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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怀念

曹冠群 苏一平

杨明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今年又是他的百岁诞辰，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杨老是西北革命的老前辈。他是先进组织共进社的创始人之一，是陕西早期的共产党员。他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一生耿直清廉，爱憎分明，在西北，尤其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我们的老师和亲密的朋友。 　　我们与他相识是在西安事变前。杨老于一九三六年秋由沪回陕后，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推动、组织各界救亡工作。我们当时是满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的年轻中学生，在救亡活动中认识了杨老。由于他的声望和影响，被推举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事变后，他更是奔走呼吁，宣传时局和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重大意义。他在十二月十六日召开的西安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各界人士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使我们很受鼓舞。以后他积极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消除很多人对放蒋的抵触情绪。他还积极组织和支持各界的抗日救亡团体，壮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他组织主持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工作，又由教盟广泛团结组织教职员工成立了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他及时提出实施国难教育的方案，对知名的中等学校安排了进步的校长，为实施国难教育配备了领导力量。他对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很关心，对宣传的内容斗争策略给予许多指示。他介绍了许多进步的知名妇女参加、筹划组织西安妇女救国会等。 　　杨老指导、帮助我们开展陕西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筹建陕西合法的妇女团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带曹冠群结识了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和他的夫人李定荫、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以及三十八军高级军官的夫人等。“七?七”事变后，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会长宋美龄下令要陕西省成立妇女慰劳分会，由省主席的夫人当分会会长。孙蔚如、李定荫就找李馥清同志和我主持筹办，使这个团体免除了国民党反动派插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女青年为骨干的进步妇女团体。我们运用这个阵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团结各界爱国妇女，在陕西省各界、各中等学校女师生中普遍建立了支会，深入街道、农村、家庭，组织妇女识字班、姊妹团、歌咏队，创办了《西北妇女》月刊等，向各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部队，慰问救护受伤战士以及难民妇女儿童等，做了很多工作，在陕西很有影响。由于杨老的推荐，杜斌丞同志在他任省政府秘书长期间，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每月拨给一百元活动经费。这不仅解决了工作上的需要，而且使我们这批从四面八方来的几十个流亡女青年生活上得到了一些补助，为我们开展工作取得了便利条件。这个团体的存在发展，有许多原因，但与杨老的关怀帮助是分不开的。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倒行逆施进行曲折艰巨的斗争中，杨老经常给我们通信息、出主意，和我们研究对策。他疾恶如仇，机智果断，与我们青年人思想息息相通。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知心朋友。 　　一九四○年西安环境进一步恶化，组织决定我去延安。临行前，我到赵寿山同志家去看杨老。当时西救会已停止了活动，他的处境也很险恶，但他毫无畏惧，说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要继续留在西安坚持斗争。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反革命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李敷仁同志遭枪击，杜斌丞同志遭特务监视，失去自由。杨老被列入黑名单，多次接到恐吓信，威胁他“必须改变态度，否则将给以李敷仁的待遇”，而且还猖狂地声言“今番再打，决不至打不死”。因此，组织派韩夏存同志秘密护送杨老回到延安。我们得知了这一消息，到延安七里铺西北局面南的一个窑洞里去看杨老，他十分兴奋，又激动又高兴。他幽默地叙述了进边区的戏剧性经过：他扮作一个老农民，骑着毛驴去看女儿，韩夏存扮作女婿来接他，他们绕道兴平，礼泉，旬邑等地，几经曲折危险，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进入边区，八月四日到达延安。我们看到他桌上摆了许多文件和书籍，正在埋头攻读呢!我们劝他要好好休息休息，这些年在外边太紧张了。他却说这多年只是充当革命战场上的一个小游击队员，“参加革命后，长期在上层活动，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和群众斗争的实际锻炼，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的很不够，对边区党政军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大熟悉，须要好好补课。”他说他要做一个小学生，当一名忠实的人民长工，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一个老同志多年来在险恶的环境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过着清苦颠沛的生活，为党、为革命默默地做着奉献，可他回到家里，回到党的怀抱，没有丝毫的居功思想，反而以一个小游击队员、一个小学生、一个忠实的人民长工来要求自己，这种谦逊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为革命勤奋好学的精神，对我们的教育启发很大。 　　在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日子里，杨老转战陕北，为保卫边区而战斗。一九四八年初，杨老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忙于边区政府的工作，我们也被派到新区工作，没有机会多看到他。 　　一九五五年初，杨老调北京工作，我们也先期调来北京。每年春节、中秋，我们与彭毓恒同志都要去看他，有时陪他去长城、颐和园等地游转。在这期间，他对我们的教悔也是很多的，不仅讲中国和陕西的革命历史，人物掌故，而且还讲天文、地理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等，使我们收益匪浅。他从不把个人的历史功绩当成光荣表白，我们问起他来，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甚至连他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包围徐世昌总统府，以及两次被逮捕等都讲得很少。关于他一九二八年初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在陕西坐牢，后被释放等经过，直到一九六七年初他因肺癌病重住医院时才详细告诉曹冠群的。他叮咛说，当时释放他的报纸在书柜中，要交给组织，以备审查。我们很难过，明白杨老的意思。当时反革命阴谋家康生和“四人帮”之流，把遭逮捕的革命同志都当成叛徒整。实际杨老在狱中坚贞不屈，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敌人没有证据又无口供，加之国民党各派军阀再次混战，宋哲元才公开登报释放他的，对此，陕西的老同志、党组织都是很清楚的。 　　杨老对我们关怀备至，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很爱护。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他不避嫌疑，常打电话问我们的情况，还到家中来看望我们，开导我们，要我们襟怀开阔，相信党，相信唯物主义，要经得起考验。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有一位老同志，为免于迫害，远道从外地来京找他，他当时也处于逆境，但他不怕受牵连，帮助那位同志解决了困难。 　　杨老的一生是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一生，完全称得上是“鞠躬尽瘁”。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杨老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的长辈，他工作的范围很广，功绩也很大，可是我们知道的有限，仅就接触到的一个侧面谈—点回忆，作为对他的悼念和对年轻一代人的激励。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