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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同志对民盟西北组织创立和发展的贡献

王维祺

从一九四四年在西北地区建立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起，我有幸在杨明轩同志亲自领导下，追随他从事民主运动。杨老已谢世二十四年了，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缅怀先辈，追忆往昔，我不禁为杨老同杜斌丞烈士一道创建民盟西北组织，推进民主运动的革命业绩和献身精神所感动。杨老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同时也是西北地区民主运动最先进最英勇的旗手和领袖。在抗战后期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在日本投降后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中，以及此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杨老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杨明轩协助杜斌丞是民盟西北组织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民盟西北组织的有影响有声望的社会人士很多，他们对民盟组织的壮大和民主运动的推进都作出了贡献。但是，从各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声望，从对社会各阶层影响的广泛性和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杜老和杨老的领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杜老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贯支持人民革命事业，他在西北各社会阶层中包括地方实力派人物特别是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品德和气度更令人敬佩，因此，他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是无可争辩的。杨老最初担任西北总支部的组织部长，并协助杜老总揽盟务，实际上是杜老的副手。这里补充一点，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屈武先生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期间，他也是西北民盟组织的核心人物，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经杜、杨、屈三老事先商定的。不过屈老奔走各地，在陕逗留时间不多，以后因协助张治中先生处理新疆问题离开了陕西。在杜老行动受到监视特别是在他遇难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杨老，联络先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盟人士，毅然担负起领导西北民盟的重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协助下，采取各种方式包括派遣干部、联系国统区各地民盟组织开展工作。在蒋介石下令解散民盟后，一九四八年，以沈钧儒先生为首，在香港组成了民盟临时总部，重新举起了民盟的旗帜。杨老积极响应，经过联络和磋商，成立了以杨老为首，包括进入边区的党晴梵、苏资琛、李敷仁、张锋伯、任谦、亢心栽、李瘦枝、王维祺、吴剑夫、杜笠等人在内的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杜老遇难后，杨老独挑重任，成为民盟西北组织的首脑。在这中间虽有民盟被迫解散和杜老遇难等风波，但民盟西北地区的旗帜一直未倒过，工作也从未停顿过。 　　杨老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他成为民盟西北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不是靠他的共产党员招牌。他也不是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人。他在民盟里的领导地位是凭他个人的革命历史、社会地位和声望赢得的。他是五四运动英勇的战士，曾两次被捕入狱；他主持共进社在陕西的工作，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军联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大革命在陕西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是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主席。他在各阶层特别在文化教育界有崇高的威望，是著名的教育家，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他在上层人士中颇有影响，杨虎城、邓宝珊、赵寿山、高桂滋等将军都很敬重他。他远见卓识，人品高尚，却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在旧社会不为官不为宦，更赢得人们的爱戴。因之，杨老成为民盟西北组织和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是很自然的。记得在酝酿成立西北总支部时，有位人士以风闻杨老是共产党员为理由，对他出任组织部长提出异议，当时杜老说：“盟的组织工作就要共产党员来干，你、我都没有这个经验嘛!”因为杨老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声望是无可挑剔的，经杜老这一说，这位人士不好再说什么了。在解放初期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位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而在民盟被迫解散后避居香港的人士，解放后回陕工作，他以发问“杨明轩是否党员”，对杨老任解放后组建的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提出异议。他的异议遭到西北总支部其他领导成员强烈的反对。在艰苦岁月同杨老共同战斗共同患难的民盟人士是最有发言权的。当时有人这样说：“假使立党不是为私，不存门户之见，共产党没有理由拒绝一个符合入党条件的民主人士参加共产党，同样，在白色恐怖下，民盟没有理由拒绝同民盟一道为民主而斗争的共产党员参加到民盟的行列中来，何况民盟原来就是三党三派联合组建的政治联盟①，对青年党和民社党尚不见外，为什么对共产党员却见外呢?”杨老在民盟西北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经广大盟员检验而公认的。 　　二、民盟西北组织从建立之日起，就摆脱了党派联盟的局限性，把民主的旗帜举得很高。民盟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政治联盟。虽然，一九四四年改名中国民主同盟，但是，三党三派联盟的格局并未改变。因为西北地区不存在三党三派，民盟西北组织内部就不存在派别之争的问题。民盟内部右翼散布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地盘的。民盟西北组织从开始就采取个人入盟的办法。杜老、杨老坚持以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作为吸收盟员的标准。民盟西北组织始终同共产党密切合作与配合。这种合作首先建立在政治上。早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杜老就认定它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论联合政府》(油印本)发表后，杜老和杨老亲自把它发给西北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许多盟员，要大家很好学习，为争取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而奋斗。从上述民盟西北组织吸收盟员的标准看，这种合作是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的。这种合作还表现在组织联系上，杜老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其他领导人王菊人、吴鸿滨等也是这种情况。民盟西北组织同共产党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杜老和杨老二人亲密的友谊和相互信赖为基础的在民盟组织内部的合作。杜老不仅将民盟西北组织的组织工作重任委托杨老这个老共产党员，而且让他协助总揽盟务，作他的助手。杜老相信共产党员，同意杨老提出由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和郑竹逸组成西北总支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并与党领导的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合作，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 　　为保证民盟西北组织能高举起民主的旗帜，杜、杨、屈三老预见到青年党、民社党可能倒退而引起民盟分裂的危险性，预先采取了组织措施。因之，这里要提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于一九四一年夏在重庆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杜、杨、屈三老均是“小民革”的中央委员。一九四五年春，“小民革”第一次盟员大会之后，在西安也成立“小民革”的地方组织。成立会是在甘露巷赵寿山将军公馆东院内杨老的住室举行的，参加的人除三老外，还有成柏仁、郑伯奇、关梦觉、张锋伯、王菊人、姚警尘、马文彦、张性初、李子健、李敷仁、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王维祺等人。在三老主持下，举行了入盟宣誓。因为以上参加“小民革”的成员都是民盟西北组织的各方面领导人，会上确定“小民革”是民盟西北组织的核心。三老在会上指出：由于青年党、民社党可能转向倒退，并由此而有引起民盟分裂的危险性，提出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名义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三老的预见果然在一九四七年发生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投靠了蒋介石，成为蒋记“国大”的点缀品。接着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民盟被迫解散。幸好由于以沈钧儒为首的左派坚持斗争，在香港成立了民盟临时总部，民盟的旗帜才重新举了起来。以上事实说明，以杜老和杨老为首的民盟西北组织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他们高举的西北民主运动的旗帜是鲜明的，在险涛惊浪中是倒不了的。 　　三、杨明轩协助杜斌丞把民盟西北的各项工作做得坚实而有效，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敌人。首先，在组织工作方面，在杨老主持下，陕西、甘肃、宁夏和山西建立了民盟组织。在陕西除以西安市为重点外，还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可以说，解放前民盟是西北地区唯一的民主党派(陇海铁路有少数“民革”成员隐蔽活动)。由于民盟广泛地把各阶层各方面的社会名流和代表人物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并通过他们团结广大群众和做好上层头面人物的工作，这就使蒋介石、胡宗南反动势力陷于孤立。在陕西当局摆设的仅有几十个人的省临时参议会中，杜老、杨老等人有很大影响，使官方难以驾驭。为了分化地方人士，国民党把曾追随杨虎城将军的王宗山抬出来，任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参议会议长，结果非但未达目的，反而使王宗山也臭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为点缀其“国大”的召开，而投靠蒋介石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相互勾结，在陕西搜集了几个想做官的政客，打出了青年党、民社党的招牌，企图分化民主运动，结果一出笼就臭了，没有跳几下，也消声匿迹了。由于民盟的存在，胡宗南、祝绍周企图笼络几个象样的人物也难以办到。 　　其次，宣传舆论工作搞得很出色。民盟西北组织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成柏仁、张性初、李子健、粱益堂、耿坚白、郑伯奇、关梦觉、葛凤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大量的社论、文章和报导，旗帜鲜明地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谰言，戳穿其阴谋。杨老亲自指导《民众导报》、《文化周报》，《经世》、《新妇女》、《儿童旬刊》、《孩子报》，并团结《国风日报》、《民意报》等报刊，配合《联合版》，在舆论阵地上占了上风，使拥有多种报刊、通讯社的国民党感到难以招架。《联合版》和《民众导报》的发行量居全省报刊之首，人们争着看，而国民党的机关报——《西京日报》没有群众，只能靠摊派发行。国民党气急败坏，对进步报刊采取了扣发稿件、封闭以至打、砸、抢、烧、杀的卑劣手段。在法西斯统治最野蛮最残酷的西安，舆论阵地上作出这种声势夺人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再次，民盟西北组织不仅在中上层开展工作，而且还积极地在妇女、青年学生和回民中开展工作。这是西北民盟工作的一个特点。杜老和杨老从自己多年的实践中，深感仅在“高”(职位)、“老”(年龄)、“大”(名望)中活动和发展，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力量，认为有必要把妇女、青年学生等方面的群众发动起来。这些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杨老亲自抓的。妇女工作方面，主要是以办《新妇女》刊物的形式出现，以李馥清、杨玉珊、胡景儒、赵铭锦、姚文等人为核心进行的。青年工作方面是与共产党密切合作，通过西北民主青年社进行的。民青在陕西各大专院校、一些中等学校和十多个县以及兰州市建立了组织，成员七八百人，团结广大青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杜老和杨老为首的民盟西北组织，在群众斗争方面也使国民党难以招架。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为其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欺骗群众，利用“张莘夫事件”下令全国各大城市学生搞反苏游行。处于反共前哨的陕西当局更其卖力。面对反动派的挑战，杜老和杨老没有退缩，而是与党密切配合，回击这个挑战。一方面在《联合版》上公开揭露反苏游行的阴谋，同时在教育界进行工作，说服校方和教师抵制游行；另一方面，通过学校中民盟和民青的组织，重点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劝阻同学不要参加或中途散离，瓦解游行队伍。这次较量真是两军对峙，剑拔弩张。陕西师专十一个班级进行讨论和表决，结果多数班级反对参加游行。西北农学院学生以分别站队来表态，多数学生站在反对游行一边。在西北大学，国民党自食其果，学生把反苏游行转变为反帝爱国民主游行。国民党打算动员两万人参加的陇海沿线学生大游行，实际上参加的只有一千多人。他们花费很大代价组织的游行被瓦解了。他们发动这次反苏游行，打的是爱国旗号，有很大的欺骗性，全国很多城市一时乌烟瘴气。他们没有料到在其统治最严酷的陕西，却遭到坚决的抵制和反击。这是陕西学生运动的骄傲。还应该说，在这次斗争中，民盟西北组织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魄，在民盟的历史上也是光辉照人的。 　　最后，应提到一点，就是民盟西北组织还抓了武装工作。这方面主要是由王菊人负责的，同时杜老、杨老也亲自作上层实力派人物的工作。由于我未参与这方面工作，知道不多。 　　四、以杜斌丞、杨明轩为首的民盟西北组织，在对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蒋、胡反动派感到民盟的存在如刺在喉，必欲拔除而后快。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如：打报童，抢报纸，殴打以至制造车祸迫害编辑，捣毁以至纵火焚烧报馆，捏造吸毒罪名杀害该报法律顾问王任律师。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了西北大学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学运，七十六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和记大过，对逮捕在押的十三名学生“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民盟盟员和民青社员。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特务绑架暗杀李敷仁于咸阳原上(遇救)，并企图进而暗杀杨明轩、关梦觉、王维祺等人未遂。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蒋、胡匪军进占延安的次日，栽赃陷害，以吸毒贩毒罪名逮捕了杜斌丞，同时逮捕了王菊人。一九四七年“六?二”前夕，国民党为了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西安逮捕了郑伯奇、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和许多盟员在内的六十余人，在敌人的特种法庭上，其中多数人是以涉嫌民盟受审的。他们象怕共产党一样，对民盟也怕得要命。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在蒋介石爬上“总统”宝座的同时，下令胡、祝匪帮杀害了杜斌丞。蒋、胡匪帮对民盟的镇压极其凶残，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虚弱。他们掌握着反动的国家工具，但在很多场合不敢公开出面，而用派遣特务或雇用流泯的手段，以匪徒的面目出现，搞打、砸、抢、烧、杀。他们万不得已需要用“法”时，也不敢公开以参加民盟为“罪”，而采取了栽赃陷害，以黑(鸦片)制红的卑劣手段。他们杀害了杜斌丞后，群众说：“国民党枪毙了人心。”杜斌丞作为民盟西北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西北民主运动公认的领袖，他的英勇就义，对民盟西北组织和西北民主运动来说是值得骄傲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杨明轩同志谢世二十多年了，他的业绩永垂不朽! 　　注释：①三党，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三派，即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