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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伯伯二三事

杨拯民

杨明轩同志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的旗手，也是我父亲杨虎城将军的挚友，我从幼小时起，就叫他杨伯，常受到他的教诲。他渊博的学识，刚直不阿的品德，无不使我尊崇。数十年过去了，但他那慈和宽厚的音容，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的身影，依然如在眼前。 　　一九三三年，杨伯在西安被哨兵误伤臂部赴上海治疗。伤愈，便留居在沪，任教“立达学园”。他交游广泛，行为豪放，不拘小节，人们戏称他为“浪人团长”。实际上是在沪陕人的中心，掩护联系左派团体和进步人士，从事秘密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派东北军入陕，旅陕东北人士以车向忱先生为首树起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的旗帜，倡导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西北方面，也酝酿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并认为由杨伯来组织领导最合适，遂请他回陕。杨伯回陕后，即担任了“西救”的交际部长，后来成为总负责人。他仍自称“浪人团长”，联系着军、政、商界的上层爱国人士。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西救”由秘密活动转为半公开，到西安事变时完全转为公开活动，组织发动各界群众，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八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车向忱是“西救”和“东救”的代表人物，公认的群众领袖。 　　西安事变以后，我父亲和杨伯被迫出国考察。我父亲先去美国，杨伯和胡希仲(胡景翼将军之子)先到欧洲。杨伯在法国同巴黎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吴克坚同志接上了头。我父亲一行从美国到巴黎后，想假道苏联回国参加抗战，于是和杨伯他们一同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向苏联驻捷使馆申请去苏签证。结果只有杨伯和胡希仲两人得到批准去了苏联，我父亲及其随从人员滞留布拉格，借游览为名等候杨伯和胡希仲赴莫斯科的联系结果。杨伯到莫斯科后找到了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康生，康生与苏共联系的结果是：杨虎城目标大，现苏正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苏不便接受杨来考察参观，更不允许假道苏联返国。这样，我父亲经苏回国参加抗战这条路被封死了，所以又返回巴黎，汇集一批留欧学生，乘船从海路返国。上述经过，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杨伯和我谈到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时讲的。 　　一九三七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到李寿亭先生家闲谈。李和我父亲是好朋友，西安事变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我到李家门口，看见停着一辆汽车，一看车牌，是现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的车子。周伯敏是于右任先生的外甥，长期在南京作事。西安事变后，出于南京政府、陕西地方实力派和教育界等方面都能接受的原因而出任教育厅长。他来找老厅长李寿亭，是因为西安各学校都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学生们还提出要下乡宣传，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特来求计于李。我进屋后，李向周作了简短介绍，便坦诚地告诉周，此事只有请杨明轩来商量，他是教育界的领袖，说的话学生们听。他们立即派车去接杨老。过了一会儿，杨老到了。杨明轩是共产党人，一九二七年曾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教育厅厅长，周伯敏是国民党人，李寿亭是民主人士。三位教育厅长的会晤，反映了当时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一个侧面。 　　一九三八年底，我从延安回西安探亲，每天都去看望杨伯。当时许多熟人、朋友和前辈都劝我去美国留学，不要再去延安受苦。我向杨伯求教，他明确地叫我坚持下去。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认为他代表着进步、正义和真理。以后我在延安收到家里捎来的钱物，听来人说是杨伯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来的，才察觉到他和党的关系。 　　一九四六年八月，杨伯到了延安，当时我在富县茶坊镇的中共洛川特委工作。同年十二月，西北局通知我到延安参加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到后住在西北局。杨老也住在这里，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闭门读书。他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地学习。他读书非常认真，除了吃饭，睡觉和会客外，专心致志地读，边读边写笔记。 　　一天，我抱着唯一的女儿去看杨伯，老人对孩子充满了慈爱之情，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只有一个小名，还未取正式名子。我请杨伯给她取一个，他问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妹妹的孩子叫“修文”，因为当时知道我父亲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境内，故取名“修文”，若能和此照应就更好了。杨伯想了想说，那就叫“偃武”吧，修文、偃武，正好匹对。从此，我的大女儿就正式取名“杨偃武”。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杨伯和我都是西北解放区代表团的成员。会后又到东北参观，前后三个月，我都和他生活在一起。一九五三年我赴苏联考察前，在西安他的家住过两个星期。他调北京工作以后，我每次到京开会，总要去看望他。告别时，他总要亲自送我到大门口。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请他不必这样，但他却从无例外。他给我突出的印象是那样的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又是那样的慈爱宽厚、细致周到。和他谈问题，他总是用商榷的口气，从不强加于人。他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以事实为根据，从不说教，引导你自己作出恰当的结论。和他谈话，如春风沁人心脾，使人茅塞顿开。这也是他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传统风格。“夫子循循善诱”，杨伯是当之无愧的。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