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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创办列宁师范

江来登，孙光贵

列宁师范是徐特立在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一手创办起来的。到2006年，列宁师范的红牌子还挂在江西瑞金叶坪洋溪的刘氏宗祠的门楣左上角。刘氏宗祠比较大，前后两进，中间有两个天井，还有一些小房间。现在的刘氏宗祠里面已经看不出当年办学的痕迹，唯有刘氏宗祠后面破败不堪的原作为列宁师范办公的两层小楼内的徐特立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斑斑驳驳的粉壁墙上残留下几条红军用毛笔写的标语历历在目，其中有几个字还有点像徐特立的手笔。 　　像徐特立办的其他学校一样，列宁师范也是因陋就简办起来的，不过比其他学校更简陋。由于战斗频繁，曾两度迁移校址，师生生活和教学条件都很差。如第二期，就办在瑞金城里的几间破屋子里。没有讲台，没有课桌，没有板凳，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徐特立兼任校长，也担任教员，还要管理伙食。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仗，其他人都把眼睛盯在缴获的武器弹药上面，徐特立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缴获的书籍报纸方面，以便从中找出一些材料作为编写教材的参考。由于物资极度缺乏，徐特立编出来的书都是用毛边纸油印出来的小本子。列宁师范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徐特立亲自讲授了好几门课程，林伯渠等同志也曾到校讲课。 　　参考书更是奇缺。徐特立千方百计找来一些，可是办公室没办法摆，堆在一起很难检索。邻居朱锦富是一个旧私塾先生，与徐特立一见如故。他把家里一个闲置的竹兔笼洗净擦干送给徐特立。徐特立高兴得很，把书分类放在里面，在竹片上标出类别，还把自己的旧衣服盖在顶上遮挡灰尘，这样一个世间独一无二的“书架”就收拾出来了，列宁师范的师生随时可以进来查看借阅[1]。 　　列宁师范的学生，第一批是从红军和各机关和单位挑选出来的，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的几批，是从县区农民中招收来的，文化水平就参差不齐了，甚至还有文盲，要从新文字教起，先行扫盲，这样给教学带来不少的困难。徐特立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没有任何的畏难情绪。缺乏老师，他各种课都上。最难为他的是没有音乐教师，他必须教学生唱歌。他识谱子，懂乐理，就是因为缺了两颗门牙，唱起歌来很不方便，没有办法，他也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主席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那个时候刚刚从苏联回国，在《红色中华》任编辑和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亲眼见过徐特立教学生唱《国际歌》，“花了不少时间，一方面是学生程度不高，不能理解；另一方面是徐老讲话湖南口音浓重，缺了门牙讲话又不关风，学生有时听不清楚，其中‘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一句歌词，就教了好多遍，他又讲又写又带读，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教会了学生。我很为他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李伯钊唱歌是行家，后来被徐特立聘为列宁师范的音乐教员。 　　列宁师范师生在徐老的领导下，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晨光熹微之时，起床号就划破长空。大家都踏着露水，到刘氏宗祠前面的大坪上做早操。然后又分散到晨雾缭绕的阡陌之上，林莽之间，各自看书学习。上午，按照课程表上课；下午，分成小组开讨论会，互相帮助学习，以消化上午所学的知识；晚上，八到十个人共一盏小油灯，自修功课，完成老师留下的作业。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徐特立还要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区或乡的列宁小学进行实习批评，在实习中向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学习。为了保障列宁师范毕业的学生能够胜任苏区的教育工作，徐特立推行的实习方法很有讲究。学生先分配到附近的学校实习，便于师范老师随时检查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待到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以后才分配到边远一些的地方去。平时列宁师范的学生，也开展军事训练，像士兵一样，要练习射击、刺杀、进攻、防御和救护。在军事训练的时候，徐特立总是亲临现场，进行指导。 　　苏区有一段时间食盐的缺乏令人难以想象。徐特立曾经对熊瑾玎说：“我们常常是几个月淡食过活，没有尝到盐的味道。一天，有个同志得到了一点盐，约我到他家吃了一顿有盐的饭，算是很难得的事情了。”[2] 　　李伯钊回忆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苏区军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尤其是食盐供应紧张，最困难的时候，1块银元只能够买到7钱盐。徐特立是中央教育人民部主要负责人，又是列宁师范学校的校长，但生活上总是和学生同艰共苦，一点也不搞特殊，他对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和体贴。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还不见他来，一找，原来他在伙房里帮着做学生的饭菜。他总要看到分配给学生吃的食盐下了锅才放心。因为那时候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盐是很少很少的，是不能克扣的。从这件小事情也看到徐特立多么的爱护学生[3]。 　　和列宁师范学校的情况大同小异，徐特立同年还创办了天后宫列宁小学训练班，即后来的闽瑞师范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调训小学教师，采取上大课方式，由徐特立主讲各主要课程。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培训了30名教员，同时训练改造了200多名旧知识分子；第二期计划招200人，结果来了600人。“那个由二百人增到六百人的训练班，项英[4]、邓子恢[5]等都来上课，缺课就由我教。分十二个组，训练十二个学生做助教，课由我上”[6]。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这所简易的师范学校，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600多名教师。前面所述，苏区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办了那么多学校、俱乐部、识字班，需要成千上万的忠于革命热爱教育的教师，都是徐特立在极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来的。在别人看来不可能，而对于徐特立来说却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他改进了当年在长沙800所小学的教师全出自他门下的成功办法，为苏区培养了根据地迫切需要的大量教师，使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战争环境下为军队和革命机关输送了急需的各种类型的人才。 　　根据苏区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迫切需要，徐特立还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学校和干部学校。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根据地一段时间相对稳定的时期，在瑞金东山寺中央设立的中央农业学校，徐特立兼任过校长，编印过教材[7]。徐特立不愧是全科教师，他上农业技术课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得益于他对生物学的研究和农村出身。他的农业常识教材上下册编得非常适用，国民党反动派血洗中央苏区以后还有幸保留下来了。中等专业这类学校一般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半工半读制度，为中央苏区的职业教育和干部教育作出了贡献。 　　注释： 　　[1][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34页、99页。 　　[2]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M]．工人出版社，1959，第37页。 　　[3]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15-216页。 　　[4]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黄陂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5]邓子恢，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干部，又名绍箕。福建省龙岩县人。1917年2月赴日本就读于东亚补习学校。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部长。红军长征时期，留在赣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3月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1964年12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7]见徐特立纪念馆实物展览。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