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杨明轩 > 其他资料

怀念明轩先生

胡希仲

一九三○年，我还在读东吴大学附中时便认识了杨明轩先生。先生以长辈之爱待我，尤以革命精神育我成长。在中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英勇斗争的艰难岁月，我每有重大抉择，必有先生教诲。我在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道路上没有走弯路，先生是我敬爱的导师和益友。 　　西安事变前不久，杨虎城将军在上海曾与我深谈，重提送我留英，他负责一切费用。我以为反蒋抗日更为迫切，出国学习稍缓不迟，对杨将军说：“我的同学习仲勋在陕北有所作为，他托宋文梅捎话叫我，我和明轩先生商量过，准备回陕后招集子弟兵北上，与仲勋一道抗日，请将军给我一些武器。”杨将军支持我成军的愿望，说钱、枪都愿意给，但不赞成我去陕北，叫我跟他干，说：“要抗日跟我一样。”同时嘱我联络进步朋友，跟他一块抗日。此时明轩先生也在上海，我就住立达学园他的家中。我向明轩先生谈了杨虎城将军的意见，明轩先生说，杨虎城将军既已有明确想法，则不必坚持个人意见，一切听他的安排，他叫你跟他，说明他需要你。明轩先生还向我详细介绍了杨将军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很尊重，我们的任务是支持和帮助他摆脱困境，他必能对抗日反蒋有所贡献。明轩先生说：“我不久将回陕，为他做一点群众工作。”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我收到杨虎城、杨明轩两位杨先生的急电，着我和李子健“迅速回陕”。我们立即动身，不料在潼关时冯钦哉叛变，被扣数日，我们买通看守的人才得以脱险，先回到富平。后到西安见了两位杨先生，汇报了归途情况，两位杨先生对我们在富平制止民团叛乱大加表扬。此时已经放蒋，红军进驻渭北，杨虎城将军命我前往接应，协调各方关系。明轩先生也同意我去，并给驻军耀县的许权中写了信，请他为我助力。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派遣的刘秉琳①，明轩先生的次子杨士仰后来也来富平，一同工作。 　　我在渭北工作期间，始终得到杨明轩先生的关怀，他还亲自前来视察，多方给予指点。他指示我继续努力，进一步密切群众同红军的关系，充分利用我的社会关系，为红军多办实事，说有些事情贺龙将军不便出面，要我勇于承担，对自己也是锻炼。先生还说：“对蒋军樊崧甫部的骚扰，要有策略，最好不打，你可在红军同意的情况下，多做工作。可以会见蒋军指挥官，伸张民族大义，讲清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统一抗日的大局必然形成，大家都不做不利大局的事，抗日救国就有希望了。蒋军官兵也是中国人，我们主动，他们会响应的。”我以后在富平见到樊部的一位师长，请他向樊崧甫转致我和二叔胡景瑗的问候，同时谈了明轩先生的意见，谈了地方父老恳切希望两军和睦相处，共同抗日的愿望。他果然很客气，大谈先父笠僧将军的丰功伟绩，对我也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一再声称将向军长报告。在这之前，我只对红军亲热，对蒋军则一味敌视，极少接触，他们请吃饭，我一次也未去。明轩先生的教导使我长进了一大步，懂得了做对方的工作也是革命。我以后工作中也讲求一点策略了。 　　为扩大红军，贺龙将军命我组建抗日武装力量，朱瑞将军帮我筹划并负责向仲勋要地方干部。恰在此时，忽接明轩先生来信，言及他和杨虎城将军都被迫出国，约我同行。明轩先生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企图把杨虎城将军永远赶出国门之外。我立即将信交给贺老总，征求他的意见。贺老总同意我随杨将军出国，并一再叮咛我招呼好杨将军，为杨将军的安全留心。又说你们既到欧洲，一定要去苏联，了解一下反法西斯国际运动情况，听听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见解，并请在苏联学习过的朱瑞将军绐苏联友人写了一封俄文介绍信。我带着朱瑞的信件和贺老总交给的任务，告别红军领导同志，回到西安。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们由西安启程，经南京由上海出国。杨虎城夫妇先去美国，我和明轩先生去欧洲，我们相约在法国巴黎会面。 　　赴欧途中，船行在印度洋上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人举行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贺衷寒和一伙特务青年也在这条船上，他们是到希特勒那里进修去的。大会开始后，贺衷寒抢先发言，他穿着燕尾服，摇头晃脑，说了些“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国”的屁话。明轩先生当即站起来，大讲全民抗战，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打败日本。明轩先生眉头紧皱，怒气冲冲，大家都听得出他是驳斥贺衷寒的，都钦佩他的勇气。 　　我们在威尼斯登陆，经瑞士到巴黎。不几天杨虎城夫妇也到达巴黎。在巴黎，两位杨先生多次发表演讲，明轩先生和我还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青年联欢会。鉴于国内形势，杨虎城对参观访问兴致不高，他所关切的是早日回国抗日。他赴美途中曾致电宋子文，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宋复电“稍缓”。到欧洲后，明轩先生提出去苏联经西伯利亚和外蒙回国的想法，杨虎城以为可行。经李昆(即吴克坚，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联系，王明由莫斯科来电表示欢迎。几天后李昆又来说，苏联政府不给杨虎城签证，明轩先生和我被批准前往。这是不曾料到的。我们猜想，苏联政府所以如此，很可能是蒋介石政府驻苏使馆阴谋活动的结果。我们被批准访苏，可能是周恩来副主席和朱瑞将军的信起了作用。明轩先生离陕时，周副主席给法共中央和《人道报》负责人罗歇写了信。两封信都提到，我们将去共产国际参加活动，请给予帮助。两封信都经李昆转交给了《人道报》和苏驻法使馆。这些情况我们到苏联后都得到了证实。 　　我与明轩先生乘火车经华沙、基辅、明斯克到达莫斯科。首先与我们接触的是戈宝权和艾某人(杜仲远的助手)，次日王明与康生来旅馆看望我们。明轩先生和我主要谈了西安事变和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国内形势。鉴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看法，明轩先生问王明和康生，苏共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还有保留意见。王明解释了苏共的立场，认为他们的看法事实上已经转变，说我们放了蒋介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并不违背他们遏制日本的战略，也许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些，他们将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政策的正确性。他预料苏联将支持我们的统一战线，不会发生大的问题。随后王明又邀我们到他的住处，谈了半天。王明问明轩先生有什么要求，明轩先生说他受于右任先生的委托，请屈武回国参加抗日，王明也同意了。在苏联友人的陪同下，我们与共产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同志进行了交谈(戈宝权翻译)，瞻仰了列宁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一些文化设施，游览了列宁格勒。因明轩先生牵挂杨虎城将军，我们即返回巴黎。 　　与杨虎城会合后，我们一同访问了德国。我和明轩先生又考察了匈牙利和捷克，以后又去了英国。回巴黎后的主要事情，是讨论杨虎城将军回国的问题。明轩先生和我都不赞成他立即回国，因为安全无保证。但我们是少数，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希望杨虎城回国领导抗日，杨虎城也是做梦都想念祖国、人民，当然高兴，所以决定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由马赛乘法轮“哲利波号”启程回国。到香港后，杨虎城便落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魔网。蒋国光等特务分子名为迎接，实则逮捕，杨虎城将军被安顿到九龙饭店，从此便失去了自由。我们怀着极其悲愤和难以抑制的痛苦心情与杨将军作别。明轩先生乘飞机先行回陕，我与晋增(曾毅)、李星可，刘文华、陆宗华等十余人乘火车经广西、湖南、汉口，于一九三七年底回到西安。 　　一九三八年元旦后，经林老(伯渠)安排并派车送我们到延安。会见了林彪、肖劲光、张国焘、高岗、金城、曹力如、成仿吾、王震等。明轩先生谈了随杨虎城将军出国，海外侨胞对抗日的态度，留学生的思想动态，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延安诸公很有兴趣，所谈甚多。 　　我们在延安参观、学习约月余。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但是林老和明轩先生却觉得利用我的社会关系搞外围统战工作更为合适，于是我就回到关中。 　　明轩先生支持我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想法。他认为最好利用统一战线形式，团结各界人士，组织群众，打通上层关系，取得合法地位。说我的任务是联络进步朋友，为组建部队筹集武器，训练骨干，待条件成熟，可以纪念先父诞辰为号召，在渭北发难。以后五叔胡景通，又派陈居新(刘守中女婿)前来，刘玉衡(刘守中子)也来了。明轩先生派葛凤梧、张文赢、蔡学周前来帮助我。明轩先生还与刘守中先生交谈，请他向胡宗南说情，我也找过张继先生，他们都和胡宗南谈过。胡表示不同意共产党在关中发展武装力量，对于我来搞则未置可否，算是同意了。我向高桂滋先生要了一批武器，步枪百余支，手榴弹数千枚，五叔景通也给了我一些枪枝，连同我家存的武器，共有长短枪三百余枝，开始训练骨干，组织部队。 　　一九三九年，我计划率部去敌后找贺老总，但明轩先生不赞成，说：“当初林老和延安诸公说好你搞外围工作，不宜随便变更。”他建议我去高桂滋部，说高先生是先父的旧部，与我有历史关系，六叔景铎也在那里，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我依明轩先生的建议，立即找高桂滋先生。 　　我在高部一年，其间刘秉琳转来曹力如和林老给我的信，说明轩先生嘱他多方帮我。一九四一年，我们在山西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我部伤亡惨重。我因病重回后方休养，部队经高先生同意并入六叔景铎部。 　　我在后方休养期间，经常见到明轩先生。我们一同游览华山，顺便也搞一点农村调查。明轩先生在我们西安和富平庄里的家中，都住过一段时间。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是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轩先生在这个时期对我的帮助，在于他对我的长辈之爱，在于他作为革命导师的洞察力和丰富经验。他不光参与了营救我(在此期间，我曾被国民党逮捕)的活动，教导我如何进行对敌斗争，而且参与并指导了我们的北上计划。 　　我在休养期间，无论在西安、富平、华山或蓝田，仲勋都有信来，派人面谈也有过几次。明轩先生对我和仲勋的关系极为关切。他看过仲勋的所有来信，我也不时向他汇报我和地下同志接触的情况。明轩先生称赞仲勋的胆识，认为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有高度，“渗透着毛泽东的性格”。他说仲勋的信不仅向我们交待了党的战略思想，使我们有所遵循，知道目标，更重要的是交待了我们应当如何去做，说他历来信赖仲勋，赞同他的想法。明轩先生的分析使我知道了更多的党内外、国内外情况，从而加深了我对仲勋一再强调关于“仗非打不可”的见解的了解。这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后来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四三年冬，发生了“侯金榜事件”②，仲勋给我的信落入敌手，我在西安被捕。明轩先生为营救我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张继、于右任、冯玉祥、张群、邓宝珊、高桂滋、李纪才先生等出面讲话，我才得无恙。明轩先生为我的脱险庆幸，同时指出了我所处环境的严峻性，敦促我及早对今后的行动作出决定。我向明轩先生说：“侯金榜事件后，六叔景铎专程由甘肃归来，我们对北上榆林取得了一致意见。邓宝珊先生和五叔景通都在那里，他们都有反蒋传统，完全不成问题。那里熟人也多，离边区又近，我们可以在仲勋的帮助下，借势开辟新局面，伺机而动。”我向明轩先生详细汇报了我的北上计划，并要求他对我们在渭北的困难给予帮助。明轩先生热情支持我们的行动，嘱我们努力去干，继承父兄革命精神，跟共产党走到底。对我们所提要求，也都尽力给以帮助。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仲勋先后派刘文蔚、曹力如、师源、范明、孙作宾来榆林和菠萝。横山起义爆发，我应仲勋电召回延安，明轩先生西安脱险后亦先我而至，我们又见面了。明轩先生很高兴，说他一到延安，仲勋就向他讲了景铎和我的情况，夸奖我们说到做到，表现不错。明轩先生说，当他看到《解放日报》头版报道“胡景铎率部起义”一行特号大字时，兴奋得竞彻夜未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副主席约我和明轩先生谈话，说如果战争不至于立即全面打起来，他还有再去南京的打算；如成行，明轩先生和我将随他前往。后来因时局变化而未果。 　　注释：①一九三三年在苏州，我因掩护刘秉琳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李根源先生保释，始得脱险。周恩来副主席知道此事。秉琳在建国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等职，已故。②一九四三年，习仲勋派侯金榜持信来西安见我，侯在耀县被捕叛变，供出了我与仲勋的关系，我在西安被捕。蒋介石批示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就地处置”。此即所谓“侯金榜事件”。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