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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非要惩罚不可吗?*

徐特立

编辑同志： 　　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学生之不守纪律的原因，或者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事后常常自己忏悔；或者出于自以为合于真理，合于人情，坚持自己的意见。前者不必惩罚也可能自己认错，后者在没有把事情弄清以前，单纯的加惩罚，那么就只有两个前途：其一，就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另一，就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前者必使学生渐成奴性，后者必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惩戒方法以不用为是。如果学生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在精神上受了惩戒。如果在事实上有加惩戒的必要，必然是屡戒不悛重犯相同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和当事人共同商讨惩戒的办法，以示爱护他和转变他的诚意，切不宜抱敌对的态度。在惩戒中是更使感情弄好而不是弄坏。 　　《表》的故事的作者，其目的在表扬流浪儿有胆、有识、有能，而不是说明要给以惩戒。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有惩戒儿童者。由于苏联刚由旧社会进到新礼会，一切渣滓是不能一举而淘汰的，但《表》的精神是表扬流浪儿的学习。通讯上登载的陈鹤琴、陶端予、鲍侠影等的方法，都是正确的，我不引用，请你们自己去考虑。 　　此致 　　敬礼 　　徐特立 7月20日 　　附致徐老原信 　　徐老： 　　现在教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陶端予同志改造文富贵(见《摸索试验中成长的杨家湾小学》一书)，鲍侠影同志改造郭腾(见本刊一卷五期《感动了他》)，都是主张说服解释，实行感化教育的。但又有人这样说，这套办法，在大多数学校里行不通。(徐老批：“陶的办法已收了效果，可以证明行得通，其行不通，是教育能力不够，尤其是教员的决心不够，无决心而要求革命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教员都不会那样细心和耐心，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一两个调皮学生之改造上。他们更举出了这样的理由： 　　(一)老百姓的娃娃，过的都是粗线条的生活，就是说父母对他们实施教育时，有时也用打骂。学校过细的训导方法，与家庭生活不相调和。(徐老批：“学校与家庭使用教育的方法不同，陶、鲍均有访问家庭的办法可采用。”) 　　(二)苏联的儿童教育，也不是没有强制的。如班台莱耶夫在《表》里所描写的，当彼蒂加和黑孩子打了架的时候，老教养院长就罚他迟吃饭：“我们这里是不能打人的……现在我罚你站在这地方，到大家吃完了中午饭。”当洗澡的时候，又不让去洗澡：“怎么?这新的(指彼蒂加)也要去吗?——不行，你今天不能去!” 　　(三)政府、法庭、部队，对某些犯罪行为都还存在着制约，怎么对学生就只准说服?(徐老批：“政刑与教育是统治者的两种方法，并没有因有政刑而废止教育。孔子是统治阶级的学者，也主张用德礼代替政刑。”) 　　根据这种观点，在不失爱护学生的原则下，某些强制还是必要的。就是说必要时，罚罚站，留一会儿堂，并没有关系。(徐老评：“罚站是体罚之一，不宜用。”) 　　我们要求你把这个问题分析一下，看看怎么实施才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对教育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以后每期或隔一期，想请你写一篇文章，希望你答应我们的要求。 　　谨致 　　敬礼 　　教育通讯社 　　* 原载1946年9月1日《边区教育通讯》第2卷第3期。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