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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逝世前后

杨玉瓒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后的今天，组织和群众要纪念他，我们家属感激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由此也更勾起了我们对祖父的怀念。他去世前后的一些生活片断又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们的心头。这里举出其中几件，和大家一起来纪念他。 　　(一) 　　一九六七年初，祖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给父亲来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杨老最近身体有些不好，发低烧，好象感冒，但总不退烧。已作了几次检查，发现痰中有血，可能不是新生物。 　　新生物!可能不是!此晴天霹雳震惊了我们全家。多病的父亲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我们都默默地等待着。许久，父亲的脸色总算有点缓和。 　　“新生物!”他低声重复着，然后转向我们：“你们不要太紧张，信上不是还说‘可能不是’吗?这说明并没有确诊。” 　　其实父亲本人也极度紧张。他表面上的镇静，只是为了安慰我们。 　　祖父，祖父!解放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祖母是全家之长。你在西安工作的几年，我来西安上中学，随祖母一起住在家属院。尽管你总是住在机关，平时也很少回家看看，但你总算有了个家。你调北京工作后，祖母因病不能随你进京，而你又不愿调子孙到身边工作。除了家中有人到北京学习或出差外，年迈的祖父，你又成了我们家单身在外工作的长期游离者。虽然你我之间年差二代，我很难深刻理解你的家庭观念，但我万分敬佩你的情操。在家庭生活上，我不敢说你是“古今一圣贤”，但从我们古老民族的传统出发，称作“一代楷模”可能还不算过分。现在，万恶的新生物竟然把魔爪伸向你这个年迈的家庭游离者。 　　祖父的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了，父亲决定自己先到北京去照料。父亲，你已因病退休多年，个人的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却要单独去照料祖父，你就不能让我们先去一人吗?但是，他还是自己去了。 　　我们在西安家中的人，都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回音，看再叫谁去北京。信终于来了，但却完全出人意料： 　　“你爷叫家里不要再来人，说你们应该努力搞好各自的工作，不要担心他的身体。” 　　看来我们还是不太了解祖父，而父亲决定自己先去是对的。既然不能去，我们就只好在西安以信件与长途电话保持和父亲的联系。 　　医生先确诊祖父患肺癌，让他在天坛医院治疗。后又确诊还有肝癌，就转北京医院进行“对症治疗”了。病情一天一天地恶化。和每个后期癌症患者的家庭一样，我们到处打听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幻想着由新生物的魔爪中夺回自己的亲人，或者延长他的寿命，至少减轻他的痛苦。 　　七月初，父亲在长途电话中说：“你们速来北京，并通知有关亲友。”我们预感到祖父病情已极度恶化，立即忙乱起来了。到京后，父亲告诉我们：“你爷前几天大吐血，休克多时，经医生抢救才暂时脱险。我看再不能拖了，再次提出通知家属亲友来看望他，他这时才同意了。” 　　我们家属亲友约二十人，但祖父北京家中的床位不够，就有的睡在桌上，有的睡在地上，把他平时爱整洁的习惯一扫而光。假若他这时能从医院回来，看到这种乱七八糟的情景，一定会把我们这些不肖后代都赶出去。而此时此刻我们又是多么希望真能被他赶出去呀! 　　(二) 　　祖父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孙辈，轮流在医院照料他的生活。这是我一生和祖父接触最多的时期。平常，他和我之间绝大多数时间是分居两地。即使有时暂在一地，他好象总是很忙，见面不多，谈话更少。而谈的总是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做好工作，如何严格要求自己争取进步。因此，对他我觉得有点怕，尊敬多于亲切。这次，也许因为接触多了，而他又是一个垂危病人，我怕他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即使神志不清时，也没有烦燥不安过。清醒时，还和善地和我们谈谈家常。一个安详和善亲切的老祖父，代替了我记忆中的一个今值得尊敬而有点可畏的首长。除了医院的设置(特别是那淡绿而微弱的灯光)以外，我感到好象是在家里一样：亲切的祖父，安静的气氛，甚至精神上还有点安全的幻觉。刑场上，有视死如归的烈士；战场上，有视死如归的英雄；病床上，祖父面对癌魔的风度，大概也可以用视死如归来形容吧。 　　我们孙辈中，不只我一人觉得祖父变得和善亲切了。记得一次他神志不清，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套车回去吧。”祖父在自言自语。 　　“套什么车?”在他身边的孙媳问。 　　“牛车。”  　　“回那里去?” 　　“嗯!” 　　“爷，套车回那里去?” 　　“黄堆。”他说出了老家村庄的名字。 　　待他神志清楚时，她给他讲了此事。他笑着说：“医院住厌了，想回家。年纪老了，想童年，叶落归根嘛。” 　　直到去世，祖父总是保持着这样的平静。记得姑母说过，祖父解放前在西安有次左腕中弹，腕骨已碎。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取骨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他竟然一声未吭。祖父，难道你还是以此种精神，忍受着癌痛的折磨吗?但这次是几个月呀! 　　(三)  　　后事的办理，应尽量从简，这是我们家属听到的总精神。几页打字的悼词送来了。据说要开一个尽量从简的追悼会。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人已死了，随便怎么办都行。但父亲却仔细读起这个所谓的悼词来。他很不满意，尤其是称祖父为“杨明轩先生”，这点必须提出来要求修改。我们劝父亲算了，尤其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还是不提为妙。他想了一会说： 　　“不能算了，正因为‘文革’时期，称‘先生’问题很大。盖棺论定，是资产阶级分子，任何时候想揪出来都行。我们家属也成了资产阶级狗崽子。应该改称‘同志’。不过你们不要管，由我出面。我已退休，多病，即使有什么连累也无所谓了。” 　　父亲真的出面交涉了。先得到的解释是：“称‘先生’是对杨老的保护，对家属的爱护。”后来终于达成了折衷解决办法：既不称先生，也不称同志，而是称“杨明轩副委员长”这个职务。 　　送祖父遗体去八宝山火化，后即开追悼会。祖母说她本人不去，但要求其他家属亲属都去。我们担心她犯老病，要留人照管她。她却坚持说：“你爷一生就这一次了，都去送行。”议定由四人随灵车同行，我是其中一人。其他人员另乘他车。我们四人在北京医院等待。但灵车总是不来。先说是医院前门处有人闹事，需要多等一会。后又突然不知由何处开来了一辆旧卡车。人们急忙把祖父抬上去，并要我四人赶快上车，说医院前门已摆好了打架的阵势，灵车不能来了，要赶快从后门走为宜。没等我们上车站稳，卡车就开动了。 　　通过透明罩盖，我看到祖父穿着他生前的旧衣服，安详仰卧，如睡一般。但随着卡车加速，晃动很快增大，祖父开始了不安地摇动。 　　“可怜的祖父，你真是死不逢时。”一股巨大的悲痛激流，直冲心头，冲开了我理智的堤防。原来向内流的眼泪，夺眶涌出。祖父的面孔模糊了，而他不安的摇晃似乎更厉害了。 　　“可怜的祖父……”我完全淹没在悲痛的海洋，再也无力控制自己，眼前一片漆黑。在一片迷雾中，祖父乘着牛车，慢悠悠飘然而过，似乎是返故乡，似乎又是远离人间…… 　　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睁开眼晴一看。家里人着急的面孔稍微缓和了一点。大家也松了口气。祖父的追悼会开始了。 　　追悼会极为简单，一切进行得很平静，只有家属亲属和某些朋友的眼泪显得有点讨厌。当然还有那写着职务的追悼会的黑横幅，以及骨灰盒前写着职务的标牌，也算别开了生面。 　　返回的路上，我非常生气自己——感情脆弱到精神不健全的程度。 　　一到家，我们看到留家照看祖母的工作人员惊慌的神情，立即想到祖母可能犯了老病。真是祸不单行。 　　前面已经提到，祖父调北京时，祖母因病不能随同。但这次祖父病危，她却一定要一同前来，死也在所不顾。祖父去世前她去医院看望几次，他去世时她又赶在当场，其时她都异常冷静，冷静得使人感觉不到她的悲痛。因此，我们更担心她时刻会犯老病。现在果然犯了! 　　听说我们走后，一生勤劳刚强的祖母，再也压制不住她极度的悲痛，在家嚎啕大哭，有时还说些工作人员一点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劝慰毫无作用，她一直哭到毫无力气时才停下来，神志迷糊，好象睡了。得知这些后，我们立即去看她。但见她神志清楚态度从容。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再出事。 　　第二天，报上登了几行字，算是对祖父去世的报道，开创了不登悼词的先例。不久，他骨灰盒前的标牌，也改为“杨明轩先生”了。父亲争取了许久才得到的一点让步，原来只是一个烟幕。 　　(四) 　　十五年过去了。“四人帮”打倒了。党的十二大胜利结束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确定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努力，为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艰苦奋斗。祖父，你的骨灰盒上已覆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现在大家又来纪念你。望你在天之灵看到富强的中华，看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看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安息吧!祖父。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