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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敬爱的杨明轩同志

杜 笠

杨明轩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认识他，是在杜斌丞烈士的家里。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八年我在西北大学上学，寒暑假多半住在杜先生的家(西安王家巷三十二号)。杨老和杜老的关系非常密切。那时他们共同从事西北的民主活动，创建西北民盟和西北民青组织。杨老个子不高，面庞稍黑，高鼻梁，深眼窝，蓄着短胡，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用烟斗抽雪茄烟丝。他走路很快，昂首挺胸，精神焕发。杜老交往广泛，来杜家的人很多，也很杂，有共产党员和杜老的知心朋友，也有军政界、文教界的人士，有时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光顾”。一般客人，杜老都在会客室接待，交谈时间很短，只有亲密战友，才在卧室接待，谈话时间也长。杨老一来，杜老就和他在卧室密谈很长时间。 　　一九四五年我参加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同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夏，杜老被国民党特务软禁，随员杜良明亦经常被特务跟踪，有时杜老就派我给杨老和其他战友送取秘密信件和材料。杨老住在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刘印初家。第一次我给他送信，他立即问我：“得是把狗领来了?”我说：“没有。”他说：“怎能没有!”我说：“我从王家巷三十二号大门出来，特务就跟上了，于是我就走向梁府街(今青年路)，进了三青团陕西省团部的大门，又从后门出来。我是从曹家巷来的。”杨老哈哈大笑起来：“灵醒些好，就要这么干。”杨老待我象子侄一般，见了总要询问西北大学学生运动和“民青”的活动情况，经常鼓励我努力学习功课，向社会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还常给我进步书刊，叫我阅读。 　　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以后，杜老任主任委员，杨老负责组织工作和青年工作。 　　一九四四年，西南地区的学运高潮兴起，杜斌丞先生和杨明轩同志从他们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有必要把青年发动起来，进行活动。于是共同商定，在请示中共陕西工委的同意后，创建了西北民主青年社。鉴于“民青”是秘密组织，杜、杨商定：“民青”用民盟名义发展组织，进行活动。“民青”成员都是当然盟员。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他们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在全国范围内炮制“反苏游行”。陕西国民党当局积极为之卖命。时在城固的西北大学“民青”，组织广大学生瓦解了“反苏游行”，巧妙地把“反苏游行”改变为爱国、反帝、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的运动。罢课三个月，驱逐了反动训导长和校长。这些运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杜老和杨老的支持和指导。 　　一九四六年八月，党组织派员秘密护送杨老到达延安。杜老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十月七日惨遭杀害。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奉党的指示到延安大学学习了近半年。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我总要去陕甘宁边区政府看望杨老。他多次教导我要认真学习，改造思想，学好城市政策，准备参加接管新区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被分配到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室。五月八日，杨老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主持召开了在延民盟盟员大会，他指定我作记录。在会上，杨老作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和民盟在西北活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民盟要有力量，必须和中共密切合作，只有依靠中共，民盟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敷仁、王维祺和党睛梵等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赵伯平和肖彩凤等同志。这次会议，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杨老被选为文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在此之前，杨老的秘书提前南下，由我给杨老做秘书工作。杨老多次说：“革命就要胜利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我们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也不能忘记曾经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朋友。”五月二十一日杨老乘车从延安出发南下，同行的还有习仲勋、刘景范、赵伯平等领导同志。第二天到了三原。当时西安刚刚解放，胡宗南的部队还伺机反扑。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三原住了七、八天。在三原的时候，杨老问我：“知不知道史可轩同志的家?”我说：“知道。他的女儿是我在西北大学的同学，思想进步，斗志坚定。特务往往利用假期抓人，有两个假期，我就躲在史家，史家住在东关篆灯巷八号。”他说：“你领我去看看史可轩同志的夫人。”于是，我陪杨老看望了烈士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史凌云、史青云。他和史夫人谈了一个多小时，亲切地询问了史夫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反复询问：“生活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困难叫娃们给我写信。”他嘱咐史夫人保重身体，并且一再叮咛两个女儿好好照料妈妈。他又对我说：“可轩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我们活着的人是永远不能忘记他的。”他在南下途中对史夫人的看望，使烈士遗孀得到很大的安慰。史可轩同志的两个女儿几次在我面前表示对杨老的敬佩和感激。 　　一到达西安，杨老就派我代表他看望上层民主人士。在去看望成柏仁先生时，他要我转告成先生，过几天他再亲自去拜访成先生，并要同成先生商谈盟务。接着又派我去看望王菊人夫人，问王先生家有什么困难。王先生是和杜老同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西安解放时尚不明下落。王家生活困难，杨老立即指示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拨出六袋面粉，派我给王家送去。王夫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杨老为人正派，诚恳坦率，待人厚道，从不摆官架子。对同志，特别是对青年同志十分关心。凡是和杨老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随刘景范同志调北京工作。杨老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我。询问我的思想、工作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刘景范同志知道我和杨老的关系，他请杨老吃饭，一定要我作陪，并且叫我坐在杨老旁边。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杨老调北京工作，我受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老逝世，我在“牛棚”里得到消息，难过极了，哭了整整一夜。本想发个唁电，但没条件。杨老逝世二十多年了，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深切地怀念敬爱的杨明轩同志。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