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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荃骏在北京高师

王晓明

一九一五年秋，杨荃骏(杨明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 　　杨荃骏出身寒微，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在东京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愤而回国到北京求学的。他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情景，希望能从教育中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他认为“人类思想之潮流，即社会心理之表象。因时代与地域之不同，而人类历史及一切社会现象，乃生变迁。昔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二字即：适应思潮之谓也。而教育为俊杰之所从出，故教育与思潮有密切之关系。无论教育可改造思潮，或思潮可左右教育，要之二者互为因果，毫无疑义。故就社会方面言之，欲谋改良其缺点，必先造一种新思潮。新思潮之制造厂，即今日过渡时代之学校。(余以为社会教育发达至完全时，则学校不过社会教育之一机关耳。)学校教育，若不适应乎思想，社会之良否，无由改革之，则社会将永无进步之希望。”①他考察中国教育的状况，看到教育无人重视，无人关心，有一定知识的人大都愿走仕途，他提出了“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②的看法。指出“吾国兴学，廿载于兹，而国民之愚昧如故，国步之艰难日甚一日，谓非教育腐败致之欤?推其原因固不一端，要以教育者无终身尽力于教育事业之决心为一主因”③，疾呼“吾愿教育当轴，亟有以矫正之，矫正之法如何，即：(一)优待教育者。(二)禁止师范生投身政界。(三)师范学校训练上之改良，是也。”④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他认真学习各门课程，潜心学问，探索真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高师的传阅，新文化，新思想为杨荃骏带来了新鲜养分，“开始对政治有了兴趣，从死书本里钻出来。”⑤  　　一九一八年二月，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在中国境内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从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反对这一卖国协定，北京国立各专门学校的二千多名学生集合于新华门前，向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废止协定。无组织的学生被冯国璋的论辩和恫吓所欺骗，请愿活动毫无结果。失败使学生省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各种团体在各个学校相继成立起来。杨荃骏和一些同学们组织了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的“国货维持会”，以“提倡国货”，“负劝导他人买用国货之责”⑥为宗旨，继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一八年匡互生，杨荃骏、周为群、刘薰宇等发起成立了“同言社”。针对社会当局禁止结社，他们向学校当局说明，“同言社是为了练习讲演而成立”⑦，师范学生将来要做教师，做教师就要有讲演的本领，也就有练习讲演的必要。这样，同言社以合法练习讲演，砥砺学行昭示于世，秘密以探求真理，救亡图存暗存于行。与此同时，杨荃骏又参加了陕西旅京同学会。一九一九年二月，他们在同言社的基础之上成立了工学会，工学会要“把我国数千年来的贵学贱工的一种谬见，一扫而空，”⑧“‘工’是应用吾人已有的知能去造作一切有用的事物；‘学’是未有知能，或知能不足，去求知能。”⑨它“以讨论人生上、社会上、教育上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为宗旨”⑩，其目的“不仅在于国民外交之后援”，(11)而更重要的则是与北京中等专门以上的学校联合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会员“保持一种真实无妄，坚强不懈之精神，” “平时则互相研究各种学术，或建设教育事业，国有困难外交，则竭力以谋补救。”(12)做为工学会的核心成员，杨荃骏积极参与筹划了工学会的各项活动。“《新青年》上刊出李大钊同志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在我们部分同学中争相传阅，”(13)在李大钊文章的启示下，杨荃骏更加自觉的努力于“庶民的胜利”工作。 　　一九一九年初，巴黎和平会议召开，中国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会议。在全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然而，在各帝国主义的狼狈勾结下，中国的要求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力也让给了日本。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的怒火迸发出来，反日之声日益高涨，北京的学生更是愤怒异常。五月三日晚，北高师工学会的会员们秘密开会，讨论示威请愿的办法。本来决定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后又考虑到如果消息传出去，将会导致反动政府的阻止与镇压，于是决定五月四日发动这一行动。会议结束之后，杨荃骏和会员们便分头行动：联络各校学生，调查亲日派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的行踪及住所，准备游行用的各种旗帜，赶印标语传单，准备必要时使用的火柴和火油，还有的去照像馆寻找卖国贼的像片，以便于对证。工学会核心成员匡互生、杨荃骏、周予同等“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14)，为挽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一切。 　　五月四日晨，为联络和发动更多的学校参加示威，由北大、北高师、北高工等校学生代表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杨荃骏做为北高师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议了下列各事项：“(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15)。会后，各代表迅速返校准备下午的游行。 　　五月四日午，四面八方的学生涌向天安门，杨荃骏和同学们一起最早到达。他们举着各色旗子，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反对强权”、“抵制日货”、“还我青岛”、“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簇拥在北高师学生张润芝用一丈多长的白布写成的巨幅挽联之下，挽联上斗大的黑字怒斥国贼：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上写着：北京学界泪挽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16)这幅挽联使示威队伍更显得正气凛然，大有压倒一切之势。集会结束，大队出发游行。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宅院的大门紧闭着，队伍无法入内。匡互生破窗而入，打开了曹宅大门，学生们蜂拥而进，入曹宅的几个学生因寻找不到曹汝霖，愤怒的学生将曹宅家具捣毁，匡互生取出事前准备的火柴，在曹宅放起火来。 　　曹宅起火之后，杨荃骏跟着游行队伍准备离去，忽然听到有人高喊：章宗祥在隔壁，他三步两步赶过去，看到一个日本人恶狠狠地守在豆腐房的门口，但并没有章宗祥的影子。忽然屋里炕上的被子动了动，杨荃骏和几个学生冲进去挑开被子一看，正是章宗祥，而那个日本人尽力护着章宗祥。学生恨透了这个日本人，但又怕打了他会引起所谓的外交事件，于是，几个学生拿来了鸡蛋，向他掷去，只打得他浑身蛋汁，象从粪坑中爬出来一样，但他还是一步不离的守着章宗祥。杨荃骏看到这一切，实在是忍无可忍，冲上去，一把抓住这个日本人，和他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打起来。这时反动军警赶到，逮捕了杨荃骏和尚未离去的学生，押往警察总监部。在警察总监部的牢房里，杨荃骏面对警察的残暴，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与其他被捕同学们团结一致，同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审讯者强迫他们承认放火打人有罪时，他们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你们能说爱国有罪吗”?驳得审讯者哑口无言。学生们“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17)决心为国为民不惜一切。 　　杨荃骏等三十二名爱国者被捕之后，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营救被捕同学，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非法逮捕学生，各学校教职员也积极参加了营救工作。中专以上学校罢课，各校长向教育部要求释放拘捕的学生，并到警察总监部要求放出学生，否则，发生意外，各校长不能负责。反动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被迫同意释放被捕学生。五月七日早晨九点钟，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租了两辆汽车，将杨荃骏等八名高师被捕学生接回学校。当汽车驶进高师大门时，两旁欢迎的同学拥到汽车旁，把八名勇士抬了起来，给他们戴上红花，高呼“被捕同学万岁!高等师范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拍手声，呼喊声，鞭炮声，震耳欲聋，表现了同学们对正义的声援，对勇士的欢迎。当天下午四点，在高师风雨操场上召开了隆重的慰劳被捕同学大会，杨荃骏等报告了被捕和被关押的情况，学生代表及校长、各部主任向被捕学生致辞表示慰问。晚上，各同乡会、各班级又分别召开了慰问会。 　　杨荃骏出狱后，更积极地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六月三日，数千名学生分组上街讲演。杨荃骏被分配到西城讲演，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就听说沙滩一带已经戒严，军警们正在逮捕学生。他不顾再次被捕的危险，毅然赶到讲演地进行爱国宣传。没过一会儿，军警就赶来，再次逮捕了杨荃骏等爱国学生。这一次，反动当局逮捕了近千名学生，以为这样就可以镇压住学生的爱国激情。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倒行逆施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纷纷抗议逮捕爱国学生，要求还我青岛主权，废止二十一条。工人、市民参加政治斗争，使反动政府惊恐万状。杨荃骏等在狱中得知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异常振奋，感到自己的斗争不是孤单的，斗争的意志也更加坚强了。各校的爱国学生为抗议反动政府的行为，纷纷自带行装到临时监狱，要与被捕同学一起坐牢。慑于人民的压力，当局于六月七日释放了杨荃骏被捕者。十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 　　国贼虽然受到了一点薄惩，而危险万分的外交仍旧没有多大挽回的希望。学校提前放了暑假，但杨荃骏仍留校，坚持在学生会担负联络工作。六月二十五日，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将在出卖国权的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联合会立即决定，于六月二十七日由各校选举代表前往总统府，强迫总统电令拒绝签字。杨荃骏参加了由北京、山东、天津、陕西的学生代表，北京商界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等组成的联合请愿团，到新华门要求总统徐世昌接见。徐不敢接见，将总统府大门紧紧关闭。请愿的学生露宿街头，聚集不散，坚决要求面见徐世昌。二十八日上午，徐世昌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直到下午反动政府宣布已电告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学生才在欢呼声中散去。 　　一九一九年夏，杨荃骏从北京高师毕业，在陕西和上海从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一九二六年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工学会骨干中唯一放弃工学主义，信仰马列主义的勇士。 　　注释：①杨荃骏：《养成适应之人才》。②③④杨荃骏：《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⑤(13)(17)杨明轩：在《“五四”的日子里》。⑥《校友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三五号)。⑦《校友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三十六号)。⑧周馨：《工学会旨趣书》(《工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⑨石棋：《工学会旨趣书二》(《工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⑩(11)(12)《会务纪要》(《工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4)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15)《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16)宋宪亭：《五四天安门大会上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的来历》(《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