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杨明轩 > 其他资料

忆 祖 父

杨玉璧

祖父杨明轩逝世已经二十四年了，然而，他的音容严貌、历历往事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记得在我幼小的时候，祖父回家常带着一个藤条提篮，祖母从中取些“洋糖”给我吃，那时，这就是我最快意的享受。祖母娘家家境贫寒，其父被债主诓骗逼死，奶奶、妈妈领着年幼的她和妹妹艰难度日，备受人世冷暖。姊妹相继结婚后，她家里只留下老母一人。我祖父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他的岳母。其岳母晚年患病后，祖父也多次同祖母一起日夜侍奉。最后又妥善料理了后事。祖母每次对我谈及此事都说：“你爷是个好人。” 　　大革命失败后，祖父回家养病。一天，他见俩讨饭的男孩很可怜，就给他们一些吃的，还把俩娃送出城门，目送着他们离去后，便去看别人下棋。就在这时，反动军阀何经纬派来的两个兵丁发现了祖父，将他逮捕，坐牢一年又八个月。一九三二年夏，陕西发生了大瘟疫。祖父冒着危险由西安回到家乡，带了许多“十滴水”，让本村乡亲人人服用，并在城门外以白灰划线，以草绳设栏，他亲自坐在那里，不许外村人进来，杜绝了传染。由于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虽然那次大瘟疫关中百姓死亡惨重，而我村却无一人染病。祖母讲的这些往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祖父是一位慈祥、善良、可亲、可敬的老人。 　　我小学毕业后，由祖父供养在西安求学。此时，他比我以前见到的要严肃得多了，少言寡笑。他常把他的适于我穿的旧衣服给我穿。有时也给我讲些石头落地是石头朝向地球移动，还是地球也有朝向石头欲动的倾向问题；还有诸如巴黎博物馆里陈列的拿破仑帽顶上的大宝石之类的见闻。后来也给了我几本书，如《人是怎样变成巨人的》、《物理学故事趣谈》，以及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情况的小册子等。这些书籍都是很好的，扩宽了我的知识领域，增强了我求知的欲望。还把一只旧怀表让我拆装，以增加我对机械结构的见识。 　　有一次，一个人给我了两本杂志，我带到祖父住处(西安甘露巷六号)，他看见后，怒不可遏，立即把杂志撕成了碎片。并追问我，是谁给的，警告我，以后绝不许和那人来往。与此相反，出于试验的心情，背着祖父，在他的房间里，我把他借别人的体温计放在开水怀中给炸裂了，返校后才写信告诉了他，他却没有责备我。以上都是我由农村刚进城市上初中一、二年级时的片断回忆。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一天，我由家乡返校，到西安后，见到马车、黄包车和行人挤满了各大街道，纷纷向城外逃跑。传说日本人即将打入潼关，进攻西安，因此人心惶惶，乱作一团。我急忙到赵寿山家找到祖父，他镇静自若，沉思许久后说：“陕北有个延安，是个很好的地方。那里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只要努力工作，为老百姓做好事，都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和发展前途的。在那里，有机会，你还可以继续求学。过些日子就把你送去，你回去给你爸说一声。”后来，由于那是一场虚惊，于是我又在初中继续上学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西安发生了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事件，形势非常严峻。此时祖父住在姑丈刘印初家。他比以前更加严肃，几乎看不到他的笑容。约在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的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说：“我要离开西安一个时期，你高中还有一年多，你爸没钱供你上学，就先在你姑家吃饭，今后要节俭些。”当时我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但预感到我将要失去依靠，今后的日子会更加困难，我哭了。沉默了一会，他继续说：“过一些时间我就回来了，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贪玩。”两、三个月后，姑姑告诉我，祖父已安全到达陕北。姑姑还说，祖父过去为了给我筹凑学费，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二十四史缩印本和他旅欧时穿的西装都卖掉了，听了这些对我震动很大。 　　西安解放后，我考入西北大学。一九五O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保送一批人去东北学习工业，我也是其中之一。办完转学手续，军政委员会行政处给我发了五十万元旧人民币(合现在的人民币五十元)，作路费。后来决定这批学生由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统一带队，我问祖父已发的钱怎么办，他说不能领双份，让我送还了行政处。临行前的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年全国政协会后，我去东北参观过，那里工业先进。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好建设西北。我一生到过好多地方，包括日本、苏联及欧洲许多国家，从来没有不适应换水土的事，经验是，开始时不要吃饱，七、八成就行了。东北天气很冷，不要玩打雪球。你这一去就得几年，我将帮助你媳妇参加学习，让她学些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你们也就不会像我和你婆那样一生不在一起生活了。你是老人，要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切不可贪玩荒废学业。”接着他从枕边取出二十万元(旧人民币)绐我，叮咛我不遇特殊情况不要动用。我又一次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祖父的这些话促使我正视人生，把握自己，永远鞭策着我前进。 　　一九五八年我由鞍钢调到宝鸡。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祖父。他叫我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按年龄大小兄弟相称，我们相处得亲如一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祖父的身体就有病了，并逐渐加重，后来住进了北京医院。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我接到祖父病危的电报，和妻子宋淑琴将工作及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稍事安排后，第二天就匆匆乘火车前去北京。一下火车，就先去北京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祖父面容消瘦、脸色惨白，头发也没有以前那样整齐了，但还是那样严肃刚毅。我和妻子站在病床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到祖父家里后，父亲告诉我，前几天祖父大出血，进行了输血抢救，他才同意亲属来京看他。这期间，祖父家里吃饭的人数常在二十人左右，他一生没有积蓄，胡愈老拿来了几百元钱，才勉强支持下来。一天，祖父把我叫到病床边，说：“你的工作要紧，宝鸡又有那两个娃娃要人管，你先回去，淑琴留在这里再服侍爷一些日子就可以了。”我意识到这是永别，往事一幕一幕地涌上心头，他那惨白、消瘦而又严峻的面容使我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泣不成声。他闭上眼睛，接着说：“过了暑天爷就好了。去吧，别误了火车。”就这样，我永别了敬爱的祖父。 　　祖父的去世，使我悲痛万分。他的言传身教，忘我的彻底奉献精神，时时刻刻都在启迪着我，规范着我的行为，促使我不断地去除思想上的错误萌芽。每当我沉思反省时，总觉得愧对祖父，没有很好地履行他老人家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