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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恩师杨明轩

赵铭锦

杨明轩和我父亲赵寿山是户县同乡，也是交往挚深的老朋友、老战友。一九三六年秋，杨老从上海返陕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住在我家(西安市甘露巷六号)，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九年多。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和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作用。他一九五五年初奉调到北京工作至一九六七年逝世前，还在政治生活上不断地关心着我。 　　(一) 　　一九三一年，我父亲驻军汉中，我亦随父在汉中上学。汉中女师校长常汉三、任敬斋等人都以我父亲部队参议的名义住在我家，他们经常谈论杨老在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的事迹，以及杨老在大革命时期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改革教育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亲的秘书姚警尘是杨老的学生，也是我的家庭教师，他说杨老曾让他编过一本“新三民主义”的册子，主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思想，言谈中对杨老十分称颂，这更增添了我对杨老的敬慕。 　　一九三五年秋，我随父亲去上海，见到杨老。他在上海立达学园任教。他的住处摆设十分简单，但各类书籍、报刊很多。他经常去法租界徐家汇杨晓初家，常来这里的朋友和青年有赵葆华、韩述之、彭毓泰、武思茂、顾红梅等。杨老和他们谈论国内外形势，谈论人生处世接物的道理，往往谈论到深夜，杨老的一些基本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青年人的进步十分关心，教育青年人要有革命的理想，要有献身革命的决心。他说：“人活着不是光为吃吃喝喝，没有远大的理想，那与牲畜有什么区别!”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和他交谈，虽然他有时也板起面孔，撅着短胡子给人以严厉的批评，但我们的内心却常常感觉到十分温暖，他既是严师又象慈母。 　　在上海期间，我父亲和杨老等人一起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商讨开展抗日救国问题，研究有关联合爱国将领、团结抗日人士，组织进步力量开展反蒋抗日活动等重大问题。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我留在上海托杨老照管。父亲回西安后即向杨虎城将军送上“非团结不足言抗日，非抗日不足言救亡”的《抗日建议书》。他说：“南下至京沪一带游历，得随时阅读进步书籍杂志，并在沪与杨明轩、杨晓初晤谈，智识一天一天的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朗化。”我父亲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思想起了巨大的转变，是与杨明轩的帮助分不开的。 　　(二) 　　杨老自沪返陕后，我父亲请他住在我家。西安事变前，他是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的主要负责人，经常与谢华、徐彬如等同志在我家商讨工作。他同地方各界人士，特别是教育界进步人士，以及革命青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界群众纷纷议论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杨老曾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有一次与会的有杨晓初、李馥清、杨玉珊、杨惠莲、张性初等人，大家都主张对蒋介石不能轻易放过，杨老也认为“不杀蒋不足以平民愤，也难以实现一致抗日”。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共代表来西安后，杨老受到启发和教育，便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局为重，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并给大家反复解释放蒋的必要性，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抗日基础作出了贡献。 　　在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杨老说服了我母亲，介绍我和一批青年去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从而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率部在山西娘子关阻击日寇，部队伤亡较大，他原拟将部队撤至三原一带休整补充，但未获国民党当局批准，只得将部队撤到晋西北整训。这时，我父亲很焦虑，便急电杨老到绥德商议对策。杨老即与常汉三、杨晓初、我母亲及随行孙洪奎等人星夜到延安。这时我正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期满待分配，学校教育长罗瑞卿通知我与杨老一起赴绥德。一路上，杨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教育我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工作。同时，还向我询问了韩亚兰、彭毓恒的学习情况。 　　到绥德后，我父亲和杨老等人商讨了部队的去向和发展问题，提出了按照中共治军的办法改造部队，并请求中共派干部帮助的意见。经南汉宸请示党中央后又与罗瑞卿商议，决定派一批有经验、有名望的老同志和抗大学员参加部队，协助开展政治工作。为了对部队官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成立了“血花剧团”，以抗大干部司悦为团长，我为指导员。几天后，我父亲到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张国焘、罗瑞卿招待我父亲吃了饭。此后，罗瑞卿通知我随父亲去他的部队工作，并带去剧团及十几位抗大同学。到部队后，党组织又以我的同学的名义介绍了一些抗大及泾阳安吴青训班的干部参加这个部队，又把部队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介绍去延安。我逐渐熟悉了部队的情况，工作上也有开展，但组织却决定我离开部队去做统战及学运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同意离开部队工作。杨老给我讲述了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鼓励我利用父亲的声望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学运工作，还告诉我这是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汪锋同志的意见，我才同意离开部队，去汉中医专学习。 　　一九三九年春，杨老从西安途经汉中去成都，住在我借住的康家花园，他给我带来《民主周刊》、《新华日报》等书刊。几天后，我送他去洋县换车去成都。杨老到成都后，住在老玉沙街刘剑涛家，和我爱人杨力住在一起。他在成都广泛接触了西南地区的民主人士，曾多次去川大、华西大学访问调查。杨老经常和刘剑涛、杨惠莲、徐永平、阎赞禹、顾红梅及在成都的陕西知识界人士武思茂、曾庶凡、陈行健等人在一起调查研究西南和全国民主运动的情况和问题，并且同他们一起商讨西南和西北民主运动的互相配合、支援等问题。实际上，杨老已经开始了酝酿和筹建民主运动组织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调我去省委机关住地云阳。我向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汇报营救汉中特委任白戈出狱的过程，军委汪锋询问我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情况，我凭自己的记忆都作了详尽的汇报，随后在云阳党训班学习月余返回西安。杨老见了我，我说：“给杨清汇报时原以为要受到表扬呢，谁知他一句也没说，我心里总觉得不是味道!”杨老听后板起面孔说：“再不说那些没成色的话了，党员作了点工作，就是作出了成绩，还要把功劳贴在额头上?这个毛病要改掉。”在此期间，我还提出工作多和功课重的矛盾不好解决，杨老说：“党交给的任务要很好完成，功课也一定要下苦功学好，自己功课好，才能在老师和同学中说得起话，才有利于做学生工作。革命成功以后，更需要科学知识，这个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 　　一九四○年以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周子键和省委派的同志常来我家与杨老商谈问题。杜斌丞、王菊人、韩兆鹗、武伯纶、马文彦等也来我家，与杨老商讨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和建立民盟西北组织等问题。我父亲的客人多在正院客厅接待，杨老的客人多在西院上房聚会谈话，有时也在我的房内密商。杨老还叫我陪他一起去韩望尘、杨晓初、何寓础、成柏仁、刘剑涛等人家里商议民盟工作。我就在他的教育、指导下，参与了民盟的组织工作。这时期，我是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曾陪他去西安和三原邓宝珊的家里，邓老和夫人及其子女待杨老亲如一家人。 　　杨老的交往面很广。他常去马步芳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张励堂家，高桂滋家，商谈抗日救国等问题。他与杨虎城将军部的将领孙蔚如、李兴中、耿志介、陈式玉，孔丛洲等的关系都很好，常有往来，深切交谈。我还多次随杨老去我父亲的驻军战地看望官兵，临行之前杨老总是让我熟记党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指示的重点以及交待的事项。到军部后，由杨老传达给崔仲远。我父亲对杨老十分信任，对他介绍来三十八军的人总是给以妥善的安排，如崔仲远先后任参议、军法处长、战地服务团团长，杨晓初任军需处长、办事处长，姚警尘任军部办公室主任，又通过这些同志接来孔祥桢、李一涛、温朋久、陈雨皋任参议、教官等职。这些人多是经党组织决定或同意后由杨老推介或和我父亲商定的。这些同志分别领导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工作，参与了三十八军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这就在我父亲的周围，形成了以杨老为核心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组成的党的政治领导力量。 　　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企图搞垮三十八军这支坚持抗日的部队，命令要调走一些军官(秘密的共产党员)去国民党军校劳动营受训。此时，我随杨老去前方，杨老与我父亲商议对策，密电党中央，要求批准部队西渡黄河起义。与此同时，还拟组织以三十八军进步人士为主的“新中国大同盟”，并草拟了行动纲领。杨老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汇报给党中央。后来党中央没有批准此议。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实削兵权的办法，委我父亲为蒋的嫡系部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调往甘肃武威。我随杨老去武威探望，临行前，杨老与杜斌丞商议去甘后与吴鸿宾、任谦、杨子恒等联系开展民盟活动，以便扩大西北的民主力量。途经兰州至武威后，杨老与我父亲商定以我母亲的名义，采用请客送礼的办法，笼络该部领导的部属及家属，以后并设法取得国民党在西北的军用地图等秘密材料，回西安后转送党组织。同年冬，杨老又与杜斌丞、屈武、杨晓初等人提出组织“西北军人大同盟”，他们同我父亲商议，并同邓宝珊、高桂滋、高双成等人进行了酝酿。我父亲还亲自去新疆会见张治中，交谈了有关整顿治理新疆、陕甘两省以及开发西北地区的设想意见。并将联系情况给杜斌丞写了复信，由我亲自送交杜老。 　　我父亲性格比较固执，一般不易被说服，但对杨老提出的意见却比较容易接受。这除过他们之间交往较深，感情真挚外，还因为杨老知识渊博，联系面广，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问题分析透彻，陈明利弊，指出问题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提出可供参考的方案，让大家思考商量，然后才提出自己的主张。有时杨老和我父亲之间也有争论，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在杨老和我父亲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我常站在杨老一边帮着说服我父亲。有一次我父亲开玩笑说：“我的孩子倒成了你杨伯的了，啥都听你杨伯的，啥事情都是你杨伯的正确!”杨伯笑着说：“你问问铭锦，究竟听谁的话，喜欢谁?”我想了想说：“如果有一个馍，在您俩人都饥饿的情况下，我一定给杨伯。”我父亲说：“看，我说得对吧。”我觉得话没说完，又补充说：“如果您二人都掉到水里，我还是先救我爸。”杨老说：“这才是真心话，赤子之心吆!”惹得他二人都笑起来。 　　杨老生活很简朴，但十分关心自己的战友和青年人。他把自己任三十八军参议的工资，大都接济了急需用钱的同志和青年。有年冬季，他看到李敷仁没围围巾，便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毛围巾送给了他。看到王璋峰衣服单薄，又将自己新制作的袍子送给了他。《新妇女》编辑姚文受到敌人监视跟踪，他将姚文领来住在我家避躲。常老(汉三)患病从前方返西安，他建议我父亲设法让常老留在西安以便治疗休养。一九四四年，常老病逝，杨老和我父亲都为失去了一位老朋友而十分悲痛。常老家属不在西安，他们便将常老安葬在华山麓下，立碑纪念。常老儿子来西安以后，执意要将其父灵柩运回陕北。迁灵至绥德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还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这些问题杨老都亲自联系，作了细致的安排，使常老灵柩顺利迁回绥德故土安葬。 　　(三) 　　一九四五年春，杨老搬到他女婿刘印初家居住，还经常来我的住处。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当天晚上西安市鞭炮齐鸣，群众狂欢，东大街一带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我看后十分激动，回到家里适逢杨老和几个人在院内乘凉，我就向他讲述了那些热闹的景象，他却冷冷地说：“事情的发展不会那么简单，蒋介石是不会放下屠刀的。”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他的意思，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要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有的说建立以苏联为榜样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杨老听了说：“你们再读一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那里边都讲清楚了。以我看斗争还复杂、艰巨着呢!”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斗争是复杂、艰巨的，蒋介石一方面给国内外做样子，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另一方面又是破坏协定和对民主运动实行镇压。不久，西安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本来早在一九四五年春，张归仁从延安返武威，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望杨老在适当的时机去延安。一九四六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派黄爱民给我父亲安排去延安等事宜，杨老这时也多次收到敌人的恐吓信件。黄爱民与王菊人同时来我家，王身披黑色棉衣，黄爱民以农民装扮，谈了杨老要注意安全和准备去延安的途径。杨老曾去三原邓宝珊家小住，拟从三原赴延安，因故未能成行又返西安。同年七月初杨老来我家，确定赴延安的日期。我们都为杨伯去延安的安全和生活担心，杨老身体一向瘦弱，经常咳嗽，有时痰中带血丝。杨老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医生早就告知我的身体情况，现在活的已是超额的了。”我给他缝了中式白布单上衣，又用黄泥水洗了两遍，以免颜色太显眼。为了预防路途急用，还给杨老鞋底子里缝进几个压直的金戒子。我叫我父亲的副官袁德启穿上军装乘火车把杨老送至兴平。到兴平后，杨老在韩夏存同志的护送下辗转到延安。 　　杨老临行前对我说：“今后天南海北，两军交战，我们不一定再能见上面，但人总要有骨气。”又说：“仗要打下去，斗争会更残酷，但学习不能丢……”我回答说：“杨伯，您放心。”他还对我的爱人扬力说：“在刘印初家我睡的床底下有一个皮箱，过几天把它取回来。里面的书籍、材料毁掉，民盟名单和信件交给铭锦转有关方面。”两三天后，杨力取回皮箱，我按杨老的嘱咐将盟员名单交给了蒙定军，其它信件按地址分别送交。其中有些杨老学习过的书籍，我觉得烧掉太可惜，便设法保存至今。保存下来的有《资本论》四卷、《联共党史》二册、《新华日报社论》三卷、《中国通史》一册。 　　杨老走后，我们按党的指示转赴解放区，途中经上海，会见王炳南、杨晓初、胡振家、李馥清、严信民、杨子恒、郭则沉、韩兆鹗、李子健等人。我向他们叙述了杨老安抵延安的消息，他们才放下心来。 　　一九四八年冬，我在延安又见到杨老。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杨老对我说，需要把在延安的民盟盟员组织起来以迎接新的任务。我和刘俊甫、李馥清、杜笠等人在他的指导下奔走筹备。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由杨老主持召开了在延安的盟员大会，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杨老当选为主任委员，我父亲和我都被选为委员。 　　西安解放，我随军南下，在西安以军代表和外科医师的身份参加对医院的接管工作。因工作繁忙，我曾向杨老表示不想再作民盟工作，杨老又一次板着面孔说：“民主党派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那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不久，我担任了民盟西安市支部妇女部长，在杨老的领导和教育下，继续为党的统战工作尽力。 　　杨老奉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和我保持着经常的通讯联系。他写给我的许多信件都丢失了，现保存下来的几件，我觉得对我有教育意义，一直留在手边。我看到这些信，就想起了敬爱的杨老。解放后，我对省医院处理几个医师的问题持不同意见，以后这几个医师的医疗技术问题发展成为政治案件而被逮捕，开始我就被牵连在内受到了党内和行政处分。有的同志劝我检讨，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内心十分痛苦。杨老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来信中教导我说：“奋斗与修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唯有最有修养的人才是最能奋斗的人；在奋斗的实践中才能锻炼出一个人坚忍的修养，我希望你在奋斗与修养两个方面日有增进……”，“你不满意组织给你的结论，我以为是可以提请修正的。”一九六五年八月杨老在疗养时，看到报纸上适合我学习的文章，就将报纸给我寄来，并写道：“铭锦，在北戴河休息，看报，随手留下这两份，我以为对你有用，再三考虑寄不寄?现在还是给你寄上。”他把要我注意学习的文章都用红笔作出标记。这两篇文章是《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我是怎样以<实践论>为武器研究物象测天的》。杨老在给杨力的信中教导他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学好科学技术，成为新中国迫切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还嘱咐他要“多多鼓励铭锦。” 　　“文化革命”开始，杨老对当时的形势就有看法，内心十分忧虑，加之长期积劳，病情日益沉重。一九六七年七月，当我接到他病情恶化的电报时，正在接受批判，行动不自由，但我还是偷偷乘飞机去北京看望了他老人家。这时他已卧床不起，见到此情景，我悲痛欲绝，原来准备好的一套安慰他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拉着我的手，挣扎着说：“人都到齐了，杨伯也该走了。”他要我“早点回去，把娃们教育好。”当我说到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时，他用微弱的声音说：“跟啥呢!连南老(汉宸)也容不得，把人都弄光了。”说着，他的眼角涌出泪水，我也忍不住几乎哭出声来。杨老怀着不安、疑虑、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省高级法院给那几个医师平了反，恢复了名誉，省纪委也批示撤销过去对我错误的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使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多病、思想十分沉重的时刻杨老教导我：“唯有平心静气的学习，心平气和的思考，才能妥善的处理一切。”杨老的教育极大地减轻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负担，给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他的教育成为我奋力前进的力量源泉。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