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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克服重重困难扫除边区文盲

江来登，孙光贵

陕甘宁边区的现状表明用王明的“左”倾路线，不允许富农以上知识分子当教师绝对行不通。纵观徐特立的教师观，尚未发现其明显地强调阶级性的言论，从来没有说过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不能当教师。他曾经愤激地说过：“现在不问反动不反动，只要有知识，即使反动，四枝驳壳枪跟着他，并优待他，还是可用。”[1]尽管后来毛泽东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也没有违心地说过类似的话。要发展边区教育，当务之急是需要教师。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充分发挥非贫苦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是大力培养新教师。 　　要使用非贫苦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当教师，在“左”倾路线和极“左”路线占上风的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客观地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没有胆小这样做，有这种权力的人又不会去做。而徐特立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大无畏的态度，凭着他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想法，凭着他无可非议的崇高威望，他能够这样做，也敢于这样做。我们以徐特立为了让一个旧知识分子重新走上讲台费了多少周折为例，就知道徐特立在当时要这样做要有多么大的魄力，要排除多么大的阻力。 　　在瓦窑堡有个清朝末年巡警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侯锡康，多年在当地任小学教员，陕北早期革命的领导人郭青廷、吴岱峰、贺晋年都是他的学生，侯锡康也心知肚明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些人经常秘密到他家去，侯老师给他们好的吃，好的喝，招待得无微不至，有什么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侯锡康在政治上既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国民党，是个中立派。陕北土地革命开始了，侯锡康也不敢教书了，怕共产党把他家当成土豪劣绅来对待，便在瓦窑堡街市上升了一个小饭馆，每天以小买卖过日子。1935年冬天徐特立来到瓦窑堡以后，经过调查，认为侯锡康在国民党时期没有什么恶迹，在子长县教育界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群众都欢迎他教书。有一天晚上徐特立派通讯员去请侯锡康来谈谈子长县学校教育工作的发展情况，征求侯锡康的意见，争取他再继续当教师。可是这个通讯员是新来的农村小青年，没有经过训练，也不懂礼貌，他对侯锡康说：“走!跟我走，请你把大白褂子脱下来!”侯锡康内心恐惧，也没有敢问一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家里人老老少少也都怕得颤颤抖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大瞪两眼，一声也不敢吭。徐特立和侯锡康见了面就说：“侯老先生!我久闻你是子长县的老教育家，是有功之人，你的学生在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中也不少，今天想和你商量，你是否丢下勺把子，再拿起笔杆子，把子长县的教育工作搞上去，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此，侯锡康就担任了瓦窑堡完小的老师，学校面貌迅速有了改变，学校的人数增加了一半以上，外县的人也把孩子送到他那里读书。可是党内有人向毛泽东反映说：侯锡康在国民党时期，随便出进县衙，和土豪劣绅是一个样吃得开；到了共产党时期，徐老仍然把他当完小的老师，也吃开了，是个“红人”，这是失掉无产阶级立场的行为。 　　毛泽东知道了党内有些领导人对徐特立使用侯锡康有些不同的看法，耐心地对大家解释说：“把侯先生争取过来，这是我们党内在子长县教育界方面的胜利。如果国民党把侯老先生争取到他们那边去。就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而我们把候先生争取过来，就增加了革命的力量，减少了敌人的力量，对人民是十分有利的嘛!希望在陕北多做这样的争取工作，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的事业服务。” 　　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后，徐特立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使用侯锡康的情况通报陕北各县效仿。后来，徐特立把子长县农村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摸底排队，选出适合当老师的和现有小学教师调来，集中训练了一个月，再派回原籍任小学教员，使子长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快发展。1936年以前，全县原有小学2所，教员7人，学生40人。到1937年初，子长县小学共有19所，教员34人，学生507人，学校和教员、学生猛增10倍以上。其他各县教育事业也都有了蓬勃的发展[2]。 　　为着迅速地培养出急需的第一批小学教师，1935年冬天，他在瓦窑堡举办了一个小学教师寒假训练班。徐特立亲自担任训练班的班主任，从教材编写到讲课，他一手操办。经过徐特立亲手培养的这八十多名学员成为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拓荒者，成为边区各个地方发展教育的骨干。1936年冬天，徐特立招收了一批病残战士和地方青年积极分子，创办了扫盲师范，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师范教育的最初尝试。办扫盲师范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没有课桌，徐特立居然带领学生到河里搬来石块架起来当课桌；他自编自教，这批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新文字，成为运用新文字扫盲的一支生力军。 　　扫盲师范越办越兴旺，1937年2月2日，这个开初用石块垒起来的师范改名鲁迅师范，7月校址由延长迁至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教学班由1个班增加到8个班，学生由23人增加到360人，学生程度由文盲提高到初小、高小毕业水平，还有少数中学毕业生。鲁迅师范很快成为一所遐迩闻名的学校，声誉远播全国。1939年夏，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为边区第一师范。9月，教育厅决定在关中、三边两分区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至此，陕甘宁边区的师范教育已粗具规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徐特立的重点发展师范教育的战略思想初步得到了实现。 　　师范教育的发展无疑带来了小学教育的大发展。边区的生存条件差，办学的条件自然更差。作为教育厅长，徐特立在政策上、理论上、方法上进行了十分正确的指导。他颁布了《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不分男女、成分，施以同等免费的教育。在《国难教育的原则和方案》一文里，徐特立明确提出了怎样克服困难办好学校的思想和办法：“在没有粉笔时，利用木炭、粘土做粉笔；没有毛笔、纸张时，就用沙盘或土盘练习写字……没有书的时候，就不依靠书本，凭着理解力和记忆力来学习，只要教员有一本书，就可以进行教育。至于桌椅更不是问题，没有书房，可以进行野外教学。”[3] 　　为了解决前方抗日将士的后顾主忧，1937年3月21日，徐特立亲自创办了边区第一所干部子弟小学——鲁迅师范附属干部子弟小学。他在延长鲁迅师范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帮孩子们盖被子。当时边区物资供应紧张，徐特立有饭先让孩子们吃，有衣先让孩子们穿。当年曾经在小学班学习过，现任中纪委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组长、国家科委特邀顾问的谢绍明[4]回忆说：“徐老的革命精神对我是很好的革命教育，从此，我见到革命同志有困难就帮助，逐渐成了一种习惯。”[5] 　　为了引起社会对小学教师的重视，为了解决在延安受训的各县数百名小学教师一时的生活困难，徐特立在1941年8月27日为他们发起了募捐慰问活动，他带头捐款100元，毛泽东闻讯当即捐400元，朱德捐了200元。此举对提升小学教师敬业精神，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对提高边区小学教育质量都很有促进作用。 　　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还有人为的障碍。1940年，正当中小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却走上了所谓“正规化”即“国民党化”的错误道路。这股风发端于边区师范，到1941年冬天，便在各校蔓延开来。有些领导不但不纠正，反而作出一些明文规定，造成不良的影响。据统计，学校由1942年的1198所减为1943年的752所，学生由40366人减为16816人。为了纠正这股歪风，徐特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徐特立指出这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脱离了边区的实际。 　　陕甘宁边区教育部门清苦，教育部门的领导必须以身作则，才能够带领广大干部和教师共同艰苦奋斗，作为边区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身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李之钦[6]后来在《对徐特立同志的片断回忆》一文中有所介绍：“1936年春党中央迁到志丹县时，教育部只分到两三间房子，条件很差。我们同徐老三四个人住在一间房内。这间房子有两盘炕，我和张庆孚、王俊杰三人住在一盘土炕上，徐者和他的一个‘小鬼’，住在对面的另一盘炕上。这个屋子是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的工作室和食堂……徐老常常在公余之暇，去野外拔野菜，回来又亲自用公家给他补助的一点油，在厨房炒熟，拿回宿舍，同大家一起‘会餐’。” 　　徐特立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注释： 　　[1]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98页。 　　[2]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322页。选自王国桢的署名文章《忆徐老》。 　　[3]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399页。选自王云风等的署名文章《边区教育的奠基人》。 　　[4]谢绍明，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后任中共赤峰市区委书记。1948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副厂长，沈阳新乐电工厂厂长，第八机械工业部生产局局长，国家科委三局、科技管理局局长，中纪委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组长，国家科委特邀顾问。 　　[5]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400页。选自王云风等的署名文章《边区教育的奠基人》。 　　[6]李之钦，陕西延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长县苏维埃政府、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科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建国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甘肃师范大学、甘肃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北师范学院名誉校长，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