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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火中的教育活动

江来登，孙光贵

摆在中央苏维埃面前的最突出、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当然不是教育，而是保卫根据地、扩大根据地，尤其是不停歇的战斗使红军减员严重，“扩红”工作更是重中之重，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反“围剿”的战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毛泽东和朱德运用的主要是游击战术。但是，要使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稳稳地站住脚跟，要把苏区建设好，不发展教育事业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徐特立在战火中的教育活动具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第一，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不像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的教学，在苏区军事课是必修课，不管你是农业学校还是师范学校，即使是小学，即使是儿童团上课，也有军事课，进行军事操练，教军事常识。教学生向左转，向右转，怎样站岗放哨，告诉学生瞄准射击。常常发几支枪给学生练习，教学生怎么打枪，怎么擦枪。 　　第二，教学工作游击化。“我们从江西到今天都没有建立教育制度，一切都不是正规的。这由于二十年来的革命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都是过渡阶段。我们在教育里受的损失都因搞正规化”[1]。这是徐特立在苏区及后来战争中办教育的体会，教学工作游击化很适合苏区的具体情况。在苏区游击队行踪无定，居无常所，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教育工作只能够在行军的短暂间隙中进行。“游击战争的环境，教育跟着战争跑。在一处驻军休整，只住三天，时间少，所以进行教育时间短”[2]。教育时间短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学制短。如果进入各级政府办的学校学习，学制很短，一般说来一个星期、半个月、个把月为度，几个月就算是长的了。这主要是培养军事干部和专业人员。二是上课时间短。有时候一次课只教给战士一条或两条标语，能认会写就行了。因此，徐特立主持编写出来的课本又小又薄，这样带在身上行军打仗不碍事，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农民走路下地和红军行军打仗不可能把文房四宝都带上。纸笔的问题很好解决。休息时树枝就是笔，大地就是纸。走路或行军时右手食指就是笔，左手手掌心就是纸。走路和行军时徐特立教农民、战士学字，自己用右手在左手心上写，也教农民、战士这样写，写上好几遍就掌握了。 　　假使遇到一段比较长的相对稳定的时间，教学工作能够在固定的学校里进行，但是学生的来源、调动、分配必须绝对服从军队建设和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配备干部的需要。哪些人来接受培训，决定权不在学校和学校领导，由战争的需要来决定，由政权建设的需要决定，统一由组织安排。学习时间的长短也时常改变。假如一个培训班60个人来校时上级通知的是培训三个月，教学工作当然按三个月安排，可是这三个月中间说不定哪一天上午60个人还在上课，一声令下，下午一个不剩地全走了。 　　第三，教育工作与宣传工作相结合。首先是课本内容紧密地与宣传工作相结合。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课本都一样，政治是统帅，战争需要第一。苏区的教育工作重点是扫盲教育和小学教育，识字在这些教学工作中无疑是最重要的。而识字教学的规律尽量争取和平时一样，但也得密切配合宣传工作。识字是一个政治口号一个政治口号地学，组词造句也是一样。例如“革”字组词，必定首先就是政治色彩浓烈的“革命”“干革命”“土地革命”等，而不是“变革”“革除”等中性词。 　　更主要的是把学到的内容直接运用到战时的宣传工作当中。即使是行军打仗，徐特立也要求每个战士每天学会一两条标语的字，每到驻扎地点，每个战士必须写一两条标语留下。这些标语的内容都是为红军政治宣传服务的，如“工农兵是一家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国民党的兵是穷人”等等。战士们写标语一般不是写在纸上，一切都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墙壁、门板、器物、树皮、岩石等等，都是他们写标语的“纸张”。铺天盖地的宣传口号深入人心。红军开拔后，白军来了，看了胆战心惊，气急败坏。长官命令士兵擦掉，但是擦不胜擦。例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苏区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还乡团屠杀人民，狂妄叫嚣“茅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对红军留下的标语千方百计刮、擦、挖、涂、盖。可是7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列宁师范学校徐特立办公室墙上劝北方南下的白军反戈一击，不要穷人打穷人的两条标语还清清楚楚。 　　第四，教育战线上的人民战争。徐特立说：“要普及教育，我们打游击战经常离开，教会了群众，他们自己才能建立党政武装的组织。少数人教也没有力量，要群众一齐来教。外国记者来，到处接触群众，得的印象好是受到群众教育。”[3]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毛泽东曾委托徐特立草拟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解决武装斗争、苏区建设与文化教育工作相矛盾的问题，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宇的”这样一套扫盲教育方法。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且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 　　这一套扫盲教育方法在苏区得到极为普遍的推广，几乎家家有识字牌，个个重要交叉路口有识字牌，由负责守卡的人员对路过的人们强制识字。有些关卡由儿童团负责，那么守卡的几个儿童自己首先学会认那一两条标语上的字，然后挡住过路人，认不出来不让走，不管男女老少，一视同仁，毫不马虎。 　　徐特立这个扫盲教育方法，使所有的苏维埃区域内的人民不是先生，就是学生，所以说徐特立在苏区开展了一场教育战线上的人民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战果辉煌，无论敌人怎么“围剿”，在人们的心中也永远抹煞不掉，因此连敌人也不得不赞赏。“(1934年)10月26日，国民党占领宁都后，进行了社会调查，发表的《宁都社会调查》记载：“宁都成为苏区之前，全县设有中学1所，小学15所。建立苏区后，全县83乡共设列宁小学184所、夜校368所、俱乐部114个、识字班5861个。每家悬挂1个识字牌，派一识字者担任教授。各通衢街口，亦悬有识字牌。其余如文化展览室、书报所、夜校、消灭文盲协会等。虽然立场不同，但是苏区对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4]。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5]进入苏区以后惊呼，说那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是“共匪”。敌人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惊呼，这就足以证明在苏区紧密结合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已经遍及每一个山村角落，深入到每一个百姓的心中。 　　战争的环境使徐特立在苏区办教育时百倍警惕。徐特立的学生刘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中提及，徐特立每到一个新地方从事教学活动，他都要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人性风情进行了解。他把做好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看成是做好工作，战胜敌人的重要一环。他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办法。” 　　而且在扫盲过程中，徐特立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与众不同的文化教育观。那就是文化高不一定文字水平高，反之，文字水平低不一定文化低。文化不能单从文字上提高，还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提高。这是他从苏区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群众都会唱歌，都能听懂一般的名词术语和口号的广为存在的而又为人们忽视的现象中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徐特立根据这个观点，在编写识字课本时，就往往采用人们所熟悉的如“男女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等语句为内容，有意识地把识字和经济、生活、政治、社会现象等结合起来，让群众根据自己已知的去感知未知的，逐步地认识和掌握文字。因此效果很好，文字水平提高较快。 　　注释： 　　[1][2][3]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95页、88页、90页。 　　[4]徐禹强．内部资料《徐特立教育丛书——坚强的老战士》，2007，第44页。 　　[5]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道林镇高茅屋人。字咏庵，别号无烦。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后因桂系军阀逼迫退出湖南改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5年因脑充血中风病逝于南京。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