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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民政府江西省代省长的座上宾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他被选为起义革命委员会25位成员之一，并担任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徐特立兼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这些情况，只要是系统介绍南昌起义的纪念馆和书籍，都会有所记载或展示。但是，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除此之外，那么多记载南昌起义的书，再也没有别的文字介绍徐特立了，徐特立在南昌起义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无从知道。另一方面，徐特立是一个对行军布阵、调兵谴将一窍不通的教书匠，手中一无权二无钱三无兵，虽然说在湖南很有名气，但在江西的影响非常有限，这样一个人中央为什么要他来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而且进入领导阶层呢?近年来我们为了筹备扩建徐特立纪念馆，四处采访接近过徐特立的老人，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徐特立的史实。在这段工作中意外地得到这方面的史料，把这些东鳞西爪的史料汇集综合，居然发现徐特立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特殊作用。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起义地点和有关人物即使在7月12日到8月1日短短十几天内都还有很大的变化，无论南昌起义前还是起义之后，都有人强烈反对在南昌发动起义。选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并非上策，当时南昌的政治、军事的环境都不好，而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却执意在南昌发动起义，这个疑团至今没有彻底解开。叶挺早在1927年所著文章《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有所记载：“彼(张国焘，笔者注)于七月三十号(?)赶来南昌，即开党团会议。张国焘同志谓，国际代表的意见，谓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1]我们再从刘伯承1927年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第四部分“结论”第一小点“我们根本上的弱点”中，可以看到当事人刘伯承也认为在南昌发动起义不合适，应该在湖南、湖北起义：“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式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2]我们从《环球时报》2006年8月1日第十三版刊登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 　　“共产国际想阻止：7月22日共产国际派罗明拉兹到武权与张国焘、李维汉一起讨论南昌起义。罗朋拉兹说：‘目前没有经费供南昌起义使用。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况下参与南昌起义。’” 　　国外援助没有，国内的援助也没有，而周恩来仍旧坚持要在南昌发动起义，肯定有不可公开的特殊机密。我们可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如果有当局实权人物的支持，在南昌发动起义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这个人是谁呢?共产党首先把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他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起义的主力贺龙和叶挺部队的上级。 　　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委会议上，张国焘主张起义应积极拉拢张发奎并得其同意，否则不可动。这个主张遭到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的一致反对[3]。 　　可是后来终于发现张发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朋友，而是共产党的死敌。而且在起义前就开始了他反共行动。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就在共产党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中的‘清共’活动。7月24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通知叶挺、贺龙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并将部队集中到德安。此时正在庐山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走在雾霭重重的山路上……从庐山匆匆赶到九江约见叶挺、贺龙。叶挺、贺龙闻讯后，急忙赶到九江甘裳湖畔的烟水亭与叶剑英碰面……事情紧急，叶剑英迫不及待地开口道：‘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的兵权。’”[4] 　　张发奎靠不住了，当局实权人物要数朱培德。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北伐军攻克江西后，担任了江西省政府主席。这个人和朱德交情颇深，但他出于白色恐怖的压力，也将江西境内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就连挚友朱德也不例外： 　　“6月国民党右派朱培德驱逐共产党人，朱德暂时离开南昌。7月朱德奉党的指示秘密返回南昌，进行南昌起义的准备。’”[5] 　　朱培德也不行，但是朱培德上了庐山，他把政府一揽子事交给了民政厅长姜济寰，由姜济寰代理江西省长职务。所以，姜济寰就成为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首选的，也可以说是能够作为统战对象的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官员。 　　为什么从善如流的周恩来如此坚持要在南昌起义，据说还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了桌子，其中还有一件当时绝对保密的事情。那就是1927年5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 　　综上所述，种种谜团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周恩来派谁去策反姜济寰。 　　除了徐特立，当时同做姜济寰工作的还有两个人，林伯渠和郭亮。他们都是姜济寰的故旧，郭亮还是姜济寰的学生，姜济寰曾经帮过郭亮的忙，但是他们与姜济寰的关系不及徐特立深厚。其交往渊源在本书前面部分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从姜济寰的儿子姜治芳1977年11月所写的《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一文中证明了三人与姜济寰的亲疏关系，惟有徐特立才能够住在姜济寰家。 　　“七月二十八日左右，父亲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父亲的学生郭亮，先后来看望父亲，徐并由江西大旅社迁居我家。”[6] 　　关于这一点，徐特立的孙女徐禹强记叙得比较透彻： 　　周恩来笑着说：“……当时江西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前夜，国共双方都在力争省政府的地方武装力量，因此，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对起义至关重要。徐老与我商量后，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省政府。姜收到信，忙派了一抬四人大轿接他到了自己的公馆，盛情款待。他们彻夜长谈，徐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姜能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进步，不要倒退。他推心置腹地情深语暖，终于使姜放弃高官厚禄，跟共产党走。”[7] 　　注释： 　　[1]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81页。 　　[2]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103页。附：由南昌到广东军事简要表，第39页。 　　[3]萧超然．中国革命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163页。 　　[4]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军旗升起的地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6页。附录：南昌起义大事记。 　　[5]萧超然、沙健孙．中国革命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3页。 　　[6]南昌八一纪念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407-413页。 　　[7]徐禹强．万里征途徐特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第116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