到周恩来的最后一面。 　　一九七五年春节期间，朱理治和苏菲带着儿子、儿媳去万寿路一号院看望了朱德总司令。同样经历了“文革”磨难的朱老总已年近九旬，虽然不像当年那样健伟，但身材魁梧，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他见了朱理治，十分亲切地招呼：“理治呀，还好吧!”他们聊了这几年的情况，朱老总重复了几遍“还要工作啊”这样的话。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坚持把他们送到门庭，朱理治、苏菲劝他回去，康大姐说：“让他送吧，他总是这样的。” 　　朱理治一九七五年被军管会宣布“解放”后，把补发给他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回来一说，苏菲急了，说：“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些年向别人借的钱让我怎么还呢!”说归说，她心里完全理解丈夫。他们这一辈子跟着党，一切都献了党，今天得到了党的重新肯定，比什么都宝贵，还在乎补发的这点工资吗! 　　朱理治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几乎没什么个人嗜好，除了买书，几乎没什么花销。就连“文化大革命”后期赋闲在家，练习书法，用的纸都是最便宜的“道林纸”。苏菲虽然出身富裕人家，但在长期革命环境下也养成了极其节俭的习惯。她穿的衬衣，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穿过的罩衣。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把散落在房间里的废纸收起来，一张张抹平，放到自己的床头柜上，准备用反面写字。尽管如此，他们在去世时，仍然未能攒下钱来留给孩子。他们的孙子朱岩在读小学时，曾在题为《我的奶奶》的作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奶奶非常节俭，她洗脸的毛巾都破得一缕一缕的，我们让她换换，她不肯，我们要给她换，她不让。她的衣服很旧很旧了，她也不让丢。但是，她对别人可不是这样。我们家总是有客人来，几乎天天有客人在家里吃饭，奶奶对他们特别好。他们有事要奶奶帮助，不管是钱还是东西，奶奶都给他们，我从来就没有听奶奶拒绝过他们。我对奶奶说，你给他们那么多钱，你留一点给自己买条毛巾吧。奶奶笑了，说还能用，还能用。我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很爱她。” 　　朱理治和苏菲虽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对革命的忠诚、对个人的严格要求等优秀的品质和作风，却是留给孩子们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儿子朱平壤回忆说：“父亲在‘文革’期间仍坚持订阅一份英文报纸。一次我见他边看边查字典，就问他：这报与人民日报的内容是否差不多?他说：差不多。我又问：既然差不多，何必费力看英文报，直接看人民日报多省事。他说：我读这份报，一是了解新闻，二是学习英语，锻炼记忆力。一次散步，谈到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他说：“金子还要提高纯度，有的纯度百分之九十，有的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多。纯度越高越难。人不是一点私都不讲，但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 　　“文革”中，党的组织一度瘫痪，组织生活已不正常，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朱理治仍然保持着多年在党内生活中形成的传统，严格自律，加强党性修养，在砥砺思想中求得进步。每年年底，在没有任何人要求的情况下，他都认真地写出一份年度总结和第二年的计划，在总结中既写出成绩，也写出缺点。如“一九七二年的总结和一九七三年的计划”，他先写了五条成绩：“1．基本上谈清了结论，为写出书面总结打下基础。2．读了些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搞清了些问题。3．身体又进一步搞好。4．表明了政治态度。5．教育孩子。”接着写了三条缺点：“1．努力学习不够——没有写出什么来。2．说话不够审慎——要警惕不受自由主义影响。3．顾虑虽有所克服，但还没有基本克服，影响脑子和学习。”在“计划”中写了五条：“1．上半年将该读的东西——《列宁选集》后两本；斯大林……；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2．写出点东西——论政治与经济。3．将结论搞好。4．学会用脑——全部精力用到继续革命上去，克服顾虑。把脑力和身体搞好。”像这样的年度总结和计划，每年年终都写一份。这些无人布置无人检查的总结，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朱理治把他整个的生命全部的精力都凝聚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二、在河北省的三年 　　一九七五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四人帮”把持下的中组部把朱理治分配到河北省，但又没给安排任何职务，直到“四人帮”粉碎半年之后才任命他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从重新“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与世长辞，朱理治在河北省度过了整整三年。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 　　在当初分配工作时，曾考虑让朱理治去天津，因为当时党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局，华北局的干部只能在所辖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安排。朱理治对天津当时的“一把手”有看法，怕去后挨整，向组织提出自己有肝炎病，可否安排在北京。得到不可以的答复后，他考虑当时河北的“一把手”在抗战初期他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是他的一个老下级，给他的印象还不错，因此选择了去河北。但他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给各方面，包括人与人关系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结果去后只给配了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只让他参加省革命委员会的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任何名义都没有，实际是让他坐“冷板凳”。 　　了解一点党的历史和朱理治资历的人，对这种安排都感到不平。有人对朱理治说：“既然没个职务，又高龄了，不如回北京养养算了。”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朱理治说。 　　“常言道，在其位谋其政。到现在也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一位老熟人半开玩笑地说： 　　“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朱理治坦然地回答。 　　饱经政治磨难的朱理治已经不把省里“一把手”的态度当回事。支撑着他的，是他心里燃烧着的一个希望，这就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正在大刀阔斧抓整顿，已经乱了七八年的国家经过整顿还有希望，党还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希望。 　　朱理治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老战士的真诚和执着，拼着老命孤身一人来到石家庄的。他有很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又有充沛的精力和很好的记忆力，他要把这最后的余热全部贡献出来。生产领导小组让他抓抓农业机械化，他便让秘书找来大批有关资料，没日没夜地翻看，不断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还经常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老了，要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石家庄离北京不算远，但他很少回家。冬天到了，他想到家里的烟筒有几节该换换了(从一九六七年冬开始，家里暖气被停，冬天就一直靠烧炉子取暖)，取暖的煤还没有准备，就写信给苏菲，嘱咐买烟筒、买煤等事，尽管惦记家和身体有病的妻子，但他还是坚持着在河北的工作。 　　当时与朱理治朝夕相伴的秘书周建新和司机张景存后来回忆说： 　　人要工作，是需要有一个舒畅顺心的环境和合理的工作条件的，但朱理治同志在河北的几年里，却一直受着不公正的待遇，长期不给安排工作，长期不明确职务。河北当时的“一把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朱理治同志的老下级，感情本应是很深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位“一把手”与朱理治同志的办公室相隔不过几十米，不谈私交，即使来一个新同志也该过去看看，但他硬是一次也没有登过门。朱理治同志面对这种情况，不卑不亢，不套近乎，不拉关系，该怎么就怎么。对朱理治同志的职务和工作，这位“一把手”如果抓紧上报，再说句公道话，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但他就是迟迟不做安排。由于“一把手”这样不冷不热，别人特别是一些势力小人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使朱理治同志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常常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应有照顾。有时我们看着太不像话，就去交涉，去争取，虽然问题也能解决一点，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朱理治同志看文件，只发给他县团级的；坐车，是别人替换下来的旧车；夏天去北戴河开会，安排住的是最次的小楼。就因为朱理治同志没有头衔，毛主席逝世时，机关大院列队悼念，他竟被安排在办公厅秘书长之列，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好不容易到了“四人帮”被打倒，朱理治同志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名次却被排在了几个造反起家、不学无术的“三种人”之后。更可气的是，这几个人还能列席省委常委会，而朱理治同志这位“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却连边也沾不上。是朱理治同志无德无能吗?不是。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吗?也不是。人们都看得出来，主要是那位“一把手”怕朱理治同志地位提高会影响他的升迁。 　　但最让朱理治难过的并不是个人境遇，而是不久之后发生的又一场政治风暴。 　　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止了开始使经济建设走上正轨的整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就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刻，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本来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苏菲，一个人呆在北京，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陷在像天塌了一样的绝望情绪中，天天痛哭不止，连续哭了一个多月。朱理治春节放假回京，也没能使苏菲的情绪好转。终于在一天夜里，她睡下不久，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幸亏发现及时，赶紧叫来急救车，送进北京医院。经过穿刺吸髓，被确诊为脑溢血。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抢救，终于保住了生命，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这对于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的朱理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面对国事、家事的不幸，朱理治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仍然没有被压垮。一九七六年春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层层掀起，开始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有一天，朱理治把秘书周建新叫到办公室来，情绪激昂地指着印发材料上的一段话说：“小平同志这三篇文章我看了几遍，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没什么可批的。说这是三株大毒草，我看是三朵鲜花。上边让咱们批，不管他，咱们下乡转去。”这以后，他带秘书和司机下到基层调研，一去就是几个月。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基本是在下边搞调研。他到哪个单位考察，都像个小学生一样，仔仔细细地作记录，并和周围人员一起分析研究问题，说话总是和颜悦色。人们看他那么老的资格，不忍直呼其名，可又没有正式职务可称，有的便尊称他为“朱老”或“朱书记”。他听了，总是淡淡地说：“还是叫我名字好。” 　　朱理治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生活上的不方便可想而知。那几年，他住办公室，吃机关食堂伙食。有时散会晚，食堂关了门，他就在办公室喝开水，吃饼干。有时开水没了，只能喝凉水。尽管如此，朱理治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面对着这一切。关于那几年的生活情况，他的秘书和司机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朱理治同志为了工作一心一意，可为自己的事却想得很少，占便宜的事更是一点不沾，一生清清白白，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在那种白吃白拿、“试穿”、“试用”等不正之风盛行泛滥的时期，他从不靠前伸手。公家给他的东西，该多少钱付多少钱。他来河北时只带来一个铺盖卷，行政处看他屋子里实在空荡，便找来一个旧木箱子让他放点东西。就这么点事，朱理治同志总感到过意不去。后来，还是自己出钱让我们从市里买来一个木箱子，并几次催我们把机关的那个箱子还回去。他长期在中央机关做领导工作，这时下到地方，远离家属和孩子，又受不公正待遇，可以想象得出生活上有多么困难。但他很少开口支使别人，尽管我们抢着为他干点杂事，帮他洗洗涮涮，可他总是背着我们自己干，使我们深受感动。一次他的大儿子出差路过邯郸看望他，临走时因住处离车站较远，我们想用车送他一下。朱理治同志知道后，坚决地说：“不要送，自己坐公共汽车走。”他的小儿子几次来机关看望他，按理说跟爸爸一块去小灶花钱吃饭是无可非议的。但朱理治同志一定要他跟我们去大食堂排队买饭吃，不许搞特殊。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的粉碎使朱理治的精神为之一振。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仍在河北发生着作用，使他难以真正工作。直到半年多后的一九七七年五月，他才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且位置排在一些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之后，实际上还是“挂个名”，常被分配一些别人不干的事。此时的心境，从他在这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写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儿子朱佳木的一封信中，大略可以看出一些。 　　那时，朱佳木正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四人帮”粉碎后，政研室机关党支部罢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夺权的造反派头头的支部书记职务，选举朱佳木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吸收他为机关“清查办公室”成员。朱理治在信中先说： 　　“最近省里在开会传达十一大精神，一时回不了家了。” 　　“这次大会强凋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向每一个党员干部提出的号召。我们都应当对自己一分为二，发展可能存在的优点，克服必然存在的弱点。” 　　然后，朱理治嘱咐当选机关支部书记的儿子：“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经验修养和目前所处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努力把党的优良传统学到手，主要是把党的实事求是学到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人对事的分析和观察，绝对要(有)唯物辩证的方法”，“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尊重人家”。他还叮嘱儿子，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极少数的，个别的。对这种人在没有暴露之前，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过早的决裂也不是好的办法，因为还是再看看为好。” 　　最后，朱理治写道：“我在这还好，感冒了一次，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爸爸 八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还没有发出去，朱理治又接到朱佳木的来信。于是，他在八月三十日又写一信： 　　“佳木：感冒休息时曾写了一封信给你，没有发，小强回来，看了你的信，一分为二分析自己，这种态度很好，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就是进步的开始。”“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科学的态度，老实的态度。只要真心做到这一点，就能不犯重大错误，少犯错误，错了也容易改正。我原信也说的是这个意见，可以仍寄给你。耀邦同志给你捎的话很好，这是对你的爱护。” 　　“这次在医院检查了全身，什么都正常，因为改用了一种安眠药，每晚能睡六小时，脑子就不发闷了。看来再工作十年还是没有问题的。如何才能替党做点工作，我正在考虑着，现在还想不出更好的岗位。父字 八月三十日。” 　　在河北的三年，是朱理治最后的三年，也是他生命再次闪光的三年。在那三年里，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职务，即使有了职务，也是挂名性质，但他凭着自己的党性，积极工作，到处奔波，没有虚度光阴。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在那三年中，他一共下基层三百七十多天，听取了近六十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农村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可以说走遍了河北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仅调查笔记就记了八本，二十二万余字。他不顾高龄，跑长途，爬高山，登高炉，看焦厂、钻山洞，下农田。一九七六年，他甚至深入到唐山吕家垞煤矿井下调查，看望下井工人。他从勘探设计到建矿、开采、粉碎、洗选、冶炼、轧材等每项流程，都认真考察，并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效益水平进行对比。他向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很多被采纳，一些建议直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在那几年时间，他除了参加会议和下基层，还抓紧时间，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的著作又通读一遍，写下三十三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另外，还翻看了不少国外有关经济的文章和科技资料。 　　一九七七年年底，一些已经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开始酝酿把朱理治调回中央的财经部门，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可就在这时，早已侵蚀着他身体的病魔开始发作了。这年十二月，国务院举办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安排先到山东开现场会，河北省委让朱理治带队参加。他乘车由石家庄到济南，随着会议代表不停地在山东各地参观考察，然后又乘车回北京接着开会。会开到一九七八年一月下旬，朱理治感到肠胃越来越不好受，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有肝癌迹象。会议秘书处马上安排他到北京医院住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说，他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老肝炎”，这批病人后来大多转化为肝硬化和肝癌；而且，肝癌一经发现往往已到晚期，从发现到去世一般只有三个月。后来的事实证明，医生的话说得很准。 　　一九七八年初，躺在病床上的朱理治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二月二十四日，朱理治从医院里勉强出来，参加了第五届政协会议的开幕式。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会议，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能走出医院。朱佳木在回忆里，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他说： 　　为了护理父亲，我们兄弟几个分工，轮流在医院陪住。我由于担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随他到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正忙，白天离不开，就值夜班。有一阵子，胡乔木也因感冒发烧住进北京医院，所以我白天去乔木同志那里汇报工作时，也可以顺便去看看父亲。父亲对自己的病情虽知道一点，但并不全知道。有一天上午，我去看他，新的验血结果刚出来。他对我说：“转肽酶正常(这其实是医生骗他的)，说明不是肝癌。如果是肝炎复发，今后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如果是肝癌，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不能为党工作了。”还有一天下午，我在乔木同志那里汇报完工作，他知道我要去父亲病房，便同我一起过去看望。父亲说自己前几天一直便秘(这是肝癌的症状)，今天终于大了便，拉出了十个屎球，是王洪文的十个小兄弟。父亲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我和乔木同志望着他，都没有能笑出来。 　　父亲逝世前的半个月，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陈云、王震、余秋里、陈慕华、程子华、季方等领导同志闻讯都赶去看他。有一天，白天是我爱人值班，我的嫂子任远征陪康克清阿姨来看望父亲，夜里正好轮到我值班。半夜里，我被他的梦话惊醒，只听他说：“告诉他们，不要停产，要照常生产。就这个事，你去告诉他们。”他逝世前一天夜里，又轮到我值班。那一夜，他不停地要水喝，要吐痰，要小便，基本上没睡。半夜两点，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就听他不停地叹气，还自言自语地说：“省里有谁会搞计划?”“差七千个亿，很好追嘛!”我估计，他这又是在说梦话了。早上我离开时，护士给他量血压，高压八十，低压六十，而且呼吸很不好。 　　第二天四月九日是个星期天，我原定上午和爱人带上只有四岁的儿子，也是父亲唯一的孙子，去医院看望父亲。刚要离开，就接到我弟弟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刚才突然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我急忙赶到医院，只见父亲躺在病床上，紧闭双眼，就像是睡着了。人们都说肝癌病人疼得要死要活，但不知为什么，父亲虽然难受，但直到临终前一直没有疼痛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母亲那时因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也被司机接来，看父亲最后一眼。他们是一九三七年父亲在赴河南组建新省委的路上结的婚，此时刚满四十年。这四十年，两位老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眼看快要过上好日子了，却又永远地分开了。 　　我和几个兄弟同护士一起，把父亲的遗体推往太平间。在那里，我掀开白布，又望了望父亲这三个月来急剧消瘦下来但仍然不失刚毅的面庞。这时医生通过河北省的同志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为了医学院教学的需要，病人遗体一般要做解剖，问家属是否同意。一些亲属表示坚决反对，说父亲受了一辈子罪，不能让他死后再挨一刀。我说，父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信仰的事业，再把遗体献出来，是符合他一生风格的。他如果活着，也是一定会同意的。就这样，父亲的遗体被解剖。医生后来告诉我，解剖发现，癌细胞已在他身上广泛转移。 　　朱理治逝世的准确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就在那个时刻，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三、生命的回响 　　朱理治逝世后的第五天，即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李先念、耿飚在北京机场参加完外交活动后，直接赶到医院向朱理治的遗体告别。前来告别的还有余秋里、谷牧、康克清、胡耀邦、李维汉、程子华、胡乔木、姚依林、周子健、郭述申、齐燕铭、高士其等生前好友。 　　四月十五日下午，朱理治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陈云，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谷牧、陈慕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季方、王首道，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和河北省直属各单位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季方，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委会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朱理治的生前好友胡耀邦、童小鹏、齐燕铭、武新宇、王金山、吕玉兰、郭志、尹喆、曾美、谷奇峰、刘英、王桂华、洪毅、张平化、周子健、程子华、姚依林、萧劲光、李葆华、陈国栋、萧克、袁任远、曾志、郭述申、曹菊如、郭洪涛、刘春、孔原、郭影秋、陈琮英、刘澜波、林佳楣、刘型、贺诚、程坦、贺彪、胡乔木、高文华、蹇先任、张邦英，许涤新、熊开荆，以及河北省直属各单位的代表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 　　由中共中央批准的悼词说：“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追悼会前，邓颖超托人向朱理治夫人苏菲表示慰问。 　　追悼会后，朱理治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对着正门的第一排。这一排还安放着他热爱的朱德总司令，以及他的老战友陈少敏、钱瑛等人的骨灰盒。 　　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以及河北等各省市党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朱理治逝世和追悼会的消息，并配发了他的遗像。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朱理治夫人苏菲的申诉信上批示：“请中组部办理。”苏菲在信中说：在一九四二年西北高干会上，高岗为了抬高自己，对朱理治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一九五九年，中监委经过认真调查，推翻了假造的罪名，作出了正确结论。但是由于中监委的结论未能在党内转发，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一情况。最近，一些报刊文章和文艺作品在提到陕北肃反问题时，仍说那是“有意陷害”。因此，希望中组部能将中监委的结论印发绐党史研究和文艺宣传部门。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案件复查通报》第四号《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通报指出：“朱理治同志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错误，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作过审查，纠正了在过去结论里关于陕北错误肃反中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他个人的阴谋陷害和他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不合乎事实的说法，指出他的错误性质是积极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指定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五人小组又进行了研究。中央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在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正确的分析中，对朱理治在陕北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朱理治同志对他在陕北一段所犯错误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也接受了教训。他自一九二七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理治的老战友刘子久、任质斌、刘子厚、方正平、栗在山、刘放等人的文章《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一九九一年五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八卷发表《朱理治传》。同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理治西北工作时期的老战友刘培植的文章《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辑的《朱理治金融论稿》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陈慕华题写书名，袁宝华作序。书中收入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和东北银行总经理时写的文稿十七篇，还收入了有关同志回忆朱理治及论述朱理治金融实践与理论的文章多篇。同年十一月九日，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延安地区分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朱理治金融论稿》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举行。朱镕基副总理、陈慕华副委员长分别打电话表示祝贺。邓力群、郭述申、刘英、袁宝华、宋一平、顾大椿、乔培新、梅行、余建亭、张佑才等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及金融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与会者认为，朱理治不仅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月是我党较早从事金融工作，熟悉金融业务，成效卓著的金融专家和领导干部；他关于金融问题的著述，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对研究中国现代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不少观点在今天仍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纪念朱理治文集》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云为文集题写了书名，李先念为文集作序并题词，王震、薄一波、耿飚、王首道、余秋里、张爱萍、郭述申、薛暮桥、陈国栋、袁宝华、汪道涵、任质斌、刘培植等写了题词。李先念的题词是：“朱理治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王震的题词是：“学习朱理治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薄一波的题词是：“朱理治同志是我国财经工作战线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他工作积极、勇于探索，对新中国物资、计划、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值得后人纪念。”耿飚的题词是：“朱理治同志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生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高贵品德值得纪念和学习!”余秋里的题词是：“学习朱理治同志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王首道的题词是：“一生为党留丹心，后世楷模照千秋。”文集编入朱理治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文稿与回忆录八十七篇，约四十万字。编入纪念文章十二篇，收入三万余字的《朱理治传》、《朱理治年表》，并附《朱理治夫人苏菲小传》。 　　朱理治夫人苏菲在一九八八年夏天第二次发作脑溢血，虽然经过抢救又一次保住了生命，但却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这位坚强的女性也离开人世。遗体告别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先念、宋平为她送了花圈；陈慕华、邓力群、任质斌、曾志、林佳楣、何康等五六百位生前好友冒雨前来与她告别。人们为党失去一位真诚的好党员，自己失去一位热心的好战友而纷纷洒下悲恸的眼泪。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为了这面旗帜，她也战斗了一生，贡献了一切。 　　在朱理治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时候，他的家乡江苏省南通市在他读过书并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余西小学树立了他的半身塑像。每天早晨，生气勃勃的少年儿童伫立在树有朱理治塑像的操场上，仰望五星红旗，高唱国歌，开始新的一天的学习和生活。 　　朱理治的业绩和精神，与天地共存。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