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教育文集

1942年 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

徐特立

五年抗战是全面战或总力战，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成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在思想方面，即文化教育方面，其斗争的形式虽有种种，其实质只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教育与日寇和伪政权的奴化教育的战争。同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目标下，又有少数人包办的抗战与全民抗战或全面抗战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 　　在抗战初期，民族解放运动的教育蓬蓬勃勃如潮水一般的发展起来，抗战的革命刊物如雨后春笋的发展。革命书店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普及到大小城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普及到了全民族。初中学生也要求了解国际问题，辩证唯物论成为极时髦的刊物论题。思想的改造无论彻底与不彻底，其速度超过了中国历史的记录。这时破坏团结抗战的刊物无人购买，只作赠品。人民政治水准的提高对于刊物的鉴别能力也是超历史的。五年抗战武装了全民族的头脑，在思想上已成了不可战胜的民族。武汉退出以后，抗战进到相持阶段时期，军事战、经济战、政治战和文化教育战都进到了空前残酷，而国内反群众运动和反共分子制造磨擦，以随国际法西斯的猖狂而加剧了。于是革命书籍不能出版，而革命书店扫地无余了，进步的教授或撤职，或扣留，进步的青年入了集中营或监狱。 　　日寇在速战速决战略失败后，就加强以战养战的战略和以华制华的政略，于是奴化教育的建立将普及于敌后。军事上进到相持阶段，而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样也进到他死我活的战斗。我们在思想方面树立了坚强的壁垒，首先纠正一切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思想，即反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反劳动人民的思想。为着进一步提高革命的理论而提出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发动群众来揭发这些错误和缺点，借广大群众的力量来纠正所有在教育上、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革命的教育，其本质是斗争性和群众性，所以批评就是教育的武器。面向群众进行，依靠群众力量来进行，就是斗争的武器。我们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虽然落后，竟能支持五年抗战者，就靠我们有思想上的武器和政治上的武器，用来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另一方面我们的战争延长到五年之久不能速胜者，不独军事技术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大后方的教育上亦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因为短短的文章不能更多举事实说明五年来的历史，下面再谈今后的教育。 　　五年抗战中革命教育与奴化教育和反团结抗战的教育作了坚决的斗争。今后双方的斗争并不会减弱。我们不应该采取防守政策，而是要采取进攻政策。因为反动教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今日的反动教育，一方面是封建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又是垂死的资本落后性，法西斯主义常乘封建残余而侵入。同时应该知道思想问题非武装所能解决，也不能够单靠政治，尤其是法律的制裁，对于思想上更难发生积极的作用。一方面需要经济上起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需要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把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具体的说，就是革命的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因为只有革命才是反奴化的工具，只有科学才是反复古和反教条主义的工具。 　　我们要吸收过去人类知识的一切遗产，问我们的友党学习，并向敌人学习。因为在历史上华北的文化教育落后于华南，西北尤为落后。一般的文化教育，我们远赶不上我们的友党。科学技术和教育人才与发觉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以整个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又落后远甚。日寇把握将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教育又已普及，因此在各种斗争技术掌握上，常占着某些优势，例如反映斗争情况比较敏锐，总结经验比较迅速，战争机构比较灵活。我们因为一般的教育比日寇薄弱，科学技术又相差远甚，所以向敌人学习，向友党学习，反对自高自大，是我们教育方针之一。但不是无批判的、无斗争的学习。在向敌向友学习中，应该坚决的反对奴化教育和复古教育。同时反对贬抑自己，忘记了革命的创造性，夸张敌人与友党的科学和技术，而向科学技术的客观困难条件投降。对于我们的教育事业发生某些悲观，甚至说我们无法培养科学技术干部，要整个的仰给于友党，所有这类的错误思想都应该加以纠正。在学习人类历史知识遗产的口号之下，还应该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即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这是我们学习的作风。我们所以能了解战斗情况，把握正确政策，而不是依靠旧有的一般的教育程度。在这一方面我们是落后的，但学习的作风我们是先进的。我们所以能支持五年抗战，也是恃有这一优良的教育与学习武器。我们应该刷新这一武器，把优良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加以淘汰。 　　我们设备太差，学生程度还有问题，教员学识经验还不够，尤其是技术和科学教育方才开始，还不满两个年头，所有这些，根据我们的历史和现在的成绩看来，并不足悲而可欣喜。 　　下面把我们的教育历史略加叙述：“过去陕北在战争中受着经济封锁，学生买不到纸、笔、墨，就用木盘装着泥土，用木棒或手指在土中写字；没有书籍，教员抄写在黑板上，学生在土盘练习；黑板桌椅一概没有；还建立了四百三十个小学校。鲁迅师范学生三百余人，没有费一文钱的开办费，而教室和自习室的桌凳是由学生从河沟弄来的石板做的。”(见1937年4月29日的《新中华报》)抗大的窑洞差不多全部是学生挖的。艰难创造的作风是革命的特色。在五年战争破坏中，大后方的教育也与我们有同等的困难。四川大学移到峨嵋时，理学院一年没有实验，西南联大仪器图书不够，学生看书听课都要抢，抢看参考书至于打架(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这样诉苦：因为自己出产水泥钢铁太少，所以许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观察及研究实际建筑物也成问题，真是缺点”(见《读书月报》十二期)。“川大农学院所谓实习只是画图看显微镜，农作物的品种都是外国的，因此讲到特征和习性，只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教育通讯》三十四期)。至于教授，虽有些名教授是我们所没有的，聘不到的，但是比之我更落后的也不少。即如：“川大法学院的毕业生当农学院的助教”(《教育通讯》二十八期)。在抗战时期，全世界的生产都集中到军火方面，人才也难以适当的使用，不独中国如此，更无论我们边区。在三十六年前，我曾和友人私人出力出钱办了一个小学，被地方落后群众打坏了，并烧掉了。又办了一个高级小学到政府立案，被批驳了。它的批词是：“查该校教员和校长均不支薪，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将何所为”。湖南原有人民所办的淑慎与第一两女校，奉皇帝谕旨封闭了。过去不望政府出钱，求保护和批准也不可。革命事业本质上就是这样。不然就不是革命教育。我们的教育应该强调创造性、革命性，不向物质困难和群众落后投降。陕北群众的文化虽落后，断不至如清朝末年捣毁学校。对于教育发生悲观，应该极力纠正。另一方面要知道我们抗战不能长期的停滞在落后的技术上面，而我们的教育、技术和科学，在人才方面，在物资方面，实在赶不上我们的友党和敌人。我们边区还比较是安全的后方。我们工业虽十分落后，基本的机械还有，科学的设备虽然落后，并非落后于民国初年。在这些条件下，不独不应悲观，还应该振奋起来提高一步。并且我们中等以上的学生以及小学生也有许多，不是单纯从学校出身的学生，有些是儿童团剧团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小学生和大学生在社会上服务过的，以我所知道的有五年至八年的，前途的远大，我们不能闭着眼不看。抽象地说，学生和教员低于大后方，并且应该承认某些方面远赶不上大后方。在这里我所谈的只是略及教育的基本方面。内容充实，尚有待于将来。 　　* 原载1942年7月16日《解放日报》第3版。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