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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杨明轩老师

田一明

杨明轩先生是陕西和西北地区知名的教育家，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和西北早期的传播者之一。他坚定不移，守正不阿，参与组织和领导陕西和西北地区的民主运动，为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适值他百年冥寿，作为受过他教导和关切的学生和晚辈，我以极其敬仰和深厚的感情怀念他。 　　一九二六年西安解围之后，大革命的风暴，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迅即在全陕兴起。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邓宝珊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任命杨明轩为驻陕总部的教育厅厅长。那时，我正在念小学六年级，虽然也经常参加群众大会，但年龄和地位的悬殊，与明轩先生谈不上交往。 　　一九三三年夏，冯王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高举抗日同盟军义旗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大肆搜捕抗日学生。我正在北京汇文高中念书，成为搜捕对象。幸得几位同学的掩护，我逃离北平，潜赴江苏南通，化名匿居。是年署假后，获悉北平搜捕的风浪已过，就想再次到上海继续上学。当时，我身边一文不名，到上海依靠谁呢?想来想去，打听到杨明轩先生在上海某校教书，就写封信给他试试看，很快地收到他的回信，我便由南通去上海投奔杨先生。  　　那时，杨明轩先生在上海也是流亡性质。他在江湾租了人家一间二楼的前楼约十平方公尺大的房间，里边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只凳子。我去了，再借一张床。当时他在江湾立达学园教书。这个中学是杨明轩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几位同学创办的。杨先生每月薪俸不多，供给我们二人生活费用是比较紧张的。好在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日三餐，早点吃点面包，午、晚餐到弄堂口买两碗担担面端回，天天如此。杨先生喜欢吃辣椒，只要面条是红色的，他就很满意。我除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还经常陪他由江湾乘火车，转电车去遥远的龙华医院，治疗他在西安因误会受的枪伤。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我的学费汇到了，杨先生也迁进市区，我们离开了江湾。 　　我在上海是陕西的公费生，经常写信给杨虎城将军反映一些抗日情况和讯息，受到杨明轩先生的关注和指导。他对杨虎城将军是有信心的。他说：杨虎城是主张抗日的，杨的部队是支持抗日的。 　　杨明轩先生在立达学园教书时期和以后迁居上海市区，生活很是清苦。侧闻，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经安徽大学训育长，介绍杨先生任安徽大学的教务长，旋因提出加入国民党为条件，杨老便立即婉辞拒绝。他认为不加入国民党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性立场。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杨先生由上海回西安。当时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合作在西北策划抗日新局面，杨明轩参与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抗日，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西安一时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十二月十六日，西救会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拥护和支持张、杨两将军抗日救国的正义行动和主张。数以十万计的各界群众参加了大会。杨明轩以西救会领导人的身份，主持大会并致词。张、杨两将军发表了向全国人民说明西安事变的目的及其重要意义的激动人心的重要演说。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十余万人的群众队伍，高举“要求抗日救国”和“拥护张、杨两将军正义行动”的大旗，浩浩荡荡，全长十余华里。杨明轩同几位群众代表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列。他虽年事较高，眼睛高度近视，仍坚持步行到底。我当时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科长，在这次大会上和游行示威中，作大会的司仪和游行总指挥，伴随杨先生从主席台到示威队伍中，随时接受他的指示，协调和处理现场的秩序和工作。 　　西安事变期间，杨明轩先生除了主持西救会的工作外，还主持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的工作。我看到他经常在两个单位之间奔忙，劝他辞去教师训练所的工作。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在这里受训的上千名学员，都是正在或将要去全省各地中小学任教师的人，他们都会传播抗日救国的种子。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的进步教师，大都是出自这个教师训练所或是杨老的学生。他的高瞻远瞩，令人折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将军和杨明轩先生被迫出国“考察”。杨将军先赴美国，杨先生先赴欧洲，相约在法国巴黎会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将军和杨先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到香港，杨将军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网，杨先生回到西安。杨先生回到西安后，往来最频繁的有三家。第一家是赵寿山家，几乎经常在赵家作客，同时在赵家作常客的还有常汉三和姚警臣。赵家离我家不算远，杨老常邀我的妻子秦琳带我们的孩子们参加他们的聚会。第二家是邓宝珊家。特别是每当邓宝珊从陕北榆林去南京、重庆的往返途中路过西安的那几天，他们二人几乎形影不离。第三家就是我们的家了。杨老是秦琳的中学老师，我同杨老在上海有一段共艰苦的生活经历，并加上西安事变期间我在杨老领导下作过一些工作，忘年之交，分外亲切。每当杨老到我家来，首先就被我的小孩子们团团围着，叫嚷“杨爷爷、杨爷爷……”，直到杨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分赠之后，才肯罢休。这些渊源使他对我们的成长也非常关心。记得一九四一年初，有一次他对我们夫妇讲：“你们都是在艰苦中奋斗起来的，现在在社会上初步有点基础，要作个抗日爱国的进步人士，要有正义感，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要走到歪路邪路上去。”他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这是他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同我们往来的基础。他的话是我们毕生难忘的，也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敬重他老人家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一九四五年二月杜斌丞、杨明轩先生和我商量，在我家以举行家宴的形式，约请成柏仁、杨子廉、张性初、耿坚自，李子健、葛凤梧等，商谈有关成立民盟组织问题。我因经营工商业，不算参加民盟组织，会后我即赴沪。杜、杨二老委托秦琳负责民盟财务工作，利用他们筹得的一点基金，运用我们在工商界的一些便利条件，进行经营，很快取得可观的盈利。财务工作的日常具体问题，都由秦琳请示杨老决定。由于财务工作很少“曝光”，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招致什么麻烦。 　　同一时期稍后，杨明轩先生策划创办《新妇女》杂志，为的是配合西北民主运动的开展，在妇女界掀起民主运动的浪潮。经杨老安排，刊物由李馥清，胡景儒、彭毓恒、秦琳和姚文等人筹办，而以秦琳为发行人。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法例规定，杂志发行人的姓名、住址是要印在刊物的名头之下的。于是秦琳(当时用的名字是秦煦垣)的姓名和我们家的住址都被印在刊名之下。这样秦琳也就成为当局注意的一个目标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了谈话。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活动从此也公开化了。这对西北民主运动起了鼓舞士气激励人心的作用，但对国民党西北当局却无异于公开挑战。我们预感到必然会出现困难局面。 　　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西安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运动的事件。突出的两件：一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部长、《民众导报》的主编李敷仁被暗害(后遇救)，事隔两天，五月三日，发生联合版报社被暴徒捣毁，被迫停刊。三天之内发生了两件震动陕西、波及全国的大事，都是针对着民盟西北组织开展的民主活动而来的。五月四日，杜、杨二老又来我家会面，商议善后，当时我在上海，是由秦琳接待的。形势是严峻的，民盟活动被迫再度转入地下。 　　与此同时，刚出版了三期的《新妇女》杂志，当然也面临被迫停刊的厄运。先是有一天，一位自称是主管机关的官员，到我家向秦琳查问，威胁恫吓，索要编辑人员名单和订户名单。秦琳对答说，她只管发行，不知编辑部的具体人事情况，而发行是由书店零售，并无订户名单。总算应付过去。过了几天，西安市警察局又派十数名警察来我家，以查户口为名，强行进入我家前后院大肆搜查，历时数小时。卒因一无所获而不得不悻悻然离去。秦琳乃以电话向省参议会负责人抗议，要求保障人权，并赔偿损失。为此西安市警察局长连忙解释说是误会。我当时是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议员有“豁免权”，对处理这些干扰还有一些用处。事后，杨老决定《新妇女》停刊，并对秦琳应付上述麻烦所表现的机智和沉着，表示嘉许。 　　杨老同我们再次重逢，是三年之后的一九四九年秋天的事了。那时西北和华北都已解放。 　　解放后，杨明轩先生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经常在西安。一九五一年秦琳因事回陕小停约半个月，杨老一如既往，多次亲临西安我家看望秦琳。一九五四年西北大区撤消，杨老调到北京，负责民盟中央领导工作，一九六五年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仍然和解放前一样，常来北京我家，念旧情谊，使人倍感亲切。每逢新年、春节或他的生日，常邀我们一家到他寓所餐聚。有一次，他邀我们同游颐和园，竟能沿着该园围墙内绕行一围，行程近十里，边走边谈，走走停停，叙谈往事。 　　一九六七年夏，杨老病重入住北京医院。当时我们虽巳靠边站，但行动尚未受限制，因之还可以随时去医院探望。不久，他的病情恶化，于八月二十二日与世长辞。有几十年情谊的良师益友，一旦永诀。我内心悲痛万分。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六七年杨老逝世，前后三十余年，不论是在上海、西安或北京，只要是同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往来从未间断。他的言教身教，不仅对我们夫妇，而且对我们的子女，都留下深刻的永不能忘的印象。在解放前，他是一位立场非常坚定，献身革命的战士，既关切青年一代的成长，又不忘作上层工作。平时似乎是好整以暇，从不慷慨陈词，只有默默耕耘。但在需要时，他能站在群众之中，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率先前进。在解放后，他身为高级领导干部，最后名列国家领导人行列，他严格地遵守党纪国法，从不以权谋私。而他的平易近人，使人毫无高官大员之感，更是他的高贵品质和美德。 　　杨明轩先生是我们老一代的陕西青年的启蒙老师，是西北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先驱和导师，他的政治品质和情操，是一切革命者的楷模和典范。杨明轩先生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