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

第四节 延安自然科学院为建国育才

江来登，孙光贵

1937年9月，徐特立与林伯渠、吴玉章[1]、董必武、成仿吾[2]、张云逸[3]等人发起，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施以短期的革命教育，而且由成仿吾当校长，所以那还算不上徐特立正式执掌过的正规的高等教育。193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初期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校址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筹建，筹建班子主要由副院长陈康白、教育处长屈伯川、干部处长卫之、总务处长陈宝诚、杨作材等组成。首先由李富春[4]引任院长，但由于其他事务繁忙，对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他参与的程度不是很深，关于李富春的很多履历介绍都不曾提到他担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1940年12月徐特立接任院长，到1942年11月离开，他以后是陈康白、李强先后接任院长。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有两年时间，是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期最长的校长。他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院长的两年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由创办到成型的两年。徐特立带领全校师生，一边建校，一边教学，一边生产，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党中央请学贯中西，艰苦创办过很多所学校，有丰富经验，资深望重的实干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院长，使延安自然科学院很快创办成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发展自然科学的序幕。也使徐特立成为通晓任何级别学校办学规律的教育家。纵览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像徐特立这样有从办扫盲学校到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到高等院校的办校经验，而且学贯中西，通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家，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在中央的关怀与努力下，自然科学院几乎汇集了边区全部科技精英，像屈伯川、陈康白等都是留德化学博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们同甘共苦，齐心协力，为边区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由于边区科技人才奇缺，大生产需要人才和科学院也需要人才的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等，各处都需要技术工人，仅有的一点点技术力量怎么使用?武衡在回忆文章《难忘的岁月》中介绍，由于认识不一致，徐特立接手的时候，曾经有过自然科学院办与不办的大辩论。一种是以物系主任乐天宇等几位同志为代表的意见，认为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是学院式的，不切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一句话，他们认为延安没有条件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主张取消延安自然科学院，只办中等职业学校。另一种是生物系教师康迪为代表的意见，他认为自然科学院的教育并未脱离实际，同学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本知识是必要的，谈不到原子核等高深理论。而在边区的实际工作中，正是由于缺乏基础科学知识，才遭到挫折和失误。至于办学条件，如果拿国民党统治区的或外国大学的标准来衡量，则是不实际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边区就不能办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不应该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为此，徐特立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文中指出：“先进的政党，每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个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用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5]坚定地表明了自己主张在延安办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 　　明辨了是非，明确了目标以后，徐特立又以他一贯的艰苦创业和大无畏的精神，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取得了他一生办学的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成就。这是一所非常简朴的学院：砖块木头当凳子，弯着双膝当课桌；没有纸笔，就用鸡毛管或树枝在地上写算；没有房屋，大家动手挖窑洞。从山脚到山顶，窑洞叠了好几层。每孔窑洞，教师住3人，学生住8至10人，整个学院占了好几个山头。当时的伙食很差。没有细粮，小米棒子面也不多，平日只有一种作饲料用的黑豆代替主食，难吃难消化。至于蔬菜，经常只是一碗山药蛋汤。徐特立处处以身作则，与张凌光、沈哲民两位青年教师同住一个窑洞。晚上，三人共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每天要到学院各处巡视，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上上下下，从不畏难。天雨，他打着赤脚，坚持到各个窑洞查询教学情况。凡是教学安排、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他都过问。 　　就是这样一所非常简朴的学院，只有机械、化工、农业、地矿4个系，却为抗日和建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制作了大量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物资，培养了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进行了领先世界的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一、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发明马兰草纸。边区原来仅有的一家振华造纸厂，一直用麻为原料生产纸张。国民党的封锁使纸厂几乎断了生产原料。以陕北漫山遍野的马兰草造纸，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试验成功。由于原材料充足，产量迅速由过去每人每天生产500张四开麻纸提高到生产1000张对开马兰草纸。在生产实践中，大批技术工人迅速成长起来，一年后产量即达到原来的好几倍。后来，振华造纸厂又建了一座规模为总厂两倍的分厂，从而满足了边区机关学校和普通民众的用纸需要。1942年，朱德巡视南泥湾时作的一首诗中曾说：“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二)研制成功钞票纸。1940年自然科学院成立了钞票纸研制小组，经过艰苦的探索努力，终于试制出了钞票纸。随之，边区银行决定在延川县永坪建立钞票纸厂。钞票纸的研制生产，使边区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建立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三)改进打盐工艺。由于原来的开采方法落后，经营不善，盐产量很低，无法满足边区军民的需要。为了解决盐荒，中央决定改进打盐技术，扩大食盐产量。经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研究试验，成功改进了打盐技术，盐田规模迅速扩大，3个月产盐即达数万斤。中央闻打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后，立即调集300余军人，开赴盐池帮助生产。由于采用了科学的新方法，平均每年只打两次盐的历史成为过去。三边打盐在严寒的冬季开展得轰轰烈烈。边区政府迅速成立了盐场，彻底解决了边区的食盐困难，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四)组织科学考察，硕果累累。科学院第一次组织森林考察途经15县，历时46天。这次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为南泥湾的开发找到了依据。在考察中，队员发现南泥湾的荒山荒地非常适宜于农业种植。于是返回延安后，考察队即写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方案，呈送中央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南泥湾垦植处成立，359旅开进南泥湾。通过一年的开荒屯田，就把南泥湾建成了“陕北江南”。根据考察所掌握的情况，1945年，农业系又在子长县建立了实验农场，种植的糖萝卜丰收后，农业系师生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用土法制造出了8000斤红砂糖，使边区人民吃上了自己生产的红糖。对边区地矿所开展的勘探工作主要是由延安地矿学会组织实施的。1941年9月18日至10月9日，地矿学会在会长武衡(自然科学院地矿系老师)的带领下，对延长、延川、安定、清涧等地的地质构造、矿藏资源进行了22天考察。考察队回延安后，于29日在自然科学院科学馆召开了总结座谈会。徐特立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肯定考察的学术价值时指出：“今后应更加努力工作，在各机关政府帮助下，使地矿学会能多多作实地考察工作，且帮助政府解决一切工业原料问题。”座谈会最后决定由武衡、汪鹏、英汉组成考察团，重点解决煤和铁的原料问题。武衡据此撰写了《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的考察报告。此前的1940年冬，汪鹏曾赴延长进行油井的勘查与选位。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在七里村选定了5口井位。在油厂厂长陈振夏领导下于1943年7月打出第一口喷井，1944年1月打出第二口喷井，满足了边区对石油的需要。(五)全面兴办企业，初步配套的工业体系在边区得以建立。机械实习工厂是自然科学院兴办的第一个工厂。1940年春，自然科学院接收了当时仅有几个人的油灯厂，将其改造成为学院的实习工厂。1942年起，条件有了改善。工厂先后设立了金工、锻工、钳工、木工，产品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有大批量的煤油灯头、洗脸盆等日用品，还有曲轴、螺钉、螺帽等机器配件以及铜模具、钢模具和各种证章。值得一提的是，工厂为振华造纸厂生产的大蒸锅，直径达3m，高达4m～5m，容量达万斤。这一大型设备的生产制造为振华造纸厂扩大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6月，学院迁至文化沟后又新建了机械实习工厂，生产技术有了明显提高，为棉装生产了10万计铜扣，陆续生产了一些医用器械，如止血钳、手术刀、各种型号的镊子。化学实习工厂是自然科学院创立不久建立的又一个工厂。该厂先后制成肥皂、火柴、砂糖、玻璃等产品，成果颇丰。以该厂为辐射中心，酒精厂、玻璃厂、高炉炼铁厂陆续建成。化学系的师生以化学实习工厂为基地，在简陋的木棚里，制造硫酸、硝酸，从煤焦油里提炼甲苯，进行TNT的硝化实验，将分馏得到的苯硝制成黄色炸药；用蓖麻油和石灰合成钙皂，再从钙皂中提取甘油。这些产品都是当时急需的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战。玻璃厂制造出了针管、疫苗管、瓶子等医用仪器，还生产出了灯罩以及供化学工业使用的一些玻璃器皿。这些产业的兴起为边区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起到了切实有力的推动作用。总之，提到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就无法抛开自然科学院，那些由边区政府或中央机关负责建设的工厂，绝大部分与自然科学院有难以割裂的联系。 　　二、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 　　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办学目标，在徐特立的领导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和干部，在中国科技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部门中，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2006年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纪念馆扩馆，在搜集文献材料和抢救活资料的工作中，有幸得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通讯录，根据老学员们的介绍，下面这些优秀人物都是徐特立任校长期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三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叶选平，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预一班；国务院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一班；国务院能源部部长黄毅成，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三班；国务院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三班；国务院轻工业部部长曾宪林，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工读班；国务院司法部部长蔡诚，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二班；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彭士禄，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三班；著名地热专家，被外国专家誉为“中国地热之父”的任湘，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三班；空军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空军司令刘玉堤，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工读班。至于副部级官员以及教授、高级工程师等等，则举不胜举。 　　注释： 　　[1]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1945年12月随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 　　[2]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经过一生艰苦努力，成仿吾精通了日、英、德、法，俄五种语言。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成仿吾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1928年，成仿吾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到达陕北，在中央党校担任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筹备创办了新型革命大学——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后，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建国后，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他还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3]张云逸(1892-1974)，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4]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广东代理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等职。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 　　[5]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251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