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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延安办教育是一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江来登，孙光贵

在陕甘宁边区这块未开垦的教育荒漠上，徐特立种植的花木硕果满枝；执掌自然科学院，促使徐特立通晓任何级别的学校的办学规律；“三位一体”教育理论的创建与成功实践，是徐特立教育思想领先于世界的标志。延安时期，不但是徐特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生涯的顶峰，也是他作为人民教育家教育生涯的顶峰。 　　第一节 在西方教育家感到颓丧的地方办教育 　　徐特立在边区(边区有多个，人们常指陕甘宁；苏区也有多个，人们常指以瑞金为中心的江西根据地)办教育，始于抗战，终于建国。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抗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被打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的越战越大，后阶段徐特立为建国办教育的方向越来越明确。 　　教育家戴伯韬在“纪念教育界革命前辈徐特立同志逝世10周年”发表的《朝晖遍地忆高师》文章中记载了徐特立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讲话：“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你们在后方提倡抗战教育，发动师生和群众组织起来抗日，这就很对嘛。”[1] 　　在边区办教育，教育基础和民众的阻力和苏区相比差别很大。 　　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以后，马上着手调查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状况。陕甘宁边区所辖共23个县，近200万人口，初级、高级小学却只有120个，文盲竟占总人口的99％!要在农村找一个读书识字的人真是难而又难。在江西苏区扫盲，还能够找到一些旧私塾先生，稍加改造就可以派上用场，而在陕甘宁，连那样的旧私塾先生都凤毛麟角。一般人都认识到，陕北文化教育的这种落后状况，是由于自然条件差和生产水平低等因素造成的。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广人稀，人口散居。从生产力状况看，劳动力消耗格外大，孩子都得帮着父母拦羊挡牲口，或者帮助母亲喂猪干杂活。祖祖辈辈养羊赚钱讨媳妇，讨了媳妇生儿子，生了儿子又放羊，赚了钱又讨媳妇，周而复始，似乎不读书识字日子照样过，因此，这里的老百姓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负担是最大的问题。 　　红军未到之前，刘志丹[2]早在1928年4月，就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后来把陕北、陕甘边区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如果从1928年算到1935年，共产党领导那片土地已经7年了，可是徐特立到陕北以后，发现那里的学校的教育工作不但比不上江西苏区，而且比国民党时期教育工作还落后一些。由于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给边区政府的行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实行选举，由于绝大多数人一字不识，只好用投豆子的办法进行选举。徐特立通过广泛调查和仔细分析，认为当时陕北的领导主要抓对敌斗争，腾不出手来抓教育，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当时的劳动农民在旧社会受地主、土豪劣绅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每天用手在地主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哪里还能谈得上送娃娃上学?自从陕北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分得了土地、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吃和穿的问题有了很大改善，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但是在那里有高小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富农以上成分的人，贫苦农民仍旧过着睁眼瞎子的生活，文化上翻不了身。原因在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不允许富农以上的知识分子来当人民的教师。翻了身的农民想从文化方面彻底翻身，必须送子女去上学。但是没有贫苦农民出身的老师，这才是陕北没有做好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原因。此外，这里没有印刷厂，一切书籍文件，都要靠油印和石印；这里也缺少纸张，要依靠自己造纸。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其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但徐特立在总结中央苏区开展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广泛的群众路线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方法，一步一步地把陕北的教育事业发展起来。边区教育起步不久，所取得的成绩就十分惊人。1936年7月2日，徐特立在志丹县城，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亲切交谈，斯诺认为，在陕甘宁边区办教育，“若是换了任何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颓丧和力不从心”[3]。 　　但是，这位老教育家独具只眼，出语惊人，他说：“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出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王云风在《边区教育的奠基人》一文中记录了这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言壮语。事实上徐特立确实做到了。为什么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徐特立就有如此的信心呢?原来他在调研中发现，边区很多地方有办冬学的习惯，徐特立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此地芸芸众生决非愚不可教，老百姓的心里还是有求知欲望的，发展边区教育是大有希望的。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徐特立的领导下，经过几年努力，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了。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他指导各地分别情形，采取公办、私办、巡回流动、半工(农牧纺)半学、全日制、半日制等各种形式，尽可能地多办、办好小学校，尽可能多地让农民的孩子入学。一时间，陕北出现了办冬学(扫盲)的热潮，也出现了办小学校的热潮。根据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徐特立在延安》中王云风等人的统计，陕甘宁边区由原来的120所小学，到1937年春季，小学增加到320所，拥有学生5600人，秋季，学校增加到545所，在校学生10396人。到1938年春季，学校进一步增加到700所，学生增至14207人。仅就延安而言，以前只有7所小学，共有学生70名。此外，天主教堂也办过7所小学。但是，因受内战的影响，这些学校后来都停办了。1935年冬天，苏维埃政府重新办起5所小学，学生人数也恢复了旧有的状况。到了1936年5月，学校就增至25所，共有学生500人。到1938年，这里的学校已多达55所，在校学生共有1253名。从1935年到1942年统计，学校数目与学生人数连年递增，到1940年秋季，全边区的小学增加到1341所，学生人数多达43628人，这与1935年相比，增加了10倍以上。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这在中外教育史上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曾专写了《人生五十始!》一节文章，介绍徐特立其人和在革命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斯诺指出，在陕北这样的地方办教育，“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4]。 　　注释： 　　[1]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06页。 　　[2]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字子丹。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曾参与北伐战争、领导渭华起义。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3][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华[M]．第180页。 　　[4]陈志明．徐特立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19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