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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岳 父

刘印初

我认识杨老，是一九二二年。那时我在陕西省立三中读书，杨老在省立二中做教务主任。放暑假了，户县的学生都要在西安西关搭马车回家，适逢杨老也在这里等车，眼看聚了十几个学生，不见车来，杨老就招呼大家说：“走，咱往回走!”这一说大家都跟着走了。杨老沿途问长问短，说故事，讲历史，有说有笑，悔人不倦，鼓勉后进，不觉走过几十里。现在说是杨老，实则那时他才三十来岁，年纪虽轻，经历却不平凡。我们很多同学原来就知道，他一九一三年公费留学日本，为抗议日本从德国手中掠夺山东，一九一四年愤而归国，参加反日活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他作为北师大学生，与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痛打卖国贼，围困总统府，两次被捕。他这些英雄行为，早在青年学生中传为美谈，因此，我们都很敬仰他，经过这一次几十里路程的亲聆教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与杨老的长女杨芝兰女士结婚。事有凑巧，结婚那一天，杨老出狱，这次见面与上一次更有不同，杨老是一九二八年初被敌人逮捕的，坐牢一年又八个月之久，现在出狱，家人父子，喜不自胜。 　　从这时起到杨老一九六七年病逝，在这长达三十八年的时间中，我在陕西省医院等单位当大夫，除过杨老去上海、赴延安、调北京的时间外，我们都朝夕相处。杨老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一生，我是亲眼见到的。这方面青史彪炳、道路口碑，我就不再说了。这里说的是有关杨老私生活方面的点滴，这些看似琐事，却使我永远无法忘怀。 　　早年杨老当过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也当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可说是官高禄厚，但他自奉俭朴不说，就是对他清贫的老家，也是“一毛不拔”。哥哥不止一次求他接济在家乡的老小，他都表示无能为力。原因是从革命需要和家庭需要相比，当然是革命第一，而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几乎永远满足不了革命方面的需求，接济家庭自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仅慷慨解囊，且常是东借西贷，而他自己却安贫乐道——乐革命之道。记得四十年代初，有一天他回家第一句话就说：“唉!今天一天花了三块多钱!”可以感觉得到，在当时这钱实在是非花不可的，可他念念不能忘怀，似乎很有愧疚之意。解放后，他从延安回来，先后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实行工资制后他是行政五级，应该说有条件改善生活了，但他穿的仍然是解放前的棉衣，床单被子仍是延安时期的粗白布，这一点，直到去北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终老辞世都未变。只是在接待外宾和出席重要会议时，才穿上他五十年代出国时做的那套好衣服。在公私关系力面，别说大的了，就连生活小节，他也是一丝不苟，坐车出去理发，洗澡或看朋友，都要秘书按规定交汽油费。作为五级干部，他的高工资，既不积存，用于家庭也不多，更不额外提高自己的生活，而是每月按他拟的名单分寄，其中有烈士遗孤、遗孀，有生活尚嫌不足的老友，以及由他供养的有志青年。仅解放后给他当过勤务员、警卫员的青年中，他就供给两个上大学、一个上中专，而他自己一九六七年病逝时，无一元存款，从俭节约料理丧事后，还向胡愈之同志借款六百元。这就是杨老给家人的遗产，这是精神遗产，是杨老一生清廉的遗产，更是杨老一生德操做人的遗产。 　　杨老品德高尚的另一面，表现在他对待家人的有关政治性问题上。他的二女儿夏兰，婆家是地主成份，土改时长辈都在，她是儿媳，又不管家，当然只能算个地主家庭成员，地主分子的帽子是不该给她戴的。但事隔几年，村干部无端地给夏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显然是冤案，女儿求他说句公道话，他表示自己不能干涉地方事务，要女儿相信党、相信地方政府，直到终世未置一辞。一九七九年，夏兰的冤案得到平反。杨老不徇私情，我也深有感受。一九四五年，陕西省的国民党当局设立参议会。当时中共地下党决定，要安置一些人进去，便于对敌斗争，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杨老提出，以无党派人土身份，由地下党活动，“当选”省参议员的，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解放后，特别是极左时期，我为此事不断受到株连。杨老是当时地下党领导人，深知并主持此事，他说一句话也就真相大白了，但他来讲这句话，只是向家人解释说：没有人问我，我怎能说呢?我知道他是怕产生为亲人说情之嫌，也就不再难为他，直至后来地下党的其他诸同志出面证明此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就是这样宁愿亲人受委屈，也不愿使党的清白作风受到误解。 　　杨老与岳母的关系，也使我深受感动。岳母李青俊是杨老的结发之妻，没文化，小脚，秉性是离不开农村，过不惯城市生活。解放后，条件好了，杨老在西安给她准备了房子；杨老到北京后，又专门为她盘了一个陕西户县家乡的火炕，还买了一个瓷砖当枕头，这都是适应她的农村习惯的，但她还是住不惯，很少住过一个月以上。她离不开劳动，离不开土地的气息，杨老深深体念她这种朴实的农民感情与习惯，每隔一段长时间，比如一两年，总要把老伴接到西安或北京，陪她游公园、看名胜、拉家常。终其一生，二老情深意挚，心心相印，这又是何等的高尚情操。 　　岳父杨老遗留给我的这份做人遗产，我将传之子孙，永志不忘。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