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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飘过香四溢

工作仁 王晓三 施淑贤 黄玉琴 张福祥

解放后，我们先后跟随杨老工作，有的在机关，有的在他的身边。他那爱憎分明、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为革命彻底奉献、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大形象，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 　　谦虚恭谨 平易近人 　　一九六三年六月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民盟中央常委会公推杨老代理主席，他一再诚恳表示，他的能力和威望都不够，还是推选其他同志代理合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民盟中央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杨老为民盟中央主席，不久，他专程拜访了史良副主席，说：“我做民盟工作，仅是西北一隅，你长期在民盟中央工作，有丰富的盟务工作经验，希望你今后多加帮助。” 　　为了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杨老主持盟中央会议研究决定，每两周召开一次主席办公会议；在主席参加下在京的副主席按月轮流值班，正副主席分别领导组织、宣传、文教、行政各职能部门。这些制度的建立大大调动了盟中央领导班子及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杨老主持会议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会议民主气氛活跃，讨论问题深入。 　　杨老外出视察工作，按规定可以挂火车包车。但他从来没有要过包车，只要一个软卧包箱，和随行人员一起乘坐。他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工人农民，不能脱离群众，要和人民打成一片。他在外面，不喜欢题词写字，凡是遇有请他题词写字留念的，他一概婉言谢绝，从不破例。六十年代初，彭真副委员长率团访问朝鲜。在我国驻朝大使馆里，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大家再三请杨老作些指示。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他只讲了两句很朴实的话——“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身体非常健康，请同志们放心”。“你们在外面工作，辛苦了，人民感谢你们”。 　　关心同志胜过亲人 　　一九六二年，民盟中央张毕来同志应约为上海中华书局重印《孽海花》写了前言，对该书的内容进行了评介。但是，后来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批《孽海花》，并株连到张毕来同志。张毕来同志苦脑、紧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此困难时刻，杨老和胡愈之副主席伸出了友谊之手，安抚，保护。“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老听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高天同志受到冲击，不顾自己身处逆境，亲自前去安慰，鼓励他振作精神。 　　杨老对肯钻研、爱学习的年轻人非常喜欢。他的警卫战士王作舟，就是由他帮助先读完速成中学，后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赵寿山的警卫员乔部裕，也是在杨老的帮助下考上军校的。杨老还供给他们学习费用，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不断进取。     　　在六十年代初，城乡生活都比较困难。—次，杨老去云南视察，别人送给他几瓶火腿罐头，他带回来全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嘱咐定期吃上—瓶，别把身体搞垮了，而他自己却把原来就不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司机芮万青家里老少十口，工资偏低，生活困难，逢年过节，杨老总要资助他三、五十元钱，并经常问寒问暖。炊事员周祥生家在农村，生活也很困难，杨老也时常给予接济。杨老观察细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家有了困难，谁有了思想问题，他能及时发现，及时找你谈心，并帮助你排忧解难。因此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如同在家里一样，很是随便，毫不拘束。 　　杨老在临终时，也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他高度近视，临终时，只认出了内勤王作仁、警卫王晓三，对在旁记录遗言的胡愈老说：“这俩个娃在我身边工作多年，工作一直没有很好的安排，请组织上给安排一下。” 　　克己奉公 两袖清风 　　杨老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其亲属子女也是一样，教育他们要依靠自己，不沾老人光，不搞特殊化，消除优越感。他的子孙都在外地工作，有的还在农村生活，除因公出差北京看看他老人家外，平时不许来京探望他。他年事已高，却孤身一人在京。且不说杨老是高级领导干部，就是一般干部，按规定也可以调一个子女来身边照顾，但他从未向组织提过要求。 　　杨老的夫人一直住在农村，连户口也没有转到北京。是不是因为他留过学，出过国，身居要职，对小脚、没文化的农村妇女老伴有所嫌弃呢?不是的!杨老对老伴的感情可真是情深意浓，每当他谈及老伴的时候，总是以敬佩的口吻说：“我一直在外读书、工作，老伴留在乡下操劳家务，养育孩子，辛苦一辈子，我要感谢她。”平时，杨老按月给老伴寄去足够的生活费。隔上一段时间，就把她接来北京住上一些日子，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老伴爱睡热炕，他就盘了一个；老伴习惯用硬枕头，他就特意买回一个瓷制枕头。杨老平时不爱出去游玩，闲下在家看书，老伴来京了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陪着她逛公园，观看名胜古迹，让老伴高兴。 　　杨老生活上公私分明。组织上给他配有专车，但老伴千里迢迢从农村来京看他，他也是能不动用公车的尽量不用。凡是非公务用车，他都要秘书按规定交费。 　　杨老的一个孙子在苏联学习，一九五八年受到错误的处理被迫回国，许多同志劝杨老给有关领导说一声，让其继续上学，或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但他却说：“这是属于组织上的事，我不能过问。”杨老与这个孙子促膝谈心，消除了他的思想顾虑，回陕当了一年翻砂工人。 　　杨老生活简朴，工资自己保管，内勤人员统筹开支。他要求我们记流水账，每周定期检查总结，凡是合理的，他都划勾通过，凡是不合理的，就要我们说出理由，然后再给我们说，应该如何节约。尽管杨老的工资也不算少，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到了月底，也常常所剩无几。有时还不得不向我们暂借些钱应急，因为他每月要拿出不少钱来接济别人。 　　杨老和身边工作的人员吃的是一锅饭，就是他老伴来京，也是一样。我们每人一月只交十二元钱伙食费，其余全由杨老包下来。他的饭食非常简单，保持着陕西关中农村的生活习惯，能有一碗热面条，一些油泼辣椒，一碟煮黄豆，一小盅白酒，他就心满意足了。就是来了客人，也多以陕西特有的面条招待，难怪在京的许多陕籍老同志戏称杨老的家为“杨家面馆”，经常来此吃碗家乡面条。 　　杨老家中的墙上仅挂了一张毛主席像，没有任何名人字画和工艺品。全部家具都是公家配备的。他的衣服也只有三、四套，衬衣只有两件换洗的。杨老出外开会和接待外宾时，能穿出去的高级衣服，也只是那一套中山装，还是五十年代出国访问时，组织上给定做的。床上的被里和被单用得更久了，都是用延安时期发的白棉布做成的。当他病倒卧床后，民盟中央的同志去看他，见盖的被面补丁多处，不禁脱口而出：“杨老，被子破成这个样子，还不换一换?”他却笑笑说：“还能用。” 　　在杨老病危期间，前来探望他的亲戚中，有工人，有农民，连老伴也是临时由陕西老家赶来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民盟中央机关已被迫停止日常工作，无法接待，杨老又没有积蓄，后由胡愈老拿来了几百元钱，才支持了过去。杨老火化时，身上依然穿着穿了多年的衣服，连盖在身上的被单也是由我们工作人员提供的。 　　在我们帮着清理遗物时，发现他没有给亲属留下分文，仅是些书籍和用过的生活用品。然而他却给后代留下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断奋进、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品格高洁 刚直不阿 　　杨老一生为人刚直，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大都是中央或其他部门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一些老同志受到迫害，他自己也身处逆境。当时的所谓中央专案组经常来逼迫他写“揭发材料”，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凡不符合他意见的证明材料，他绝不签字，因此，惹怒了“四人帮”。那时，他已病重，卧床不起，却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每天晚上都要由他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为他读《人民日报》及其他“小报”。当听到“小报”上称某某是“特务”、“叛徒”时，他便愤怒地说：“这纯是造谣和诬蔑，是胡说八道!” 　　杨老逝世后，康生之流对杨老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删掉了悼词中对杨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正确评价，胡说什么“这是拿党的原则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还不准在悼词中称杨老为“同志”，真是恶毒至极。“四人帮”粉碎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八○年四月四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举行简朴仪式，在杨老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肯定了他光辉的革命一生。 　　杨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非常怀念他老人家。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