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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杨老

冯岭安

一九五四年组织上分配我给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同志作秘书，一九五五年初杨老到民盟中央工作，我也随着到北京，直到一九六七年杨老逝世，没有离开过他。在和杨老相处中，谈工作，谈学习，谈思想，谈家常，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杨老秉性耿直，心底善良，慈祥剀切；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如子弟，尤其是关心青年人的学习，支持青年自学上进。杨老的不幸逝世我极为悲痛，使我失去一位可敬的革命长者和难得的良师，他的谆谆教诲我终生难以忘怀。 　　杨老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长期在中学、大学执教，作过省的教育厅长，也编过中学的教科书。建国以后，他先后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军政委员会的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行政委员会的文教委员会主任，主持西北大区的文教工作。他桃李满天下，在教育工作中卓有建树。 　　杨老在主持西北的教育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强调德智体并重，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一些学校和学习班讲话，要求师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教和学的关系，教学文化和教学政治的关系，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巩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达到上述要求目的，杨老进一步指出：解放前的教学先生大都是给学生灌输知识，不大管学生的做人，我们新社会的教育者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特别是解放才几年，更要把教育师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放在首位，西北文教委员会是西北地区最高的文教行政机关，要带头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办好教育，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服务。建国后近五年期间，西北大区文教事业的恢复、整顿、提高和发展，同杨老的直接领导和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杨老在世时，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各次视察中尤其重视教育工作。一九五四年杨老到甘肃、新疆视察，看到一些牧民子弟没处上学，他建议省上负责同志设法加以解决，并同教育厅的同志商讨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同时使用少数民族和汉族语言、文字的问题。一九五五年杨老在四川视察，看到一些乡村学校缺乏教材，有的甚至沿用已经过时的旧教材，他回京后建议教育部统筹教材的编辑和印制工作，尽可能地帮助地方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一九六四年杨老到云南视察，发现一个乡村小学在语文课中增设了普通话课，因陋就简开展学校的体育活动，学校办得生气勃勃。他在视察的路上，反复宣传这个学校的经验，回京后又建议教育部在全国进行宣传。 　　可以这么说，杨老的一生和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他七十三高龄的时候，还参加了《光明日报》的“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在汉字整理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的讨论，撰写了《鄠字的简化和其他》专文。满腔热情地论述简化字形、合并异体字、人名地名改用常用字的意义，而且就“鄠”改“户”引经据典陈述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大声疾呼简化汉字，整理汉字，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后来国务院公布简化的汉字时，把“鄠”改为了“户”，我们陕西的“鄠县”也就正式改为“户县”了。 　　杨老不愧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 　　杨老又是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在解放前，为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建国后，他常告诫我们，人民的江山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十分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巩固它、完善它。一九五四年八月他在陕西省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人民代表的任务是重大的，光荣的，要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杨老是忠实地履行了人民代表的职权的。一九五五年杨老到甘肃视察，详细了解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情况。回京后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上发言，一方面介绍了人民群众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事实，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由于评产偏高购了一些农民的口粮。一九五六年杨老到广东、广西视察，就贯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进行了调查，回京后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发言。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中国人民有着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政治，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他又指出，几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执行中也有不少缺点与问题，如有的县、乡不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有些应该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的事项却由干部会议或党的会议决定实施了，有些事情不和群众商量便主观地做了决定，有的地方随便撤换人民代表。他说这些做法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助长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应当坚决加以改正。他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了“党政不分”的弊端，建议在党内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的教育。有一年，杨老在内蒙古看一个牧民乡的选举会，相当多的牧民因路远不能到会而由他人代投选票，杨老对此颇有感触，担心代投选票者能否真正反映委托者的意愿。他回京后建议内务部重视基层选举工作，并提了三条建议：一、要真正发扬民主，把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选上来；二、要采取可行的措施，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加于民；三，要正确处理党、政、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支部不要替代政权组织，把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不一定好。历史证明，他的这些建议是很有见地的。 　　杨老既是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又是在中国民主同盟创建时期加入的老盟员。杨老长期在民盟做大区和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从不以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自居，盛气凌人，而是以共产党的标准严以律己，真心实意地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深得大家的赞扬和拥护。在他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期间，个别领导人总是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粗暴地指责其他领导人，而杨老总是晓之以理耐心解释，动之以情找上门去促膝谈心，团结一道工作。杨老到民盟中央工作，由专职常委到中央监委主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主席，以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虽然不断地迁升，但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始终不变。沈钧儒主席逝世后民盟中央常委会公推杨老代理主席，他诚恳地表示他在民盟中央工作时间较短，建议推举其他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民盟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央主席后，他登门拜访其他副主席，听取意见，共商盟务。以后他又主持民盟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建立了主席办公会议、在主席参加下的在京副主席轮流值班、主席和副主席分工领导民盟中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等集体领导制度，对于加强民盟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杨老还很注意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团结，需要民主党派联合办的一些事，他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和衷共济。 　　杨老还常对我说，凡在历史上对革命做过有益工作的朋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他们。邓宝珊、孙蔚如等先生来京开会，杨老总要请他们到家里叙谈，便餐招待，有时还嘱咐我替他们做些秘书工作和具体事务。杨老在生活上关心民主人士也很感人。有一年，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同杨老到内蒙古视察。一到草原看到马群，这位将军非常兴奋，一定要骑骑马。许多同志看他年事已高，草原上的马又不比训练过的军马好驾驭，担心出闪失，劝他不要骑马了。可那位老将军说他“戎马一生，何惧于此”，一定要骑骑马。为避免发生意外，杨老只得嘱请当地的几位同志，一起乘马，和老将军并行。此事虽巳时隔几十年，但杨老关心他人体贴入微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杨老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在教育、激励着我。杨老是我终生学习的光辉榜样。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