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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杨明轩先生

甄瑞麟

远在六十年前，我就认识了杨明轩先生，直至一九六七年杨先生逝世，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 　　二十年代末，国民党“清党”时期，我正在西安陕西省立一中上学。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不停地搜捕、枪杀、活埋共产党人。惨案不断发生。一天，共产党人刘光智匆匆来到我家，慌慌张张地对我父亲说：“甄师长，不好了，杨明轩先生被抓去关起来了。他的性命危在旦夕。”又说：“目下陕西有能力营救他的人，非君莫属了，请甄师长千万设法营救。”当时我在场，听见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我一定要全力去营救他。若有一差二错，必将影响整个陕西，乃至西北的革命。” 　　当时我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部下有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如革命烈士王泰吉和他的弟弟王泰诚，我父亲和他们关系密切，思想倾向革命。所以，当听到杨先生被捕的消息后，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为了此事，刘光智不知到我家来过多少次。在杨先生坐牢期间，我父亲派人每月给杨先生家送去二十元大洋，以资接济。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刘光智和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人来到我家。此人个子不高，但很机敏，原来他就是刚刚出狱的杨明轩先生。他对我父亲说：“多亏你，多亏你!在监狱中还有许多爱国人士，希望你能和营救我一样去营救他们。”我父亲说：“那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杨明轩先生，从此，我和杨先生毕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我在上海求学，曾和杨先生一起住在法租界大华公寓中。他对我的生活、学习和身心修养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手不释卷，生活简朴，谈吐直率，平易近人。对待我象对待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严格，亲切。那时，他在上海立达学园任教。 　　有一天，从陕西兴平县来了一位客人，听说是魏野畴烈士家乡来的人。杨先生对此客人十分热情，多次伴随他到四马路商务印书馆，结算魏先生生前翻译的《美国史》一书的版权费，请转交给魏先生的家里人。杨先生待人接物的一片赤诚之心，在我的思想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后来，杨先生由大华公寓搬到法租界徐家汇一带，和杨晓初夫妇住在一起。每逢假日，我就到杨先生住处和大家一起吃陕西饭，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在杨先生家里，我常常看到杨玉珊、彭毓恒、韩雅兰等人在座。 　　记得有一次，立达学园发生资金缺乏问题，似乎是决定责成杨先生设法解决。他很着急，但又不愿向有权势的人伸手去借，于是我便把于右任先生给我筹措的一笔学费借给了他，才算暂时解决了学校的一些困难。 　　当我在上海法学院政治经济系求学时，目击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横行霸道之状，深恶痛绝；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贪污腐化，极其不满。旅沪陕籍进步青年学生联合成立了陕西旅沪学友会，并创办了《秦声》刊物，发表爱国反帝言论，痛斥暴政。计战友中有：杨佩韦、石锋、张光天(均系共产党员)、刘云龙、张志学等。不久，因政见不合，学友会分为对立的两派，与“五四”前后的北京陕籍学生分为“共进”与“进化”两派的情况相似。上述活动，我都向杨先生作了汇报，并征求过他的意见，得到他很多宝贵的指示和教导。 　　一九三五年，我由上海法学院毕业，到南京拜访于右任先生(于与我父是莫逆之交)。我说我不愿在京做事，想出国留学深造。于先生当即挥笔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力子老兄主席：启者，寿山之子甄瑞麟现已在法学院毕业，欲走丹麦习农业经济。拟请补助若干以遂其愿。特此代恳，敬希赐示为幸。此肃即颂政安。” (见《于右任书法释文》第四十四页，三原印刷厂一九八六年三月印)。 　　不久，邵先生就给于先生寄来回信，同意于先生意见，我的学费全由陕西省公费提供，让我先办出国手续。到丹麦后，我进了国际民众教育学院。 　　在丹麦求学期间，杨明轩先生经常给我写信，并把他看过的《申报》和有关国内政局的材料寄给我，勉励我努力刻苦学习，以期将来为国效力，为民除害，教导我男子汉要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决心等等。那时我对国内的学运也很关心，常给杨先生写信问长问短，杨先生在回信中经常给我分析国内政局，提供一些报纸上看不到的信息。总之，我在国外数年，杨先生成了我的精神食粮的主要源泉。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官。就是在大陆全部解放前夕，有人叫我与他同去台湾时，我觉得杨先生待我一直很好，他已在延安，我是有依靠的，所以，予以拒绝没有去。这些都与杨先生对我的教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初到丹麦，办理公费手续繁多，迟迟没有落实。杨先生怕我在国外受困，数月内，曾先后专程奔走于先生之门五次，给于先生说：“娃只身在外，学费快用完了，为免其受困异邦，请于先生尽快再给邵先生写信，解决娃的后顾之忧。”—次杨先生和于先生磋商此事，于先生叫杨先生为他代起了个信稿。杨先生嘱咐监察院监察委员杨任天先生(我父的战友和至交)，请他就近催促于先生把给邵先生的信早日发出，以从速解决我的公费问题。正是在杨先生的热心关怀和敦促下，在尚未办完公费手续之际，于先生主动先拿出自己的五百元钱寄来，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杨先生在一月之内，两次给我写信，将上述办事过程告诉了我，使我极为感动。 　　我于一九三九年年底，取道苏联回国。先在河南大学担任教授，两年后转入西北农学院任教。因有于右任先生的关系，我还兼任了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当时杨先生也在西安，他对我兼任参议员十分同意，鼓励我争取多参加省上的有关重要会议。会议印发的一切文件，我都转给杨先生，他看完后又还给我。 　　那时，杨先生住在赵寿山先生家里，我常去看望他。杨先生不仅精于数学，研读马列，而且对中国历史兴趣很浓。我父亲原是清末秀才，家藏线装古典书籍很多。杨先生把我家的仿宋版《资治通鉴》一本一本地借去阅读，并且整整齐齐地用包书纸包好，唯恐磨损。看完《资治通鉴》，他又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件事对我启发和教育很大。我后来读这些书，也是受了杨先生的影响。 　　当时在西安太阳庙门段泽青先生家里，常有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聚会。其中有杜斌丞、韩望尘、戴铭九、杨明轩、杨子廉、张性初、任启民、王子伟、耿端方、许永平等。我也常去那里。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杜斌丞先生遇难。以后多年再未见到杨先生，听说他已到了延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一天彭毓恒(共产党员，一九四七年我任商专校长时，安排她在图书馆工作)忽然来找我，说：“杨老明日就可进城，如果你想见他，明日在家等我，我们一同去看望他。”第二天上午，彭毓恒带我到红十字会医院刘印初家(刘是杨先生的女婿)，我看见赵寿山、杨先生巳在那里。多年未见，团聚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吃饭时，杨先生询问了我们学校的各种事情。他嘱咐我：“回去出个通告，凡商专毕业的学生，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可先在学校报名，由学校给有关方面写个证明就行了。校长职务仍由你负责。”我回校后，立即照办，前来报名参加革命的学生竟达一百多名。以后商专与西北大学合并，我就随校到西大担任了教授。杨先生调北京工作后，每次来西安，我都要去看望他。 　　一九八○年六月十日，我赴户县黄堆堡杨先生老家，参加杨夫人的葬礼。杨家人那种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永保劳动人民本色的家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写下小诗一首，以纪其事： 　　家范熏陶蔚美风，勤劳臼杵事亲躬。 　　村居简陋无新瓦，革命赤诚后世崇。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