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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联学习收获颇丰，回到上海困难重重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的圣人品德，在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托派斗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为什么斯大林反托派会牵涉到徐特立呢?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主张建立先锋队政党，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未取得彻底成功的国家(如1917年之前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只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必须永久性地、不间断地坚持社会革命。斯大林派为了巩固他们本身的权力地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配权，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展开镇压。任何不同意党的路线的人，都被标签为托派或法西斯分子，并遭受到残酷的打压。“托派”经常被斯大林派用来套在异己分子头上，诬赖他们是叛徒。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先后流亡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王明借反托派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打击老同志，其中徐特立所熟悉的方维夏也受到了残酷的批斗。 　　方维夏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在此期间，曾受王明等人的打击，一度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为了主持正义，还方维夏一个清白，何叔衡与徐特立等人仗义执言。何叔衡同志认为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不应当偏离方向，扩大打击面，伤害自己的同志，更不应当捕风捉影，把同志之间工作上的正常意见分歧，随意说成路线斗争而加以打击。这些观点，徐特立都认为很正确。正因为这样，当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内打击老同志，方维夏受到残酷批斗的时候，徐特立和何叔衡等有正义感的同志绝不投井下石，与那帮人随声附和，而是尽其所能对方维夏进行安慰和帮助。后来何叔衡和徐特立忍无可忍，替方维夏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终于使方维夏得以恢复党籍。历史永远证明方维夏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1931年春天方维夏回到祖国，被任命为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要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夫妻俩被留下来坚持游击战，在红军长征后的游击战争中为革命双双壮烈牺牲。 　　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不但认真地研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自己的思想。1958年徐特立口述、徐乾详细记录的回忆文章《我的生活》最后几句写道：“我到苏联学习，读了马列主义及联共党史，读到民粹派的一章，发现了我没有共产主义的头脑，我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开始知道清算自己的历史，发现我名特立二字是表示自己清洁不入污泥。真正无产阶级者，为着改造污浊的社会，只有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1] 　　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两年学习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学习了俄语。由于年龄太大，加上时间短促，虽然不能说熟练掌握，但这是他生平接触的第三种语言。尽管只能够作一些简单的对话，但通过三种语言的对比，加深了对人类语言的整体理解，提高了对人类语言的认识水平和分析水平。二是锻炼了身体。他是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去苏联的，回来时是一个健康状况丝毫不亚于青壮年，走起路来比他们还要快的五十几岁的革命者。三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触了反托派的斗争，看到了党内斗争的激烈与残酷。四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意识在自己的脑筋中更加强化起来。”[2] 　　总之，莫斯科中山大学两年的学习，使徐特立由一个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转化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也就随之由彻底放弃民主革命的教育救国思想，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思想。这在瑞金苏区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30年徐特立回到上海，可是回得很不是时候。恰逢掌握了我党高层机密的大叛徒顾顺章[3]、向忠发[4]等人相继被捕叛变，给我党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根据顾顺章等叛徒们的口供，由这些败类带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以及全国进行大搜捕，我党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我党高级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等和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因此被捕遇害。顾顺章被捕后供出所知道的我党所有的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否则中国共产党的损失更大，中国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徐特立来到上海以后，党原来的秘密机关不是被破坏，就是被转移，原来的联络员有的成了叛徒，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关押，有的深藏不露。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徐特立真是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在一家缝纫店里和党的秘密机关接上头。由于风声太紧，抛头露面实在太危险，组织上只好让他暂时留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再安排他的工作。这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直等到1930年11月才遇到了机会。在这段时间里，徐特立的度日如年可想而知。 　　注释： 　　[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605页。 　　[2]陈志明．徐特立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00页。 　　[3]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吴淞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特务组织特科的负贵人，1931年投降国民党，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危险的叛徒，1934年被国民党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4]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