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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签发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政治上转化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后，教育思想也就随之彻底放弃民主革命的教育救国思想，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思想。他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的第一号训令等一系列教育法规和文件，标志着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徐特立苏区教育成绩辉煌 　　苏区要不要办教育，怎么办教育，在中共领导高层意见很不一致，反对者众多，支持者极少。徐特立是教育副部长、代部长，还不属于最高决策阶层的领导人，他是执行者，面对高层领导的反对意见，他不卑不亢，但在行为上一点没有改变，并不因为上面的干扰而改变原来的既定方针。虽然口头上尽量讳莫如深，不过从他的讲话当中还是零星地表露出来了。 　　——洛甫同志[1]曾批评，只印马列的书，不印小学的书。1934年秋白[2]、冯雪峰[3]等同志来了，看着教育情况很不满意，也未注意条件，我想找他谈，几次未成功。开了一次文教大会，凯丰[4]同志做结论，结论还是他带来的一套[5]。 　　——游击式教育，必须是有计划的游击才不是游击主义。现在有许多完全是临时性的，一点没有长期计划……这种教育是被动性的，不是有计划的……我在江西搞教育，调动学生全是被动的。六百学生一调调光，自己不留一点干部……乔儿沟小学办得好，教员升级到机关工作去，老百姓不满，学校也搞不好[6]。 　　最高决策阶层对苏区教育事业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表现为：凯丰1933年10月在苏区教育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在苏区“要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针”。指责徐特立领导的教育部“存在着一个极端有害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倾向，把教育工作限制在反对封建迷信的范围，没有提出共产主义教育”。他还说：“在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内，一切教育事业的提出，无论是在政治教育的范围内，或者是在技术职业教育的范围内，特别是文艺的范围内，应当是充满阶级斗争精神，即是为实现工农民主的专政，并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消灭阶级，为消灭人剥削人，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而斗争。” 　　右的干扰表现为把教育事业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认为“现在是革命战争的时期，现在是一切服从战争的时期，所以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取消，学校应该停办，一切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经费都应该拿来放到战争中去。”[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8]，”不少地方的学校也一度停办。 　　对于“左”和右的干扰，面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和“主张”，毛泽东和徐特立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对策。毛泽东在《论教育工作》中根本未提什么“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针”，而是从正面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里所说的“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实际上就是对凯丰的“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针”的否定与批判。收集在《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里面的董纯才的文章《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中说：“毛主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徐老多次告诉我，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曾向他指出扫除文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苏区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针对洛甫只印马列的书，不印小学的书的错误主张，徐特立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当时提出“业务教育是第一位，还是其他是第一位”的问题。他说：“我意以业务(此指学习文化)为中心，其他也要学，学才有用，但改善业务更需要，其他东西才能发展。” 　　在教育的具体操作上也有一定的分歧。“文化高不一定文字高，文化单从文字上提高不成，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提高。还有一个原则争论过，毛主席主张先教成人，博古主张先教娃娃，由兴国来看，还是先教干部，培养骨干，才能把工作搞好，教育胜利在兴国”[9]。兴国的教育搞得最好，苏维埃政府的政绩斐然，尤其是当时最重要的扩红工作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就是极有力的证明。 　　中央苏区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以后，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和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住在同一个宅子里。宅子中间一个天井，徐特立住进门的左边，毛泽东隔着天井也住在左边，董必武、何叔衡住右边，贺子珍和服务人员住楼上。所以他们商量工作十分方便。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和徐特立负主要责任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三令五申：必须提高干部和群众对文化教育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把文化教育工作切实地开展起来。徐特立亲笔签发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10]斩钉截铁地和党内右的干扰作了针锋相对的抗争。 　　徐特立刚进入苏区，发现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基本上都是文盲，甚至有些县级领导都不识字，他想起了列宁的一句名言：“在文盲众多的国度里，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他就竭尽全力发展苏区教育，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不敢想象的巨大成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的“第五次反‘围剿’”一节里面介绍说：“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11]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据1934年1月由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不完全统计，苏区的列宁小学已经发展到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32389个，学员155371人；俱乐部1656个，学习活动分子49668人[12]。许多地方的学龄儿童多数都进了列宁小学。以当时的苏区模范县——兴国为例，到红军长征时，已办有300所初级小学，教师达800多人(这些教师基本上都是出自徐特立创办的列中师范和闽瑞师范)，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13]。全县文盲已由过去的90％减到20％以内[14]。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苏维埃区域“已经加速地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15]。 　　苏区的教育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教育。徐特立说：“苏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教育。要教育首先要讲到无产阶级、共产党，她有彻底的革命性，因为她没有承受什么遗产，穷得很，一切全凭创造。”[16]所以在苏区办教育困难重重，不像后来在边区办教育，有徐特立在苏区的经验可以借鉴，尽管比苏区的文化基础更薄弱，困难也很大。 　　在苏区，徐特立一直担任教育人民部的副部长和代部长，瞿秋白名为部长，因为工作需要，身在上海长期没有到任，1934年才到瑞金。徐特立和瞿秋白的友谊是从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建立起来的，关系非常亲密。徐特立得知瞿秋白来了，就对组织上说：“秋白同志年轻有才干，又是党中央负责人，还是由他全面负责教育部的工作吧!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17]事实上，瞿秋白来了以后，教育部的工作也还是徐特立在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不错。“苏维埃大学时间和这(指天后宫列宁小学训练班)差不多，规模较小。这时秋白当校长，我当副校长。秋白也上课，基本上是我搞。我一晚上总参加两个讨论会。他们讨论，许多问题他们都知道，只是抓不住中心，我指出中心。”[18]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如果徐特立与瞿秋白配合不好，组织上不可能既要他们在教育部合作，又在苏维埃大学合作。瞿秋白初来乍到，而且办教育远不及徐特立在行，理所当然地抓不住中心，所以教育部的工作主要还靠徐特立。令徐特立终生难忘的是1934年10月16日上午长征出发时，瞿秋白不顾正患严重肺病，拖着虚弱的身体从几十里外的梅行地区专程赶来瑞金送别的情景。两位好友回顾这几个月以来没有食盐，一起过着“无盐同淡，有盐同享的”战友生活，瞿秋白居然还把组织上安排在自己身边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19]。在那种常常要急行军的岁月，身边有一个壮汉比一个羸夫强到哪里去了。 　　注释： 　　[1]洛甫同志即张闻天(1900-1976)，上海市浦东人。早年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赴苏联学习、工作。1930年底回国。翌年1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临时中央局党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等职。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后，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错误批判，被免职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75年8月25日，他从广东肇庆迁居无锡，9月1日搬进汤巷45号，在这里度过了最后一段坎坷的人生道路。 　　[2]秋白即瞿秋白，江苏省武进县人，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翟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八七”会议，1930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此后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俘，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被押赴郊野刑场。瞿秋白眺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3]冯雪峰(1903.6.2-1976.1.31)，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等。浙江义乌人。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参加朱自清等人组织的文学社团晨光社，开始创作新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结识了鲁迅，编辑出版《萌芽》月刊。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底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1941年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被营救出狱。1943年到重庆，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1951年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4]凯丰，江西萍乡人。原名克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武汉中山大学共青团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中央代表，共青团国际执行委员。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部长。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 　　[5][6][16][1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94页、100-101页、86页、99页。 　　[7][8][12]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3页、23页、44页。 　　[9]徐禹强．内部资料《坚强的老战士·教育胜利在兴国》，2007，第48页。 　　[10]中央教育部第一号训令徐特立纪念馆有复制件，原件在江西瑞金纪念馆。 　　[11]晏阳初(1890-1990)，中国平民教育家。四川巴中人。1918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1923年至1949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20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理事会主席兼院长，曾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顾问。 　　[13]涂光辉、周树森．《徐特立基础教育实践与理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页转引北京出版的《教育研究》杂志1984年第10期。 　　[14]涂光辉、周树森．《徐特立基础教育实践与理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6页转引[美]埃德加·斯诺：《生活在五十岁开始》．《西行漫记》。 　　[15]《闽西老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印，第154页。 　　[17][19]徐禹强．万里征途徐特立[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第6页、6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