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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

徐特立

第一次我写的怎样学习，曾提出八个小题目。在第一次只发挥虚心向人们学习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学习的第一等问题，是向学习开门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那么，一切学习的方法都成为无用了。或者多学一些方法更是有害。因为知道的方法越多，精神越不集中，反把主要的方法和次要的方法平等看待，甚至把主要的方法忽视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尚未肃清的时候，即许多人还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情况下，反对骄傲高慢的作风，是学习的第一等任务。 　　孔子是二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最有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的学派是儒家，他却向道家的老子学礼。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学者，他却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意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即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们学习。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先生朋友以及当时的一切书籍，当时的社会思想，都要比他们所要求的要落后，比他们所认识的要粗浅。但是他们虽然严格的加以批评，加以革命，然而从来不存鄙视和吐弃的态度，而是加以细心分析，尊重他们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尊重过去和同时的一切著述。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论者，是马、恩所推尊的前辈，因为他重视上流人理论的实践，忽视下贱的犹太人式的实践，马克思曾在《论纲》中加以批评。应该知道，无论是医药卜筮之书，宗教经典和劝世文，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历史意义，何况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虽然他们的学说还不免有唯心主义、机械论及其他反动的成分，但还有许多可宝贵的东西，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我们需要特别尊重他们。技术人员政治落后的成见，实表现是自己的狭隘和自骄。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和深刻的研究。真能这样学习，就无论读何种书籍，都会发现自己从来所未见的东西。苏轼是宋朝一个极有名的诗人，他经常读已经读过的旧书，曾有两句写读书经验的诗，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过去我们在江西当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时，除油印外没有其他的印刷物。如果要看报纸的话就要派一个部队打开一个县城，夺取新旧的报纸，马克思主义的书，除半部《列宁主义概论》外，只可找到三五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经常藏在床上禾草中，也竟被人们窃去，这是我最痛心的一回事，因为这是我学习理论的唯一工具。但是因为无书可读，只读一本小册子，一读二读三读以至无限制的读，每次都发现有自己未了解的新东西。日本在明治维新初，书籍缺乏是惊人的。那时有著名的教育家名福泽喻吉，自学荷兰文，不独不易找师，也不易找书，他探听附近百里某人有荷兰文字典，竟带伙食行李去借抄。生活书店出版的《联共党史》，开始只出上册。我在湖南时探听书报流通社有苏联的版本，上下册均有，我借了来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不能不详细分析，做一番文字整理工夫，结果我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再回转来把上册节抄一次。我从此得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同志们，我们自以为知，自以为能，就会阻碍我们进一步学习，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就会拒绝他人的批评，就会忽视他人的一切可学的优点。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为什么特别高明，不是中央负责人有三头六臂比我们聪明。但在自作聪明者看来却是特别笨拙，因为我们中央对每一个政治问题、干部问题、策略问题，都是经常的分析，经常的找材料，经常的检查过去的领导，不只是个别的检查而是有系统的历史的检查。例如检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许多次都提到过去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下级不及上级的高明，其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事求是与非实事求是；粗枝大叶与细针密缕；自以为是，拒绝他人意见与虚心研究，吸收下级意见。 　　虚心不是一般所谓谦虚，只是表面上接受人们的意见，也不是与人们无争论无批评，把是非和真理的界线模糊起来，而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自己还未了解他人意见时不盲从。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但自尊不是轻人，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如果自尊而轻人，自信而自满，即是对自己关门，不向外面吸取可宝贵的精神食粮，也即是对朋友们关门，拒绝朋友们批评和贡献意见。上级来一批评，就以为是对于自己不信任而不满意，不加以反省，彻底检查自己。下级来一批评，就以为破坏了自己的威信而不接受，当面拒绝之。朋友们来一批评，或者是虚伪的接受，或者硬以朋友为恶意，准备乘人之短而报复之。人们以同志的态度待我，而我把它看做敌意，这种态度在我们某些同志中存在着。门户之见胜过同志关系，胜过真理，在普通党员就要阻止自己的进步和脱离非党的群众；而在干部尤其是握有实权的干部将会造成或大或小的宗派主义；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中，造成各部门对立；与另外一个机关学校也造成相互对立。由于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的恶果，又种下宗派主义的恶因，因果循环，不止是断送了自己学习的前途而已。一分钟一秒钟自满，在这一分一秒间就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排泄精神上的一切渣滓。只有吸收他人的意见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 　　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谁都知道的。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他发明了教、学、做合一，发明小先生制，而不知道他是极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因为他不自满，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现儿童是成人的先生，即韩愈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可以高于先生)，师不必贤子弟子”。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日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把行放在第二的错误，立刻把自己名字倒转起来，也即把自己一生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这种精神，请我们同志自己各自检查一下何时有过?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塞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自己各人检查一下，我们是否值得向救国会的先生们学习呢?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同志们!试检查自己一下，还值得自傲吗?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我们有些同志把自己做神圣看，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江苏俞子夷先生，他是日本洪文训练班学生。他学习的时间，不过半年。他在中国教育界有极大的贡献。陶行知创造了教、学、做合一，尤其是反对了普及教育的教条主义，发明小先生制。而俞子夷先生在算术上反对了唯心论和机械论(见《算术教学的研究》，中华出版)。他说：“检算是一种检验，有的叫检答或者叫检算，其实就是一种原理的说明。做过了许多题目以后再加讨论，学生自然会得明白。做在前，想在后。做过了想，在做的时候想。”算术上各种法则他都有新的方法。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似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署假名，常署“师陶”。 　　我们边区有许多值得佩服的同志，在工作上，在一切行动上，都是辩证法唯物论，可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他们只拿马克思主义作自己的指针，而不是贩卖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工具，制造成品出卖。因此人们就只看见他们的讽刺画有价值而称颂之，并不知道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只看见他们的军事地图详明，而不知道他们是无制图仪器所创造的；只看见窑业出品中有桌椅、有磁琴，而不知创作者不是工业家和艺术家，而是师范生及中小学教员；《铁甲列车》的导演者并不是工农出身，却了解工农心理，而过去曾被人们视之为执拗难进言者；某师范学校并没有什么地位，曾有很好的国文、算术教师，他们都忠于自己的职业，对于他们的职业有不少的马列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著述，我们负责机关又没有很好的检查，以致埋头苦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被人们所知道。还有些可怪的事，估计医院的医生而忽略病人的评论，估计学校的好坏，而不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和物质条件。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对我们说，斯大林同志曾召集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谈话，指出他们没有站在经济建设前面指导，只是事情经过后追加叙述和分析，失掉了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只做了实践的尾巴。这种现象在我们边区也是一样。苏联是改变过来了，德波林一派束之高阁了。目前我们在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正是我们学风、党风、文风转变的开始。一方面希望我们负责理论上研究的同志目光射向下去，与实际工作者结合，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材料。应该知道埋头苦干的马列主义信徒，在边区也有不少的数量，因为他们不长于写文章，又无时间写文章，就不能使人们知道，为人们所忽视。尤其是检查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及没有经常性，这些下级干部和群众中的斯塔哈诺夫是不容易产生和发现的。因此我们的理论家就得不到理论上新的滋养品，只能搜索枯肠背诵过去的一切。 　　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理论的重要。理论本身并不是教条，只有阉割理论中的生命才成为教条，如果反教条而忽视理论，也必然会陷入教条的深坑中。例如我们有许多的乡村调查不下数百万字，听说青委的调查不独数量惊人的多，而且质量也相对的好，可惜没有人整理，即没有经过马列主义的分析。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有极丰富的工厂调查，尤其是英国，经过马克思的分析而成为《资本论》中的一些篇章。列宁所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调查材料也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很好的材料。他人得之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作工具。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业务学习，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发扬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 　　* 原载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3版。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