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

第十二章 “八一”南昌起义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江来登，孙光贵

在革命低潮时期，徐特立威武不能屈其志，金钱不能动其心，南昌起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却自愿默默无闻。 　　第一节 避难武汉 　　徐特立在长沙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藏在长沙近郊黎托乡下黎雪渠老朋友家里安全舒服，何必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去呢? 　　在1927年7月15日之前武汉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天下。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陈独秀)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到7月15日汪精卫才完全暴露出反共面目，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介石共同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镇压共产党，但“宁”、“汉”尚未合流。处二者之间的“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有不少湖南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袖都跑到武汉去躲避。武汉有共产党能够控制的国民革命军，有农民武装，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年谱1927》记载：“7月15日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后来宁汉合流。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 　　但是，7月17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蒋介石，集中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各部组成东征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分三路向南京挺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北进入皖北。23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书》，斥责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声称当前“唯一的任务，是打倒这唯一的敌人蒋中正”。此举后来给共产党所能够影响和控制的部队从湖北和九江移师南昌准备起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徐特立入党以后，经中共湖南省委和罗迈的介绍，同老友朱剑凡一道来到武汉，就住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里面。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为老熟人周以栗[1]。周以栗领导了长沙市的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1926年，周以栗参与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武汉筹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还有老朋友张国基[2]和熊瑾玎。张国基1922年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任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5年。1927年1月回国，受毛泽东之邀，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并由毛泽东、周以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熊瑾玎在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潜赴武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剑凡为什么也要跑到武汉去呢?《湖南第一师范名人谱1903-1949》71页记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剑凡)积极参与领导长沙市10万人的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马日事变后，避走武汉，旋去庐山。”朱剑凡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去武汉的原因和徐特立差不多。 　　有一天，一位教书的老朋友闻讯来到徐特立下榻的地方。那位朋友被上海、长沙的血雨腥风吓破了胆。出于老朋友的关心，他拿出一叠钞票，劝徐特立赶快逃命。说现在是什么时局，革命都失败了，还跑到武汉来干什么，真的是往枪口上撞。要他收下这笔钱做盘缠，远走高飞，另谋生路。徐特立在此革不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3]徐特立越说越激动，他把钱扔下就走，任凭那些钞票撒了一地。 　　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里，他和毛泽东又见面了。同时会见的还有方维夏、周以栗和张国基。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徐特立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不平凡之举，然后分析当前严峻的革命形势。他劝徐特立仍旧留在国民党里面，仍旧回到湖南教育界，在国民党里面做些工作，可以更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人士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来。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徐特立的作用，更有利于革命。 　　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到了7月15日，武汉政治形势大变，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徐特立见方维夏、张国基被派到南昌去筹备武装起义的工作，当即坚决要求一同前往南昌。加上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易礼容[4]，一行4人化装成生意人，辗转来到向国民党反对派打响第一枪的江西南昌。南昌起义的总策划人周恩来得知他们来到，马上派人到火车站将他们直接接到起义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 　　注释： 　　[1]周以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1925．春-)、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部秘书、青年部部长(1926-)，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27-)，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1930．10-)，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6-)，中共闽赣边界工委书记，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周以栗因病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1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2]张国基，教育家。湖南益阳人。1915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赴新加波。在道南学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等校任教。1922年任印尼爪哇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1927年回国，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央独立一师师长。1928年再赴印尼是，在八华中学任教。1939年参与创办雅加达中华中学。1958年回国。任全国侨联主席等职。 　　[3]李维汉《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见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39页。 　　[4]易礼容(1898-1997)，湖南省湘乡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和驱逐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8月，与毛泽东、彭璜等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任经理。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书社又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员会对外秘密联络机构，并提供活动经费。他对经营长沙文化书社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湖南支部委员、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设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任行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3月，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3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