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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邓惠霖 邓引引 邓成城

我们父母亲的挚友杨明轩同志是二十年代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创始人和民盟中央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对革命事业作过很大贡献。父母亲在与杨老长期的交往中，结成了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友谊。由于这种关系的延伸，杨老很自然地成为我们姐弟最尊敬、最爱戴的长者和义父。今值杨老(我们一般亲切地称呼他杨伯)诞辰百周年之际，回首往事，思绪万千，他那严肃而亲切的容貌，他对我们姐弟语重心长的教诲，恍如昨日，浮现眼前。当年，处与童稚时代的我们姐弟，对杨老与父亲交往中议论国是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日常生活中的片断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早在本世纪初，父亲邓宝珊就与杨老有了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一九二七年初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我父亲任副总司令，杨老任总部教育厅厅长。当时，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史可轩等同志均在联军政治部或驻陕总部任职，从事革命活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我父亲从事反蒋活动失败后蛰居上海；在此期间，杨明轩、杨晓初二位老共产党员也在上海，以编写教材、做教育工作为掩护，和我父亲的私人秘书葛霁云(共产党员，天水人)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这段时间，父亲与他们过从甚密，通过二位“杨老”的媒介，父亲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父亲与杨老的深厚友谊，是建立在政治观点一致，理想、信念相同的牢靠基础之上的，这对父亲日后走向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父亲一直率部驻守在陕北的重镇榆林。在此期间，他去重庆、南京等地开会，总要路经西安和杨老亲密往还，相聚一段时间，密谈国家前途命运，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及路经延安时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面晤时的感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和平建国的主张，决心发动内战，白色恐怖笼罩西安，特务活动十分猖撅，环境日趋险恶，杨老的处境更加艰难，安全受到威胁。为了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他经常去三原我们家避风隐蔽，一住就是一月、四十。我们姐弟与杨老的深厚感情就是从那时起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成城拜杨老为义父，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杨老按陕西民间习俗给我们送花灯，以示节日的祝贺。记得有一对室内玻璃挂灯我们一直珍存，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也难以幸免，被视为“四旧”砸毁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形势日趋严重，杨老按党的安排，化装后星夜奔赴延安，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圣地，实现了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宿愿。我们清楚地记得，杨老去延安的消息，我母亲早巳得悉，特意缝制了衣服鞋袜，为杨老送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老，从延安回西安路经三原，一到县城先到东关王仓巷家里找亲友询问我们的情况，并委托提前进西安城的人员给我们带话，说他不久就到西安，让我们和其他亲友准备些饮食迎接边区政府进城。我们得到这个喜讯，感到无比振奋和高兴。几天后，杨老到了西安，他穿着一身解放区的灰色服装，神采奕奕地来到新城南门外十一号我们家，和我们畅叙了分别几年后他在延安工作、生活的动人情景，询问我们姐弟的学习以及家庭生活情况，还告诉我们父亲代表傅作义将军参与和平解放在北京谈判的一些细节。我母亲同杨老谈了胡宗南如何逼迫我们去四川一事未能得逞的经过。那天，杨老虽然刚刚进城，公务活动非常繁忙，却在我家待了很长时间，我母亲准备了杨老最喜欢吃的三原风味凉粉、红豆稀饭等家常饭。当时，杨老住在边区政府院内，即新城会议厅西侧的窑洞里，与我们家相距不远，杨老几乎每天下了班都来我家吃便饭或聊家常。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边区政府撤销，杨老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杨老任副主席。无论是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喜庆年代，尽管杨老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廉洁、简朴和勤政、奉公的优良作风，革命者的本色丝毫未减当年。他与我们一直保持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友情。 　　一九五五年初，杨老调到北京在民盟中央工作，住在后圆恩寺五号一个小四合院内，老伴却一直住在户县农村。一九五六年，成城去北京看望杨老，这是他第一次去北京，人地生疏，行前曾和杨老联系，希望能派车到火车站来接。当时出入北京还是前门车站，到站后成城左顾右盼不见来接他的同志，他焦急无奈，只好提着东西随着人流出站，在出站口看到一个年轻人拿着一张照片，好象是在寻找着什么人，当他走近检票口时，那位青年同志认出了他，十分热情地说：“你杨伯让我来接你。”他也很高兴地随口说：“车停在哪里?”那位青年同志笑着说：“有电车，咱们还是一起坐电车回去吧。”当时，成城还对杨老没有派车来接有些埋怨情绪，不理解杨老究竟是什么用意。他住了半月才发现，杨老除了公事和非用车不可的急事外，亲属的活动杨老一般是不允许用车的，成城在京期间的游览和探访亲友，都是杨老安排工作人员王作仁同志带路，乘电车和公共汽车往返。杨老的衣食住行也非常简朴，一日两餐非常简单，几乎每天一个样，一碟油泼辣椒，一碗面，陕西去京开会的同志或亲友们很风趣地称杨老的家是“杨家面馆”。杨老给我们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就是非常整洁，就那么几件旧衣着，总是洗熨的非常干净，一尘不染。在我们的记忆中，即使他参加一些重大活动，也总是穿着圆口布鞋。 　　熟悉和了解杨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外表比较严肃的人，有时脾气也不大好，尤其是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但对同志、朋友，尤其是对青年人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厚爱和深情。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严师，又似慈父。我们姐弟的成长，曾受到杨老极大的指教、关心和培养。杨老擅长数学，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安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还亲自给我们补习数学，讲述学好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为了给我们辅导数学，亲手用一张大纸把高中代数重要公式全部写出来，逐条深入浅出地辅导讲解。引引的数学学得比较好，刚解放就考入西北工学院，这是与杨老对她的指导和启发分不开的。他除了给我们进行辅导，还经常严格查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考试成绩，当我们如实向他汇报后，有时得到的是亲切的鼓励，有时又受到严厉的批评。杨老的一位老朋友是部队的领导干部，他的孩子在北京大学上学，一次节假日，这位青年人带着女朋友去杨老家，就受到杨老既亲切又严肃的批评，要他集中精力抓紧学习，不要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在生活方面，杨老对我们也多方关心照顾。三十年代惠霖在南京上中学时，就得到杨老的亲切关照，后来她与左嘉猷同志结婚，结婚仪式就是在杨老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举行的，当时正在榆林的父亲也感到十分放心和满意。杨老不仅对亲友的后代谆谆教诲，而且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青年同志，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也是关心备至，着意培养。王作舟同志是一个初具文化知识的青年，在杨老的亲切培养教育和严格要求下，成长为一个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科研单位，后来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些事例完全可以说明，杨老在培养关怀青年一代成长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妖风刮到兰州，我家遭受了一场浩劫。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关照下，我父亲到了北京。北京也已陷入打砸抢的恐怖混乱气氛之中，杨老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到我父亲暂住的北京饭店去看望，两人总是相对而坐，默默无语。一次，我们送他走时，杨老语气沉重地说：“我一定要给总理汇报(指我父亲遭迫害的事)。”后来他让王作仁同志将身边仅有的二百元钱给了我们。 　　杨老离开我们已二十四年了，犹如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我们姐弟也将永远铭记他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诲。这篇短文多是从日常生活这个侧面记述杨老的一些零星琐事，但从一些细节问题和平凡的生活小事中，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质和长者风范。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