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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区的教育体系和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1]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在一次谈话时说：“我做三年教育部长只下过一次训令，颁布制度。省教育部发到下面的指示信三份，一份自留，一份发下，一份寄给我。我随时给以指示。”[2]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在全体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徐特立当选为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还先后兼任过闽瑞师范、中央列宁师范、中央农业学校校长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部长瞿秋白留在上海直到1934年2月，才到中央苏区就任，徐特立改任副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并住在苏维埃大学负实际责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特立一直代理部长，全面领导教育部的工作，为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而到处奔忙。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没有订出教育系统，因天天在变。我在1934年第一号训令才颁布制度”。尽管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第一号训令颁布的制度实行的时间极为有限，但是，它是一个总结，是在几年来苏区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苏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明确了苏区教育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标志着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一、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机制 　　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全盛时期的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余万，下设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其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成了苏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和徐特立就教育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央教育部根掘党中央批准了《省、县、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在徐特立签署的第一号训令“健全教育行政机关”的指示下，苏区教育管理体系得以形成。 　　在以徐特立为首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下，除创办了大量的小学、扫盲学校和初中、师范以外，还创办了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专科学校，形成了党、政、军各类学校及儿童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教育体系，详见下面图表。 　　二、坚决贯彻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 　　徐特立认为：“教育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问题的教育不要。矛盾经常产生，问题经常产生，需要不断解决，这就是革命教育，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妥协而是斗争。”[3]那么贯彻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就是为了解决苏维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苏维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革命战争。 　　徐特立在中央教育部第一号训令中指出：“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其全力来对付革命，战争日益扩大剧烈，打破敌人进攻……成了苏维埃十分紧急的任务，这就越发加重了□□□……□□□教育上动员群众的责任。对于文化教育的怠工，简直是革命战争的罪人。”[4]他不顾来自党内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徐特立所实行的自己的一系列主张，正是对苏区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和苏区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也是无产阶级教育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光辉的经典之作。 　　三、明确了苏维埃教育的中心任务 　　徐特立在中央教育部第一号训令中指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健全教育行政机关，发展俱乐部、识字班、夜学、小学运动，供给材料，培养干部，是目前的教育中心工作。”为落实教育的中心任务，徐特立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一)开展包括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干部教育。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搞好苏维埃建设，最重要、最迫切的需要是培养领导斗争和建设的各级干部，因此创办了上述各种各样的学校。这些学校虽然培养目标不一，教学课程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以短期训练为主，教学形式多样，教学内容集中，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师授课与学员自学、讨论相结合，使干部教育更好地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 　　(二)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社会教育。在徐特立为首的中央教育人民部的领导下，着重以扫盲识字为中心，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其动员之广泛，组织之严密，形式之多样，成效之显著，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如农村的扫盲，除各级教育部设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外，先在各村、乡设立“识字运动委员会”，后从乡到中央均设立“消灭文盲协会”，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各村、乡均设有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组)、识字牌(站)、俱乐部、列宁室等。农民文盲，不分男女老少，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各自参加其中的一两种形式的学习。教授方法灵活多样，有教师教，也有群众互相教，所有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以民教民，互教互学”。 　　(三)实行免费的小学教育。在苏维埃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徐特立的精心策划与指导，苏区各乡村都办起了小学。为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徐特立领导的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小学教育制度草案》、《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劳动小学校制度》、《列宁初级小学组织大纲》、《列宁高级小学组织大纲》等一系列教育法规和文件。规定了在苏区实行小学教育免费制度。这对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培养革命的新后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系列教育法规和文件的发布，也标志着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关于普遍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徐特立尽自己的可能和党内“左”的思想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在苏区，有些人为了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决定对工农兵子弟和革命阵营内部一切人都进行免费教育，只有地主富农除外，他们的子弟读小学要收学费。徐特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据理抗争，坚决不同意，认为对这些人家的小孩子的教育应该一视同仁，也不能够收学费。徐特立回忆说：“江西过去也有过左的教训，富农地主子弟收费。土地已没收了，哪来费缴。我看到《共产党宣言》上说‘一切儿童施以免费教育’，才纠正了。”[5] 　　四、开创新的工农苏维埃教育 　　毛泽东、徐特立等领导的苏区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其“子弟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直到年满18岁，由国家介绍职业为止”。苏区的教育结束了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历史，开创了工农及其子女在教育上完全享有和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甚至优先权的新时代。 　　(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革学校管理制度。苏区学校普遍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1．学校的领导制度。有的实行校长制，由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及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处理一切校务；有的实行委员制，学校的重大问题均经学校管理委员会商议解决。2．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但要教，而且要学，坚持教学相长；学生要尊师，也可提意见，目的是改进教学工作。3．发挥学生的组织作用，培养自治能力。或成立学生会，或成立学生公社，规模大的学校还成立共青团、儿童团组织，领导学生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管理法大纲》规定：“苏维埃的小学管理法，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儿童的自治能力，养成学生自觉地遵守团体纪律的习性，确立整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的集体生活。”[6] 　　(三)根据革命与生产的需要，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在教学方面：1．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进行无产阶级的赤化教育”，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加强阶级斗争的决心。2．增加军事教育。如《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设有“社会工作”课，让学生从事扩大红军、慰劳红军，参加地方苏维埃和地方赤色戒严等活动。3．增加职业课和劳动实习。如《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设有“劳动实习”课，以“教育极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子弟，使他们成为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作的双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意志的完全的新人物”。在教学方法方面，各地各校均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所规定的10项教授法为指导。《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规定，小学教授法的原则是：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系；教育与儿童创造性的发展。各校教师都要注意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四)改变苏区教育界弄虚作假的风气。徐特立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为了表彰先进和分拨经费，他先听取下面关于教育发展情况的汇报，发现有的县、区、乡虚报数字，如有个乡汇报有80个学员，其实连8个也没有；有个县汇报有1700多个识字组，也是假的。他对这些县、乡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进而在干部中提倡讲实话的良好风气。 　　五、注重编审教材 　　在徐特立为首的教材编审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编辑室，吸收有知识专长和教学实践经验的人参加，大力抓了教材的编写和印刷工作。他鼓励各县自行编印教材，以解决当地的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审、印刷的教材共有109种。其中红军教育45种，干部教育和专业教育32种，工农业余教育16种，小学教育16种。至于扫盲教育的种类则更多，几乎各县、乡都编有扫盲教材。这些教材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强和文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等特点，对苏维埃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繁忙的工作中，徐特立不仅审订了大量教材，而且亲自编写了《政治》、《苏维埃政权》、《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农业常识》上、下册以及《教授法》等多种教材。在教材编审中展现了他光辉的教育思想。突出的是：把教材编审作为苏维埃教育的一件大事来抓，在教材中注重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将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教材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如他在审订《共产儿童读本》1-6册之后指出：“此书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徐特立关于教材建设的思想，也是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苏区，徐特立对教师队伍建设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办师范学校和教育干部学校，培养、培训各级学校的教师和教育干部。除中央教育部先后创办的闽瑞师范、中央列宁师范、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外，各省苏维埃政府也开办了相关学校，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省、县的培养培训师资网，源源不断地为学校输送师资。二是从工作上、生活上关心教师，为教师解除后顾之忧。如《小学教师优待条例》规定：“小学教师的生活费，依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乡苏维埃应发动群众帮助小学教师耕田。”“教员有疾病，有权到国家医院医治，不取诊断费和药费。”“小学教员每半年给奖一次，奖金为半年生活费的5.20％。一个教员连续取得一等奖两次的，按原增加原有奖金2／10至3／10。”[7]在区以下成立“红色教育联合会”，凡列宁小学的校长、教员都参加。其任务是：“团结小学教员，研究教授和管理儿童的方法，有政策有计划地领导儿童参加革命运动工作，并发展苏维埃小学的建设，改良教员本身的生活，实行教员群众互助。”[8] 　　尊重知识分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发展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在党内存在“左”右干扰和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徐特立坚定地加强教师队伍的建社，进行创造性工作，表明徐特立教育思想对教育工作有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 　　七、重视对教育的领导和管理 　　中央教育部在《教育工作纲要》中明确规定：“教育部必须取得共产党及共产青年团方面政治上的领导和协助”，并就如何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与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建立和健全各级教育行政组织。中央教育部制订并经党中央批准颁布了《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把人员调集起来”，并“注意从工农群众积极分子中、从下级干部中选拔优秀分子，派他们去做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 　　(二)建立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包括方针、政策、任务、制度、发展规划等，均由中央教育部决定和制定；对于教育经费、教材、教师等办学条件的保障，均由各级教育部按照规定权限分级管理。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由县、区、乡三级管理，以区为主。关于兴办学校，初、高级列宁小学以区立为原则；短期职业小学、小学教师假期训练班以县立为原则；短期师范、初级师范以省立为原则；苏维埃大学、高级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均为国立，由中央教育部直接管理。 　　(三)培养教育行政干部，提高管理水平。中央教育部办有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分批轮训各级教育干部，各省也办有教育干部学校或短期训练班，据《红色中华》记载，1933年开办这种短期训练班50个。对新调进的教育干部，中央教育部发出第三号训令，要求采取四种办法加以训练：“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用行政纪律来教育”、“开办短期的训练班”。 　　(四)制定教育法规，依法进行管理。1934年初，中央教育部把过去制定的“纲要”、“条例”、“章程”、“办法”等24个文件汇集起来，定为《苏维埃教育法规》予以公布，要求各地贯彻执行，从而把苏区教育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五)建立有关制度，开展革命竞赛。中央教育部在《教育行政纲要》中规定了巡视制度，报告、统计制度和工作会议制度。同时要求“各级教育部联席会，要有竞赛精神，订立竞赛条约：省与省竞赛，县与县竞赛，区与区竞赛，乡与乡竞赛，村与村竞赛，这校与那校竞赛，以至一校之中，这班与那班竞赛”。但也指出，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适用，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工作，其竞赛的标准和评分很难定，这一点要好好掌握。 　　(六)建立科学的教育考核标准。徐禹强在其著作《坚强的老战士》一书中记载了徐特立的学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将军王耀南的回忆，他说：比较而言，“教育立法很容易，设立学校也不难，但是有一个科学的考核标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特立亲自抓这项工作。他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国文读本》为基础，又把报纸上的单词剪下来，去掉生僻单字，找出2500个常用字，再挑最常用的1000个字，作为扫盲的标准，认识1500字为小学毕业，认识2000个字为高小毕业，都认识的为优等生。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大力推广，苏区教育走上了正规”。 　　(七)创办文化教育刊物，借以推动指导工作。中央教育部于1933年出版了《苏维埃文化》，次年6月又创办了《教育通讯》。文章内容充实，指导性和战斗性都很强。 　　徐特立在苏区短短几年的工作中，摸索、总结和创造了十分宝贵的革命战争中的办学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教育思想体系——既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并为落实这一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规定了必须采取的教育政策、教育形式和方法以及有关的重大措施。经过实践证明这些教育思想和理论都是正确的，构成了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 　　上面这段结论是我们后人分析出来的，在编写本书时，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发现周恩来早在1938年就指派专人总结徐特立在中央苏区的教育理论和经验。那是戴伯韬[9]1978年11月8日为“纪念教育界革命前辈徐特立同志逝世10周年”发表在《文汇报》的《朝晖遍地忆高师》文章里夹在其中的一小段话。徐特立到重庆汇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周恩来交代教育家戴伯韬“和另外一个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找徐老总结他在苏区办教育的经验。我们和他谈了近一个月的教育问题……可惜那次谈话的记录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遗失了”。有人说徐特立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是对徐特立教育思想了解不深的说法，如果那近一个月的谈话记录经过教育家戴伯韬的整理，洋洋洒洒的徐特立的系统教育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问世了。这是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的第二次重大损失，第一次是他在周南任教时出版的《教育学》也因为兵连祸结而无一本存世，实在太可惜了。今天后人凭雪泥鸿爪，苦苦求索，虽有所获，纰漏在所难免，哪如原著原汁原味? 　　注释： 　　[1]本节内容部分选用了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2006年为徐特立纪念馆扩馆成立的六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由孙海林、孙琦撰写的论文《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 　　[2][3][5]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94页、76页、90页。 　　[4]徐特立签署的第一号训令原件在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徐特立纪念馆存有照片。 　　[6][7][8]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44页、212页、214页。 　　[9]戴伯韬，江苏丹阳人。1907年7月15日生。1928年在南京晓庄师范毕业。1931年到上海，编辑《儿童》、《师范》杂志，参与陶行知创办的自然科学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董纯才合编小学自然科学课本、农民常识课本。1932年还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6年参加救国会，和陶行知等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主编《生活教育》。抗战后，在武汉、重庆主编《战时教育》期刊。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为生活书店编辑妇女教材、儿童教材、民众识字教材、保育院教材等。1941年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盐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盐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苏皖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在解放区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主持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建国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和社长叶圣陶一起，编出两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为新中国的教材建立新体系奠定了基础。1972年，奉命重新筹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五届委员。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1987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论著辑为《戴伯韬教育文选》。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